烏托邦歷史的另一份證詞——評格非的《山河入夢》

曾經(jīng)作為先鋒派急先鋒的格非，在他二十出頭的時候就寫出令人驚異的小說，迄今為止，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說《褐色鳥群》、《迷舟》、《青黃》，短篇《風琴》、《大年》等等，依然是中國當代小說中的精品，體現(xiàn)了漢語小說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所達到的藝術高度。隨著先鋒派在20世紀90年代初之后的偃旗息鼓，格非也一度掩卷長思。直到2005年，格非以《人面桃花》重出江湖。2007年，格非又推出《山河入夢》，手法更加沉靜，敘述風格更加平易。難道說昔時“王謝堂前燕”，也要飛入“尋常百姓家”？ 
　　據(jù)格非的構思，《山河入夢》是《人面桃花》 
　　三部曲的第二部。故事發(fā)生在1952年至1962年間的江南農(nóng)村。50年代初，正值少女花季的姚佩佩，承受著歷史變故施加于家庭的悲劇，父母雙亡，從上海來到梅城投奔姑媽，流落于梅城浴室賣澡票，被梅城縣縣長譚功達偶然遇見。這個正直善良的縣長動了惻隱之心，幾經(jīng)周折，姚佩佩成了梅城縣委辦公室的一名秘書。這個故事在歷史選擇和個人的情感困擾之間穿行。譚功達迷戀于烏托邦的歷史激情，計劃修建龐大的普濟水庫，一心要將梅城建成社會主義的桃花源。與此同時，譚功達的情感生活卻陷入現(xiàn)實困境，他一方面對姚佩佩心有所想，卻又與文工團的舞蹈演員白小嫻建立了戀愛關系。譚功達傾盡全力修建的水庫大壩一夜之間發(fā)生潰堤，譚功達只有黯然離職，只好到鄰縣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當巡視員。歷史變故的投影落在譚功達的身上，他與白小嫻的戀情中斷，匆忙中與一個農(nóng)村寡婦成婚。姚佩佩的命運更加不濟，在摯友湯碧云的誘騙之下，姚佩佩被金玉強奸，一怒之下殺死了對方，自此踏上了漫漫的逃亡之旅。譚功達來到花家舍之后，才驚奇地發(fā)現(xiàn)，自己夢寐以求的“社會主義桃花源”已經(jīng)在這里提前實現(xiàn)。花家舍的掌門人行蹤詭秘，從不露面，卻又無處不在。在譚功達看來，花家舍安寧、富足，是個理想社會。但這里種種制度和對人的控制，也使譚功達有所疑慮。譚功達后來與逃亡中的姚佩佩重逢，一段蹉跎的情感終于有了結果，但那必然是悲劇性的結局。 
　　這部小說寫出一個烏托邦年代理想主義者的失敗命運，譚功達滿懷著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向往，那道普濟水庫的大壩乃是一個時代試圖崛起的象征，那是歷史的巨大渴望，譚功達企圖表達這樣的歷史渴望，但他實在不是那個時代的英雄。譚功達不是一個強有力的歷史人物，他身上可折射的歷史內容并不充分也不豐富，他確實像是一個歷史的局外人。格非為什么要寫這樣一個近乎書生般的理想主義者的形象？這與我們過去閱讀五六十年代乃至于七八十年代的小說中的人物都很不相同的形象，他的氣質心性與他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但他卻試圖參與這個時代，而且還試圖表達狂熱的時代意愿。譚功達是一個生不逢時的知識分子，但又是一個政治的小人物。格非企圖去打開歷史另一扇門，這是在我們習慣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學敘事中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物，這樣的人物可信嗎？這可能會是所有讀者提出的疑問。 
　　不過，我寧可把格非的書寫看成是一次考古學式的勘探，文學在這里試圖給出一個歷史的多樣性。我們如何想象過去的年代？如何記憶歷史？如何復述歷史中的人們？在無數(shù)的模式化的記憶中，格非最令人生疑的敘事，可能發(fā)掘出被壓抑的歷史和人物。格非試圖去打開歷史人物的另一面：如何被歷史裹脅，又頑強地在自我天地中存在，甚至像身為縣長的譚功達這種的人物，也都有抵抗歷史全面異化的可能性。譚功達始終還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物，一個有抱負的軟弱的歷史的“他者”。 
　　小說的結構布局無疑可以見出格非精巧練達的手筆，前后的呼應，多處的伏筆，都顯示出格非的匠心獨運。但是，閱讀這部小說，還是看到格非似乎是刻意回避他過去的那種純凈優(yōu)雅的筆調和語言風格。過分追求故事性和事實性。格非以往的小說都以包含著秘密著稱，這是他曾經(jīng)從博爾赫斯那里獲得的關于小說最重要法則，小說的真相就是給出（或隱藏）真相長篇小說處理秘密更加困難，中國的長篇小說走的是宏大的歷史敘事，但這類敘事話語也已經(jīng)接近枯竭，況且也不是格非所擅長。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就是一部關于“秘密的”小說，是小說關于“秘密”（真相）的最經(jīng)典最登峰造極的書寫。這本來是格非的拿手戲，但在這部新作品中，格非沒有施展出這個特長。 
　　但不管如何，作為一部長篇小說，格非努力走在歷史的邊緣地帶，那是他對歷史的理解和新的解釋，他的敘事會成為我們面對烏托邦歷史重新思考的另一份證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