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詩歌史”！

——詩歌研究與詩歌批評觀察之二

　　十多年前，洪子誠教授曾經(jīng)在一篇題為《“重寫詩歌史”？》的筆談中以“？”號的方式對詩歌研究界“重寫詩歌史”的“提法”提出質疑，認為迄至當時為止，“我們至今仍未誕生一部較全面的系統(tǒng)的，且有較高學術水準的中國新詩史的著作，雖然我們已有一些對中國新詩過程的概述性的文章，有許多對詩人、詩潮和流派研究的文字，有關于某一時期(如‘當代’)或某一地域(如‘臺灣’)的‘詩史’著作�！ぁぁぁぁぁは啾绕鹦≌f、戲劇、散文等門類來，我們從事新詩研究的人，多少會有凄涼而慚愧的感覺”。[1]實際上我一直以為，這只是一位在詩歌史研究方面深具自己的“學術理想”的學者基于這種理想而對自己和同行所提出的學術期待與自我質疑。如果我們將這里的“詩歌史理想”從“貫通”現(xiàn)當代的新詩“通史”后撤到“當代”，那我以為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當代詩歌史的研究與編撰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絲毫不亞于如上所說的其他門類，某種意義上，它所達到的學術高度與學術深度甚至為后者所遠遠不及，在此方面，正可以洪子誠教授自身與劉登翰教授的《中國當代新詩史》、程光煒教授的《中國當代詩歌史》和王光明教授的《現(xiàn)代漢詩的百年演變》為主要代表。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重寫詩歌史”的“提法”不僅非常必要，而且它的有效性與可能性已經(jīng)為一系列形形色色的“重寫”實踐所充分證明，2008年下半年的詩歌研究與詩歌批評又一次證明了這種“重寫”的必要與可能。

　　作為兩位極具聲望的學術前輩與詩歌史學者，謝冕先生和洪子誠先生在《文藝爭鳴》2008年第8期和《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分別發(fā)表了兩篇題為《為了一個夢想(中國新詩1949—1959)》和《1960年代的兩岸詩歌問題》的長文，對1950和1960年代的中國詩歌“重新”研究。兩篇長文的共同特點，都是在更加準確、嚴格和更加廣闊的“中國”視野下將海峽兩岸的詩歌歷史進行了充分和有機的整合，這不僅避免和擺脫了以往的研究將兩岸詩歌機械捏合或分開論述的局限，更是對1950—1960年代包括海峽兩岸在內的中國詩歌之歷史演變和基本特征作出了新的闡述，對于那一時代的詩歌史“重寫”，顯然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謝冕先生認為，以政治抒情詩與生活抒情詩為主要類型的“頌歌”和彼岸的“悲情”是1949—1959年間兩岸詩歌分別具有的精神特征與情感基調，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揭示了那一時期中國詩歌的巨大“反差”——“彼岸的悲情對當日中國遼闊的國土上的‘歡樂頌’，產(chǎn)生了極大的反差。二十世紀50年代的中國新詩，就由這樣巨大的反差所構成。從詩歌情感的內質來看，是歡樂與悲哀的交錯；從詩歌的走向來看，是‘一體化’的訴求與現(xiàn)代主義的展開的交錯；從詩歌的總體結構來看，是由內容到形式的整飭與對于自由表達的沖破的交錯。反差造就了豐富。正是這種豐富使我們在大陸的詩歌貧乏中，得到了來自彼岸的同樣是中國詩人給予的補償”。[2]

　　如果說，謝冕先生主要還是在“共時性”方面來把握兩岸詩歌歷史特征的話，洪子誠先生則是在中國新詩的內在本質和歷史邏輯的內部從“歷時性”方面揭示了兩岸詩歌之然與所以然。他認為“當代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qū)的詩歌，擁有歷史文化、語言的共同深厚淵源，也面臨相似的詩歌問題。中國新詩無論是在‘現(xiàn)代本質’方面，還是在社會文化空間的位置方面，既存在著‘邊緣化’，疏離‘中心話語’的行進軌跡，同時也存在靠攏、進入‘中心’的強烈意向。新詩歷史，可以說是維護‘邊緣’地位，與走離邊緣而進入中心的兩種詩學主張、詩歌潮流交錯、沖突、協(xié)商的歷史。與當代大陸詩歌的積極介入政治，參與社會運動，甚至有的時候成為社會運動的組成部分的取向不同，臺灣五六十年代的‘詩歌政治’，則選擇了‘去政治’的路向，在社會文化空間位置和詩歌性質上，呈現(xiàn)了疏離‘中心’的‘邊緣化’特征”。[3]正是在這樣的詩歌史思路中，洪子誠先生對1960年代兩岸詩歌中的“新民歌運動”、“政治抒情詩”、“現(xiàn)代派”和“詩歌活動的展開方式”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在“一個中國”的治史原則下，如何很自然地打通和有機整合海峽兩岸的詩歌/文學歷史一直是中國當代詩歌/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問題與學術難點，謝冕先生和洪子誠先生的最新思考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治史”思路。

　　從2008年第3期開始，《當代文壇》雜志專門開辟“重寫當代詩歌史”的欄目，先后發(fā)表了羅振亞、張清華和敬文東等著名的詩歌批評家與詩歌史研究者的一系列論文，分別對中國當代詩歌史的編撰實踐與已有成果、對“朦朧詩”詩潮和“第三代詩歌”都作了很多頗具新意的梳理、反思與“重新”研究，這使2008年下半年詩歌研究與詩歌批評領域中的“重寫詩歌史”趨向更加突出。

　　這些年來，中國當代詩歌史的歷史“重寫”工作一直在迥然有異而又互有激發(fā)和互相補充的兩條路徑堅韌而蓬勃地深入與展開。這兩條路徑，我們姑且可以簡單地稱之為“正史”取向與“野史”路徑。這里所謂的“野史”路徑，主要指的是一些詩歌史的當事人和見證者們的有關自傳、回憶與口述資料，提供的往往是詩歌史生動鮮活的局部與細節(jié)；而所謂的“正史”取向，則主要是一些學院中的研究者們在辨證與吸納“野史”成果的基礎上出于對詩歌史的“總體想像”所做的或者“具體”、或者又是“全面”與“系統(tǒng)”的研究，是對詩歌史全局的營構、調整與修正。這樣兩條并無軒輊或高下之分的詩歌史路徑不僅共同“重構”著我們的詩歌史圖景，還會經(jīng)常地對我們的文學史編撰不斷提出有力的補充與質疑。我們能夠很容易地感受到，詩歌史研究中如此旺盛的修史熱情和相應的成果，確實為中國當代小說史、散文史和戲劇史領域的研究工作所遠難相比。

　　隨著有關史料的不斷披露與重新發(fā)掘，對于“《今天》派”和“朦朧詩”的歷史“重寫”一直是中國當代詩歌史甚至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學術熱點，在此方面，我以為張清華的《朦朧詩：重新認知的必要和理由》[4]便是其中最具價值與最有力量的成果之一。借助很多最新的史料和深入細致的文本分析，張清華的論文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作為一個文學史關鍵詞的“朦朧詩”概念和當年的“朦朧詩”運動所導致的歷史遮蔽。他的“歷史去蔽”工作，一方面表現(xiàn)在對“《今天》派”其他詩人如食指、芒克和多多歷史地位的突顯與恢復，另一方面，還表現(xiàn)在他對北島、舒婷、顧城和楊煉等人經(jīng)典化過程的深刻揭示上，這樣的揭示，不僅讓我們窺見了其中相當復雜的歷史機制，還以他的獨特史識與精辟見解讓我們對上述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歌史地位產(chǎn)生了新的理解。張清華的貢獻還在于，他把我們的詩歌史研究中一直是眾說紛紜、線索模糊和糾纏不清的“貴州詩群”、“《啟蒙》社”、“白洋淀詩群”、“《今天》派”和“朦朧詩”做了極具價值的歷史清理，非常清晰地呈現(xiàn)了那個年代的詩歌史格局與歷史圖景。

　　與張清華不同，耿占春的《詩歌的蒙難記》則以新的思考總結了“《今天》派”詩歌的社會倫理功能、美學意義與詩學遺產(chǎn)，認為“《今天》詩歌的社會倫理功能和美學意義主要在于，在革命之后，它提供了社會心理自我康復的感受方式及其自我救贖的話語，而不是沿襲意識形態(tài)及其利益集團的話語”，它是對意識形態(tài)話語及其象征敘述和象征語言的反抗、拒絕與消除。[5]耿占春的文章主要論述的是“《今天》派”詩人的集體蒙難，是他對他們難以擺脫的蒙難處境的憤然與致敬。實際上，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蒙難的詩歌又何止只是“《今天》派”？某種意義上，迄今為止的中國當代詩歌史，正是真正的詩歌精神漫長無邊的蒙難史。不過，也許正是這樣的蒙難中，詩歌才獲得了她特殊的光榮。

　　在對“朦朧詩”或“《今天》派”詩歌的歷史“重寫”方面，北島的《關于〈今天〉》對《今天》歷史的講述、[6]張清華對林莽的訪談《見證白洋淀詩歌》、[7]張學昕對徐敬亞的訪談《詩歌：生命、記憶與飛翔》[8]和葉紅發(fā)表于《文藝爭鳴》2008年第10期的《重讀〈朦朧詩選〉——不該塵封的歷史記憶》對在“朦朧詩”的經(jīng)典化與普及化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朦朧詩選》編選出版過程的歷史呈現(xiàn)，雖然都屬于我在前面所說的“野史”范疇，但它們的“正史”意義卻非常明顯，正是它們，才使我們對“《今天》派”或“朦朧詩”的認識更加豐富、更加立體。

　　“《今天》派”或“朦朧詩”之外，2008年下半年詩歌史“重寫”的另一個重點是對民間詩刊《非非》的研究�！稉P子江評論》在它的“名刊觀察”欄目中特別開辟了“《非非》小輯”，連續(xù)兩期發(fā)表了三篇關于《非非》的文字。在《先鋒的歷程》中，創(chuàng)辦并且一直主編《非非》雜志的詩人周倫佑回顧了《非非》雜志二十來年的“風雨歷程”，對于《非非》雜志從創(chuàng)辦、到分裂、受挫和再度雄起的漫長歷程中的種種磨難都有非常詳盡的記述，某種意義上，這正是類似于“《今天》派”詩人所遭受的另一部“詩歌的蒙難記”。北島的《關于〈今天〉》曾經(jīng)講述過當年的他們?yōu)榱宿k刊而偷紙的過程，周倫佑的回顧甚至講述了《非非》的資助者賣血資助刊物的故事。“賣血”和“偷紙”也許都無關學術，不屬“正史”，但其中的詩歌精神，卻讓我們在震驚與動容的同時，對中國當代詩歌和詩歌史有了特別的尊重與理解。在另外兩篇論文——杜光霞的《當代先鋒詩學的體制外向度——〈非非〉的理論探索及其對當代詩歌的影響》和姚新勇《囚禁式寫作境況的燭照與穿越——“非非”閱讀》中，前者以其翔實的史料和理論分析闡述了《非非》雜志的理論色彩和詩學成就，后者卻在體制性的文化背景上對《非非》的領袖人物周倫佑的民刊實踐、理論主張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批判性意義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發(fā)掘和高度評價。

　　某種意義上，我個人一直以為詩歌“野史”的價值絕對不只是單純地指向“正史”。一方面，它雖然需要學術界“正史”意識的辨認、清厘與定位，但又有著“正史”所遠難匡定與衡量的意義與價值。除了前面的描述所涉及的“野史”篇章外，2008年下半年的詩歌“野史”還有柏樺的《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這部25萬字的自傳體長篇隨筆以一次性的規(guī)模完整刊發(fā)于《青年作家》2008年第11期，顯然是一次不容忽視的舉動。這部隨筆曾經(jīng)于200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出版，這次發(fā)表，又增加了5萬來字的篇幅，內容上要更加豐富。

　　柏樺的《左邊》從詩人的少年時代寫起，分別以“憶少年(1962—1978)”、“廣州(1978—1982)”、“重慶(1982—1986)”、“成都(1986—1988)”、“南京(1988—1992)”和“92之后：詩歌風水在江南”等六卷的規(guī)模，通過對自己詩歌生涯的記述和詩人獨特的觀察與思考，才情畢現(xiàn)和相當生動地見證了一個文學時代，其實是一部非常獨特和個人化的“詩歌史”。在這部“詩歌史”中，既有極具價值的詩歌史資料，也有很多對當代詩歌史上的重要作品、重要詩人和重要詩潮的精辟見解。在“重寫詩歌史”非學院化的“野史”實踐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著述與史料，如廖亦武主編的《沉淪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劉禾主編的《持燈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周倫佑主編的《懸空的圣殿：非非主義20年圖志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和鐘鳴的《旁觀者》(海南出版社，1998)、楊黎的《燦爛》(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徐曉的《半生為人》(同心出版社，2005)等，它們對于中國當代詩歌史的歷史“重寫”已經(jīng)顯示出相當重要的意義，柏樺的《左邊》，也屬于此。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領域中，還沒有哪種文類史研究能夠具有“正史”和“野史”齊頭并進、互相促發(fā)、不斷深入和時有刷新的生動景觀。我仍然認為，“重寫詩歌史”不僅具有自身的價值，其對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歷史“重寫”，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突破口。

　　當然，2008年下半年的“重寫詩歌史”實踐并不只表現(xiàn)在上述方面，像李振聲對詩人王小妮[9]和彭燕郊的研究、羅振亞等對詩人馮晏的研究，[10]無疑都有著相當突出的“重寫詩歌史”意義。

　　[1] 洪子誠：《“重寫詩歌史”？》，《詩探索》1996年第1輯。

　　[2] 謝冕：《為了一個夢想(中國新詩1949—1959)》，《文藝爭鳴》2008年第8期。

　　[3] 洪子誠：《1960年代的兩岸詩歌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4] 張清華：《朦朧詩：重新認知的必要和理由》，《當代文壇》2008年第4期。

　　[5] 耿占春：《詩歌的蒙難記》，《天涯》2008年第4期。

　　[6] 北島：《關于〈今天〉》，《天涯》2008年第4期。

　　[7] 林莽、張清華：《見證白洋淀詩歌》，《鐘山》2008年第5期。張學昕對徐敬亞的訪談《詩歌：生命、記憶與飛翔》和葉紅的《重讀〈朦朧詩選〉——不該塵封的歷史記憶》

　　[8] 張學昕：《詩歌：生命、記憶與飛翔》，《作家》2008年第10期。

　　[9] 李振聲：《彭燕郊晚年心境與詩境》，《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10] 羅振亞、劉波：《超越中的思想之旅》，《詩歌月刊》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