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重建“青年性”——我的批評觀

　　毋庸諱言，我們當下的青年群體——包括青年批評家——本質(zhì)上是缺乏真正意義的“青年性”的，而沒有“青年性”的文學和文化是沒有活力和希望的。那什么是“青年性”呢？“青年性”的核心價值是基于共同體責任的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蒙昧、反抗私欲、反抗誘惑、反抗權(quán)力的濫用和公器的私權(quán)化，反抗沒有責任感和理想情懷的庸碌，反抗基于謀求名利和安全性的過度“和善”，反抗那“溫柔”又“殘酷”的世故習氣……需要反抗之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反抗尚未發(fā)生或剛剛發(fā)生，青年就被壓垮了，或“招安”了。

　　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之后就沒有一個本質(zhì)性的青年群體的存在了，尼采所說的“青年之國”、梁啟超所說的“少年中國”、魯迅所說的“有聲的中國”恐怕越來越渺茫，相反，“老大帝國”的情狀日益頑固。那么誰在抑制青年的出現(xiàn)呢？當然是老年人。中國文化歷來是老年性的文化，從古至今所有權(quán)力都控制在老年人或未老先衰的人手里。年輕人要想成為權(quán)力的合法的、合理的接班人，就必須接受這種權(quán)力等級的現(xiàn)狀，必須小心翼翼地復制自己的父輩和祖輩的老路。在任何時候都是如此，即權(quán)力的讓渡需要順從者，而不是掘墓人。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青年是沒有活力的、沒有勇氣的，他們必須“順從”，借用魯迅的話就是：“現(xiàn)在的青年……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派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

　　美國學者沃特森認為：“我們的時代和過去許多時代一樣，上演著一個持續(xù)、殘忍、但又隱秘的老年人對年輕人的戰(zhàn)爭。”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特別重視年輕人和創(chuàng)新的時代”，但悄悄進行的卻是“言論管制和現(xiàn)有秩序的維護�！彼�以，舉目四望，當下能夠訴求和實踐反抗本性的青年人越來越罕見，有的人在各種各樣的壓力之下變成“憤青”——“當下噴糞的腎上腺素分泌紊亂人群”，有的則自暴自棄地頹廢為“達觀”的“屌絲”，更多的人未老先衰、早生華發(fā)，按照安全、固定的制度邏輯盲目而庸碌地消耗自己的一生。

　　所以，為了改變這一局面，作為一個青年批評者首先要重建“青年性”，重新呼喚一種源于自由渴望的反抗沖動，或者進一步強調(diào)，這種重建首先要構(gòu)筑在對現(xiàn)有文化的祛魅和破壞之上，簡單概括如下：

　　檢查：“對話老人——‘讓我們繼承下去吧�！�青年——‘讓我們檢查一切�！�十九世紀就是如此�！� (司湯達，反擊法蘭西學院的古典派權(quán)威時的題跋)

　　戳穿：“這些話，好象是牢騷，但也是不得不發(fā)的牢騷。因為問題既已存在，與其加以裱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們才能了解到它的嚴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決。 ”(李敖)

　　捍衛(wèi)：“永不疲倦地在我們的青年中捍衛(wèi)未來，抵制那些未來圣像的破壞者�！�(尼采)

　　自信：“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yè)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如果回到文學或文學批評的場域探討“青年性”重建的問題，那么我們必須首先要打破目前這個通過“純文學”、“文學自主性”、“學術(shù)化”、“學院化”等等概念所建構(gòu)的話語封閉性，青年批評者應(yīng)該擺脫一種過度職業(yè)化的話語慣性，把抽象、空洞而惡性重復的文學問題放置在一個更具共同體關(guān)懷和責任意識的“公共性”的層面上來，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指出的：“要改變這種狀況(個人自由與集體無能同步增長)之可能性，有賴于agora——這是一個既非私人，亦非公共而同時恰恰又更私人、更公共的空間。在這空間里，私人問題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相遇，不僅僅是為自我陶醉之快樂，也不僅僅是為通過公共展示而尋找某種療治，而是尋找一種集體操控之手段，其力量足以將私人提升出他們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這一空間可能產(chǎn)生這樣的一些觀念，并形塑為‘公共之善’、‘正義社會’或‘共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