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詩學

http://marylandtruckinsurance.com 2013年06月25日14:38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張檸

　　一、拉伯雷與蘇格拉底

　　在《巨人傳》里，高康大從母親的肚子里一鉆出來就大聲叫喊：“喝 呀！喝呀！喝呀！”正在飲酒的父親脫口而出：“高康大！”(意思是：“好大的喉嚨！”)。為了平息高康大的喉嚨，人們只好先讓他喝很多的酒，再到圣水缸旁邊去給他行洗禮。此后的一生，且不談喝酒，就是聽到酒瓶碰撞的聲音，高康大也“喜得渾身顫抖，搖頭晃腦，手指亂舞，屁放得像在吹大喇叭�！盵①] 拉伯雷的風格就是詼諧、諷刺、夸張、大膽、直接、痛快、不拐彎抹角。所以，喝酒就是喝酒，沒有什么“象征”意義。法朗士對拉伯雷所寫的“喝酒”，有一個十分劣拙而著名的解釋：喝酒就是“請你們到知識的源泉那里……研究人類和宇宙，理解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規(guī)律……請你們暢飲真理，暢飲知識，暢飲愛情。”[②] 因為拉伯雷在小說的結尾提到：希臘文的“酒”與拉丁文的“力量”和“美德”很接近。拉伯雷還說：“酒有能力使人的靈魂充滿真理、知識和學問……真理就在酒中�！北磉_酒中的“真理”，的確是拉伯雷的重要主題，但跟法朗士的那個知識、精神和規(guī)律的“真理”沒有什么關系。

　　法朗士以為，這樣一解釋就嚴肅了，就能提高拉伯雷在人文主義發(fā)展史中的地位。事實上，他那種貌似活潑的嚴肅說法，與拉伯雷的詼諧風格恰恰相反。他采取了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將物質的、肉體的形態(tài)變成抽象的、高雅的精神和理想，像一股煙一樣往上飄；而拉伯雷是試圖通過從頭到腳(從吃喝到排泄)的方式，來表達肉體的自由和愉悅感受。在拉伯雷這里，“酒中的真理”不是什么象征或微言大義，沒有絲毫神秘的痕跡和抽象的理想主義升華。它是一種理想的、解放了的肉體感受的外顯形態(tài)－－嬉笑、自由、無畏、解放。巴赫金說：“拉伯雷透過一切高雅的和官方文體虛假的嚴肅性，看到了昔日那消逝了的政權和消失了的真理……酒驅散了任何恐懼，并使話語獲得了自由�！崩�伯雷所表達的這種“酒的真理”，就其本質而言，具有真正的唯物主義精神。[③]

　　要理解拉伯雷的“酒的真理”，就必須將話語自由、驅散恐懼、唯物主義這三個要素綜合在一起考慮。話語自由不是饒舌和聒噪。饒舌和聒噪是一種別有用心的行為，它常常受阻于權力和威嚴，也就是說，它還有畏懼。當它與無畏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有可能變成雄辯或者強詞奪理。因為無畏在這里是一種意志力的結果。意志力是沒有物質邊界的，它隨時都可能崩潰，乃至最終改變意志力的方向(“叛徒”因此而產生)。唯物主義要素克服了意志力的虛假、曖昧和盲目。通過酒的特殊能力，將話語自由、無畏精神變成了一種肉體特征(唯物主義特征)。這種特征不僅是權力、威嚴、暴力、等級秩序的克星，也是具有解放和自由嬉戲性質的肉體狂歡。

　　酒水往下流，在胃里變成了火而燃燒起來，并穿透和瓦解了世俗肉體的邊界，產生一種反時間的飄然感。此刻的飲酒者既在群體之中感受著普天同慶，又好像是獨處在自己的肉體之中。他們狂飲但不貪婪。帶有庸俗唯物主義的利己性和養(yǎng)生學在這里沒有市場。溫和的外表包裹著體內的暴力，粗暴的語言掩飾著柔腸。自由的飲酒既不是純粹的否定性(如自殺式的酗酒)，也不是純粹的肯定性(如暴食暴飲的口腹之樂)�？奁�不是厭惡生活，而恰恰是對生活熱愛的一種獨有方式。拉伯雷認為，只有在喝酒的時候，才能說出最有邏輯、最自由和坦誠的真理。

　　拉伯雷描述的是一種文藝復興時期民間文化中的理想狀態(tài)的可能性。他之所以在文學史上變得具有特殊意義，就是因為他在一個獨特的背景上將世俗變成了理想，將理想變成了世俗。就飲酒而言，拉伯雷的世俗方式既拒絕以往的神的氣息，也批判后來的資產階級的趣味。他用唯物主義來對抗神學，用集體性來反對資產階級臥室的日常生活。

　　文藝復興的原本含義，就是恢復對古代世界(古希臘)的興趣。[④] 事實上他們碰到的最大難題不是理論上的，而是生活之中的：要過積極活躍的生活還是沉思默想的生活？屈從于神和命運的力量還是張揚人的力量和美德？[⑤] 毫無疑問，古希臘人既善于生活，又善于思考。將這兩種對立的因素結合在一起的中介是什么呢？這就是尼采所說的希臘文明中的酒神精神。酒神不是夢，而是“醉”，它將復活與死亡、自己與他人、理性與感性、男性與女性、生活和理想在當下生活中、在酒的真理與邏輯中重新統(tǒng)一起來。正像拉伯雷說的，在酒的狀態(tài)下才能產生真正的邏輯和真理。所以，在古希臘，辯論真理，討論愛、美、死這樣一些抽象問題的聚會稱為 “會飲”，相會在一起飲。蘇格拉底很能飲，三斤裝的杯子(大概像今天裝扎啤的大玻璃杯)，一口一杯，沒有人見過他喝醉。但他一般不貪杯，只有在文人“會飲”，并碰上儒雅能辯的對手時，才會開懷暢飲。

　　拉伯雷所描寫的狂飲，表面上有點類似古希臘人的飲，實際上還是有很大的不同�！昂妊�！喝呀！喝呀！”，高康大一生下來就喝，沒有任何借口和禁忌。古希臘人一般都是在酒神節(jié)祭祀狄奧尼索斯時狂飲。后來祭祀成了狂飲的一個借口。同時，古希臘人的飲酒中還帶有理性的成份。比如在“會飲”的時候主張不要喝得太過頭了，講究節(jié)制，反對喝色雷斯出產的純燒酒，而是在燒酒中按 1/3或1/2的比例兌水。 這種代表“日神精神”的僵死形式，頗有資產階級養(yǎng)生學的味道。飲酒的過程常常伴隨著對天命或神的虔敬�！疤K格拉底入了座……舉杯敬了神，唱了敬神的歌，舉行了其他例有的儀式，于是就開始喝酒。”[⑥] 在會飲中，開始喝酒就是開始說話，酒和話語生產合而為一。

　　拉伯雷拋棄了對神的虔敬和對理性的依附，將飲酒變成了一種純粹的生命體驗。他對古典精神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和繼承，最起碼在尼采之前，并沒有真正被人理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們沒有理解酒或酒神精神的“悖謬性”。人們將酒這種既冷又熱、既是水又是火、既形而下又形而上、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既是個人的又是集體的、既暈眩又清醒的東西，用二元論的思維割裂開來了。當庸俗唯物主義占了上風的時候，那種普天同慶、眾人狂歡、體現(xiàn)自由和解放精神的集體飲酒，幾乎要完全淪為一種與養(yǎng)生相關的、資產階級精明計算(他們在客廳或書房里獨自斟酌品味，腦子里想著交換的計謀)，或小農式的找各種借口湊在一起(常常是敲竹杠子)的饕餮和放縱了。必須注意的是，在近代個人主義這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還產生了一種“獨飲”的特殊方式(它總是伴隨著個人的孤獨、絕望和自殺情緒)。關于這一點，后面還要討論。

　　二、晏飲中的陰謀

　　只有在一個天真的民族里，才有可能實現(xiàn)拉伯雷所說的那樣一種普天同慶式的酒的精神。讓我們暫且將拉伯雷所說的“酒的真理”當作一個理想。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還有更多的關于酒的真理與荒謬需要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在東方民族的歷史文獻中，很少看到有關集體性狂飲的記載。印度的《摩奴法典》、波斯的《卡布斯教誨錄》、中國的《禮記》等書，都有關于禁飲或節(jié)飲的規(guī)定。在印度，摩蘇酒是神梵天的飲料，一般人是不能喝的�！赌ε�法典》規(guī)定，醉漢要受到前額刺字的懲罰，婦女酗酒被視如麻風病，可以休掉。所以，根本不會有什么集體狂飲。印度人狂歡的方式是跳舞，而不是吃喝。

　　中國(文獻中)的“社日”為老百姓提供了一個放縱的機會�！肚G楚歲時記》記載：“社日，四鄰并結綜會社牲醪，為屋樹下，先祭神，然后饗其胙。”也就是說，在社日的時候，要先讓神喝個夠，然后才能分享。唐代詩人王駕的《社日》一詩中寫到：“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在社神的殘羹剩飯面前，人人都可以醉。社日盡管是一個祭祀的節(jié)日，但它依然是一個可以任意飲酒、帶有狂歡色彩的節(jié)日。這個節(jié)日消亡的確切年代已經(jīng)無從考證了。今天，我們見到的都是一些偽節(jié)日，一些為權勢立碑的、邀功請賞的、給結黨營私以籍口的偽節(jié)日。偽節(jié)日在形態(tài)上與節(jié)日相似，也有吃喝玩樂，但它不過是某種外在權威的點綴物。并且，這種點綴與真正的祭祀性節(jié)日不同，它不是對超念事物的頂禮膜拜，而是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臣服。

　　剩下還有兩種性質的集體飲酒，第一種是工作性的飲。這種集體性飲酒給人的印象，常常像是一個陰謀。“杯酒釋兵權”，一手端酒杯，一手按著刀劍，先狂飲幾杯壯壯膽，只等頭兒將酒杯往地上一摔(還常常伴隨著一聲咳嗽，或者使個眼色)，便動手鏟除異己。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著名的戰(zhàn)例，打敗的一方也常常是因酒敗事�！端疂G傳》里的《智取生辰綱》一章，也是一個中國式飲酒陰謀的例子。這種飲法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在官場、商場，它以各種形態(tài)的變體出現(xiàn)。

　　另一種是民間性的飲酒，主要出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典型表現(xiàn)形式就是斗酒。斗酒不是工作中的宏觀權力斗爭，而是日常生活里的微觀權力較量。在一個詼諧、幽默沒有地位的文化中，“嚴肅”(儒雅當然更好)就是一種最大的資本，要想有所作為，就得先學會“嚴肅”，學得好的常常被列為干部考核對象。當你將另一個人的“嚴肅”毀掉，那就是將那個人的資本毀掉了。斗酒是一種最好的辦法。為什么要斗呢？因為中國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很警惕、不會隨便喝；不要說大官，就連一個獲得了一點小地位的文人墨客，也不會隨便喝的(不包括天生不喝的少數(shù)男人和大多數(shù)女人)，所以，斗酒是十分必要的形式。斗不是硬碰硬地拼，那是李逵式的笨方法，而是耍花招、耍嘴皮(比如“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一點點”， “先干為敬”、“兄弟兄弟”之類的鬼話)。至于猜拳、行酒令、玩骰子等，都是一些能整對方、占便宜的輔助方法(規(guī)則是贏者不喝輸者喝)。

　　如果斗酒沒有什么外在目的，僅僅是為斗酒而斗酒，那又另當別論，可以將它歸入遭批評的“酒徒”行列。在公開場合隨便飲酒，不警惕，甚至不加節(jié)制，進而“失態(tài)”，就是將自己的弱點暴露給別人，輕則遭人恥笑，重則遭人暗算(就像孫二娘那樣)。所以，中國很少有隨便狂飲的人了，或者說這種人越來越少了，我甚至想說劉姥姥就是最后一位。在鳳姐的陰謀策劃下，她們用比賽吟詩這種劉姥姥不擅長的，而不是用比力氣的方式，將劉姥姥灌醉，使她在大觀園里出盡了丑，成了眾姐妹和丫環(huán)的笑柄。好在她自認莊戶人家，“現(xiàn)成的本色”，并不在乎。如果她在乎，就不是民間的村野老婦，而是大觀園里的“老祖宗”了。

　　當我們回頭看看拉伯雷筆下的飲酒、古希臘酒神節(jié)和消亡了的中國古代春社節(jié)的飲酒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的集體性飲酒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陰謀。它與其說是一個詩學問題，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學(權與謀)問題，最多也只能是一個詩學的邊緣問題�！斑吘墶钡囊馑际�，它只作為“酒的詩學”的對立因素出現(xiàn)。在這個邊緣，酒的功能并沒有將他們引向生命自由的本質，更沒有對解放的希冀，甚至連迷途的感傷、悲痛、孤獨、逃避、自虐都沒有，而是沉湎于歷史和現(xiàn)實的中途胡攪蠻纏。這種胡攪蠻纏者，比純粹地、獨自一人地沉湎于酒肉的酒徒更可怕。西門慶之所以可怕，就是因為他不僅僅沉湎于私人生活的酒色，而是深諳中國式的集體性飲酒陰謀。他不只是懂得酒色，更懂得官場和商場。

　　三、中古的酒和魏晉風度

　　拉伯雷在文學史中奇峰突起，他的文體是普天同慶式狂歡的酒神精神在真正的塵世生活中的回聲。他筆下的人物借助于酒的力量，讓自由和解放的火苗在肉體中燃燒起來，照徹了權威及其秩序的陰暗角落。這就是他最高的“酒的真理”和酒的詩學。但是，這不過是透過塵世濃密烏云的一點星光。當塵世中的集體歡飲變成了一場場陰謀，當酒宴變成了權勢的恩賜的時候，對覺醒者而言，隨之而來的就是“獨飲”。如果說，“酒的陰謀”與“酒的詩學”背道而馳，那么“獨飲的詩學”就是對“酒的陰謀”的逃避，甚至批判。最早的獨飲者當然一些有頭腦且敏感的人，比如是文人，“獨飲的詩學”幾乎就是文人的專利。

　　但是，“獨飲的詩學”同樣是一個歧義叢生的話題。從酒與文化的關系的角度看，“獨飲”代表了近代文化，它在古代不過是個案。之所以說“個案”，是因為它在一種非“獨飲”文化環(huán)境中獨飲，因此，它常常與逃避、獨異、狂放、高傲這些詞匯相關聯(lián)。這種“個案”的典型代表，就是魏晉的“竹林七賢”。關于“竹林七賢”的思想、詩歌、文章與酒的關系，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一文中、王瑤在《文人與酒》一文中都有論述。魯迅的文章明晰精辟，王瑤的文章嚴密詳盡。我只想從一個當代讀者的角度發(fā)表一些意見。

　　魯迅用“近現(xiàn)代文學眼光”來評價魏晉時代的文學，說它是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⑦]。對此，魯迅盡管沒有展開詳細論述，但看得出他是很贊賞的。作為一個近現(xiàn)代文學的概念，“文學的自覺”與“人的自覺”密切相關。衡量“人的自覺”與否，不能僅僅看他是否看透了歷史和現(xiàn)實，是否發(fā)現(xiàn)了生命的短暫、時光的易逝，有這種眼光的人任何時代都有，就像酗酒者任何時代都有一樣。

　　“人的自覺”首先是個人有一種理性地把握生命本質的愿望，同時，對生命外圍的環(huán)境也有清晰的了解(像牛頓那樣)，而不是將自己所處的世界看成神秘無比的東西。其次，要求人的成熟，脫離康德所說的“不成熟狀態(tài)”[⑧],因此能對自己的行為有選擇能力(充分發(fā)揮個人的潛在能力和創(chuàng)造性)；對行為的后果，尤其是悲劇性后果具有承受的能力和承擔的勇氣。西方近代以來就是在努力追求這樣一種成熟的成人文化。中國的情況有些特別，這是一種熟透了的老年文化：神秘、智慧、任性。這些特點正是“竹林七賢”的酒與文章中所包含的主要特征。

　　竹林七賢的精神世界，是一個神秘的世界。這個神秘世界當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宗教神秘主義，而是老莊的道家神秘主義。在他們看來，現(xiàn)實生活中的肉體是一個牢籠(就像陶淵明所說的“心為形役”)，不能與神秘的、超越的自然和宇宙相契合。“飲酒正是他們求得一個超越境界的實踐�！憋嬀颇苓_到“與造化同體的近乎游仙的境界�！边@種境界是“一種物我冥合的境界，而絕不是一種知識。”[⑨]只有神秘的東西才不可捉摸，不可把握，因而就不會速朽，甚至可能成仙。竹林飲酒派“成仙”的愿望與何晏的“服藥派”相比，顯得更為隱蔽。他們充分利用了酒這種物質的現(xiàn)實主義性格特點(在最小的體積中蘊藏著最大的能量)，從而達到“增加生命的密度”[⑩]的享樂效果。這是魏晉文人和“竹林七賢”放浪形骸的任達、終日沉湎的飲酒的物質基礎。所以，這種飲酒的根本目的，還是屬于養(yǎng)生學的范疇。

　　如果說由享樂到對生命與自然的神秘性合一的向往，構成了他們飲酒中的人生態(tài)度，那么，他們的社會批判態(tài)度則是由任達、放浪等要素構成的對社會的疏離、逃避。在魯迅和王瑤的文章中，都詳盡地論證了“竹林七賢”的飲酒是為了避禍。在黑暗的現(xiàn)實面前，“最好的辦法是自己來布置一層煙幕，一層保護色的煙幕。于是終日酣暢，不問世事了；于是出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了�！盵11] “阮籍的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借醉得到人的原諒�！盵12]從魯迅談到有關嵇康阮籍教育子女的材料來看，他們真是清醒和智慧到了極點。他們的任性、狂放，同樣是一種智慧的表現(xiàn)，在此不再詳論。王瑤認為，他們沉湎于酒的背后，“有憂患的心境作背景，內心是很苦的。”[13]這或許是真的。但是，這種智慧的形式，既跟人和文的自覺沒有關系，更與真正的酒的精神、酒的詩學沒有關系。竹林七賢的飲酒，不是什么“酒的詩學”問題，但他們提供了一種在文化壓抑之下產生的畸型的詩學外圍材料�？磥怼蔼氾嫛蓖瑯右部梢詼S為一種陰謀(或者叫計謀、智慧)。也就是說，飲酒并不一定就是將弱點暴露在別人面前，徉醉恰恰是掩蓋弱點、自我保護的辦法，尤其是在強權面前。酒在這里，不但不會促使話語的生產，反而使人緘默無語，進入一種死寂的境界。

　　至于嵇康、阮籍等人的個人行為，他們躲避災禍的方法，我們沒有權力說三道四。但是，當他們成了一種詩學的典范，并且一直被人供奉到今天，就不得不引起人們的警覺了�？穹�、任達的行為，在今天常常成了一些人放棄批判精神、不負責任的借口。這種行為方式與拉伯雷筆下的人相比，就過于世故、精明；與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時期的人相比，它就屬于康德所說的“人的不成熟狀態(tài)”，或者說成熟得過了頭，老人心態(tài)就像兒童心態(tài)一樣。陶淵明的確是將竹林七賢的飲酒生活轉變成了酒的詩歌。但他只是留給我們一種逃避的籍口。當有人試圖自欺欺人地要解甲歸田的時候，首先就想到了他。

　　四、革命與燃燒的酒

　　魏晉名士的社會地位很高，名聲很大，大概屬于貴族階層，曹操和司馬懿要治他們都得找個借口。他們與統(tǒng)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屬于上層社會內部的矛盾。飲酒，一方面是這種矛盾的體現(xiàn)方式；另一方面，依然是竹林名士們高貴身份的標志，就像何晏那些“正始名士”的服藥同樣能表示高貴身份一樣。通過暈眩而放棄時間感從而達到避禍的目的，通過麻醉消磨了個人意志從而緘默，通過豪飲和狂放強化了作為等級的身份，矛盾和批判就這樣“詩化”和神秘化了。因此，竹林名士的“酒”，與其說是自我意識的覺醒，不如說是自我意識的消解。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們就很難將它視為“人的覺醒”或“文學的覺醒”了。

　　西方的文藝復興之后，由于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迅速地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分化。對于富人來說，“會飲”和清談已經(jīng)不能標明他們的高貴身份了。有產和有閑階級有大量的閑暇從事社交活動：化妝舞會、郊獵、劇院包廂里的交談，等等。而狂飲可能恰恰是下等人身份的標志。倫敦的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是上午六點鐘到晚上八九點鐘，沒有閑暇和消遣。晚上用蠟燭照明都被認為是一種奢侈。“飲酒幾乎是18世紀工人階級的唯一消遣�！�(飲廉價的杜松子酒)[14]這種飲酒當然也是一種麻醉和樂趣，因為只有酒才能將自己從自卑和壓抑中解放出來，從而也避免了犯罪。到19世紀，酒不可避免地變成了火，在勞動的無產者肉體中燃燒起來了。左拉在《小酒店》中對此有過詳盡的描寫，并從一個作家的角度呼吁：關閉小酒店、反對酗酒、讓在酒中墮落的人受教育、增加工資等等。馬克思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分析了巴黎的酒和下等小酒館，他寫道：

　　(無產階級密謀家)的生活毫無規(guī)律，只有小酒館……才是他們經(jīng)常歇腳的地方；他們結識的人必然是各種可疑的人……他們列入了巴黎人所說的那種流浪漢之流的人。這種無產階級出身的民主派流浪漢……不是放棄自己工作因而腐化墮落的工人，便是流氓無產階級出身并把這個階級所固有的一切放蕩習性帶到自己新生活里的人……

　　(他們)從一個酒館轉到另一個酒館，考查工人的情緒，物色他們所需要的人，并且必然讓組織或者新朋友出錢來痛飲一番……(他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小酒館里度過的……本來就和巴黎無產者一樣具有樂天性格的密謀家們，很快就變成了十足的放蕩者。在秘密會議上像斯巴達人一樣嚴肅的陰沉的密謀家，突然溫和起來，變成深知美酒和女人滋味的到處大名鼎鼎的老主顧。[15]

　　酒的意象在19世紀曾經(jīng)是一個與無產者和革命相關的意象：貧困、居無定所、流浪、密謀、為街壘戰(zhàn)而尋找同志。但總的來說，它變成了類似炮彈一樣的工具，成了一種壯膽的飲料。酒的物質本性的曖昧性，決定了酒的意象的曖昧性。巴什拉爾說，酒既是水，又是火，是液體之火，是燃燒的水。[16]無產階級密謀家就是充分利用酒中火的性質，將革命暴力變成一種飲酒式的狂歡。馬克思緊接著就批評他們“使革命成為毫不具備革命條件的即興詩”、在監(jiān)獄里就像在小酒館里一樣、追求令人驚奇的感覺、尋求“越缺乏合理根據(jù)就越神奇驚人的騷亂�！�

　　密謀家坐在小酒館的角落里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貌似“獨飲”，實際上是在為“集體狂飲”做鋪墊。這種狂飲當然不是拉伯雷式的自由和解放，而是要將酒之火變成街壘戰(zhàn)中的燃燒彈，并試圖將解放和自由精神變成可以立即兌換的支票。他們要從酒中獲取自由和解放的能量，他們消耗了酒，也獲得了能量，但沒有自由和解放。根據(jù)酒的現(xiàn)實主義性格，熱能轉變成了動能(暴力)。酒沒有使語言生成，而是動作的催化劑。結果很清楚，通過新的資本重組，形成新等級和特權。

　　酒的詩學就這樣蛻變成了酒的政治經(jīng)濟學。我們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19世紀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世紀�！艾F(xiàn)實主義”與左拉的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自然主義”不同。所謂的現(xiàn)實主義者，內心大多都充滿了批判的激情，一種小酒館里的密謀家式的激情。所以，勃蘭兌斯稱巴爾扎克為浪漫派。作為無產階級的現(xiàn)實主義者，和作為資產階級左翼的超現(xiàn)實主義者在實質上十分相近。關于超現(xiàn)實主義者的描述，能讓人想起無產階級密謀家：“詩人是精神上的冒險家或探險家�！盵17]

　　“阿拉貢的詩歌……揭示街頭遭遇如何像詩的意象那樣令人激動得渾身打顫�！盵18] “從沉醉中獲取革命的能量，這便是超現(xiàn)實主義的所有作品和活動的目標�！盵19]不同之處在于，它將現(xiàn)實主義的仇恨和批判情緒，變成了一種集體的想象(或語言)形式，“使全部革命的張力變成集體的身體神經(jīng)網(wǎng)，整個集體的身體神經(jīng)網(wǎng)變成革命的放電器�！盵20]也就是說，這種沉醉不是個人的身體感受，而是一種集體身體的相互感染及其激越情緒。并且，它有意忽略了酒的水的一面，而夸大它的火的一面。

　　五、獨飲者的詩學

　　“酒的政治經(jīng)濟學”，與巴什拉爾所說的“酒的阿巴貢情結”意思相近－－“喝下酒精的人會像酒精那樣燃燒�！币虼�，用不著擔心物質會丟失。這是一種實用的功利主義情結。但與養(yǎng)生學不同的是，它帶有歷史或政治、經(jīng)濟的印記。巴什拉爾認為，酒之中還有另一種對應的情結：“霍夫曼情結”。巴什拉爾寫道：

　　酒精的火是最初的靈感，霍夫曼整個構思都在這種光亮中被照明……酒精的無意識是一種深刻的存在。酒精是言語的因素。它讓人打開滔滔不絕的話匣子。幻想最終為理性思想作了最好準備。火的幻想頻繁出現(xiàn)……突然，即逝的火的悲觀色彩改變了想象，即將熄滅的火焰象征著正在逝去的年華。時光……沉重地壓在心頭。

　　這樣，講故事的人、醫(yī)生、物理學家、小說家都成了遐想者……霍夫曼把他們連接在童年的回憶上。[21]

　　酒的遐想觸動了真正的回憶，并且在短時間里上演一出“時間”的戲劇：肉體在燃燒，光陰迅速流逝，時間因此改變了它的物理節(jié)奏。所以，遐想的過程，必然伴隨著肉體的自燃，或帶有自殺的性質。遐想的過程同時也伴隨著自我的覺醒。由遐想所產生的言語不是饒舌。饒舌可能是遐想或言語的一種外在節(jié)奏，但不是它的內容。

　　波德萊爾最早將這種酒的精神變成了一種想象的形式。他并不想將酒的意象變成單純的火(暴力、革命)的意象。盡管在“六月革命”時，他曾經(jīng)參加了街壘戰(zhàn)，并舉著槍到處大喊大叫，但他自己解釋說，對1848年的陶醉，是一種毀滅的樂趣，是對惡的愛好。波德萊爾就是用一雙因擁抱白云而折斷的手，擁抱“惡”的花朵�！皭骸笔侨诵缘模�“壞”是反人性的。我們經(jīng)常見到的是“壞”，而不是“惡”。波德萊爾將酒視為具有神性的飲料。他反復說，酒就像人一樣，能將罪惡和美德合而為一。它能使人產生一種既飄然上升，又如臨深淵的感受。波德萊爾稱之為“行為、回憶、夢幻、欲望、悔恨、內疚、美的深淵”。[22]在波德萊爾這里，酒、家、祖國幾乎就是同義詞。因此，酒總是與波希米亞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拾垃圾者、詩人、孤獨和憂郁者相關。對于孤獨者來說，酒是一種恩惠。他講述過一個動人的故事，關于年輕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與一位流浪吉他手和流浪石匠的流浪故事。

　　他過著吉普賽人、江湖樂手、無家可歸之人的偉大流浪生活……人們跟隨著他，就像跟隨著耶酥……在演奏會的那天……人們找遍了城里所有的小酒店和咖啡館。最后，發(fā)現(xiàn)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那是一家難以描述的下流酒吧，他醉如爛泥……(小提琴聲、吉他聲和石匠的醉酒歌響起來了)最后，觀眾們變得比他還要醉……而現(xiàn)在，他在何處呢？哪塊土地上接受了這位世界主義者的遺體呢？[23]

　　他還說：“醉于美酒？醉于詩歌？還是醉于道德？隨你的便，但是請你快陶醉吧�！盵24]這與上面那段文字一樣，在“惡”、“墮落”的外表下隱藏著最具人性的因素。在昏沉中回憶、在醉意中醒來；一種水一般的(而非火)柔性物在主宰。他的酒與愛倫·坡的酒一樣，正如他的孤獨與愛倫·坡的孤獨相似，“酒并沒有使他得到溫暖，安慰和快活！……只有水為他打開視野，賦予他以無限，顯示他所遭受的無比苦難，”[25]波德萊爾的酒，注定是一種孤獨的飲料。

　　魯迅的酒也是孤獨的酒。呂緯甫(《在酒樓上》)、魏連殳(《孤獨者》)都是孤獨的飲酒者。酒使一種莫明的悲哀變成了故事，像水一樣流動起來(只有酒才能讓卑微的孔乙己露出善良的面孔)。魯迅最早描寫了中國式的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在寒冷之中，他們躲進溫暖的小酒館，將自己內心的秘密(悲哀和困惑)和著酒一起吐了出來。對于魏連殳和呂緯甫們來說，“酒”和“家”是一回事。

　　六、今天的酒和酒吧

　　前面提到，伴隨著孤獨感的“獨飲”幾乎是知識分子的專利。當知識分子的身分發(fā)生了變化的時候，“專利”的性質也就會發(fā)生變化。今天沒有孤獨者。這種文化不是產生孤獨的土壤。人們一點也不會孤獨，他們忙乎得很：卡拉OK、桑拿、湊在一起講黃色或政治笑話、打麻將、泡吧、泡腳、搞肉麻的PARTY，等等。只要隨便翻翻當代文學期刊就能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的年輕作家都熱衷于寫酒和酒吧，給人一種他們整天泡在酒吧里的印象。他們噴出一個又一個酒氣熏天的故事，試圖把讀者全部灌醉。今天的酒(酒吧)的意象無疑拋棄了它的“革命性”和想像力，更沒有孤獨感，而是將酒的古老含義(交結、宣泄、女人)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對于市民階層而言，今天的酒(酒吧)與中產階級性格密切相關，中產階級常在酒吧里交結、簽合同。對于文人而言，酒與士大夫性格密切相關：飲酒、聽音樂、談論異性。當然，傳統(tǒng)的斗酒陰謀和公共關系酒宴還在繼續(xù)。我們不談了。至于拉伯雷那種(解放、自由和普天同慶)式的飲酒，那就更不用提了。

　　流浪者的身分就這樣發(fā)生了變化。每一個酒吧里都充斥著一種裝腔作勢的流浪氣息。假流浪者繼承了馬克思所說的流浪漢那種“溫和”、“放蕩”的性格，對美酒和女人有著類似中古文人般的高度鑒賞力。當然，密謀依然在進行著，但內容不是“街壘戰(zhàn)”，而是在相互“報料”的過程中琢磨如何進入市場，切磋肥皂劇的構思，培植文人小圈子的溫情，推選龍頭老大，清理門戶，等等。如果說真正的酒的意象(暴烈與溫和、非理性與理性、火與水的混合物)，是社會權力的克星，那么只有大麻和海洛因才是中產階級的克星，代價是將自己交出去，與對象同歸于盡。所謂“青春碎片”，應該是一種用大麻體驗作為內在結構的產物，而不是醉酒所能產生出來的。如果真是那樣，中產階級苦苦奮斗了多年所獲取的“幸福感”、“天堂感”，在吸食大麻者來說，不過是幾秒鐘的事情！于是，與無產者相關的酒的意象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這是一種撒嬌式的自欺欺人的姿態(tài)。

　　與19世紀中葉法國左岸區(qū)下等酒吧的苦艾酒相比，今天的酒太陰險了。在今天的酒吧里，將酒和秘密一起吐出來的酒徒十分罕見。沒有酗酒者，到處都是借酒裝瘋的人。他們將廢料留在肚子里，吐出一些“后先鋒”的假秘密。從總體上看，當代中國文學中的“酒”的意象不具備“現(xiàn)代”性，而是一個帶有中國特色“后現(xiàn)代”情調的意象。它不但有“養(yǎng)生學”的意味，還隱含著一種麻將桌上的(而非巴科斯的)激情：游戲、逍遙、贏利和小陰謀。對此，我在《市場里的夢想》一文中已經(jīng)說過。在此不再多言了。

　　這種評論似乎有點苛刻。養(yǎng)生也罷，交結也罷，能隨便飲酒總是不錯的。曹操要禁酒，孔融那些文人還得冒著生命危險來反對。俄羅斯人將酒與罪聯(lián)系在一起，經(jīng)常頒布禁酒令。我還想起了《紅燈記》中一個著名的飲酒場面：鳩山先生請李玉和喝酒，李玉和不敢不去，只好先喝一碗媽媽的酒壯膽。他說：“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糾糾……媽，有你這碗酒墊底，什么樣的酒我全能對付。”XO、路易十三都不在乎。李玉和是在做戲，跟真正的酒無關。因為酒并不懂血緣、親疏和政治斗爭，喝下去就有肉體反應。這無疑是一種隱喻的說法。樣板戲就是一個大的隱喻系統(tǒng)，它的臺詞字字句句都有來頭，都是對閱讀和想像的挑戰(zhàn)。酒變成了一個斗爭的隱喻，跟口腔和胃無關，一點滋味也沒有，純粹是在吊胃口。與巴黎下等酒館的無產階級密謀家相比，扳道工李玉和是個唯心主義者。

　　酒如果與感官無關，就與詩學無關。同樣表現(xiàn)抗日的主題，莫言筆下的高梁酒，就顯得特別具有感染力。原因是他將酒變成了一種與肉體相關的暴力和性的意象。開槍的快感和飲酒、性的快感一樣，將高梁地里的農民撩撥得像一缸燃燒的高梁酒。在《酒國》這部當代題材的長篇小說中，莫言只是用一種反諷式的語調，傳達量了——種類似狂歡式的飲酒氣息，將中國式的飲酒陰謀表達得淋漓盡致。

　　養(yǎng)生、暴力、性，將酒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性，變成了單一的物質性。庸俗唯物論者是下會酗酒的。魏連殳和呂緯甫還只是沉納。沒有達到酗酒的地步。酗酒是孤獨者飲酒邏輯的必然結果。酗酒有著一種自殺的外形。但與毒品不同，它成功地阻止了自殺。它以一種耽擱在生與死的中途�，敻覃愄亍ざ爬�認為，在今天，真正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與無產階級合而為一了，他們都在忍受著資產階級和權貴們。她說：酗酒者，即使水平很低，“仍然還是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如今已經(jīng)是一個比資產階級更有知識的階級，也有酗酒的傾向全世界都如此。”[26]真正的酗酒者，無疑是最單純的人！酗酒與吸毒不一樣。酗酒意味著倒在街上，帶進收容所，它就是一種無家可歸的形式。在戒酒中心或收容所里，為了讓酗酒者有家的感覺，人們在上鎖的廚子里備了酒，以免酗酒者在酒癮發(fā)作時逃跑。事實上這種做法是徒勞的。有人轉眼之間就逃到了大街上。對此，深諳酒與詩的瑪格麗特·杜拉說：在幸福初露端倪的狀態(tài)下，又上路了。                                       

(1999年10月25日寫于廣州)   

原刊《南方文壇》2000年1期

　　[①] 弗朗索瓦•拉伯雷：《巨人傳》，成鈺亭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第37--38頁。

　　[②] 見《巨人傳》中譯本序。

　　[③] 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創(chuàng)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李兆林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0頁。

　　[④] 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董樂山譯，北京：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第9頁。

　　[⑤] 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董樂山譯，北京：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第31--32頁。

　　[⑥] 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會飲篇》，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217頁。

　　[⑦]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84頁。

　　[⑧] 康德：《什么是啟蒙運動》，《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22頁。

　　[⑨] 王瑤：《文人與酒》，《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第54--55頁。

　　[⑩] 王瑤：《文人與酒》，《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第48頁。

　　[11] 王瑤：《文人與酒》，《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第59頁。

　　[12]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92頁。

　　[13]王瑤：《文人與酒》，《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第63頁。

　　[14]伊恩•P•瓦特：《小說的興起》，高原、董紅鈞譯，北京：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第45頁。

　　[15]馬克思：《評謝努與德拉奧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20--321頁。

　　[16]巴什拉爾：《火的精神分析》，杜小真、顧嘉琛譯，北京：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第99頁。

　　[17] 布雷德伯里等編：《現(xiàn)代主義》，胡家?guī)n等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66頁。

　　[18] 布雷德伯里等編：《現(xiàn)代主義》，胡家?guī)n等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80頁。

　　[19] 本雅明：《超現(xiàn)實主義》，陳永國、馬海良編《本雅明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99頁。

　　[20] 本雅明：《超現(xiàn)實主義》，陳永國、馬海良編《本雅明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01頁。

　　[21]巴什拉爾：《火的精神分析》，杜小真、顧嘉琛譯，北京：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第103—115頁。

　　[22]波德萊爾：《赤裸的心》，《波德萊爾詩全集》，胡小躍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443頁。

　　[23]波德萊爾：《葡萄酒與印度大麻》，《波德萊爾散文選》，懷宇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47—150頁。

　　[24]波德萊爾：《赤裸的心》，《波德萊爾詩全集》，胡小躍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337頁。

　　[25]巴什拉爾：《火的精神分析》，杜小真、顧嘉琛譯，北京：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第108頁。

　　[26]瑪格麗特•杜拉：《物質生活》，王道乾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