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公共領域與時間公共領域——評劉志榮先生《潛在寫作1949——1976》

　　《潛在寫作1949——1976》真是本大書，分為四編，皇皇近五十萬言。作者五年成稿，三易出版社，此書幾成“潛在寫作”，2007年該書終得面世。“潛在寫作”提出后，曾引起學界極大興趣，贊賞者有之，批評者有之，一時頗為熱鬧。劉志榮先生《潛在寫作》出版后，學界寂然無聲，或謂此書已過時、過勢，雖然此書未熱熱鬧鬧登場，但自有其價值。

　　“潛在寫作”這一概念由陳思和先生提出，陳思和先生篳路藍縷，劉志榮先生克紹箕裘，借助中西方思想資源，將“潛在寫作”納入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中，上鉤下聯(lián)，左牽右搭，卒成一系統(tǒng)，終成一大書�！皾撛趯懽鳌笔顷愃己拖壬�“重寫文學史”思路的延續(xù)與延伸，此概念確為神來之筆，提出之后中國當代文學史風貌一變，幾至煥然一新，諸多文學史的盲點逐漸進入了公眾的視野，許多被壓抑的文學浮出了歷史地表。 陳思和先生言：“而且在一個文化專制的時代里，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永遠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只有將埋藏在地底下的民間思想文化充分發(fā)掘出來，才能打破這種‘萬馬齊喑’的時代假象，真正展示時代精神的豐富性和多元性�！� 即是此意。

　　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確立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敘述模式�！妒犯濉方ɑ�于毛澤東的兩篇文章《新民主主義論》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該書頻繁地、大量地引用毛澤東這兩篇文章，其框架從《新民主主義論》中化出，其文學觀念從《講話》中化出。新中國成立之后，修史蔚然成風，因須在歷史敘述中確立新中國建立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現(xiàn)代文學史亦不能外，《中國新文學史稿》即是此思路與此思維的典范之作。1987年，陳思和先生《新文學整體觀》出版，該書打通了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之間的人為隔閡，將新文學作整體觀，自此文學史風貌一變。1988年陳思和先生與王曉明先生聯(lián)袂明確提出“重寫文學史”，此后一以貫之，不斷致力于此項工作�！皾撛趯懽鳌边@一概念須在陳思和先生“重寫文學史”的思路下理解，須在八九十年代去政治化的潮流中理解。其實，“潛在寫作”就是“重寫文學史”在具體情境下的變化，亦是文學去政治化后的結果。“潛在寫作”的部分思路與成果業(yè)已體現(xiàn)在陳思和先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之中，該書風貌與此前寫就的當代文學史迥異，原因之一即是“潛在寫作”觀念的加入。劉志榮先生的《潛在寫作》是“重寫文學史”扎扎實實的成果，勾勒出了1949——1976年潛在寫作的大體輪廓，此書當之無愧展現(xiàn)了其時文學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對單一的文學模式神話提出了挑戰(zhàn)，釋放了被壓抑的文學與被壓抑了的主體精神，這亦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思路的延續(xù)。

　　陳思和先生主編的當代文學史引起一些學者的批評，李揚先生曾作文評價此書，并對“潛在寫作”提出挑戰(zhàn)與質(zhì)疑。作者當年曾有回應，這本書亦處處回應了李揚先生的挑戰(zhàn)與質(zhì)疑。作者確實嚴肅認真地對待李揚先生的批評，在后記中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潛在寫作“曾引起一些學者的質(zhì)疑”，可見作者“如履薄冰”之感。作者亦在正文中以“附注”的形式介紹了潛在寫作所涉及到的文本，在這些附注中，作者屢次說：“盡管原稿與發(fā)表的定稿文字有較大差別，但基本的情境、意象和感情卻相當一致”。原稿與發(fā)表稿盡管文字有所出入，但因基本意象與情境穩(wěn)定，故并不影響一首詩的品質(zhì)，亦不改變一首詩的根本意義。作者這一判斷足以回應李揚先生對潛在寫作材料真實性的挑戰(zhàn)與質(zhì)疑。

　　作者討論《潛在寫作》從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關系的角度入手，他選擇的年代是1949——1976。盡管“潛在寫作”在文學史與精神史上具有普遍意義，且不局限于中國，但中國的這個年代潛在寫作現(xiàn)象尤為突出，因為1949——1976年中國的公共領域確實日益縮小，私人領域日益政治化。公共領域受到擠壓，私人領域日益政治化，此環(huán)境之下，文學不能通過正當?shù)奈膶W流通渠道得以傳播，故可能由顯轉化為潛。作家主體性不能在顯的層面得以保持，卻可能在潛的層面得以實現(xiàn)�！皾撛趯懽鳌弊プ×四莻�時代的癥結，確是一劑良藥。

　　1949——1976年意識形態(tài)不斷僭越，結果就是公共領域不斷變異，公共領域完全被意識形態(tài)占據(jù)，被意識形態(tài)占據(jù)了的公共領域名存實亡。相應私人領域不斷受到擠壓，故私人領域不得不由地上轉為地下，由顯在轉為潛在。人處于神與獸之間，故既需公共領域又需私人領域，公共領域可以安頓人光明的一面，私人領域可以安頓人黑暗的一面。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各有所本，各安其位，人方能得以全面安頓，人方能身心平衡。只有神可以無私人領域，因神可以大公無私，故可不必區(qū)分公與私。只有獸可以不需要公共領域，因為獸不能超越，獸在其欲望控制之下處于自然狀態(tài)。荀子所謂唯人能群，蓋言此也。人群中能超越獸接近神者少之又少，哲人庶幾乎。1949——1976年“廟堂”對社會各階層的改造遺忘了人的根本性質(zhì)，遺忘了哲人與一般人的區(qū)分，將人視為神，將所有的人視為哲人，故欲將所有人改造為無私心雜念，公而忘私的動物。此要求并非不合理，但只能對少數(shù)人奏效，只能對君子層面以上之人言，若加以普遍化并以之要求所有的人，必然會對一般人造成傷害。

　　意識形態(tài)化了的公共領域既已僭越，私人領域不得不有所隱藏，不得不從地上轉到地下，主體性或隱藏在公共領域之中，或脫離公共領域成為私人話語。這個時代的潛在寫作多屬于后者，故潛在寫作文本多是書信、日記等，比如《從文家書》，只是私人性文字，不求發(fā)表；但亦有后者，比如趙樹理五十年代的一些小說，對此陳思和先生提出“隱形結構”這一概念，并有精彩地解讀，劉志榮先生的《潛在寫作》涉及較少。其實，潛在寫作不僅僅在意識形態(tài)化了公共領域之外，亦在這個領域之內(nèi)，只是可能作者本人尚未意識到而已。

　　《潛在寫作》分為四編：一是被邊緣化的文學路向的延續(xù)，主要討論沈從文、無名氏與穆旦被邊緣化之后的潛在寫作，這類作家很多，作者選擇了幾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二是從現(xiàn)實戰(zhàn)斗精神到現(xiàn)代反抗意識，主要討論“胡風集團”的潛在寫作，因為政治原因，這一批作家受到迫害，處于極其艱難的生存環(huán)境之中，故其潛在寫作極具典型意義；三是民間意識、文人心態(tài)與文學精神，主要討論作家與民間的關系，民間一直受到廟堂與廣場的雙重規(guī)訓，故民間不得不由顯轉隱；四是“共名”時代的個人覺醒，主要討論個人與時代的疏離、分裂和反抗，強調(diào)了意識形態(tài)高壓之下主體的豐富性與精神的力量。作者討論范圍之廣，視野之宏大，足見其功力與功夫。這些作家或被被公共領域排除，被邊緣化，或是自覺疏離公共領域，作者將他們一一挖掘出來，形成一個新的文學史譜系。劉志榮先生的文學史譜系與主流的文學史譜系大相徑庭，因為他挖掘了被壓抑的作家的心靈，展現(xiàn)了主體的豐富性與精神的韌性。

　　80年代以降的去政治化潮流，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領域，“重寫文學史”即是乘此潮流之先。“重寫文學史”的實踐，希望將文學從對政治的依附之下解放出來，亦希望重新安排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隨著“重寫文學史”觀念的深入人心，文學逐漸獨立，此觀念之下修就的文學史亦強調(diào)只是文學的歷史，文學全面去政治化，多關乎審美，故新批評的方法在八九十年代流行一時�！皾撛趯懽鳌蓖诰蛄吮灰庾R形態(tài)壓抑了的文學與精神，但如此容易導致一個危險：即凡是被壓抑了的文學就是好的文學，未被壓抑的文學肯定不會是好的文學。這些年張愛玲的升溫，貶魯迅之風的強勁，都可以見出此思維之端倪。然而我們可以問如下問題：被壓抑了的文學是否就比未被壓抑的文學要好？被壓抑了的文學被挖掘之后是否就能長存？其實未必。

　　意識形態(tài)只能是空間的篩選，一部分好的文學可能真與意識形態(tài)格格不入，于是被空間公共領域排斥，暫時被淘汰；但大浪淘沙，時間自有篩選，即使被意識形態(tài)淘汰了的文學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尚有可能復出，被意識形態(tài)看中的文學亦可能被時間淘汰，但被意識形態(tài)看中的文學其中亦不乏佳作，依然可以接受住時間的考驗。其實，公共領域不可能被壓抑，即使空間意義上的公共領域能被暫時壓抑，時間意義上的公告領域依然存在，且一直存在著。但是能進入時間公共領域者寥若晨星，這個公共領域和壓抑與否關系不大，在時間公共領域之中沒有壓抑，在時間公共領域之中沒有潛在寫作。天地悠悠，從來如此。我們的文學研究與哲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與時間公共領域接通，而不局限于空間公共領域，這也就是孟子說的“尚友古人”�！皾撛趯懽鳌贝烁拍顚�這些問題不能一一解答，它有其范圍，只能說意識形態(tài)確實壓抑了一些文學，這些被壓抑了的文學之中可能有好的文學，好的文學背后可能有豐富的心靈與堅韌的精神。

　　我們具體討論。作者對沈從文的潛在寫作評價甚高。沈從文被發(fā)現(xiàn)與夏志清先生的小說史有關，夏先生發(fā)掘出很多被其時意識形態(tài)壓抑的作家，比如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等。海外漢學家們熱衷于發(fā)掘，一方面固然因為中國意識形態(tài)遮蔽了這些作家，因此需要發(fā)掘，但亦能看出熱衷于發(fā)掘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凡是被中國意識形態(tài)遮蔽的就是好的，這其實是兩種意識形態(tài)之爭�！稄奈募視�》中有一封沈從文寫給太太與兒子的信，談其讀《史記》的感受，許多批評家極其推崇此文。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沈從文的成就與局限。其時到處歌功頌德，沈從文能平心靜氣閱讀《史記》，并能言“有情”與“事功”之別，確實難得。但我們從沈從文對《史記》的理解之中可以見出其人的境界，從其人的境界可知其文學的境界。沈從文讀《史記》關注點在“列傳”，列傳在世家、本紀、書、表之中最接近于今日所謂的文學，是《史記》系列中最低一層。司馬遷《報任安書》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層面，《太史公自序》有孔子“春秋之志”的層面，沈從文均不能見及，他感受到的只是《史記》的文學性，人物的栩栩如生等。一言以蔽之，沈從文將《史記》當成文學作品來讀，這拉低了《史記》的層次。經(jīng)典是鏡子，閱讀者只能讀出自己所到的層次，我們閱讀他人的閱讀，即可知道此人的境界。沈從文是1949——1976年潛在寫作中的佼佼者，尚且如此。

　　后現(xiàn)代的思想背景之下，學者們?nèi)找鏌嶂杂诖驌婆c挖掘，要翻遍每一個角落，尋找被壓抑者。漏網(wǎng)之魚可能是大魚，亦可能是小魚，小小魚。大魚不必我們?nèi)ゴ驌�，天地自會打撈，有朝一日它自會光彩奪目；小魚打撈了亦無益，因其終究是小魚。不斷打撈小魚會讓漁夫精疲力竭，甚至在時間的公共領域之中漁夫將一無所獲。作者的工作或許可以因其本身的力氣和能量使這些被壓抑了的作家立足一時，但未必長久，因為最終須取決于這些作家本身的能量。意識形態(tài)的篩選只是初級的，上面尚有時間的篩選，人力對于時間的篩選無能為力。

　　我并非說作者的工作沒有意義，《潛在寫作》一書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史以及文學史之外的意義大家有目共睹。我只是擔心長此以往，作者可能會筋疲力盡，因他須不斷以其能量帶動一些作家。也就是說，作者在不斷輸出，得到的滋養(yǎng)可能未必很多。但我知道我的擔心多余，這些年，作者一直沉潛于中西經(jīng)典之中，境界日益寥廓恢弘。在該書《后記》之中，志榮說“這三年間，我的思想和興趣都已悄然轉移，這本書對于我個人來說已是‘過去的工作’了。”我的擔心，作者早已意識到，且早已克服并超越�！稘撛趯懽鳌酚幸粋�《后記》，寫于2005年1月；一個《補記》，作于2006年11月。這個《補記》似乎輕描淡寫幾句話，但能見出作者現(xiàn)在的境界。

　　《潛在寫作》以引用《一九八四》溫斯頓∙史密斯面對日記本的猶疑開始，以劉志榮先生的一首詩結束：“人世的無常變化，讓我只有沉默——你的生命/鐫刻在我的生命里/猶如/水刻在水里�！边@最能見出作者的變化。

劉濤 2009年10月5日 于膠州慧博花園新家，其時離家一年，方歸故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