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棍》的“徘徊”藝術（李準）

　　一段時間以來，多數(shù)歷史題材正劇收視低迷，戲說劇和假傳奇之名的抗日神劇在撈取收視率的同時廣遭詬病。最近，一部帶有民間傳奇色彩的抗日大戲《打狗棍》的熱播給人們帶來驚喜，堪稱少見的叫好又叫座。該片取得這種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一位美學家說過：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不能剝奪藝術家“在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之間徘徊”的權利。《打狗棍》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總編導郭靖宇和他的團隊充分地運用了這種徘徊的權利，換言之，就是他們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很好地發(fā)揮了自己的兩大優(yōu)勢：長于藝術想象和擁有豐富的地域歷史文化資源。

　　電視劇要吸引觀眾首先要有一個好故事，許多歷史劇的故事不抓人，根本原因是創(chuàng)作者藝術想象力的缺乏。《打狗棍》的創(chuàng)作依托對表現(xiàn)對象的熟悉把動人的故事懸念和戲劇沖突的設置推向了極致。其一，把主人公戴天理命運中的生死懸念和起伏跌宕推向極致：一出場就因砸囚車救父而命懸一線；擂臺比武中毒鏢被抓，揭破官商勾結走私鴉片反被誣為造反、要被槍斃，最后到日軍投降前，他在地宮護寶又遭遇老對手日軍中佐落合介和大漢奸那圖魯……九死一生，絕地反擊，一次比一次出人意料、驚心動魄，始終緊緊抓住觀眾的興奮神經(jīng)。其二，把人物關系和情節(jié)設置的錯綜交織推向極致：以戴天理為中心，父親戴翰霆是清朝遺老卻敢與日軍拼大刀，青梅竹馬的戀人那素芝因誤解成了他的仇人，兒子戴三斤一出生就被偷走當了仇家的兒子，養(yǎng)女戴若冰在艱難中成長為中共黨員和抗日烈士，親生女戴若男卻在嬌生慣養(yǎng)中誤入迷途，親朋反目，路人卻成為生死與共的兄弟。凡此種種，多重人生選擇的敘事懸念和戲劇沖突錯綜交織、互相疊加，把愛恨情仇的人性拷問推向極致。其三，高潮戲密集而又有震撼力，創(chuàng)作者的藝術想象力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比如，戴家與那家娶親隊伍的“撞轎”，戴天理鬧刑場為戴若冰和高鏡湖舉辦刑場婚禮，戴天理在地宮護寶時大戰(zhàn)日酋落合介和漢奸那圖魯，都是高潮中的高潮，劇情、動作、臺詞都是層層推進、步步疊加，于推向最高潮處轟然炸響、戛然而止，將觀眾心中的震撼推向最高點。

　　藝術想象的放飛，不能離開歷史真實的土地。離開歷史真實的制約，藝術虛構、故事編織極致化的追求就會走向胡說和神劇的歧途。郭靖宇生在熱河長在熱河，從承德走向全國，他對熱河的歷史與文化有著深厚的情感與長期的浸潤。以這種獨特的文化身份來創(chuàng)作反映熱河民間抗日的《打狗棍》，不但故事編織有著堅實的歷史知識的支撐，藝術想象力還有著地域歷史文化營養(yǎng)豐富的優(yōu)勢。其一，對民國初年到抗戰(zhàn)勝利的熱河社會氛圍及其演變的展示是到位的，從側面寫到的北洋軍閥政府的腐敗、“九·一八”事變的影響、湯玉麟的不戰(zhàn)而退和日軍入侵山海關與熱河、中國軍隊的長城抗戰(zhàn)、中共領導的山區(qū)抗日游擊戰(zhàn)，作為大的背景都是于史有據(jù)的。這就給全劇的故事框架、人物命運發(fā)展提供了一個真實的歷史舞臺，使它從根本上劃清了與戲說、神劇的原則界線。其二，站在中華民族文化與熱河地域文化連接點上設計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既賦予人物形象以鮮明的地域文化魅力，也提高了劇情結構和戲劇沖突的精神文化含量。特別是戴天理，是帶有熱河泥土味的中華民族血性和尊嚴的典型踐行者�！耙粋�大男人活在世上，該管的事就得管，啥事都不管，那叫天理不容”，他的諸如此類的臺詞和行動如此質樸、純粹而又鋒利和鮮明，從一個獨特角度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增添了剛性和韌性。其三，地域歷史文化元素在細節(jié)描寫中的運用，自如而又多樣：作為熱河民間抗日的文化符號和重要載體，打狗棍和桿子幫的故事中有很多精彩細節(jié)，貫穿全劇始終；雞冠子山抗日活動的細節(jié)描寫也充滿地域特色。此外，諸如熱河的習武之風和當街打擂等民風民俗，諸如承德的避暑山莊、熱河的名山名水等人文和自然景觀，都頻繁地成為支撐細節(jié)描寫的地域歷史文化元素。所有這些，在編導那里似乎都是信手拈來，取之不盡，都為藝術想象力的自由飛翔提供了可靠的空間，也有效地增加了片子的真實感和歷史揭秘感。

　　郭靖宇的編導藝術正處在上升期，《打狗棍》也并非無可挑剔，今后的路還長。僅就歷史題材電視劇創(chuàng)作而言，如何能給自己的傳奇敘事提供更加深入的歷史背景和更加宏大的時空坐標，如何能對所要表現(xiàn)的歷史內容作出更深刻的精神發(fā)現(xiàn)，如何能對主人公性格的精神原點作出更有文化意味的開掘，都是他在繼續(xù)攀升中所要面對的課題�！洞蚬饭鳌返某晒κ撬�此前作品的一個小結，一個制高點，也應該成為繼續(xù)前行的一個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