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2013：碎片化的時代想象

　　轉眼又是一年。每位作家在寫作之前可能懷著各種整體的設想和宏大的意愿，但回顧這三百多日的閱讀，最大的感受卻是想象的碎片化。腦中飄拂的是記憶的云朵，我們再也無法通過滿地零星的碎片拼貼出一個時代的整體圖景，這就是文學的真實之處。

　　長篇小說：

　　老作家自我重復，“70后”介入歷史

　　2013年，長篇小說在量上依然保持強勁的勢頭，代表性的有賈平凹的《帶燈》、馬原的《糾纏》、韓少功的《日夜書》、閻連科的《炸裂志》、林白 的《北去來辭》、余華的《第七天》、蘇童的《黃雀記》、陳希我的《移民》、須一瓜的《白口罩》、艾偉的《盛夏》、喬葉的《認罪書》、田耳的《天體懸浮》和 徐則臣的《耶路撒冷》等等。

　　長篇小說的境遇在今天無疑是有些尷尬的：一方面小說家們樂此不疲，覺得不寫長篇愧對作家身份，編輯們和批評家也對長篇小說有特別的期許，20世 紀以來小說的優(yōu)勢地位仍在持續(xù)；另一方面是大家其實沒有整塊的時間閱讀長篇，不要說忙于工作的成人，就是在校的中文專業(yè)的大學生，也沒有太多的時間投入長 篇，中小學生就更不能指望了。在詩歌淪為自娛自樂之后，隨著數(shù)字化強勁的傳播趨勢，小說尤其是長篇也正在墜入自我陶醉的境地。

　　賈平凹、韓少功這一代老作家，無論從藝術形式還是表達內(nèi)容，都很難再給我們提供真正的新奇。盡管《帶燈》比起《秦腔》來說似乎明亮、干凈了， “帶燈”這樣的鄉(xiāng)村女干部形象的確該受到文學的青睞，但年輕讀者已難于接受賈平凹的敘事節(jié)奏，書中提到的一些鄉(xiāng)村經(jīng)驗比之于新聞報道并沒有多大的超越性， 而賈平凹的傳統(tǒng)士大夫趣味在今天既讓人迷戀也叫人不得不警惕。韓少功的《日夜書》中“知青”已退為敘事帷幕，但作家仍在一定程度上重復著他的知青經(jīng)驗。韓 少功自出道以來就被認為是一位思想性的作家，這頂沉重的思想帽子大風吹不掉，成為他寫作的桎梏。他的寫作過于倚重左腦，而心房卻被裹緊，不能在作品中袒露 自己的內(nèi)心，因而沒有塑造出親切可感的人物。林白的《北去來辭》在個人經(jīng)驗書寫的基礎上有所擴大，向“復調(diào)”靠攏，她的寫作路徑顯示了一個以自我為圓心的 女作家在不斷破繭而出的努力，強烈的抒情意味沿著敘述輻射開來。這一代人擅長處理歷史經(jīng)驗，即便是日常生活也會因視點拉開距離而被歷史化�；剡^頭來看，他 們的歷史經(jīng)驗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其成長經(jīng)驗，敘事焦點依然在他們出發(fā)的地方。

　　“50后”普遍勤奮、高產(chǎn)，弊端是對時代的大踏步向前不管不顧。他們沉浸在敘事的幻境，不厭其煩地自我重復！這是老一代作家與年輕讀者造成隔膜的根本原因。精神也可能隨身體一起衰老，墜入日常生活的漩渦之中——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對余華來說，死亡就像一個木樁，他就是那匹圍著木樁旋轉的老馬。從《現(xiàn)實一種》開始，余華的視角就盯著家庭的內(nèi)部：暴力、血腥是從無意識開始 的，在家庭的每個角落流淌。余華筆下的“家”當然不同于巴金等現(xiàn)代作家們革命敘事中的家。巴金、曹禺的“家”是宗法制的罪惡淵藪，是年輕人要反對、離開的 地方；而余華的“家”失去了這種整體反抗價值，只是一個符號，大家因為血緣或倫理而居住在一起，這個家與國毫無關聯(lián)，甚至也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父親這個 形象，存在一個由權力向愛和溫暖變化的軌跡，尤其是那些養(yǎng)父�！对S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后來用賣血的方式修復了與養(yǎng)子一樂的關系；《第七天》的核心情節(jié) 是敘事者“我”在冥界中尋找養(yǎng)父，尋找與回憶穿插安排在時間的縱軸上，其他人的情節(jié)則被安排在空間的橫軸上展開�！靶侣劥�串燒”的詬病并非沒有道理，因為 這類新聞事件缺乏直接的、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更重要的是未能與主要情節(jié)發(fā)生有機聯(lián)系，這些只是純粹的事件羅列而不是敘述者對生活的反映。新世紀以來，余 華執(zhí)著地尋求一種打破由他的小長篇創(chuàng)立起來的線性敘事結構，他試圖廣延敘事空間，讓當下生活與歷史交集，增添敘述的豐富性和主動性。盡管這種追求在《兄 弟》和《第七天》中沒能達到預期目標，但這種自我擴張的努力和不屈不撓的掙扎，使我依然對他抱著期待。

　　蘇童的《黃雀記》圍繞一樁強奸案敘述“昔日頑童”被此案改寫的命運，故事仍然發(fā)生在香椿樹街，但物是人非，保潤、小白和柳生都被這樁強奸案改變 了。從這個標題已顯示了蘇童的寫作重心在于營造宿命感，每個人以不同的途徑抵達自身的命運。但我以為一個長篇光有宿命感是不夠的，更正一下，宿命感不能單 獨成為文學寫作的目標(蘇童的短篇《她的名字》同樣致力于此)。蒼茫的宿命感必須與深邃的歷史感和鮮活的當下生活結合，人物的主體性才能確立，人物形象才 能豐盈而親切。瘋人院中那段金錢和權力的博弈很有當下感，最終老人拔出了別在腰間的槍，這是一把權力的槍，也是一把歷史的槍！多么有意味的細節(jié)，可惜被作 者順手又放下了�！饵S雀記》中才華橫溢的蘇童沒能給我們提供更豐富、更有力道的精神會餐，南方的陰暗、潮濕讓他沉溺在童年記憶中難以自拔。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夢魘恐怕是馬原的“糾纏”，就像這本書的封面一樣，是一場難以擺脫的驚悚。生硬植入大段與遺產(chǎn)繼承法相關的條例，不是增加陌生 感的方法，沒有人渴望在閱讀小說中獲得百度的功能。像馬原這樣的作家最好的方式是直接進入文學史，躺在先鋒小說的搖籃里。這不是一個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的題 材問題，也不是人物塑造、故事性等細枝末節(jié)的問題，而是關乎一個作家的生命境界的重大問題。一位劍走偏鋒的先鋒作家如果不能有與之并駕齊驅的思想資源，很 快就會讓我們聽到奇葩枯萎的聲音。我以為只有那些與心靈自由相關的“糾纏”才值得大書特書，而其他細枝末節(jié)的都是些無謂的糾纏。

　　喬葉的《認罪書》顯示了“70后”對“文革”的“介入”敘述，這種介入是后置的、想象的。想象是一種與經(jīng)驗互相依存的事物，哪怕是神話傳說、鬼 怪志異，總能曲徑通幽地找到經(jīng)驗的源頭。過去的歷史如何源源不絕地融入到今天的精神之流，傳統(tǒng)的現(xiàn)存性何在？喬葉通過如洋蔥般紛繁復雜的多層次敘事抵達歷 史的核心：人人有罪的真相。故事光怪迷離，過多的巧合讓讀者在人物關系網(wǎng)中迷失，某種程度上削減了敘事的力量。田耳的《天體懸浮》依然執(zhí)著于偵探題材，不 同的是故事在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內(nèi)部展開，壟斷兇宅和色情交易的就是知法懂法的執(zhí)法人員！田耳的佴城不再是個詩意的世界，它臣服于強權意志的叢林法則。“黑 夜觀星”是個反都市的意象，讓人重新回到廣大的自然中去，重建渺小個體與浩瀚星空的精神聯(lián)系。天體的懸浮是由人心觀照所得，它借助于高科技，但最終映射出 來的是我們的心象。

　　中短篇小說：

　　契合時代節(jié)奏，窺探當下痛點

　　中短篇契合時代的快節(jié)奏，能夠在限定的篇幅里辨認當下的指痕，在冷靜的書寫中灌注熱情，讓文學超越廉價的安慰劑，諦聽這個時代內(nèi)部的喜怒哀樂。

　　方方的《涂志強的個人悲傷》這個標題很有意味，讓我想起《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淡淡的反諷氣味彌漫開來。方方用相對客觀的敘事態(tài)度，對涂志 強自強不息的一生娓娓道來，她甚至沒有蓄意去涂抹這種悲傷。敘述讓涂志強“進城”過程中碰到了諸多好人，給字里行間送來縷縷暖意。但他們臨別贈言無一例外 地是讓他當大官，這是否也蘊含著官本位時代的底層想象？這是一個21世紀新型的“進城”故事。20世紀文學書寫的是農(nóng)民進城，比如《駱駝祥子》、《人 生》、《陳奐生上城》、《到城里去》……他們是徒手空拳地進城，失敗是難免的。不同的是涂志強懷揣大學文憑，短短幾十年過去，“天之驕子”的稱號不翼而 飛，知識本身貶值了。文憑沒能幫助涂志強當上官，甚至不能擁有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他在城市的處境不過重復了他家在鄉(xiāng)村的境遇。涂志強的個人悲傷因此具有了時 代性。我們曾經(jīng)信奉知識就是力量，但知識改變命運的時代過去了，“知識”這一唯一讓底層進入社會中層的通道被堵塞了。涂志強一路上碰到的人都曾給過他幫 助、給過他溫暖同時也有小小的嘲諷和微不足道的傷害，但沒有人能幫他搬掉人生道路上最根本的絆腳石——身份以及與之相伴的貧困。涂志強來不及悲傷、來不及 感慨就與他的必然命運相逢。他的故事顯示了社會最根本的“斷裂”——這是不以個人意志、善良愿望和努力奮斗為轉移的“斷裂”，是知識也無法修復的斷裂，是 徹底的、不可逆轉的斷裂。所以，他的個人奮斗和悲傷顯得尤其驚心，具有深刻的當下性。陳啟文的《回南天》(《花城》2013年第4期)、徐則臣的《六耳獼 猴》(《花城》2013年第3期)和《看不見的城市》(《北京文學》2013年第10期)也是“進城”敘事，只要我們的制度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進 城”就仍將盤踞文學的半壁江山。

　　讀阿乙的《春天》(《收獲》2013年第1期)，耳邊回響著流行歌曲《春天里》�！按禾臁�，一個生機勃勃的名字，一位充滿盼望的少女，她死在人 生的春天。她的死亡就像涂志強的死亡一樣具有內(nèi)在的必然性。自殺是偶然的，但蘊藏在自殺背后的邏輯是必然的。春天與世界的隔膜而荒誕的關系，是“現(xiàn)代”文 明的副作用的體現(xiàn)。

　　畢飛宇的《大雨如注》(《人民文學》2013年第3期)、魯敏的《小流放》涉及當下的教育制度，二者有不同的側重。畢飛宇更看重全球化時代風暴 (“大雨”)對個體的裹挾，魯敏實寫近年來盛行的父母為獨生子女升學而過的“陪讀”生活。教育是當下的熱點話題，且蘊含著民族的未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隱 憂從文本中傳遞出來。

　　尤鳳偉的《中山裝》(《十月》2013年第3期)以將軍兒子回故里贈送遺物為主線，展示了當代社會欲望的復雜性；老家的養(yǎng)子想要一件“中山裝” 的小插曲，映射出上流社會與底層社會的“斷裂”與對峙，平常然而意味深長的篇名將當下與歷史勾連起來。李佩甫的《寂寞許由》(《鴨綠江》2013年第8 期)以掛職副市長的視野呈現(xiàn)廣闊的新官場“現(xiàn)形記”。薛憶溈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大家早已熟悉的一個文本，現(xiàn)在經(jīng)過修訂再次在《作家》上發(fā)表， 這是電子產(chǎn)品日新月異的升級時代的寫作嘗試，比那些改頭換面的重復性經(jīng)驗寫作更可靠。他的《上帝選中的攝影師》(《新世紀周刊》2013年第11期)雖是 短篇，但其歷史縱深度并不亞于某些長篇，作者將敘事直接對準攝影家和照片背后的歷史。桑塔格有一篇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論文《論攝影》，告訴我們攝影藝術的真相及 其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F(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普遍接受歷史是敘事的結論，文本將敘事之刀插入歷史腹地，探討攝影是“記錄”歷史還是“創(chuàng)造”歷史，個人與歷史的復雜關系 等諸多問題。這部短篇堪稱薛憶溈創(chuàng)作史上的標志性作品，是敘事的極度精簡與歷史容積最大化的探詢，首尾呼應的結構也值得稱道。

　　東君《我能跟你談談嗎》(《十月》2013年第1期)讓我想起蔡東的短篇《往生》，臨終關懷這個敏感的題材是青年一代對身處的老齡化社會的思索 與回應。無獨有偶，張怡微的《試驗》(《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3年第6期)也以獨特的方式處理老人的內(nèi)心經(jīng)驗�！锻�生》用詩意的語言實寫已退休的兒媳伺候家 公的艱難；《我能跟你談談嗎》針對老人的身體疾病與精神困苦探討生與死，教授與農(nóng)民、北京與故鄉(xiāng)的人物和空間設置讓小說的時空容積幾何倍增，這是敘事的魔 術。伍爾芙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曾輕描淡寫地談到一個偉大的寫作常識——“要讓一個人物真實，必須同時平凡地和詩意地想�！辈號|的《凈塵山》(《當代》 2013年第6期)踐行了這個原則。她在平凡處打探詩意，當大家無謂地感喟都市生活的雷同，她卻在日常生活的表皮下勘探內(nèi)部的結核。對于多次減肥失敗的女 主人公來說，那一身堆積的肉就是她的噩夢；而對于只有兩件襯衣的男同學，出租屋就是他的牢籠。臃腫肥胖的肉身正是都市欲望的象征，狹窄的出租屋是都市的現(xiàn) 實，這就是時代給我們每人一個量身定做的牢籠，“凈塵山”只是一個遙遠的想象。

　　李敬澤的《趙氏孤兒》(《花城》2013年第5期)寫得隨心所欲，既有小說的氣象，也有隨筆的思想，以歷史的酒杯澆當下的塊壘。張惠雯的《醉 意》(《人民文學》2013年第3期)延續(xù)了她一直以來的寫作風格，像榨汁機一樣不厭其煩地從細微褶皺處榨出人生的滋味，縱使淺淡處，也能引起我們的一個 激靈�！蹲骷摇�2013年第1期刊出葉彌的《親人》、金仁順的《僧舞》和戴來的《前線，前線》、朱文穎的《性·動詞》，這組情愛題材的小說頗能顯示“70 后”女作家的寫作變化。魏微、金仁順、戴來這幾年發(fā)表作品不多，我將這看成她們的休整期，她們是以靜制動，抵抗習慣性寫作。我對這種姿態(tài)充滿敬意，同時對 她們的再度出發(fā)充滿期待。

　　賈平凹的《倒流河》(《人民文學》2013年第2期)、艾偉的《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上海文學》2013年第7期)、朱日亮的《鵲巢》 (《人民文學》2013年第11期)、甫躍輝的《朝著雪山去》(《收獲》2013年第4期)、文珍的《錄音筆記》(《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3年第4期)、付 秀瑩的《醉太平》(《芒種》2013年第7期)等作品均可圈可點，以不同的視角窺探時代的痛點。

　　非虛構寫作：

　　還原生活，還原歷史

　　非虛構成為這幾年的文學熱點不是偶然的：一是因為小說虛構的乏力，越來越多的寫作淪為空洞的能指，切斷了與現(xiàn)實的精神血脈；二是數(shù)字化時代，高 速度的傳播方式讓我們隨時接受現(xiàn)實生活中目不暇接的故事。非虛構寫作既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興盛的報告文學直面現(xiàn)實的勇氣，同時又告別了報告文學宏大敘事的 美學指向，回復到與肉身息息相關的當下追問。非虛構寫作以親切的個人視角還原生活、還原歷史。

　　《父親的奧德賽》(《花城》2013年第4期)是林崗第一次追溯父親的足跡，講述家族鮮為人知的故事。在顯赫的高官身份背后，林若的婚姻、家庭 倫常烙著革命時代的印跡和悖謬。這類回憶文字很容易濫情，學者林崗以非常冷靜克制且?guī)�點自嘲的筆調(diào)，從一個大的歷史視野呈現(xiàn)父親波瀾起伏的一生，“奧德 賽”既是出發(fā)，也是回歸。革命家林若的一生折射出現(xiàn)代性追求的曲折與復雜。文本的敘述方式顯示了當代學者對20世紀革命史的深沉反思。

　　畢飛宇在自傳性作品《蘇北少年“堂吉訶德”》(《花城》2013年第4期)中清晰地回顧了自己的童年，他的成長伴隨著時代不斷開放的軌跡和生活 的氣息。從這種回憶中我們既看到了歷史的腳印，也看到了個人命運的某種必然性�！疤眉�訶德”這位異域的精神祖先在全世界各地擁有大量的徒子徒孫，這是無上 的榮耀。難得的是作家沒有美化田園牧歌，始終如一的敘事態(tài)度大概也是非虛構寫作的困難所在。

　　阿來的《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人民文學》2013年第8期)在雜志的卷首語中被稱為“歷史非虛構”，這個命名顯示出編輯內(nèi)心的糾結。阿來 以文學的方式講述了瞻對清代兩百年的歷史。關于這次寫作，他說：“是因為察覺到這部地方史正是整個川屬藏族地區(qū)，幾百上千年歷史的一個縮影，一個典型樣 本�！秉S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曾經(jīng)引起巨大的關注，他是以文學的方式敘述歷史，寫出了歷史河流上升騰的熱乎乎的生活氣息；阿來則將歷史的靈魂注入文學寫作 中，使“瞻對”的歷史得以復活，民族精神藉此飛翔。

　　石舒清在《黃河文學》上的系列日記是靈魂的打坐，散發(fā)出掩卷靜思的安寧氣息，是對我們躁動心靈很好的撫慰。

　　王手的《溫州小店生意經(jīng)》(《作家》2013年9月號)、陳離的《田田上學記》(《小說界》2013年5期)等作品細致入微地記載了河流及其浪花，是我們了解時代精神很好的個案。

　　2013年就在這絮絮叨叨的清盤中過去了。在清理的過程中，我也期待想象的雙翼直上重霄。文學除了辨析時代印痕之外，還應該有更高更遠的指向和維度，這一維度曾擁有多個名字，譬如：超越性，神性，未來性，等等。

　　申霞艷，文學評論家，現(xiàn)居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