迸發(fā)奔騰的力量——2013年少數(shù)民族文學亮點掃描

　　2013年少數(shù)民族文學依然保持蓬勃發(fā)展的態(tài)勢，備受關注與矚目，如中國作家協(xié)會“少數(shù)民族文學發(fā)展工程”的全面實施，有力地推動了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深入發(fā)展。不過，即便是花團錦簇、精彩紛呈，在寫作變得大眾化、平�；�的情況下，難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齊�？上驳氖�，一批精品力作噴涌而出，以其獨特的民族文化特質與豐富的藝術內涵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提供了新的動力，也為2013年中國文壇注入了生機與活力。因閱讀范圍和文章篇幅所限，在此，僅對筆者所關注的部分作品進行粗略掃描。

　　“故鄉(xiāng)思維”的文學升華

　　每個作家身后都有一個故鄉(xiāng)。許多作家即便遠離故土，生活在異鄉(xiāng)，而文學之根卻依然深深扎根在自己心靈的故鄉(xiāng)。如黃永玉(土家族)的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第一部《朱雀城》和帕蒂古麗(維吾爾族)的散文集《隱秘的故鄉(xiāng)》都生動詮釋了故鄉(xiāng)的文學魅力。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是黃永玉在1945年就曾動筆寫過而沒能完成的自傳體小說，分為三部，今年出版的第一部《朱雀城》洋洋灑灑80多萬字。一位90歲的老先生，靠什么完成這樣的鴻篇巨制？料想，這首先需要一種文學精神，一種對文學就像珍愛生命一樣的堅守和熱愛。無怪乎黃永玉說，“文學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文學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鄉(xiāng)思維”。讀過《朱雀城》，我所理解的“故鄉(xiāng)思維”不僅僅包括故鄉(xiāng)人、故鄉(xiāng)事、故鄉(xiāng)情、故鄉(xiāng)理，還包括故鄉(xiāng)的語言、思維、氣質和風格等等。

　　黃永玉的故鄉(xiāng)是湘西鳳凰，朱雀城也就是鳳凰城。《朱雀城》描述了作者12歲前在家鄉(xiāng)的生活，但是作者顯然不是為了講故事，不是僅僅敘述一個游子的故鄉(xiāng)記憶與成長故事，而是描繪生活，展示一個真實的豐富的湘西，一個飽含文化內涵的、充滿人情美與人性美的湘西。小說篇幅巨大，文字卻簡潔精練，敘述如行云流水、從容淡定，看似隨意，實則是匠心獨運、字字珠璣。一個個生活細節(jié)、一幅幅生活圖畫、一個個人物的音容笑貌撲面而來，令人目不暇接。朱雀城還是湘西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作者將朱雀城社會各層面的人物都納入筆端，借個人與家族的命運演繹時代風云，將深切的故鄉(xiāng)情懷與中華民族精神融為一體。

　　這個湘西，在沈從文等作家的筆下都有過深刻的藝術呈現(xiàn)。然而，《朱雀城》所描寫的眾多生活側面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所承載的深厚的生活內涵與思想情感、所展現(xiàn)出來的獨特的湘西文化特質以及自如從容的敘述、鮮活靈動的口語與獨到的人生感悟，都體現(xiàn)出嶄新的風貌�？梢哉f，這是關于湘西敘事的一部重要作品，一部厚重的充滿民族風格與中華氣派的杰作。

　　帕蒂古麗近兩年來脫穎而出，她的故鄉(xiāng)大梁坡及其散文寫作備受矚目。生活的苦澀原本沖淡了帕蒂古麗的鄉(xiāng)土記憶。離鄉(xiāng)多年后她才開始回望故鄉(xiāng)，是文學給了她勇氣和力量讓她重新審視故鄉(xiāng)，讓故鄉(xiāng)在她的文學想象、思索與回味中復活，變得真實、生動而深刻。她的文學經歷說明，只有具備一定的生活積累、情感積累和文學積累，才能讓郵票大小的故鄉(xiāng)獲得文學的升華。

　　在《隱秘的故鄉(xiāng)》中，一個文化混血兒的別樣的生命體驗、一個由瘋母親和孤獨的父親組建的家庭的苦難記憶、在多元文化雜糅與碰撞下的村莊的世態(tài)人情，經過帕蒂古麗細膩的描繪一層層鋪展開來。《一堵墻用縫隙說話》《混血的日子》《模仿者的生活》《第六根手指》等等，不僅標題新穎，思想內容也新鮮、獨特，然而，帕蒂古麗的散文并不依靠題材的新奇吸引讀者，而是通過文化差異背后真切的生命體驗感動人，并通過深刻的人生思索與生命感悟震撼人。在散文寫作中，一般都會用第一人稱敘述，可是帕蒂古麗大多數(shù)用的是第二人稱。她說：“我用第二人稱訴說記憶時感覺很平靜，仿佛照鏡子，很愉悅，很自在，很安全。”第二人稱敘述拉開了“我”與生活的距離，遙望過往生活的酸楚與疼痛，因距離而變成一種文學的審美，使得回望的筆觸變得平靜、從容、自然而真切。多元文化的豐富性與差異性、獨特的敘述方式和深刻的思考巧妙交融，造就了帕蒂古麗，使得她的故鄉(xiāng)書寫成為中國散文寫作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魯若迪基(普米族)的詩集《一個普米人的心經》、楊啟剛(布依族)的詩集《打馬跑過高原》、蔡勁松(侗族)的隨筆集《云影松風》、龍章輝(侗族)的散文集《好像聽見父親在風中說話》等，也是從故鄉(xiāng)啟程，思索生活，感悟人生，營造詩意。阮殿文(回族)的長篇小說《灣灣田之戀》追憶孩童的一往深情，言之切切，感人肺腑。

　　民族文化記憶的深度開掘

　　阿來(藏族)的長篇非虛構作品《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以瞻對土司部落為中心，準確再現(xiàn)了從清朝、民國政府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兩百年間康巴地區(qū)的傳奇歷史。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故事，以小說方式展開敘述，對阿來來說，可謂輕車熟路�？砂�來不要戲說和虛構，而是要還原歷史的真實。為此，他得從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辨別真?zhèn)�，梳理歷史，還得調查采訪，通過大量真實的細節(jié)再現(xiàn)歷史。阿來說：“寫歷史，實際上是想回答今天的問題。很多時候，對于中國問題的解答過于宏觀，而文學是從微觀的角度出發(fā)……《瞻對》寫的是歷史，其實是在關注今天少數(shù)民族特別是藏區(qū)不安定的現(xiàn)實問題�，F(xiàn)實和歷史總是有關聯(lián)的。寫每本書，我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問題，解決自己的困惑�！边@部作品通過瞻對兩百多年的生存斗爭折射整個川屬藏族地區(qū)的生存境遇與發(fā)展狀況，對當下現(xiàn)實的啟示意義不言而喻。從藝術形式來說，阿來采用了小說的敘事技法：“我”在講述歷史時自如地穿行于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既有史料的展示和對歷史的客觀描述，又有作者考察采訪的小插曲。歷史與現(xiàn)實及作者的感悟融為一體，避免了史料的堆積和閱讀的乏味，而增加了可讀性與吸引力。它為“非虛構寫作”文體從現(xiàn)實延伸到歷史提供了一個較為成功的范本，也為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敘事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

　　走出《瞻對》的歷史風云，再讀丹增(藏族)的小說散文合集《小沙彌》，可以卸下心頭的沉重，而獲得精神的慰藉。中篇小說《江貢》生動再現(xiàn)了轉世活佛小江貢從一個貧苦的牧童阿措成長為活佛的艱難歷程。雖然是虛構，許多細節(jié)卻來源于作者的親身經歷。神秘而復雜的修煉成佛的過程，變成真切的抵達圣潔境界的生命體驗。雖然充滿藏傳佛教文化的慈悲情懷和良善思想，卻沒有深奧的教法與說教之嫌。其他作品均為散文，大多取材于作者的自身經歷，飽含博愛之心與普世情懷，又蘊含著深刻的哲思和感悟，在不動聲色中傳遞出宗教信仰的大善大美，就像一盞明燈，感化心靈，照亮世界。

　　郭雪波(蒙古族)的長篇小說《天玄機》依然堅持作者一貫的民族文化題材，但是又有了新的突破，視野更高遠，主題思想更深邃。作品以歷史與現(xiàn)實兩條線索交錯展開故事，一方面敘述上世紀20年代以丹麥探險家亨寧·哈士倫為主的科考隊考察蒙古族歷史文化的坎坷歷程，另一方面描寫“我”回到家鄉(xiāng)考察民間文化及人類談了數(shù)千年的靈魂問題的遭遇。作者采取人類學家的文化視角審視生活，探尋歷史與靈魂的秘密，又批駁現(xiàn)實存在的尖銳問題，思索民族生存發(fā)展的文化之根，表現(xiàn)出寬廣的人類意識和世界情懷。

　　阿云嘎(蒙古族)一直以來堅持雙語寫作，著力于反映蒙古族文化在時代發(fā)展變遷中的生存境遇，塑造民族精神。長篇新作《滿巴扎倉》(哈森譯)圍繞一部神秘的蒙古藥典展開故事，反映了從朝廷、旗貝勒府、寺院到民間的激烈斗爭。權力與欲望、忠誠與背叛、圣徒與流氓、情愛與貪欲、俠骨與柔情等等都在作者運籌帷幄的敘述中展示出來，構成了19世紀末鄂爾多斯高原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小說故事情節(jié)生動曲折，引人入勝。但是小說的要義卻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通過各色人物的命運掙扎表現(xiàn)人性的復雜，以歷史反觀現(xiàn)實，啟人深思民族文化的發(fā)展傳承問題。

　　現(xiàn)實觀照與藝術超越

　　阿拉提·阿斯木(維吾爾族)的長篇小說《時間悄悄的嘴臉》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充滿時代性與民族性的作品。小說敘述了商人艾莎麻利與勁敵哈里的恩怨情仇，大開大合，張弛有力，深刻反映了當下維吾爾人的生存狀況與精神風貌。結仇、復仇而最終化解，善感化惡，這樣的故事與主題并不新鮮。作者的獨特之處在于通過大量的心理描寫表現(xiàn)人物進行靈魂的自我拷問與救贖，獲得了對人生價值、善惡、金錢、欲望、愛情、親情、友情、信仰、時間等問題的解答與頓悟。比如，艾莎麻利意識到：“一個男人的名聲，才是他真正的呼吸器。”“在大地的一切角落，好人和壞人，都逃不出時間的牢籠�！薄霸谝磺杏泄夂惋L雨放肆的地方，好名聲都是引路的燈塔。”“錢是雙刃劍，它可以讓一個男人山一樣地高大，也可以讓一個男人污水一樣發(fā)臭�！蹦箩t(yī)生說：“心地善良了，才能有嘴臉和尊嚴�！边@些深邃的充滿智慧的話語，是作者深入思考之后的結果，也是維吾爾民族文化的結晶，反映了當下百姓的理想和愿望，堪稱為新時代的“把人們導向幸福”的《福樂智慧》。而且，維吾爾族獨特的思維造就了小說新穎的意象和別致的表達，語言機智幽默，給漢語文學帶來了質樸與清新之氣。

　　凡一平(壯族)的《上嶺村的謀殺》是作者第一部將視野和心靈返回故鄉(xiāng)農村的長篇小說。雖然他借用了自己的故鄉(xiāng)上嶺村作為小說環(huán)境，但是故事本身卻與自己的鄉(xiāng)親無關，它指向的是當下中國的鄉(xiāng)村，關注的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農村生活與農民命運。多年來，鄉(xiāng)村沉重的現(xiàn)實像磐石一樣壓迫著凡一平，這部作品使之擺脫了“夢魘”。他說：“我寫完小說的最后一句話，渾身輕松且愉快。我想我解放了，得救了。我終于有勇氣和力量，獲得了一次藝術的跨越和心靈的救贖！”

　　小說里的這場謀殺非同尋常，是好人謀殺惡人的命案，而且是村民集體處理一個村霸的案件。壞人韋三得欺男霸女、作惡多端、橫行鄉(xiāng)里。村民在大學生黃康賢的策劃組織下成功實施了謀殺，并做出韋三得自殺的現(xiàn)場。然而韋三得被殺，故事只是告一段落，情節(jié)的進一步發(fā)展是：有人報案說韋三得不是自殺而是他殺，村支書的大兒子韋波為了村民獨自承擔了殺人的罪名，一個美好的家庭被摧毀了。最有前途的黃康賢集善良、正義、智慧、學識與愛于一身，是村里的希望，可最后卻被韋三得的情婦要挾，被逼上了自殺之路。凡一平是講故事的高手，在一個個懸念中帶領讀者走進撲朔迷離、錯綜復雜的矛盾糾葛中。然而，小說的深刻還不在于故事，而是故事里包含的鄉(xiāng)村倫理道德淪喪、社會秩序紊亂、農村家庭愛的殘缺與留守婦女性的扭曲、法律對惡的無能為力等等，這是當下農村乃至中國社會出現(xiàn)的不容忽視的新矛盾、新問題。上嶺村的疼痛與深刻是源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藝術真實。

　　周建新(滿族)的中篇小說《分裂的村莊》敘述一個村莊的裂變：高速公路將村子分為兩半，一部分走向與世隔絕、貧困保守，另一部分走進了現(xiàn)代文明，卻因都市垃圾污染水源致使多人得病而走向衰敗。這個村莊的命運也是當下鄉(xiāng)村的一個縮影，啟人深思。山哈(畬族)的《追捕》寫獄警在追捕逃犯的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人性的光輝和愛的溫暖，令人動容。光盤(瑤族)的《漸行漸遠的陽光》關注底層人物的悲苦命運。窮困潦倒的呂得林患了眼癌卻無錢醫(yī)治，妻子汪小麥被迫離婚，帶著病人嫁給家境稍好的二良，小說敘事充滿了荒誕色彩，卻是殘酷的真實。蒙飛(壯族)的《盧長火傳》敘述小人物盧長火令人啼笑皆非的生命歷程，人物的命運悲劇里隱含著對時代和社會發(fā)展的深刻思考。王華(仡佬族)的《向日葵》關注的是貧困戶的精神生活，啟示人們幫扶工作不應該僅僅是物質的扶持，更需要精神的慰藉和生活的尊嚴，具有深遠的現(xiàn)實意義。

　　現(xiàn)實還包括自然生態(tài)。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都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突出主題。胡冬林(滿族)深入長白山原始森林20年，構建了一個林中寫字臺。散文集《狐貍的微笑》描繪森林里的青羊、熊、狐貍等生靈的生活習性與生命形態(tài)，是生態(tài)文學寫作的重要收獲。這樣獨特的生命寫作和文學堅守，也為少數(shù)民族作家樹立了成功的榜樣。

　　2013年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熱點還有康巴作家群和內蒙古草原文學，以及女性文學等。比如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推出的“閱讀中國    五彩霓裳”叢書推出了葉梅(土家族)的小說集《歌棒》、趙玫(滿族)的散文集《敘述者說》、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哈薩克族)的散文集《遠離嚴寒》，金仁順(朝鮮族)的小說集《僧舞》、娜夜(滿族)的詩集《睡前書》。這些作品文體不一，各具特色，從不同方面代表了少數(shù)民族女作家創(chuàng)作的最新成就。另外，馬金蓮的中篇小說《長河》在從容的敘述中將生活的苦難、生命的消亡與人性之美、信仰之美和語言藝術之美生動而細膩地表現(xiàn)出來，內涵深厚，意味雋永，是近年來中國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新收獲。

　　更有一些充滿活力的文學生力軍在崛起。如廣西少數(shù)民族新銳作家叢書推出黃土路、陶麗群、周耒、潘小樓、梁志玲、費城、楊仕芳、何述強、林虹、黃芳等10位作家的新作。還有傈僳族作家李貴明，哈薩克族作家艾多斯·阿曼泰、田榕、阿依努爾·毛吾力提，蒙古族作家蘇笑嫣，土家族作家田耳、向迅、劉年、朱雀，瑤族作家鐘二毛，回族作家馬笑泉、于懷岸、敏洮舟，達斡爾族作家達拉、晶達等等，均有佳作發(fā)表。文學薪火相傳，這些鋒芒畢露的充滿潛質的青年作家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保持勃勃生機的發(fā)展動力，也將成為未來少數(shù)民族文學發(fā)展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