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題材散文：冷筆寫熱腸(朱航滿)

　　談論2014年的軍事題材散文，勾起閱讀記憶的竟先是一冊史學論著，名為《甲午殤思》。這冊著述集中了當前中國軍隊最為優(yōu)秀的知識群體，他們對于120年前那場戰(zhàn)敗國恥的沉重反思，代表了一種思想的新氣象和精神的新姿態(tài)。不少的佳作篇章，乃是善意的批評、尖銳的反思與積極的討論，可謂是冷筆寫熱腸，也是飲冰治熱病。在當下讀來，也頗有些盛世危言的意味。諸如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的文章《從一場戰(zhàn)爭看一支軍隊》，分析了甲午海戰(zhàn)中的北洋艦隊為何必然失敗的原因，其認為北洋艦隊的成立既有中國官僚體制的先天不足，又有腐敗成風所導致的軍紀頹壞和作風散漫，并由此導致了戰(zhàn)爭中必然敗亡。金一南痛惜地指出，盡管北洋艦隊在硬件實力上稍勝一籌，且戰(zhàn)時官兵作戰(zhàn)異常英勇，但由于日常軍紀作風的散漫、艦艇官員的腐敗頹唐，導致戰(zhàn)爭一旦打響，指揮能力缺乏，戰(zhàn)斗合力無法形成，最終造成了慘敗。在文章末尾，他這樣寫道：“在政治腐敗、軍紀廢弛的環(huán)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復，形成一個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huán)鎖鏈：政權建立了軍隊，又腐蝕著它；軍隊維護著政權，又瓦解了它”。

　　嚴格地說來，金一南以及收錄在這冊《甲午殤思》中的研討文章都不能算作散文，它們應該被歸類到歷史研究、軍事思想研究、戰(zhàn)爭戰(zhàn)略問題研究等相關范疇之中，但我卻愿意把它們也都看作是散文。盡管這些作者均沒有文學上的自覺與追求，只不過他們的這些文章或許僅僅因為連載于大眾媒體的策劃專欄上，故而在語言和行文結構上力求活潑罷了。然則，在廣義上來說，它們也可以算作是散文，誰說那些寫得優(yōu)美活潑的學術著作不可以列入到文學的范疇，早有司馬遷被譽為“無韻之離騷”的《史記》，而近則有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陳旭麓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趙園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等學術著作，又何嘗不是見識、學識與文采俱佳的好作品，甚至我們從其中隨便挑出一個章節(jié)來，又何嘗不是精彩的學術隨筆呢？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學者們所寫成的文章，積淀多年，如陳釀美酒，有新材料，有真見識，又有擔當和勇氣，實在是那些華而不實的東西所遠遠不及的。故而，我把諸如《從一場戰(zhàn)爭看一支軍隊》這樣的精彩篇章，也看作為2014年軍事題材散文的重要收獲。

　　回到文學散文，關于甲午海戰(zhàn)這個令中國人倍感羞恥的話題，盡管在2014年形成了一個談論的熱點，但卻實難一見很好的文學作品。許多此類的散文不過是史料的堆積，或者是人云亦云的嘆息與詰問，倒是作家祝勇的長篇散文《彼岸的甲午》可謂獨樹一幟，頗令人眼前一亮。這部長篇散文的副題為“日本遺跡里的甲午戰(zhàn)爭”，系作家祝勇在日本的一次拍攝記錄片中踏訪關于甲午戰(zhàn)爭遺跡的記錄。祝勇近年來致力于“重述歷史”的寫作，這部《彼岸的甲午》可以說是對晚清民初這一轉折時刻的又一次別致的重述。此書的妙處乃在于關注少為人知的日本境內(nèi)戰(zhàn)爭遺跡，諸如清軍戰(zhàn)敗的軍艦殘骸、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的紀念館遺址、清軍俘虜?shù)脑崮埂⑷毡緫?zhàn)犯的“靖國神社”，甚至是一座電影院、一個雕像、一條名為“李鴻章小道”的地方，等等，都系與一場戰(zhàn)爭有關的線索，也都曾引起了作家的幽遠遐思。這種來自于現(xiàn)場的觸摸與遐想，更多了許多歷史的氣息與溫度，也更多了許多現(xiàn)實的滄桑與沉重。更難為可貴的是，作家以現(xiàn)代的眼光來審視這場久遠的戰(zhàn)爭，也近距離觀察日本這個國家和民族，從而來反思這場戰(zhàn)爭的得與失。在祝勇看來，甲午海戰(zhàn)不僅僅是制度的失敗，其實更是現(xiàn)代文明與落后文化的較量，這從他對于清政府與日本相繼出兵朝鮮的宣戰(zhàn)檄書的區(qū)分中可作判斷。

　　一次失敗應是無數(shù)次深刻的反思。能否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獲得反思和升華，才是最為關鍵和要緊的。最可怕的是歷史的重演與循環(huán)。王龍的散文《刺刀與靈魂的較量——一位日本作家筆下的南京大屠殺》便是值得關注的好作品。這篇散文講述了一位日本侵華戰(zhàn)爭中的“筆部隊”成員石川達三的命運，來向我們揭示日軍侵略戰(zhàn)爭中的輿論宣傳與管控制度。石川達三作為戰(zhàn)地作家第一次抵達中國，被日軍大屠殺的殘忍血腥所震驚，內(nèi)心的良知促動他進行創(chuàng)作，并很快寫成了反戰(zhàn)小說《活著的歷史》在日本國內(nèi)出版，但隨即被禁，后來其又“將功贖罪”，重新返回戰(zhàn)場，寫成了一部公開謳歌戰(zhàn)爭符合侵略需要的文學作品《武漢會戰(zhàn)》。王龍通過石川達三的命運，看到的是當下中國抗日戰(zhàn)爭文學創(chuàng)作的現(xiàn)狀：“沒有反思的眼淚只是水。回顧這起日本侵華期間惟一的一起‘筆禍’事件，我們必須梳理中國多年來抗日作品的成敗得失，作家要增強藝術良知和勇氣，力爭在更大的坐標上講述中華民族的抗日歷史�！倍�通過王龍的這篇文章，也還可看到日本對于戰(zhàn)爭文學的鼓動與管控，實屬頗具新意的作品。

　　戰(zhàn)爭史的這個話題之外，在2014年軍事題材散文寫作中，另外一個話題則是有關“夢想”的寫作。相比戰(zhàn)爭的沉重，夢想總是讓人感到輕盈而又歡快。然而，在諸多此類軍事題材散文的寫作之中，我們在不乏幽默與輕松的筆調(diào)之后，也常能體味到許多的悲壯與肅穆。如果說有關戰(zhàn)爭反思的散文是“載道”，那么關于“夢想”的抒懷則應該是“言志”的。載道是替他人代言，言志則是為個體發(fā)聲。但軍旅散文的寫作，其有關“夢想”的這一主題，則是將言志與載道統(tǒng)一起來，也就是說，所表達的個人情思也同時代表了集體和主流的聲音。諸如王宗仁的散文《不凍泉》便是如此，此文質(zhì)樸、厚重，充滿情思，而此篇散文在形式上又如三重奏的樂曲，此起彼伏，直擊人心。散文寫不凍泉運輸站站長的隨軍妻子惠嫂為過往軍車司機噓寒送暖的感人故事，又寫一位傾情高原的陜西作家王宗元的坎坷命運，又寫自己從汽車司機邁向專業(yè)作家的文學之路，三個故事互相交織，乃是一位老作家百感交集的文學記憶，還是他對于那些如若高原一般厚重廣博心靈的深情謳歌。我曾經(jīng)長久的疑惑，一位作家為何如此執(zhí)著地書寫這樣一塊高寒貧瘠的土地，讀了這篇文章，我似乎明白，因為他的青春曾經(jīng)在那里度過，他的夢想曾在那里起航，他對于文學的初心也曾在那里萌發(fā)。若不是歷經(jīng)滄海桑田，這般的文章真是難能寫得好。

　　與夢想有關的散文，還有裘山山的《行走高原》、馬曉麗的《野戰(zhàn)師速寫》、李鋼林的《黑樺林上的手機》、祁建青的《伍豪的花石峽兵站》等篇章堪為佳作。其中裘山山的散文《行走高原》，令我想起她的那部長篇散文作品《遙遠的天堂》，這篇《行走的高原》則是她重走青藏高原的又一部采風筆記，但我這次再讀她的作品，似乎又有了新的感受。裘山山的散文，乃是健筆寫柔情，滿腔的慈愛、溫柔、憐憫，像母親的安撫，又像是姐姐的傾訴，但還有一名女性軍人的英氣和闊達，而我在這篇散文中看到了她更多的慈悲。她寫那些高原上的軍人，難得的是常常能夠從“角色置換”的角度來試圖觸摸，如此這般，那些駐守高原的軍人們，即使他們有著這樣那樣的瑕疵或不完美，諸如遲鈍，諸如嘮叨，諸如手腕上戴著的手串，但在她的眼中，卻依然是高貴和純凈的。在裘山山的散文中，我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份內(nèi)心里的責任與擔當，卻是那么地質(zhì)樸和純粹。馬曉麗的散文《野戰(zhàn)師速寫》乃是弱管抒豪情。這篇散文運筆精練，取法巧妙，十分傳神地素描了一個野戰(zhàn)師的眾生相，諸如“兵”、“團長”、“師長”和“旅長”。有意味的是，“兵”在比武中取得了好成績，卻即將面臨退伍，但心中掩藏的還是對于“爭取更大的榮譽”的一份執(zhí)著；而“團長”的速寫，則是在一次考核中對于尊嚴與榮譽的維護；“師長”和“旅長”其實是一個人，因為野戰(zhàn)師編制調(diào)整，師長變成了旅長，作家把筆觸及到這一特殊變化中的人物內(nèi)心，層層鋪墊，娓娓道來。正是通過這些變與不變，有力地張揚了他們在特殊境遇中的滿腔豪情，他們對于榮譽的崇尚，對于尊嚴的維護，對于異見的包容，讀后令人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