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人的記憶與情緒一樣，都有“路徑”可循。

人這一生，不管走到哪里，最終能夠記住哪個地方，一定是有某種特殊原因。這種原因，有時候很微妙，甚至有些瑣細。比如一種食物、一個場景、一件偶然的事、一個或幾個人，都極有可能讓你產生持久的記憶和聯系。就我自己而言，這些年，一去再去、去得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南京了。南京朋友多，也貼心，有合適活動大多會發(fā)邀請。只要時間許可，我大概率也會到場。南京離蕪湖近，順道回趟家，這是客觀動力之一。此外，某種程度上，南京在我的記憶里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這也是我第一次公開承認。記憶是信息的處理機。打開我的這臺記憶機器，人生中的許多“第一次”都與南京有關。

我這一生，第一次擁有一件類似于禮服的成衣，是九歲，生產廠家就是南京小紅花兒童服裝廠。

父親年輕時是個極細心的人，因家中有小孩，每次出差，總會帶回來一些當地特產，偶爾是玩具，大多是零食。比如從合肥回來，會帶回麻餅以及烘糕，這兩樣都是合肥從前最典型的糖食。麻餅的做法不難，全國許多地方都有生產，但只有合肥的麻餅叫“合肥大麻餅”。個頭敦實，布滿冰糖粒，咬起來嘎嘣脆響，這兩個特點，使合肥大麻餅在食物并不那么充裕和豐富的年代脫穎而出。今天，由于營養(yǎng)過剩等原因，低糖控糖成為養(yǎng)生重要話題，韓國甚至發(fā)布糖使用超標的處罰條例。其實，糖既是人體發(fā)育的需要，也是調節(jié)情緒的良藥，吃糖食能讓人快樂、放松。我對糖食的愛好由來已久，童年的口味伴隨一生。就在前兩天，我的案頭還擺著一碟糖油成分都高的烘糕，它的甜香讓我無法抵抗。

其他零食如高粱飴、香蕉等，也都是七八歲時父親到山東、廣州等地出差帶回的禮物。記得第一次吃香蕉，因為稀罕，一根香蕉居然吃了很久很久。彼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各地食品市場慢慢活躍起來，但南國的水果依然鮮能出現在長江沿岸。其他生活用品同樣如此。應該也是從廣州回來，父親給母親和我?guī)Щ匾淮蜷L筒襪。長筒襪以及“一打”這種計算方法，我們都是第一次見到，算是開了“洋葷”。

南京挨得近，父親當然更是經常去，而且每次回來都有禮物。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從南京回來，帶回一個專屬于我的大禮盒。父親很興奮，完全不在意那件疊得很洋氣的衣服花了他將近半個月的工資。給九歲的孩子買這么貴的衣服，要擱以往，母親肯定會有異議。但奇怪的是，母親似乎也很興奮。九歲也許是個特殊的年齡，父母都是小知識分子，對于儀式，有他們自己的理解。但我那時確實太小，一點不懂父母的心意，當然也不會欣賞這件衣服的好。今天回想起來，客觀地說，那件衣服實在是太漂亮了，即便放在今天，也很不普通。顏色是淡粉色——也叫水粉色，款式是西裝和風衣的結合體，面料既挺括又有彈性，洋氣的西裝駁領，左右兩個斜插外翻口袋上各縫了一枚閃亮的銀扣。衣領內側的商標上寫著“南京小紅花兒童服裝廠”，千真萬確，我記得是這一行字。后來也有人糾正我說，不對，應該是“南京小紅花兒童服裝商店”。這讓我困惑。南京小紅花兒童服裝商店確實存在，就在南京新街口，是上世紀中后期兒童服裝界的“網紅”之一，現在大概早就沒了。但我一直信任一個九歲兒童的記憶。南京小紅花兒童服裝廠與南京小紅花兒童服裝商店是不是隸屬于同一家企業(yè)？可以找機會求證一下這個問題?？偠灾?，那件淡粉色的成衣像彩球一樣突然砸下來。

父親畢竟是男性，對于服裝尺碼不熟悉，也許是應母親的要求，買回來的這件童裝尺寸是一百四十公分。今天的孩子們營養(yǎng)供給跟得上，發(fā)育早。在當時，一百四十公分，大概是十二三歲孩子的衣服尺寸。九歲的我，瘦、弱、矮、小，身高最多也就一米出頭。于是，從九歲那年開始，每年春秋兩季，這件衣服都要拿出來穿一段時間。一開始當長風衣穿，慢慢地，穿成了一件大外套，再后來成了小西裝。小學畢業(yè)了，在穿，初中二年級了，還在穿。喜新厭舊真是人的本性，小孩子絲毫不例外。通常，一件棉質的衣服，穿著穿著，不消一兩年褪色或破了，就有理由換新衣服。對小孩子來說，這就是盼頭。我的這件小禮服也不知是什么材質做的，似乎總也穿不壞。這件原本洋氣漂亮的童裝成了我的噩夢。終于，干壞事的膽子大起來，周日穿著這件衣服外出郊游時，偷偷地用火柴在右下擺燒了一個黑色小洞，回家后告訴母親被樹枝剮破了。母親似乎看了一眼，說，好吧，不穿了。從此，我再也沒見過那件小禮服。

“南京小紅花兒童服裝廠”這一行字，也被記憶收藏了。多年以后，提起這件事，母親居然一點兒印象也沒有。

第一次長途遠行，同樣與南京有關。

1987年，十七歲的我從南京浦口站出發(fā)，遠赴蘭州讀書。那年高考，志愿是“盲填”：根據標準答案估分，然后填志愿。我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二們都有“離心”和“反骨”，我也難免。記得當時只有一個強烈的愿望，“離家越遠越好”。于是，在提前調檔這一欄填上“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這是要當兵，在重點院校這一欄填上“蘭州大學”——這是要去大西北。普通院校，以及大專、中?！敃r還有這兩級，一概沒填，絲毫不留退路。這當然是離經叛道之舉。分數出來后，按我當時的成績，北京大學上不了，北京師范大學綽綽有余。結果，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是軍校，因為身高不夠，沒錄。被蘭大錄取，我很開心。但祖母和母親都極不高興。祖母一輩子跑得最遠的地方大概就是上海，過了長江，只要往北，在她嘴里都是“侉子”。我去蘭州上大學，在她看來無異于充軍發(fā)配。祖母逢人提起就流眼淚。母親因為我的自作主張，直到我上火車，都不肯跟我說話。按照她的愿望，我的第一志愿應該填“南京金陵女子學院營養(yǎng)系”，南京是母親的大本營。后來了解到這個學院和這個專業(yè)那年確實恢復招生，校址在今天的南京師范大學里。

蘭州即便在今天，也還是遠方。母親雖然生氣，還是與父親一起，在那年9月，把送我到南京浦口，送上開往蘭州的187次列車?？臻g是被時間改變的，我一直有這個感受。通高鐵后，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空間距離被極大地縮短。但綠皮車時代，南京也是遠方，從蕪湖到南京也要將近四個小時，從南京到蘭州則要走整整36個小時。當時貫通東西交通的主動脈隴海線，起點是蘭州，終點是連云港。187次列車從南京浦口出發(fā)，往蘭州去，首先向北，途徑蚌埠，走到徐州，并入隴海線后一路向西。這一路各種地形地貌都要經歷，越往西，越復雜多樣，穿山越嶺，隧道極多。1987年，大學開學前一周，隴海線寶雞站附近，油罐車在隧道里爆炸。整個隴海線癱瘓了三天左右。交通運力本來就不夠，積壓下的乘客加上高校開學大量學生返校，導致每輛西行的列車都嚴重超載。當時的交通部門安全底線低，旅客不限數。以187次為例，從南京出發(fā)時已經連站人的地方都很局促，沿途，各站還是不斷大批量地涌上乘客，以致整個車廂人貼人，連晃動一下都不可能。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車。

此后四年，每年寒暑兩季，這是雷打不動的行程。浦口老站的傍晚以及南京的凌晨，由此成為我曾經最熟悉的時間和空間。

當年在浦口火車站來來回回時，并不了解它曾經的歷史。比如孫中山的靈柩曾經在此短暫停放并由此進城，安放在中山陵。比如朱自清在散文《背景》里寫的父親艱難翻越的月臺，就是我腳下的月臺。比如1949年陳毅、鄧小平等由此進入南京城，中國歷史從此改朝換代。許多資料顯示，當年我上學時熱鬧繁華的浦口火車站曾在1968年停辦客運，直到1985年，也就是我上大學的前兩年，才又部分恢復。這就是說，我上學那四年，浦口火車站的客運正處在恢復期?？上?，數年后，此站客運再次徹底關停。2013年，浦口火車站被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些年，作為文物以及風景，它的名氣似乎越來越大。

當年上學時，父親還有專車，從家中走的時候，往往由那輛老桑塔納先送到浦口。時間還早，父親會在浦口火車站附近街巷走來走去，最后挑好一家館子，坐下來，點上一桌菜。不管餓不餓，一定要在上火車之前讓我好好地吃一頓，這是父親的儀式。父親的這種特殊心情，我這些年，特別是在自己的孩子遠行讀書后，倒是越來越能理解了。吃完飯，送上車。大概是晚上七點四十分左右，列車開動。每次從浦口出發(fā)的時候，都是夜燈初上。所以記憶中的這座始建于清末的“英范兒”老火車站，是燈光中的火車站，也是小販們的火車站。老式的路燈，還有攤販活動板車上掛著的汽燈，影影綽綽，形成了我對火車站起初的印象。梧桐樹密密匝匝，再炎熱的夏季，這里似乎都能找到蔭涼地。商鋪很多，倒不顯凌亂，主要是沒有嘈雜惡俗的高音喇叭。城市大概跟人一樣，見過世面與沒見過世面，表現終究不太一樣。浦口火車站現在以英式建筑整體性保護完好出名，當時沒太留意，畢竟蕪湖開埠早，傳教士以及外國商人進城后，修建的醫(yī)院以及其他一些建筑似乎也有類似風格。

咣當咣當走整整36個小時，列車到蘭州。在這36個小時的咣當聲中，透過車窗玻璃，向外，我看到了許多地圖上的名字。青春年少時期，過目不忘，走一趟，沿途的地名都一一復刻在腦海里。進入河南后，鄭州是第一大站，停留最久，偶爾會在這里換車頭。滎陽、鞏義、偃師似乎都停，然后大一點的站是洛陽。澠池、三門峽過后，很快就進入陜西境內，潼關、西安、咸陽、寶雞、天水、隴西……對了，三門峽過后，還有一站叫“渭南”。或許是因為渭水的原因，我對這個地名印象深刻。若干年后在北京認識一個朋友，一說是渭南人，頓生熟悉感和好感。第一次在火車上看到司馬遷《史記》里秦趙會盟的古地名“澠池”，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欣喜，大概就是理性知識和感性經驗碰撞的感受。

每次放假從蘭州回家，搭乘188次列車，到達浦口的時間是凌晨五點左右。所以，很多年以來，我一直不能忘記的是凌晨的南京城。

坐了一天兩夜的火車，剛下車的時候，腳都腫了。出站，路邊的早點鋪已經支起來兩三家，餛飩、面條、五香蛋以及油鍋里現炸的油條、糍粑，都是久違了的熟悉的滋味。不知道是一夜沒睡，還是起床起得太早的緣故，也可能就是南京人本身性格如此，印象中，火車站的攤販干活利落，桌面碗筷擦得干干凈凈，話不多，也不使勁拉客。當然也不需要拉客。這個時間點下車的旅客，要想進城，必須還得等一個小時才有早班輪渡。拖著行李，是不是拉桿箱已經不大記得了，隨便找個小馬扎或者長條凳坐下來。這一個小時，正好是坐下來，呼吸呼吸新鮮空氣，閑閑地喝碗粥、吃根油條的時間。不遠處，環(huán)衛(wèi)工人已經干完活，準備收工了。攤主遠遠地問一句“吃什么”，不卷舌，是地道的南京話。南京話，與其周邊的蘇錫常都不同，屬于“官話”，好懂。攤主是夫婦倆，女人負責記賬、端碗，男人負責炸和煮等技術活。我一般只喝一碗白粥，再加一個五香蛋，在火車上憋得太久，胃口不好。

認真地回想一下，我這一生，17歲以后，但凡去遠一點的地方，比如讀書、工作，都是先到南京，從南京坐火車、搭飛機，到蘭州或北京。北京到蕪湖通高鐵是近兩年才有的事，不通高鐵的時候，每次回蕪湖，我也都會先搭高鐵到南京南站，然后站內轉車到蕪湖。南京成為我回家或遠行的“交通樞紐”。也因此，這些年對南京南站越來越熟悉，站內轉車時，順便在二樓坐下來，吃碗想念很久的鴨血湯或牛肉粉絲湯。

南京人的口味跟蕪湖人比較接近。南京菜也叫金陵菜，是不那么純粹的淮揚菜。北京有家館子叫“南京大排檔”，既好吃，又實惠，許多像我這樣的在京安徽人也是粉絲，非?；稹Ｎ颐看稳?，都要點一道菜，這就是“金陵烤鴨”。金陵烤鴨也叫紅鴨子，是這家館子在大眾點評上排在第一位的招牌菜。南京屬于“下江”，出產水鴨子，為此發(fā)明出各種吃法，鹽水鹵鴨、烤鴨、糯米八寶鴨，等等，風味多樣，各有千秋。前幾年，網絡上有段子笑稱“沒有一只鴨子能夠活著從南京離開”，雖是笑話，由此可見鴨子在南京人食譜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傳北京烤鴨也是由南京傳入北京，是14世紀明成祖朱棣遷都北方之后的事。北京雖貴為六百多年都城，但沒有自己的本土菜系，流傳至今，最著名的無非是銅鍋涮肉和松木烤鴨。銅鍋和松木都是前置定語，究其本源，就是涮肉和烤鴨。明太祖朱元璋酷愛吃鴨子，“日食烤鴨一只”，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南京城里烤鴨業(yè)于是一時為盛。朱棣遷都北京后，年少時養(yǎng)成的口味難改，包括烤鴨在內的一些南方飲食也由此被帶進北京城。

北京烤鴨界有兩大傳統(tǒng)老字號，一是全聚德，一是便宜坊。嘉靖年間，在菜市口米氏胡同掛牌開業(yè)的老“便宜坊”，據說當時在布幌招牌上還寫了一行小字，叫“金陵烤鴨”。由此可見，便宜坊出山，還借用了“金陵烤鴨”的名聲。

蕪湖和南京地理位置相似，屬于吳頭楚尾，物產近似，吃的東西差不多。蕪湖人也愛吃鴨子。端午的餐桌上一定要擺上紅燒鴨子，這叫“見紅”。入伏后，要喝老鴨湯以敗火。小的時候，聽得耳朵都起繭的一句話是“鴨子是涼性，多吃無礙”。這是民間生活經驗智慧的體現，多少有點道理。蕪湖、南京這一帶人喜歡吃鴨子，就好比生活在水邊的人愛吃魚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事。土地上大量產出的東西，成為食物的來源，慢慢形成飲食的習慣。長江下游河道縱橫，家鴨、野鴨到處都是。印象中，鴨子比雞皮實、好養(yǎng)，不費太多人力和財力。早晨放到水里，晚上上岸，腆著肚子，自個兒揺著小尾巴就回來了。鴨子究竟有多少種，我不太清楚。我只認識兩種。一種是麻鴨，這種鴨不好看，像人群里的麻臉女人，但生長期長，肉質瓷實，好吃。還有一種鴨子叫“百日紅”，顧名思義，一百天就可以生蛋。從投入產出來說，養(yǎng)“百日紅”當然比養(yǎng)麻鴨更合算?！鞍偃占t”也不難吃，但講究的蕪湖人養(yǎng)“百日紅”，通常只為吃蛋，若論吃鴨肉，“百日紅”比麻鴨差遠了。這就好比一年兩熟的稻米與一年一熟的稻米之間的差別，道理是一樣的。

南京在坊間被稱為“徽京”，有戲謔的成分，但南京確實與安徽人關系密切。蕪湖人對南京人的情感很復雜，是既愛又妒，扯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愛是因為許多親朋摯愛可能都在南京，妒是因為蕪湖是商業(yè)城市，市民味重，在蕪湖人的心里，大概只有同為商業(yè)城市的上海才是蕪湖的榜樣。市民出身的蕪湖人，不大欣賞南京人的舊都作派，嫌棄他們“死性”。體現在生活中，哪怕是吃鴨子的時候，蕪湖人也會半帶不屑地說：“南京板鴨哪有什么好吃的？還不如我們冰凍街王老奶做的鹵鴨有味道?！蔽野堰@種心理理解為嫉妒。南京畢竟是大城市，在南京面前，蕪湖像個小弟，心里不服氣，實際生活中卻還要仰人鼻息。

設想，當年高考，若是順應了母親的安排，直接去南京讀書，此后的人生大致應該是留南京工作、嫁人、生子、在南京和蕪湖之間來回走動，像每一個今天生活在南京的蕪湖人一樣。南京既是遠方，又近在眼前，是我當年竭力擺脫的對象。誰又能料到，我這樣一個叛逆者，僅僅過了幾年，考研時居然一門心思只想報考南京大學中文系。分數倒是考夠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被調劑到浙江大學。浙江大學當然不錯，但未能在南京上學，始終是我這一生的遺憾。這大概就是人生的軌跡。走過去，回頭看，才發(fā)現有那么多的必然存在。

劉瓊，藝術學博士，中國作協(xié)小說委員會委員，《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現居北京。著有《聶耳：匆匆卻永恒》《通往查濟的路上》《花間詞外》《格桑花姿姿勢勢》《徽州道上》等著作。曾獲《文學報·新批評》優(yōu)秀評論獎、《雨花》文學獎、《當代作家評論》優(yōu)秀論文獎、中國報人散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