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部自然生態(tài)童年(6)

　　這完全是自然的語言。對老師行為的失望與離去的無奈，復雜糾結的情緒作家竟然能夠如此形象簡單的描述出來。一片羽毛的飄落，不堪承受的存在之輕對應了一個孩子迷茫的眼神，其所承載的心靈之重是在言外之意的。喬傳藻用簡約的文字創(chuàng)造了輕與重的錯位張力，這的確依賴于深厚的語言功力。桂文亞曾對喬傳藻的語言運用致以非常高的評價，“‘口語精致化，創(chuàng)意脫俗化’，這，就是上乘兒童文學的淺語藝術了。丟掉成語、陳腔濫調和粗糙扁平的詞匯和意象，而所有的描繪卻又圍繞著最為我們熟悉的景物、事物和人物生發(fā)，這是喬傳藻豐富運用文字的魅力大放送�！盵8]語言在本己上是心靈的對應物，自然的語言滋養(yǎng)于自然的心靈，然后它又自然地呈現(xiàn)了心靈，以及召喚了更多的自然心靈的進入。如果說喬傳藻在自然故鄉(xiāng)的寫作中創(chuàng)造了令人驚嘆的自然精神，它澄明的光亮無所不在于文學性的諸個層面的話，那么自然的語言就是其基本的材質，是營建并進入這個世界的唯一通道。

　　持久接觸于自然的各種美與力度的生命世界，人的感情變得恒定而耐久起來。“生活本身是變動不定的，但是生活的真正價值則應當從一個不容變動的永恒秩序中去尋找。”[9]喬傳藻以自然寫作的姿態(tài)捍衛(wèi)了生命的尊嚴，他在童年藝術視景內以對情感生命的敬畏詮釋了這個永恒秩序。

　　第三節(jié) 沈石溪：動物主體性的勘探之路

　　動物是自然生態(tài)中基本的構成部分，是地球上最廣泛意義的具有多樣性形態(tài)的能動的生命體，人類本身即是動物的一部分，不過是動物的高級形態(tài)而已。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步，人類愈益從動物的世界中走出，創(chuàng)造出了屬于人類特有的文明生活。于是，人類便愈益培養(yǎng)出以自我為中心的存在意識，占有并控制著地球的生存空間，與動物形成了嚴重的對立關系。人類忘記了自己的“動物身份”，從骨子里歧視動物的生命形態(tài)，以為自己是萬物的主宰。人類離動物越來越遠，世界上可供動物棲居的地方越來越少。原本人與動物一體的生命世界，正在被孤立地僅剩下人類自身。生命多樣性的消失是地球最大的悲哀，也是人類所可能遭遇的最可怕的結局。

　　兒童文學從根本目標上講是訴諸弱小生命形態(tài)的文學，它的核心藝術理念是追求生命平等。在強大的人類社會面前，動物與兒童的地位是一個類別的。而且因為孩子還較少被社會化，保留著純正的原始生命特征，從生命狀態(tài)上講最容易與動物溝通，所以動物永遠是孩子的最愛。因此，動物書寫一直是兒童文學中基礎的題材內容，從兒童文學的早期形態(tài)看這一點就體現(xiàn)得很充分，如民間童話中動物形象就占據著很重要的藝術位置�，F(xiàn)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動物依然是備受青睞的題材。很多非兒童文學的動物文學作品，它的最大量的讀者群也同樣是孩子。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壇，動物文學是在兒童文學的領地里被呵護助長發(fā)展起來的，因為這里有它最忠實的讀者。云南作家沈石溪的創(chuàng)作就是典型的個案。

　　與國外相比，生態(tài)文學的理念在中國興起較晚，生態(tài)問題普遍進入文學表現(xiàn)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情，但沈石溪的動物書寫卻起始于1979年。至新世紀，當當代文壇開始熱議生態(tài)文學的時候，沈石溪已經產生了大量的動物文學作品，在真正進入動物世界并用文字記錄與反映動物的“生態(tài)保護”業(yè)績上，沈石溪已經遙遙領先了。他以“兒童文學作家”的身份開墾出的這片天地，對于促進中國生態(tài)文學的發(fā)展，以及國人對兒童文學的重新認知，都有非常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中國西部地區(qū)地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在原生態(tài)動物形態(tài)保留方面占據著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因此，也便構成為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中動物寫作的主要來源地。這其中尤以西南地區(qū)的作家創(chuàng)作為主要代表。云南的沈石溪是最突出的個案。他的成績從一個面向說明了地域環(huán)境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

　　一、發(fā)現(xiàn)動物，生命主體性的重現(xiàn)

　　在生命主體性的視域里寫動物是沈石溪創(chuàng)作形成的一個核心理念。與其說他在寫“動物”，倒不如說他在寫“生命”更為準確一些。由于較長一段時間生活在動物資源豐盛的云南，給予了他發(fā)現(xiàn)“動物”與“動物主體性”的難得的機會。十六歲時，沈石溪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運動中來到了云南西雙版納一個名叫曼廣弄的傣族寨子[10]，在熱帶雨林的動物王國里，他開始了接觸、了解、認識動物的漫長過程，同時也開始了用文字探索表現(xiàn)動物的寫作歷程。

　　動物所以引起沈石溪的關注，關鍵原因還在于這個“異人類”的生命世界本體的生命表現(xiàn)力，這種力量的強大及其深刻的內涵讓沈石溪震驚，而且它普遍地滲透在各種類別、各種種群的動物中。所以，沈石溪寫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差不多把西雙版納可寫的動物種類都寫完了。在各種篇目的動物寫作中，沈石溪為我們立體呈現(xiàn)了多彩的動物世界，而貫穿這其中的主線是動物的生命主體性。通過作家的發(fā)現(xiàn)、思考與再現(xiàn)，我們看到，作為自然原生態(tài)的生命存在，動物身上葆有純粹的生命主體能量，無論是作為生命個體，還是作為生命群體存在，其“主體性”都有豐富的、純正的突出表現(xiàn)，而且很多時候是絕對的，訴諸精神價值的。這恰恰與文明社會中人類的很多表現(xiàn)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沈石溪始終持有這樣的創(chuàng)作理念：“動物小說折射的是人類社會。”[11]“動物小說之所以比其他類型的小說更有吸引力，是因為這個題材最容易刺破人類文化的外殼和文明社會種種虛偽的表象”[12]。所以，以人類社會作為參照系去考察、呈現(xiàn)、思考動物的主體性，便成為沈石溪創(chuàng)作非常自覺的一種意識，但其在文本中的具體表現(xiàn)方式情形卻不同。

　　在很多短篇小說中，沈石溪都以明確的敘事者“人”的眼睛看到了動物令人驚奇的表現(xiàn)，準確說是人被“震驚”了。這些短篇小說的“事件性”都很強，因為它要在有限的篇幅容量里再現(xiàn)生命主體性的深刻意蘊，所以必然追求典型事件的奇崛審美效果。這樣的短篇沈石溪寫了很多，他一點一點地用心去觀察體悟各種動物，從生活中累積寫作素材，然后一篇篇地記錄創(chuàng)作，逐漸完善對各種動物的藝術再現(xiàn)。這些短篇沈石溪在進入時很自然，技巧上很樸實，多數是生活化日常感的敘述，以人物“我”的經歷為線索，打開一扇觀看動物的視窗，展現(xiàn)不同尋常的動物事件，并以人的驚奇感收尾。這些作品中的敘述者“我”身份也較穩(wěn)定，基本上是一個插隊在云南寨子里的知識青年，他可以直接對應為作家沈石溪。因此，這些作品的形態(tài)很大程度上呈現(xiàn)為“真實性”，即文本世界離真實原型生活的距離很近，或者說文本是對生活的錄入。這個創(chuàng)作過程的磨練對沈石溪的意義是很基礎重要的。因為這是真實動物生命對沈石溪的震動，是其藝術創(chuàng)作動機與靈感的第一觸發(fā)點，只有這一點位被有力持久地激活，才能保證其在這一領域恒久地堅守與探索下去。與其長篇小說中更原始野性的動物相比，短篇小說中的動物多數便是“家常性”的，棲居于人身邊能近距離接觸到的，很平凡很普通的動物，這很類似人物形象塑造中“英雄”人物與“小人物”的差異。沈石溪寫了很多這樣的“小人物”，但寫出來的卻是小人物的大事件，即平凡生命以自己的卑微生存對生命意義作了精彩的詮釋，令人震撼。

　　如“拉水車的老�！痹诠ぷ鲘徫簧献詈蟮膱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奮力拉車的情景永遠刻印在了我的腦海中(《拉水車的老�！�)；“被木棒敲死的母鹿”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對幼崽的保護(《被木棒敲死的母鹿》)；烈鳥鷯哥誓死對生命榮譽的捍衛(wèi)(《烈鳥》)；雌雙角犀鳥寧肯餓死也要等待丈夫的歸來(《愛情鳥》)；一對老龜夫妻五十年的患難相守(《一對老龜》)；勇敢聰明的母狼對孩子智慧的營救(《白狼》)；一匹老馬在危急關頭從容不迫走向虎口以挽救整個馬幫(《老馬威尼》)；美麗的太陽鳥為了保衛(wèi)家園，誓死勇敢地集群與眼鏡王蛇作戰(zhàn)(《太陽鳥和眼鏡王蛇》)；瞎眼狐寧愿冒著自己被餓死的風險，也要將小公狐清窩出去，讓其經歷成長的歷練(《瞎眼狐清窩》)；雞王哈兒即便老朽，也要以死保住了雞王的寶座(《雞王》)；雌鵝以慶典儀式對待失敗的公鵝，終于喚醒丈夫的自尊與自信，打敗對手保衛(wèi)了家園(《灰夫妻》)；金絲猴與盤羊，兩種完全不同的動物，互為依傍，配合默契，共同生活，合作精神讓人感慨(《金絲猴與盤羊》)；一只鳥兒對人類堅持懲惡揚善，寧死不屈(《會占卦的佛法僧》)；一條蟒蛇可以成為人類孩子的忠誠保姆，并且至死不渝(《保姆蟒》)。在這些短篇中，無論哪一類形態(tài)的動物，都能將自我的生命主體性演繹得轟轟烈烈，展現(xiàn)出獨立清醒的生存意志，頑強拼搏的生命斗志，持之以恒的忠貞執(zhí)著，患難與共的相守相依，樸實純凈的母性光輝……這些向上、向善的生命主體性是千萬年來保證世界生生不息、宏偉運行的素樸的規(guī)則與真理，同樣是人類社會發(fā)展最基礎的能量源泉，但它們卻僅原初完整地保留在動物世界中，為人類的所謂文明銷蝕得破碎不堪。面對這樣截然相反的對立，沈石溪在這些作品中，那個敘述者“我”常常在作品中有明確的反思表達，代表人類發(fā)出慚愧、汗顏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