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我喜歡具有東方氣質(zhì)和古典精神的作品，葛亮的上一部小說《朱雀》就是如此。這一次，他攜《北鳶》而來，依舊是純正的東方品質(zhì)，樸素、典雅、厚重、蒼涼，不浮華、不妖媚、不滑膩。我想，這與葛亮的家學淵源以及他后天的修養(yǎng)有關(guān)。他對古代書畫的癡愛、對京劇的熟稔，都滲透在文字里。譬如李可染、金農(nóng)、梅蘭芳這些20世紀中國藝術(shù)界的風云人物，在《北鳶》中都以特殊的方式提及和品鑒，這大概是作家以小說的方式，探尋和追問我們自身文明的價值。

從文本上講，葛亮是在延續(xù)來自唐宋傳奇、明清話本的中國傳統(tǒng)敘事方式。他置身香港，華洋雜處，五色迷離，其內(nèi)心一定有西方的東西，但他的文字卻最大限度地向中國的傳統(tǒng)靠攏。中國的文學傳統(tǒng)歷史悠久，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但如此強大的文學傳統(tǒng)，在全球化的時代里還有落腳之地嗎？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極大，從莫言、余華的小說里，都能清晰地找到外國文學的痕跡。外國文學有其益處，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納博科夫都是當代偉大的作家，但《紅樓夢》、“三言二拍”等中國傳統(tǒng)小說，把宏大的時代命運降落在個人身上，并在日常生活里絲絲縷縷地展開，這樣的文學傳統(tǒng)也很了不起。葛亮的文字看似家長里短、雞毛蒜皮，卻包藏著巨大的野心，他試圖用自己的小說，向《紅樓夢》、向“三言二拍”致敬。因此，盡管《朱雀》《北鳶》這南北二書，都是以反法西斯戰(zhàn)爭為主題，但他的敘述方式不是美國大片式的，沒有聚焦于抗日戰(zhàn)場，不見驚心動魄的廝殺，而是把焦點放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云錦般的工藝，一針一線，針腳細密地編織戰(zhàn)爭狀態(tài)下中國人的生存圖景，把縱向的家族史納入抗日戰(zhàn)爭的橫斷面中，看每一個普通中國人面對民族劫難時的反應、糾結(jié)、掙扎，探究我們民族的香火在這種極端狀態(tài)下如何延續(xù)。與英雄傳奇相比，這樣的寫法似乎更難，但葛亮完成得很好。他的小說有《富春山居圖》的色調(diào)，更有《清明上河圖》的浩瀚，在素雅、平淡中不急不緩，卻驚心動魄。

文本只是表象，它的背后其實是對文明的思考。葛亮的小說雖鮮有對文明的論述，但中華文明的價值觀還是通過他的文字滲透出來。在這場抗日戰(zhàn)爭中，敵強我弱，然而中國何以打敗日本？軍事上的努力，國共兩軍的浴血奮戰(zhàn)毋庸置疑。但葛亮不寫戰(zhàn)場，只寫市井，這背后，除了他對城市書寫的鐘愛，更有對文明的思考。中國最終戰(zhàn)勝日本，不僅勝在軍事，更勝在文明，而市井蒼生正是這文明的具體承載者。中國傳統(tǒng)文化講仁義，信天理，這蘊含在每個人的骨血里，世世相傳。在《北鳶》里，這樣的價值觀時時可見。比如盧昭如一家在逃難中，對素昧平生的小蝶母女的憐憫之心，素不相識的農(nóng)家老人對一家人的悉心照顧，郁掌柜把親生兒子帶到戰(zhàn)場上以把投軍的文笙交換回家，那份人與人之間的情意似乎與生俱來，無不讓人動容。它們投射出中華傳統(tǒng)的“仁”“義”價值觀，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完全不同。中國人“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信奉眾生皆平等。但日本武士道精神相信強權(quán)，認為以強凌弱是天經(jīng)地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天地萬物莫不如此。在本尼迪克特《菊與刀》中，日本軍人對待負傷的同伴，如果無法治愈，會毫不留情地殺死，使其不會成為累贅。這樣的價值觀，掩不住茹毛飲血的野蠻，談不上進步與文明，無法說服中國人。

所以在《北鳶》中，和田潤一雖然霸占了言秋凰的身，卻征服不了言秋凰的心。就像南京大屠殺，日軍屠殺我同胞30余萬以期威懾國人，但如此喪失人性道義的罪惡不僅無法摧毀國人的抵抗力，相反，激起了更頑強的抗爭。言秋凰殺死和田潤一的段落非常精彩，堪稱神來之筆。言秋凰要為和田潤一這個戲迷唱一場只有一個觀眾的堂會，這時和田潤一與言秋凰，到底是情人還是敵人？言秋凰要與和田潤一共飲，但和田潤一不敢飲酒，怕中毒藥，說明他心中有鬼，其侵略者本質(zhì)暴露無遺。但他沒有料到，自己已被言秋凰房里的龍息香所毒，酒是解藥，若心懷坦蕩，喝了反而可以救自己。門外就是日本兵，毒死了和田潤一的言秋凰知道自己逃不出去，就唱了一出《霸王別姬》，與世界作別。如果言秋凰把自己比作虞姬，那她的生命里沒有霸王。因為霸王項羽，是多情重義的角色，和田潤一又算得了什么呢？

《北鳶》一書，葛亮不僅講述了中國人的苦難，也揭示出中國人的正直與仁義。因此，中國的文明絕不會被侵略的戰(zhàn)爭輾碎。它曾經(jīng)支撐了一個個中國家族穿過黑暗，把香火延續(xù)到今天，它的力量，也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