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的“矛盾” ——洪子誠文學史研究的“矛盾”與辯證
內容提要：新世紀以來，洪子誠的文學史研究獲得了極大的學術聚焦和聲譽，同時也引發(fā)了一些學術爭鳴。本文認為，洪子誠文學史研究呈現出豐富而耐人尋味的“矛盾”和辯證，表現在“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矛盾與辯證，啟蒙立場與左翼研究的矛盾與辯證；本質論與建構論的矛盾與辯證。豐富的“矛盾性”不是由于邏輯不自洽導致的斷裂，而是主體與異質性時代經驗搏斗的精神見證。只有深入洪子誠文學史豐富的“矛盾性”內部，才能有效地提取他與革命文學話語、啟蒙文學話語持續(xù)對話而確立的“歷史化”研究方法和自限性史述倫理的啟示。
關鍵詞：洪子誠 文學史研究 矛盾性 啟蒙 內部研究 歷史化
新世紀以來，洪子誠先生的文學史研究獲得了極大的學術聚焦和聲譽，當然也不乏一些質疑之聲。贊之者以為他聚焦當代文學的制度研究，深刻地描繪了“當代文學”從1940 年代初的形成到1990 年代的解體這一歷史過程，同時完成了文學史研究方法上的更新，使當代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獲得了真正的學術含金量。不過，質疑的聲音同樣值得關注。主要包括：一、李楊指出洪子誠文學史未能擺脫80 年代啟蒙論的影響，知識考古的方法運用不徹底；以“一體化”的建構和解體作為結構“當代文學”的模型所導致的裂痕，對19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的建構性缺乏深入探討1。二、郜元寶指出洪子誠對“當代文學”性質定位跟時間定位之間產生沖突。洪子誠認為“1950—1980年代‘當代文學 = 社會主義文學’”，這使得1980年代以后的文學更像是“當代文學”長長的尾巴2。三、陳劍暉認為洪子誠文學史“作家作品分析相對不足”3，郜元寶則指其敘述上“略為澀滯”4。這些質疑基于不同的理論基點，言之成理。但我想起了韋勒克在評價泰納時一個深刻的觀察：“泰納代表了處于19 世紀十字路口的極復雜、極矛盾的心靈：他結合了黑格爾主義與自然主義心理學，結合了一種歷史意識和一種理想的古典主義，一種個體意識與一種普遍的決定論，一種對暴力的崇拜與一種強烈的道德與理性意識?！?倒不是泰納和洪子誠之間具有什么可比性，而是韋勒克從矛盾性視角切入泰納思想內部的方法給我們以啟示。某種意義上，洪子誠文學史研究內在那種泰納式的“矛盾性”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簡單的矛盾是由邏輯不自洽導致的斷裂，而某種豐富的“矛盾性”卻是異質性的時代語境和多種復雜思想元素在主體心靈中的遇合。豐富而矛盾的心靈往往出現于轉折的時代和時代的轉折中。對于一個真正的大學者而言，“矛盾性”不能簡單視為缺陷，反而是與各種異質經驗搏斗的精神見證。對于任何研究對象，站在不同立場進行指摘并非難事，但沒有“理解之同情”，將喪失對研究對象豐富性的體察和客觀困境的體諒。這倒不是簡單為洪子誠辯護，只是深感洪子誠作為當代文學史領域具有史觀和方法論自覺和創(chuàng)制的學者，他蘊含在“矛盾性”中的豐富性并未獲得廣泛的了解，這對當代文學是殊為可惜的事情。
一 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矛盾與辯證
由于對文學史現象、制度的出色闡釋，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洪子誠文學史著忽視文學“內部”研究（通常指向所謂“文學性”），在他的文學價值觀內部，“文學性”處于被壓抑狀態(tài)。不管是郜元寶認為洪史“以社會政治為本位”6抑或陳劍暉“作家作品分析相對不足”7這些評價，似乎支撐了這種判斷，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假如不僅從《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更從《我的閱讀史》《材料與方法》《讀作品記》等著述構成的整體研究格局來評價洪子誠文學史研究的話，會發(fā)現，他其實不但精于“文學制度”等所謂的“外部研究”，也絲毫沒有放棄對文本的勘探。事實上，他還發(fā)展了一種跟通行以新批評方法為基礎的文本細讀法相區(qū)別的“歷史化”文本細讀法，這是一種將文本置于自身的接受史、改寫史并由文本的符號躍進宏闊的歷史視野的historicalreading。8就韋勒克意義上的文學“內/ 外”研究而言，洪子誠也稱得上是兼而有之。
就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面貌而言，“制度性”等“外部研究”確實蓋過作家作品等“內部研究”。然而，洪子誠對“文本”以及“文學性”的重視又是毋容置疑的。這于是構成一種“矛盾性”：“外部研究”是他文學史寫作的主要方法，而信賴“文學性”則構成他文學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我們不禁要問：信賴“文學性”的洪子誠為何寫起文學史卻更加偏于文學制度等外部社會性元素呢？這一方面是由于洪子誠本人對當代文學史研究方法轉型的思考而做出的學術選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學史寫作的內在規(guī)約。不深入這些矛盾性內部，很可能會把洪子誠的探索和堅持指認為一種局限與缺陷。
首先談洪子誠的主動學術選擇。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洪子誠學術研究存在從以作家作品為重心轉向以制度研究為重心的轉變。1980年代洪子誠在反思“當代文學”時曾有一個“主要是從個體的文學性格，和整體的文學傳統(tǒng)這一立足于精神性的方面”9去考慮的研討計劃，但很快放棄了：
一個是，對當代前30 年的文學的認識有了一些改變，嚴格說來是觀察、處理的方式有了調整，覺得把尋找“衰退”原因這種批判性設定為前提，無助于深入了解、把握對象的內部結構和問題的復雜性。另外一個是，在80 年代，我看到很多作家都在突出自己在當代的受難經歷，構建他們“受難者”和“幸存者”的“身份”角色，把構成這一時期文學的“制度網絡”，簡化為施壓和受壓的二元關系，撇清自身所應承擔的責任，便覺得單一地從精神、心理的方面來考察這個問題，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實在值得檢討。10
不難發(fā)現，洪子誠的學術轉型其實與對某種二元化研究方法的反思有關。在韋勒克文學的“內/ 外”理論規(guī)劃中，對文學制度等社會性因素的研究屬于“外部研究”，而文本或“文學性”就交付“內部”的形式研究去處理。這種理論對1980年代中國學界影響甚深，并造成某種將重視“作家作品研究”等同于親近“文學性”的判斷。但對洪子誠而言，如果對“作家”和“文本”作孤立的“內部研究”，可能無助于歷史的打開。所以他探索的事實上是一種如何把“內部”和“外部”打通的方式。這種學術轉型，跟1990年代整體的知識轉型相關11。時代思想語境的變化，召喚著敏感的知識主體對其做出回應，新方法范式的出現其實是對新的文化迫切性做出的學術回應。因此，洪子誠的學術轉型其實是1980 年代“重寫文學史”倡導的在1990年代的重新出發(fā)和學術重構。其具有的探索性為學界所重，甚至稱為“‘當代文學’終于有‘史’了”12 。如此，簡單地以作家作品研究不足相指摘可能是由于洪史的研究進路缺乏“理解之同情”。
其次談文學史的史述規(guī)約。郜元寶先生認為在“述總帳”的宏觀文學史之外，可以有以“作家故事為紅線”的文學史敘述模式13。這當然并無不可，不過“歷史”在各國的傳統(tǒng)中本來就有其“總體性”。沒有宏觀視野和社會制度分析的“歷史”只能視為一種探索性和補充性的文學史。而一旦要進行“總體性”文學史寫作，其內在規(guī)約重重。歷史分期、思潮勾勒、現象命名、入史選擇、順序排次、評述多寡這些都是問題。論者認為洪史對“很多經典與大家往往只是總括性論述”14，殊不知這既是主觀的學術選擇也是客觀的史述規(guī)約。
必須指出的是，洪子誠文學史研究的內/外之辯并非只是韋勒克意義上的，“內部研究”在他是一種得自丸山真男啟示的“歷史化”研究方法，并成為他頗為自覺堅持的治學方法論。對一個研究對象的評價，是基于自身立場予以臧否抑或深入對象內部，理解其來路與去向，從對象的內部做出否定，這是兩種很不相同的研究方法或態(tài)度。洪子誠引述孫歌評介丸山真男的文章稱“面對歷史對象，從外部對它進行批判比較容易，但是這種外部的態(tài)度很難深入到對象中去，不具備瓦解它的內在邏輯的功能”15。丸山真男“內部研究”（不同于韋勒克對文學研究所做的內外之分）“通過從對象內部把握它來達到否定它的目的”，被洪子誠視為一種真正的“‘歷史批評’的方法”16。洪子誠寫道：“80 年代以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我們體驗到這種外部的、‘啟蒙主義’的視角所發(fā)揮的批判的力量。今天，它的弱點、局限也得到充分暴露。這種方法，過分信任一種普遍性的理論和法則的力量，忽視了對象的具體性，個別性的方面?！?7許是出于對“內部研究”方法的認同，洪子誠也重視另一個日本學者丸山昇的研究：
他在分析竹內將中國作為有意識的“方法”所選取的視角時，說竹內“與其說是通過和中國的對比來構筑日本批判的立足點，不如說是先存在強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將中國設定為對立的一極”。丸山的視角與竹內顯然有所不同。丸山的傾向，顯然更重視他所描述的狀況與中國現實的切合程度，中國文學的“歷史真相”，以及它的現實展開的復雜性，始終是他考察、追蹤的目標，并轉化為幾乎是“自身”的問題。18
竹內好于八九十年代之際在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影響頗卓，彼時中國學界正在反思作為普遍現代性思維的新啟蒙，對竹內別開新境的獨特現代性、東方現代性視野十分驚艷。但洪子誠似乎對兩個丸山教授更加認同，這說到底是研究方法的認同?！皻v史化”是最近這些年被談得非常多的方法，但真正把“歷史化”作為一種方法堅持下去的人并不多，在很多學者那里，“歷史化”和“價值化”糾纏在一起。竹內好“作為方法”的亞洲或中國，都是通過一種敏銳的洞察力建構起一種新價值，因此，“亞洲”“中國”“魯迅”“趙樹理”無疑都被“價值化”了。我們不能簡單地在“歷史化”和“價值化”之間劃一高低，毋寧說它們有著不同的工作方法和領域，相對來說，文學批評似乎更依賴于“價值化”的方法，它需要一種鮮明的立場去揭示、呼喚并建構一種并未清晰化的價值；而文學史研究似乎更傾向“歷史化”方法，它并不直接發(fā)出聲音，而是努力描摹各種聲音的譜系以及發(fā)聲機制。這些都幾乎是常識了，令人感慨的是，在十七年文學研究領域中，很多學者往往以歷史化的名義進入，卻在進行著一種非常明顯的再“價值化”建構。蔡翔教授的《革命/ 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理論上博采雜收，判斷上新見迭出，在論述邏輯上似乎也能夠自圓其說，不過會產生一種理論雜技、強制闡釋的觀感，也引發(fā)了諸多爭鳴。所以，洪子誠踐行的文學史方法除了“內部研究”之外，還是一種以“猶豫不決”為外部特征的“微弱敘述”。在《我們?yōu)楹为q豫不決》中洪子誠提到當年寫給錢理群的一段話：“我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擱置評價，包括審美評價？或者說，這種‘價值中立’的‘讀入’歷史的方法，能否解決我們的全部問題？”“各種文學的存在是一回事，對它們作出選擇和評價是另一回事。而我們據以評價的標準又是什么？這里有好壞、高低、粗細等等的差異嗎？如果不是作為文學史，而是作為文學史，我們對值得寫入‘史’的依據又是什么”“當我們在不斷地質詢、顛覆那種被神圣化了的、本質化了的敘事時，是不是也要警惕將自己的質詢、敘述‘本質化’、‘神圣化’”“是不是任何的敘述都是同等的？我們是否應質疑一切敘述？”19面對文學史的困惑，洪子誠經常自謙“猶豫不決”。顯然，“猶豫”對他來說絕不是缺乏判斷力，而是盡量提供容納各種復雜性的文學史空間，所以他用“猶豫”發(fā)展起一種充滿自限意識的微弱敘事，這種“猶豫”說到底還是基于“歷史化”方法基礎上的堅持。
回看關于洪史對“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往往是一筆帶過，給讀者留下遺憾，意猶未盡”20之感，“用語謹慎濃縮, 惟略感滯澀”21等評價，似乎并未深入洪史內部邏輯做出“否定”。既沒有看到超越“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研究路徑，打開社會文化和文學制度的外部研究格局乃是洪子誠的貢獻而非局限；也忽略了“濃縮”“凝練”甚至“滯澀”等語體風格所形成的“微弱敘事”其實關聯著洪子誠對嚴格限制史述權力濫用的自限性史述倫理的堅持。洪子誠由文學史研究內/外之辯產生的“矛盾性”事實上構筑于深思熟慮的兼容或超越之上，常讓人想對質疑之聲發(fā)出“洪子誠已經回答過”的感慨。
二 啟蒙立場與左翼研究的矛盾與辯證
洪子誠文學史研究另一個非常突出的“矛盾性”在于：一方面洪子誠堪稱左翼文學研究專家，他以左翼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講述了左翼革命文學為主體的“當代文學”從誕生、體制化到板結、落潮的完整“故事”。也樂于指出左翼文學內部的豐富性和先鋒性；但另一方面，他在審美上又更趨近于“現代文學”，在文學價值上并不放棄對“文學性”的親近。當然，他并非站在單純的啟蒙論立場上將“文學性”作為“革命文學”的反面。他的看法要復雜得多，在他看來，左翼革命文學曾經是作為釋放新感性的重要形式存在，只是在“制度化”過程中取消了“內部的活躍的、變革的思想動力，包括活躍的形式因素”22，并最終導致了自身的衰落。
作為一個以文學制度研究聞名的史家，常自謙想象力薄弱的史家，人們通常很難想象洪子誠對文學感性的重視程度。在與李楊通信，回答李楊對《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質疑時，洪子誠援引伯林《論現實感》的觀點指出，作家、詩人有價值的工作往往在于發(fā)現晦暗不明、隱秘難辨的層面，“他們更多注意細小的、變化的、稍縱即逝的色彩、氣味、心理的細節(jié)和現象”“伯林說，缺乏對這些的敏感，完全為一般、籠統(tǒng)、龐大的概念所迷惑，我們就不會有‘現實感’”，因此，談及對自己史著的不滿，“我覺得不僅是某種理論、方法應用上的不徹底（當然也是它的問題），而且還是缺乏對具體、變化、差異的東西的敏感和細心。就后者而言，我對自己的不滿要來得更為尖銳”23。
在宏大與幽微二端，洪子誠更強調了文學感性層面的意義。如果留心洪子誠的各種論述，會發(fā)現這種強調并非偶然：在談到對馬勒《大地之歌》從隔膜到共鳴時，洪子誠反思道：“我在‘當代’的生活，基本上是一個生命‘縮減’的過程。體驗、情感、感受力，不斷縮減為某種觀念、教條：這讓我難以接納超乎這些僵化的觀念和教條之外的事物。”24“當代”意味著通過各種運動建構種種認識世界的知識視鏡，當我們被順利地輸送到確定的結論前面時，體驗、感受等個人性的要素卻丟失了。由此反思不難看到洪子誠的文學立場。留心洪子誠隨筆文字時，會發(fā)現他對于體驗性細節(jié)的記憶能力，所謂能力，其實是一種心理傾向，傾向于記住宏大的結論，還是傾向于認同靈魂在細節(jié)中，會使不同人的記憶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他清晰地記得1990年春節(jié)前后，他正在寫作《作家的姿態(tài)與自我意識》時那種“冷寂”的天氣，記得窗外不多不少的鞭炮聲，以及透過電臺電波播放布里頓《安魂交響曲》產生“持續(xù)不斷的是或低沉，或銳利的哀吟和嘆息。這樣造成的壓抑感，和這個傳統(tǒng)團聚的節(jié)日需要的溫暖、歡樂構成的對比，在當時給我詭異的沖擊”25。多年以后，他說“生活里這樣的零碎細節(jié)當然不會得到記載，也很快就會銷聲匿跡；連同當時的情緒。這是需要細心保護的”26，因為并非所有的細節(jié)記憶都可以在條分縷析的歷史敘述中找到位置，但是這種記憶分明不應該被過濾，或許，在歷史細節(jié)的尖銳感受中包含著認識歷史的真切立場，過濾了這些細節(jié)，“歷史敘述”很可能成為一根話語之風中搖擺的蘆葦?；谶@種重視感性、具體性的“文學性”價值立場，我們不難理解洪子誠對《日瓦戈醫(yī)生》的閱讀如何從“政治性維度”逐漸轉向“存在性維度”。在跟吳曉東的對談中，洪子誠指出在“文學性”被解構的背景下，吳曉東卻“對文學保持堅定的信心”27，洪子誠從馬爾庫塞對“新感性”的解放作用和“政治潛能”的論述中感受到一種“退卻”的“悲劇意味”28，然而他本人恰好就是接受了此種“退卻”的文學政治觀，并對此文學性保持持久信心者之一。在《與音樂相遇》《一部小說的延伸閱讀——“我的閱讀史”之〈日瓦戈醫(yī)生〉》等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洪子誠肯定“文學性”的文學立場。從研究傾向看，洪子誠對于文學的“歷史性”“政治性”有所側重，并極力避免站在“文學性”的單一立場上分析文學；但在文學價值觀上，他不但從未否認“文學性”的地位，甚至可以說，他就是“文學性”的堅定擁護者。
可是，對文學感性的重視并未導致洪子誠對左翼文學全盤拒絕。換言之，他超越了“現代主義”/“左翼文學”的二元對立，發(fā)展了一套研究左翼文學的有效方法。同時也更愿意進入左翼文學內部去理解去有效與局限。洪子誠對愛倫堡《司湯達的教訓》、阿拉貢《在有夢的地方做夢，或敵人……》二文的閱讀，就勾連著洪子誠一直關心的革命文學的“異化”與“馴化”的歷史議題。借助他的梳理我們得以看到，1950—1960年代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內部反思乃是一種“世界性”現象，也可以說是基于左翼革命文學內在矛盾而產生的必然現象。這波反思潮流中，有來自蘇聯的金斯堡，來自西方左翼的阿拉貢、羅杰?加洛蒂，也有來自中國的馮雪峰、胡風、秦兆陽?！丁丛谟袎舻牡胤阶鰤簦驍橙恕担航塘x之外的精神經驗承擔》一文則通過對阿拉貢對別爾嘉耶夫的闡釋，進一步探討了左翼文學“異化”的內在悖論。
革命文學的馴化問題是洪子誠持續(xù)關注的問題。在《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講稿（增訂版）》中他就指出革命文學隨著領導權的獲得走向“制度化”及其后果：“任何有活力的東西都是不‘純粹’的，內部都有一種矛盾性的‘張力’，它才有可能發(fā)展，有生命活力。但是，革命文學在進入‘當代’之后，內部的變革的活力、矛盾性的張力在逐漸削弱，被取消，而逐漸走向僵化?！?9洪子誠對左翼革命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保持著相當“理解之同情”，也愿意指出1949年之后革命文學與先鋒文藝的關聯，所以，他跟阿拉貢一樣，秉持著左翼文學內部反思者的立場。
或許可以這樣表述：洪子誠是一個價值觀上的1980年代人，也是一個方法論上的1990 年代人。研究方法的更新使他放棄了啟蒙與左翼的二元對立，但價值上對啟蒙文學性的執(zhí)著，他大概難以接受從左翼文學引申出“東方現代性”的論述路徑，而更愿意進入左翼“內部邏輯”而實現“否定”。由此看來，在洪子誠這里，“矛盾性”的實質不是邏輯的混亂和斷裂，而是力圖進入、溝通和融化多種語境及其異質性。洪子誠穿越過當代多個不同的思想語境，他的學術立場并非立足于對某種思想語境的執(zhí)著，更非機敏得在每一種語境中都搶占風頭。他學術上于方法變革和價值守持之間的平衡，于“矛盾”中容留和同情不同時代“可理解性”的歷史方法，尤其值得學界深思。
三 本質論與建構論的矛盾與辯證
洪子誠文學史研究還包含了一種深刻的矛盾性，即兼容了對“當代文學”的“本質”考古和“本質”建構兩個過程：一方面，他有力地辨析了“當代文學”這一概念在歷史和時代語境中的建構性。他的《“當代文學”的概念》及“文學制度”研究都在破除當代文學的“自明性”，并揭示它的建構過程；另一方面，他在揭示“當代文學”本質建構過程中，深度講述了另一個“當代文學”由始到終的故事，從而賦予了“當代文學”另一種本質：“‘五四’時期的革命文學、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1940年代的延安文學、1950—1970 年代的當代文學有其內在的聯系性。它們是以現代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運載工具，來表達20 世紀中國人在社會急劇變化中的矛盾、焦慮和希望。他指出，在這個過程中有一種悖謬的東西：那些熱切擁護并投身革命的文學家，大都有一個對理想世界的渴望，對信仰和觀念的強調，對‘絕對’‘純粹’的追求，未來實現其意識形態(tài)目標，創(chuàng)造一個全新的‘革命文學’，就要不斷地與‘傳統(tǒng)’文學形態(tài)劃清界限，不斷地剔除一切‘不純’的因素，最終導致活力的喪失?！?30換言之，洪子誠文學史研究既是反本質論的，但又終于不免是本質論的。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種矛盾與糾結呢？
李楊指洪史上編與下編存在斷裂，郜元寶則由下限的未明直指洪史在“當代文學”概念之內的兩個文學史時段涇渭分明、難以整合。這些質疑確乎深刻命中了洪史的“矛盾性”，它折射的并非洪子誠個人的局限，而是“當代文學”學科規(guī)劃內部幾乎無法克服的歷史糾結：“當代文學”的命名在借用某種遞進性等級關系確認“當代”優(yōu)越性的同時，其無限向前的激進時間觀已經剝奪了“當代”的下限可能?！爱敶痹诿蹙吐裣铝诉@樣的隱患：它隱含了為“最高階”文學命名的訴求，又欠缺時間的下限邊界。在既定的“當代”學科體制中，史家并未完全超然于“當代”做出的命名規(guī)劃，站在“當代文學”內部反向凝視“當代”，怎么可能剝離“當代”的各種難題與糾葛。除非修一部不以“當代”命名的文學史，否則“當代”命名內部的時間曖昧性必然如影隨形。
從洪史覆蓋的1949—2000年，“當代文學”已經走過了不均質的50年，歷史及時代語境的轉折賦予了“當代文學”并不相同的內質。史家的任務不僅在于編寫一部歷史大事記，而在于以獨到的歷史立場使斷裂又連續(xù)的時代獲得一種歷史精神的覆蓋。如此而言，要求史家去填平和整合涇渭分明的多個“文學史時段”更像是一種苛求。在評論洪子誠文學史研究時，李楊調侃了洪子誠閱讀上的“小資”趣味31，似乎顯示了“抹平”不同時代文學本質的傾向。事實上，即使“十七年文學”和“新時期文學”都具有建構性，這也是兩種頗不相同的“建構”。對于史家而言，只有知識考古而沒有本質建構的完整史述幾乎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李楊的質疑表面上是能否將一種更徹底的譜系論落實于新時期以來文學階段，其實是能否放棄80年代新啟蒙話語所建構“文學性”想象，能否放棄對左翼革命文學“文學性”的質疑，對其不僅做出歷史描述，而且做出更加正面的價值評價。這樣看來，李楊的超然譜系論背后，依然存在著鮮明的價值傾向。如果說“文學性”話語代表了一種文學意識形態(tài)的話，“去文學性”話語代表的只是另一種文學意識形態(tài)而非超文學意識形態(tài)。這意味著，無論多么努力逼近真相的史家都必然從屬于特定的時代。史料和史述必先經過史家精神意識的消化和編碼，而史家精神意識又必然深刻地共生于歷史性、時代性的知識語境。承認這一點，再去辨認不同時代史觀、史述方法的差異與長短，也許比想象一種絕對客觀的史述方法要更可靠一點。
人們通常以為“文學史”代表著一種絕對客觀中立的知識，殊不知任何史家在朝向客觀中立的學術目標邁進的途中，由于不同的史觀和方法，很可能對同一歷史“本質”做出頗不相同的描述。郜元寶就敏銳地指出洪子誠與董健等人的當代文學史呈現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學史故事：董史“認為‘當代文學史’的性質乃是‘五四啟蒙精神與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從消解到復歸、文學現代化進程從阻斷到續(xù)接的一個文學時段。文學史走了一條‘之’字形的路’”。而“洪先生理解的‘當代文學史’是一種注定要破產的文學規(guī)范從強行建立到盛極而衰最后解體的過程”。32
承認史家作為時代性的知識主體（其中當然包含了個體的差異性和能動性），抑或認為史家應該是具有超時代的普適性的知識主體，常常表現為如何看待個人經驗與歷史研究的關系上。一般而言，歷史研究要求祛除個人經驗的主觀視野，但對此問題洪子誠有更客觀辯證的認識。在“我的閱讀史之黃子平”篇中，洪子誠重視黃子平“回到歷史深處”，對歷史生產機制的敏銳揭示，也由黃子平的研究辨析了個人經驗在歷史研究中的悖論效應：“離開個體經驗和自我意識的加入，論述可能會成為無生命之物，‘歷史’有可能成為懸空之物，但過度的投入、取代，對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歷史’成為主體的自我映照。”33
事實上，個人經驗與文學史研究的關系是洪子誠思考頗多的學術話題。一般來說，以“歷史化”面目示人的文學史寫作要求“非個人化”的學術立場，“主觀性”“經驗性”在史著中的流露通常被視為不夠“學術化”的表現。但是，我們又似乎不能否認敘述主體的“主觀性”對史述的潛在影響。所以在史著中“個人經驗”并不表現為史述主體的主觀抒情和個人經驗的直接引入，而表現為個人經驗參與塑造的“前視野”對史述立場的影響。所以，問題也許不在于文學史寫作能否徹底摒除“個人經驗”的存在，而在于在敘述倫理上該將“個人經驗”置于何種位置。《問題與方法》中洪子誠專門談到了敘述主體對史述的影響，顯然是看到歷史敘事性的存在。面對冷霜“生活經驗對你的學術工作有何影響”的提問時，洪子誠罕見地帶著情感回溯了他穿越不同時代的生命經驗：
我在南方的一個縣城（廣東揭陽）上的小學和中學。1950年開始上初中。見到了1940年代后期社會秩序的混亂，貨幣的貶值，國民黨軍隊的撤退。見到南下的“四野”大軍馬匹、輜重從縣城邊的公路通過。在基督教堂里曾是兒童唱詩班成員，幾年后為了入團，卻寫檢討宣布信仰無神論。扭著秧歌參加共和國成立和廣州解放的慶祝大會，真誠地唱過《解放區(qū)的天是明朗的天》?？吹侥切┐蛴螕舻挠H戚榮耀地擔任縣政府要職，也看到另一些親戚家境開始破落，晚景凄涼。為文學的“百花時代”興奮，也經歷了北大“鳴放”和反右的驚心動魄。在操場的小高爐煉過“鋼鐵”，深翻過兩米深的土地，過過“吃飯不要錢”的日子，也在農村看到隨后出現的寒冷和饑餓?？吹皆S多人（我也在內）熱切地“向黨交心”以投入“新世界”，也看到體制如何有效、無孔不入地侵入、控制人的一切，包括“隱私”。和一位先生合作寫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卻暗暗喜歡電影中的那種情調?！拔母铩敝袑戇^無數大字報，批判過“走資派”“反革命”“反動小集團”，參加過“戰(zhàn)斗隊”，也震驚地目睹同事突然就被揪出，戴上字紙簍、臉上潑上墨水游街，系的領導、學生怎樣因絕望走上自殺的“不歸路”。34
洪子誠說，“王光明先生談到我的文學史，說它的優(yōu)點是‘努力克服主觀視野的遮蔽性’。不過，趙園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她肯定的是‘個人的當代經驗之于當代史研究的正面意義’。她說，‘關于記憶的不可靠，個人經驗的局限性、相對性，我們已經知道得太多，個人經驗的積極意義卻還有待于證實與發(fā)掘’”。洪子誠承認“個人經驗”確實不只具有消極的意義，“但是，它的‘價值’，并不存在于它的自身，而是在與另外的經驗、敘述的比較、碰撞中才能呈現”。洪子誠警惕“對個人經驗不加反省的濫用，以及將個人經驗、記憶簡單轉化為道德判斷的傾向”，有價值的“個人經驗”，是那些“未被賦予‘合法性’而被忽略、遮蔽的‘異質’的部分”35。這里強調了兩個方面：史述主體“反自戀”“非道德化”的立場；史料來源上對邊緣性“個人經驗”的重視。就洪子誠而言，他的生活穿越了前1949 年代、“1950—1970 年代”、1980 年代、1990 年代等諸多具有不同內質的時代。這些時代具有截然不同的價值指向，生活經驗對于史家的挑戰(zhàn)在于：能否既深切感受到時代的氣息、溫度和規(guī)定性，又跳出某一特定時代，形成“超越性”的學術立場。相比于欠缺1950—1970年代生活經驗的研究者對這個年代的浪漫化想象，洪子誠雖然分析這個時代文學的內在邏輯，卻很難產生相似的浪漫化想象。不僅同步于時代，對時代精神氛圍的來龍去脈有近距離觀察，也超越于時代，有自己客觀冷靜的史家立場。這是洪子誠對個人經驗的辯證運用。
洪子誠文學史研究在“本質論”與“反本質論”之間形成的張力給我們的啟示在于：我們或許應該放棄對一個絕對超然的知識主體的想象。史家及其史述只能存在于具體的歷史、時代、學科甚至家庭、信仰、個性等復雜規(guī)約中。成為史家固然意味著對主觀性、自明性“本質”的抵抗，卻不意味著假裝主體可以超然于這些因素之外，成為徹底“反本質”的存在。而是，以對某種“歷史化”方法的恪守和史述倫理的守護，努力去抵抗“主觀性”的侵蝕并溝通多個不同質的時代。
結 語
洪子誠代表了1990 年代以來中國思想和學術轉型在文學史寫作領域的困惑和探索，他的矛盾性體現在：他既拒絕線性進化論和簡化二元論；他既反思階級論的闡釋體系，也反思啟蒙論的闡釋體系；既承認歷史的建構性而對“當代文學”的生成有深刻洞察，但卻并不放棄對總體性和歷史深度模式的追求，他的文學史內在隱含的正是以左翼革命文學為核心的“當代文學”的生成和解體這一歷史本質；他既揭示歷史的建構性，也參與對“當代文學”本質的新建構，并陷身于“深度本質”必然的糾纏；他既反思80年代啟蒙主義那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又始終堅守著啟蒙主義內在的文學本體性、精英性。這種表面上的“矛盾性”在洪子誠是“文學價值觀”和“歷史方法”相結合的必然結果。作為一個親歷過火熱年代，成長于啟蒙時代的學者，他要是放棄了“啟蒙價值觀”，反而十分可疑；但“內部研究”的歷史方法使他不愿意從外部對事物進行“否定”，這使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著歷史對象的“可理解性”。因此，他學術的“矛盾性”，具有其內在的辯證性和豐富性以及方法論啟示，看不到這一點，事實上就錯過了洪子誠學術思想的內質。
注釋：
1李楊、洪子誠：《當代文學史寫作及相關問題的通信》，《文學評論》2002 年第3 期。
2 4 6 13 21 32 郜元寶：《作家缺席的文學史——對近期三本“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的檢討》，《當代作家評論》2006 年第5 期。
3 7 14 20陳劍暉：《當代文學學科建構與文學史寫作》，《文學評論》2018 年第4 期。
5 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IV，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57.
8 參見拙文《由文本通往歷史——洪子誠“歷史化”文本閱讀法的啟示》，未刊。
9 10 22 24 25 26 27 28洪子誠：《讀作品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 第332，332，286，193、190、190、257、261 頁。
11參見拙文《文學史寫作與90 年代的知識轉型——以洪子誠的文學史研究為例》，《文學評論》2018 年第2期。
12錢理群：《讀洪子誠〈當代文學史〉后》，《文學評論》2000 年第1 期。
15 16 17 18 29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講稿（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6、96、96、59—60、286頁。
19 23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162、122頁。
30趙祖謨：《洪子誠文學史研究的格局及其形成》，《南方文壇》2010 年第3 期。
31李楊：《為什么關注文學史——從〈問題與方法〉談當代“文學史轉向”》，《南方文壇》2003年第6期。
33洪子誠：《我的閱讀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9 頁。
34 35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6—7，6—7 頁。
[作者單位：韓山師范學院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