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痕舊影里的史料
傅斯年先生說“材料與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念與時推進”。今人尋求材料的方向，逐步轉向孔夫子網(wǎng)及近年各大小拍賣公司流散出來的近現(xiàn)代人物手稿、函札、日記、公牘、電報，亦是開辟了一條尋求材料的新路徑。
梁啟超書贈張學良書法七言聯(lián)
2019年10月7日是陳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聯(lián)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于10月12日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召集了一次紀念陳先生的“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學術與思想”研討會，學界耆宿俊彥，一時云集。席間有不少先生談及陳寅老1930年為陳援庵《敦煌劫余錄》所寫序文中的那句名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卑匆洗苏Z，系于王觀堂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fā)現(xiàn)之學問》（1925）一上來就說的話“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見”，而進一步闡發(fā)者，點出學術研究之要旨，夙為學界推重，引為圭臬。
新材料與新問題，是促進每一時代學術研究新面目的淵藪與動力，但每一時期因風氣及社會趨向，對此又有不一。以宋以來而論，“心學籠罩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認為‘心’才是知識最終的來源與根據(jù)，但清儒認為記載在經(jīng)書上的文獻知識，才是知識的根源”；而窺清代實際，研究界又有“求其古”、“求其是”之別，前者以吳派為代表，后者以皖派為馬首，雖有時間先后，然均以求最合乎圣人本意為宗旨?，F(xiàn)在回頭看，“清代在唯六經(jīng)三史是尚的研究典范下，所用的方法及材料偏向內循環(huán)，基本上是從文字到文字，從文獻到文獻，間有實物的研究，也是為了佐證或厘清文獻里的記載，盡可能的將它與六經(jīng)三史或與文字史料相聯(lián)系，所以重視的是銘文、著錄之校勘，以及傳遞源流等，而不大留意實物還可以告訴我們什么其他的知識。在這樣一個典范中，所重的是功力，不是理解，所重的是如何在文字證據(jù)中作考證與判斷，而不是去開發(fā)文字以外的新史料?！保ㄍ鯕词裁纯梢猿蔀闅v史證據(jù)：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沖突〉，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增訂版），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8年，頁375）如王獻唐先生即謂：“獻唐昔年治學，頗摭拾鄉(xiāng)前輩許印林先生緒余，以音求義，又以義求音，其術殆出于高郵，蓋印林為伯申先生弟子故也。近歲漸悟清人所治聲音訓詁，多為死音訓詁，古自古，今自今，結果只造成一種古董式之學術，供人玩賞而已。”（轉引自同上）
林長民書贈金城行書八言對聯(lián)
而近世如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fā)現(xiàn)之學問》所歸納的五大發(fā)現(xiàn)：（一）殷墟甲骨文字（發(fā)展為甲骨學）；（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發(fā)展為簡牘學）；（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發(fā)展為敦煌學）；（四）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此五大發(fā)現(xiàn)（今人或省后兩項，稱之為“三大發(fā)現(xiàn)”）之于20世紀中國，可以說影響深巨，具有導向性及劃時代，不僅促成了考古學、現(xiàn)代藝術史等學科的產(chǎn)生，也促進了邊疆史地、商周、春秋、戰(zhàn)國、秦漢諸研究以全新的領域，同時推動了相應的社會史研究、學術史研究，深層次影響了后來的學問路徑、走向、觀念，深遠影響了迄今為止人文學術研究者的知識系統(tǒng)、知識結構、文化心理與學問格局，對于重建有中國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性的意義。
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與同一年胡適的《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可以說都是“世紀之變”、“五大發(fā)現(xiàn)”以來思想認識的產(chǎn)物。特別是傅氏的《旨趣》，奠定了史語所的發(fā)展宗旨，也確立了后來具體實操的“新學術之路”，樹立了新的研究典范（如研究方向）與研究范式（如研究方法、問題意識）。傅氏于此《旨趣》及給蔡元培的報告中提出發(fā)現(xiàn)材料與考訂材料是歷史學和語言學研究的基本任務，他很經(jīng)典的一句話就是“歷史只是史料學”。他指出：“此雖舊域，其命維新。以我國此項材料之富，歐洲人為之羨慕無似，果能改從新路，將來發(fā)展，正未有艾。故當確定旨趣，以為祈向（或作‘新向’），以為工作之徑，以吸引同好之人?！牧吓c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念與時推進。……此項旨趣，約而言之，即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并因問題之解決，引起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傅氏認為史料應該強調新史料，“大如地方志書，小如私人的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挖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冊”，都是努力搜求的目標，且不僅應當繼承傳統(tǒng)在“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也應當學習西方“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此句成為史語所創(chuàng)所以來之核心宗旨）。除擴展研究的史料外，傅氏還主張要擴張研究的工具，要于考訂材料時，必須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工具，譬如以古地質學、古氣象學來解決上古史的斷代問題，等等。尤其重要的是，他指出要在這些新材料的基礎上提出問題，譬如中西文化如何交流，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決不涉足推論和通疏，更不涉足主觀和玄想。凡此，新材料激發(fā)新問題，促成新工具以謀確解，三者相輔，互為之用。而經(jīng)傅斯年用心擘畫，史語所很快成為20世紀世界范圍內人文新學術的重鎮(zhèn)。
羅振玉隸書“學于古訓乃有獲”
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研究，及相應的社會史、文化史研究，從材料到方法，基本上同中國古史研究一樣，屬于傅斯年及史語所開創(chuàng)的這條“新史學之路”（這里面當然也包括梁啟超等人的貢獻與影響）。而傅氏及他同代人包括梁氏的努力，又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學術史研究所要關注及研究的一部分。而此一領域，特別是近現(xiàn)代中國相應的政治史、制度史及社會史研究諸層面，相形要更多受到影響，因此研究趣味、角度、問題意識，呈多元與多樣。“‘史觀’也經(jīng)歷了由歷史變易觀到進化論、再到唯物史觀的辯證發(fā)展過程?！保T契〈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序〉，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7年，頁5）并且，相應的20世紀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學科史研究，材料雖俯拾皆是（如大量書信、日記、個人回憶錄、訪談等的出版），但干擾亦多，八卦、小道飛短流長，在網(wǎng)站、微信圈以奇聞軼事的“文學”形式廣泛流轉，雖然其中不乏有新材料、新見解，但是限于形式，也限于研究者的水平，此樣的描述常常流于膚淺，或者陷入只是對事主個人生活或情感世界的無端猜測，對學科歷史的厘清，學術史、思想史研究，并無助益。且因許多檔案或受時地限制，或阻于人事，大家對此是關注者多，真正研究者少。而且因為挨得近，許多現(xiàn)象、問題不容易看清，總會自覺不自覺“因人依倚”、“隨人喜怒”，要么“八股”，或么“八卦”，鮮有能突破此二者。
今年早些時候，周錫瑞先生（Joseph W.Esherick）在燕京學堂客座，有次北京的幾位學者宴請，地點在清華東門外的宴銘園，座中俱系當下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之翹楚。席次不知由誰引發(fā)話題，談到目前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的窘境，就是不能再如以往一般得以自在遍覽各地所存檔案，材料相形不免受限。一位先生聽了說，我們現(xiàn)在尋求材料的方向，已逐步轉向孔夫子網(wǎng)及近年各大小拍賣公司流散出來的近現(xiàn)代人物手稿、函札、日記、公牘、電報，算是開辟了一條尋求材料的新路徑。
《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封面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說：“近代史學所達到的領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庇终f，“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清以來訖民國政要、社會影響人物、前輩學人函札、日記、電報、公牘，逐步發(fā)現(xiàn)，作為歷史材料運用于人物專題、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甚或政治史研究，有其獨特之價值及優(yōu)勢，尤其之于細節(jié)研究，別具視角。研究者可藉此貼近了解所研究所關注對象當日之生活圈、交誼圈、交集圈、戚友往來、公牘往還、上傳下達、人際脈絡，甚或身體景況、心靈細微及相關貫連，即有可能藉此將所關注之對象、所研究之人物，所牽涉之史事、現(xiàn)象及人物日常居恒、進退出入、史事前后、彼此因果、相關系連，“體貼”并大體“復原”出來。而所“體貼”并大體“復原”出之生活圈、交誼圈、交集圈、戚友往來、人際脈絡、人物身體景況、心靈細微、前后史事、相關貫連，又反過來有助于增進研究者之“歷史感”（進或“歷史現(xiàn)場感”），使研究者知世論人、“讀其文而想見其為人”，進而對所關注、所研究之對象于思想、文化、生活、境遇、社會政治、彼此系連，有較清晰之認知與了解，心不迂拘，思維明通，即可做到誠如陳寅老所謂“了解之同情”，慧眼只具，啟開研究新層境。此如去年廣東人民出版社所印行的《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收弢翁寄一良先生父子通函四十五通，雪泥鴻爪，從一個個側面反映出周叔弢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至1984年2月14日逝世前數(shù)月三十余年間之大致生活情略。函札內容，或父子談書論學，或述及社會近聞、家事，或敘以近況，或記一代掌故，間及國家大事，非僅一代文化史料，亦一代社會史料、生活史料矣。20世紀后半葉正值中國社會空前急劇變化之時，弢翁以花甲、古稀之年置身其間，由其獨特經(jīng)歷、視角折射出之人世世相，對于后人了解及研究此段社會史、文化史乃至中國現(xiàn)代史，均具有無可替代之參考價值。
《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陳獨秀序言手稿
《大道：百年名人翰墨集萃》所收，即皆此類函札、手澤，都一百〇三件，俱系近年于大小拍賣行所流出，引發(fā)大家關注者。所涉人物或為民初政元，或為五四風云翹楚，或則享譽海內外，引領一時風氣、垂范至今、推為政學各界重鎮(zhèn)者，時間則跨度20世紀上下半葉?！八娠L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件件均珍貴無似。如本冊所收陳獨秀寫于1923年12月20日的這篇〈《科學與人生觀》序〉手稿，現(xiàn)在平心去看，無論在當時及今天，均意義非凡，內在多多，值得深思。以當日而論，陳氏實有總結平息由張君勱于當年初在清華講講所引發(fā)的“科學與人生觀”爭訟未已的意曲，希冀通過評述論戰(zhàn)各方的機會（卷入討論者有張君勱、丁文江、梁啟超、任鴻雋、胡適、孫伏園、林宰平、張東蓀、章演存、朱經(jīng)農、唐鉞、王星拱、吳稚暉等），做一總結，同時表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在他看來，“科學與人生觀”不是什么“永恒的問題”，而是歷史發(fā)展到某特定階段被注意及引發(fā)人們困擾、思考的一個問題，他說：“現(xiàn)在由‘迷信時代’進步到‘科學時代’，自然要經(jīng)過‘玄學先生’的狂吠?！蔽恼鲁鰜砗?，胡適評論說：“獨秀說的是一種‘歷史觀’，我們討論的是‘人生觀’?！焙巷@然意識到陳氏著意為此次論戰(zhàn)定調，要指出重要的是“歷史觀”而非“人生觀”，“人生觀”必須無保留、無選擇地統(tǒng)攝于“歷史觀”；但他顯然沒有注意到，陳氏并非特意“混淆”，而是強調“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按即所謂知識、思想、言論、教育皆可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念。胡氏所要表明及強調的是：（甲）教人不要迷信權威，不要有任何先入為主的宗教信仰或理論先行；（乙）教人以積極的態(tài)度，運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觀念（科學態(tài)度）去研究宇宙與人生；（丙）宇宙萬物、各種觀念，都是一自然現(xiàn)象，因此以自我中心出發(fā)的各種，都要摒棄；（?。┤松非蟮哪繕耍辉趥€人欲望、所想的滿足，而是在認清社會，做力所能及的事，歸納一下即是不要糾纏于所謂“欲念”，要超越所謂理論?！思匆彩呛稀岸嘌芯啃﹩栴}，少談些主義”的思想淵源及所本。二家之不同，在觀念，非在主義。問題迄今依然是好問題，不一定要有答案。
此處涉及的，即章開沅〈歷史研究，要細節(jié)，不要“碎片化”〉一文所指出的，局限于函札、手稿、日記、電報、公牘的研究，或多或少會不免偏重于細節(jié)，流于歷史研究之碎片化的問題。如章氏此文言：“特別是近現(xiàn)代史，公私檔案、報刊書籍乃至各類未刊文獻之繁多，簡直難以想象。這些客觀條件，極其有利于個案研究，有利于從細節(jié)上再現(xiàn)歷史情境，然而卻大大增加了宏觀把握的困難?！彼赋隽硪幌嚓P問題：“同時，由于學術理念的進步，人們愈來愈重視社會史與群眾史的研究，特別是下層群眾的研究，而許多此類研究又屬于起始階段，這樣也不免增加了研究視角‘細化’的權重。”（見《北京日報》2012年9月10日，第19版）此話誠然。面對這些研究材料，要既能有于所關涉史事的全面陳述與把握，同時亦要有對史事細節(jié)的鉤沈與精審考訂，要能大中不遺其小，小中以見其大。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胡適書贈余小仙女士“飛行小贊”
《大道》所收，一百〇三件之中，不少為歷史關鍵時刻之重要文獻，歷史價值及研究意義均不可估量。如黃興致何成浚此三函，正是黃興生前最后這段時光，內中既有對政局的剖析、憂心、判斷，也有對國家前途的展望、建議，兼亦談及自身近況，從一個個側面折射出諸多可討論、可研究的問題，對于后世了解和研究黃興其人及此一時段民初政治，均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功用。如其中“對于實業(yè)經(jīng)營上亦有不利”句，可看出黃興此時思想的細微變化及系心所在。以此對勘何氏后來《八十回憶》中所說的：“孫中山、黃克強初對宋案之應付意見不同。孫主用兵，克強則欲聽法律解決。兵敗后，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藦娋芙^參加，遠游美洲，其左右則另組歐事研究會，本人亦加入。歐事研究會之部分人士與日后之政學系有關?？藦娕c胡漢民私人間亦不融洽。克強死后，中山又召集我等紛紛納入其中華革命黨內?！辈⒖蓳?jù)以進一步討論孫黃關系。
此冊所收，不少為20世紀著名書家手澤，對于了解及進一步研究20世紀中國書法史、文化史，亦別具價值，意義非凡。如鄭孝胥為遜帝所書“蹈仁”題跋，是鄭氏晚年書法成熟時期的典型面目，在結字上挺拔高聳、中維緊收，四周呈放射狀，體勢開張，自是受到了歐陽詢、黃庭堅的一些影響，橫肩外聳、折角內收的特征十分明顯。橫畫多尖入筆，收筆重按，形成了左輕右重的習慣特征。鄭氏晚年風格結合了帖的率意流利筆意和碑的挺拔開張體勢，二者融為一爐，渾然天成，風格強烈。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稱道鄭孝胥：“可以矯正趙之謙的飄泛、陶浚宣的板滯和李瑞清的顫筆的弊端的，只有鄭孝胥了。他的早年是寫顏字出身的，晚年才寫六朝字，他的筆力很堅挺，有一種清剛之氣?！鄙诚壬苏Z，可謂一語中的，鄭氏書法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精神外露，氣勢逼人，在率意之中流淌著一股清剛之氣。
熊十力致唐君毅、錢穆、徐復觀、胡秋原、張丕介信札，一通七頁。著錄：《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節(jié)選：“老夫一生在辛苦中硬挨，與世無迎合，于朋友學生有責備無標榜。一世孤零，即由此致，而日爭名不得耶？吾雖不才，何至爭名不得耶？”
再如此冊所收林長民的書法作品。過去學界及書法界對于林氏的書法討論不多，近年坊間疊見氏之法書，多屬大字，下筆灑落，品格不俗。此幅是他贈給金鞏北（民國北京畫壇盟主）的行書八言聯(lián)，極是精工。下筆凝重，純以中鋒行筆，如火箸畫灰，剛健質樸。在結字上，緊湊飽滿，不容懈怠。墨色變化則一任自然，凝重中時露飛白，更顯蒼勁?！笆弊制伯嬓辈?，“續(xù)”字左右錯落，“斯”、“長”略顯奇?zhèn)?，這些變化使整幅聯(lián)語平添些許趣味。王僧虔《筆意贊》：“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贝思蚪o人如是感覺。林長民殉難，徐志摩曾對林徽因說：“徐佛蘇挽聯(lián)，有‘沖鋒陷陣哪用書生’之句，說得真是。像林先生這樣的才學聲望，在天津賣字也過得下去，偏給郭松齡看上了，把他請去，叫太太陪了同車，一直開到前方去送命，前后半個月，活生生的一個人剩了一堆白骨，你說可怕不可怕！可惜不可惜！”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林長民塞上驚魂》：“提到宗孟的字，也值得一說。宗孟的書法，是由晉唐人入手的，早年寫的東西，真是美妙絕倫，中歲參了北碑的態(tài)勢，更在雅秀之中，顯出樸茂勁遒的意味；所謂‘融碑入帖’，便是這個境界。康南海作《廣藝舟雙楫》，以評書家自命，曾和伊峻齋（立勛）說：‘你們福建書家，卻只有兩位……’伊峻齋以為他自己一定占了一個，那康圣人從容說：‘一個是鄭蘇庵（按即鄭孝胥），一個是林宗孟……’民國以后沈寐叟（子培）的字，風靡一時，有人把林寫的圣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的壽序來比，稱做‘書家兩雄’，因為沈培老的槎椏，算‘丑中之美’，林宗孟的字則為‘勁中之美’，確是一個天才書家，而他自己也風流自賞?！笨梢姰敃r人即有之評。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本冊所收諸品的集中出版，相信當會促進學界、思想界、文化界的新研究、新問題，也會促進學界、思想界、文化界由此批材料起，對于近現(xiàn)代中國的新認識。
[曹向東、楊永平編著《大道：百年名人翰墨集萃》，中華書局，即出；周景良、王貴忱、孟繁之、王大文編著《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附周玨良致周一良函）》，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項目負責人、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學術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