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軍的文學批評概念
內(nèi)容提要：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李建軍在其一系列的文學批評論著中所提出的眾多概念涉及文學活動的諸多要素，值得系統(tǒng)梳理，積極吸收。這些概念源于他對于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的堅實的批評實踐、淵博的閱讀視野以及深刻的理性反思，充分體現(xiàn)了有機的系統(tǒng)性、鮮明的問題性、辯證的統(tǒng)一性、研究的普適性和實踐的指導性等特征。他的這些概念為文學批評理論的概念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員，作出了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
關鍵詞：李建軍 文學 批評 概念
在集中系統(tǒng)地閱讀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李建軍的一系列論著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他提出了很多關于文學、作家和文學批評的概念。在其論著中，常?？梢砸姷竭@樣的表述：“這是我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或“根據(jù)我個人對它的界定”等句子。他所提出的概念，引起了我的興趣，于是，便留意搜集。截至目前，在我所見到的李建軍的14 部評論著作中，他所提出的概念，歸納起來，涉及文學活動中的許多方面。
這些概念對于作家創(chuàng)作、批評家研究和讀者閱讀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谶@一認識，對這些概念進行系統(tǒng)的歸納梳理，對于研究李建軍在文學批評上的治學原則和研究方法而言，具有學術(shù)上的階段性總結(jié)意義，對于文學批評領域的專家學者則具學術(shù)借鑒意義?；谶@一認識，本文試就李建軍文學批評的重要概念，進行初步的歸納和系統(tǒng)梳理，并對其特點進行探討。
人們對于世界的認識，都是通過概念判批評家與當代文學研究 斷推理來進行的?！掇o?！罚ǖ诹妫Ω拍钍沁@樣定義的：“反映對象的特有屬性的思維形式。人們通過實踐，從對象的許多屬性中，抽出其特有屬性概括而成。概念的形成，標志著人的認識已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茖W認識的成果，都是通過各種概念來總結(jié)和概括的。表達概念的語言形式是詞或詞組。概念都有內(nèi)涵和外延。內(nèi)涵和外延是互相聯(lián)系、互相制約的。概念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歷史和人類認識的發(fā)展而變化的?！?《辭海》對于概念的這一權(quán)威界定，將是我們理性認識李建軍文學批評中所提出的概念的基本依據(jù)，據(jù)此對李建軍提出的這 些概念進行系統(tǒng)梳理和初步探討。
一
從宏觀意義上的文學本身來看，李建軍 提出了“同我文學”與“異我文學”的概念。 具體而言，“同我文學是指那些能讓我們從中獲得熟悉感和認同感的文學；異我文學則 是一種讓接受者覺得陌生、甚至很有理解難度的文學”2。這兩個概念對于讀者而言，有助于從整體上劃分對于文學閱讀的認知和感受。 就文學活動中作者和所反映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關系而言，李建軍提出了“病態(tài)的客觀性”和“病態(tài)的主觀傾向性”兩個概念?！扒罢叻穸ㄊ澜缗c人的主體性聯(lián)系?！薄昂笳咔袛辔膶W與外部世界及現(xiàn)實生活的關聯(lián)”3，這兩個概念上的區(qū)分，反映了體現(xiàn)在作者與世界關系上的兩種極端傾向。
作家作為文學活動中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主體之一，不同的國家、地域、時代和個性氣質(zhì)等造就了不同類型的作家。李建軍以面對古今中外的廣闊閱讀視野，立足當代中國作家的創(chuàng)作現(xiàn)實，從不同角度對作家進行分類、界定和研究。
宏觀上，他提出了“雙重氣質(zhì)的作家” 這一概念，他認為“幾乎所有真正偉大的男 性作家，都是具有雙重氣質(zhì)的作家，也就是說，既要有男性氣質(zhì)，又要有女性氣質(zhì)。所謂男性氣質(zhì)，是指一種精神氣概，一種剛性之美；所謂女性氣質(zhì)，是指一種情感態(tài)度，一種柔性之美?！疅o情未必真豪杰’，沒有柔情和女性氣質(zhì)，一個男性作家注定不是一個精神健康、情感豐富的好作家”4。這一概念為全面評價一位作家，提出了一種明確的參照標準。
根據(jù)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五行意象，李建軍提出了“水性作家”和“土性作家”這一組概念。他認為“水性的小說家善感善變， 但要達到高明的境界，非有過人的才華，不能至也。而土性的小說家則像一棵樹，牢牢地扎根在一個地方，風吹不搖，雨打不動——他們畢其一生就寫自己熟悉的那些生活，寫法或許有不同，但基本的主題則大體相近，所表達的情緒與所塑造的人物，也大體相同”5。據(jù)此，他還提出了有根據(jù)的寫作和無根據(jù)的寫作。他認為諸如?？思{、哈代、沈從文、柳青、路遙、陳忠實、張煒和阿城的寫作都屬于這種有根據(jù)的寫作，他們都屬于土性作家。不難看出，李建軍對于土性作家是予以高度評價和認同的。
眾所周知，“文學重鎮(zhèn)”陜西以其三種獨特的地理和文化形態(tài)孕育了三位代表性的作家。曾經(jīng)生長生活于“父母之邦”的李建軍，對此有著深刻的體認和長久的思考，從而在微觀的文學地理意義上提出了三種精神氣質(zhì)，并對其特征進行了界定：黃土高原型精神氣質(zhì)作家具有雄渾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難感、淳樸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詩意感，路遙受其影響。關中平原型精神氣質(zhì)作家具有寬平中正的氣度、沉穩(wěn)舒緩的從容，但在道德上顯得僵硬板滯、缺乏必要的寬容和親切感，陳忠實受其影響。山地型精神氣質(zhì)作家表現(xiàn)為輕揚、靈脫、善變，但也每顯迷亂、淫麗、狂放，有鬼巫氣和浪子氣，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價值上的穩(wěn)定感和重心感，賈平凹等 陜南作家受其影響。6這三個概念對于識別陜西作家及其創(chuàng)作風格無疑具有重要的引導意義。
就作家個體所具備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素質(zhì)而言，李建軍提出了“心意狀態(tài)”這一概念，它用以概括“那些影響寫作的心理因素和精神元素，包括氣質(zhì)、性格和趣味傾向，也包括作家的才能和道德意識。這些復雜的精神因素和主體素質(zhì)，既是作家寫作的內(nèi)在動力，也影響著寫作的深度和風格。一個作家的寫作能達到什么水準，最終決定于他的心意狀態(tài)”7。本文認為，心意狀態(tài)是對一個作家的整體素質(zhì)進行綜合評價的復數(shù)性概念，很值得在作家研究中充分運用。
就具體的作家而言，李建軍還提出了諸如“托爾斯泰難題”“契訶夫難題”“陳忠實難題”等概念。這些中外偉大的作家們所面臨的難題，其實就是他們在思想和創(chuàng)作上所面臨的不為人解、難以超越的精神困境，其實也是他們向世人發(fā)出的強烈召喚。
關于作家的創(chuàng)作過程及所運用的方法，關于作家的主體性心理狀況，李建軍也提出了許多很有新意的概念。從具體的創(chuàng)作方式看，李建軍整合出了“集體性共創(chuàng)”這一概念，其內(nèi)涵是：“一切成熟意義上的文學創(chuàng)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學經(jīng)驗為基礎，是對多種經(jīng)驗吸納和整合的結(jié)果，因而，本質(zhì)上是集體性的，而非個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參與和創(chuàng)造的，而不是由一個人師心自用獨 自創(chuàng)作出來的。它涉及了對獨創(chuàng)、生活和內(nèi) 心封閉性等問題的理解和闡釋?！?這一概念的意義在于幫助作家正確認識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幫助讀者正確認識當代作家和前代作家的關系。
從陳忠實、莫言、賈平凹等當代中國具 有代表性的作家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中，李建軍提煉出 了很多概念。例如，在批評陳忠實前期創(chuàng)作 的時候，他提出了“隨順的平面化寫作”和“情 節(jié)解結(jié)的簡單模式”等概念 ，重新界定了“新 八股文學”這一概念；還從人性觀和對人物 的態(tài)度等方面，揭示了這種文學的特點：就 其本質(zhì)來看，這種“寫作模式不僅是狹隘的、 反人性的，而且是丑陋的、反美學的”9；從人物塑造的角度看，這種文學“服從一種‘出身決定論’的邏輯：個人的人格和德性，與他的原生家庭有一種絕對意義上的同構(gòu) 性；任何個人的道德，都是一種遺傳性的精神現(xiàn)象，或者說，都是一種階級性的道德現(xiàn)象—有產(chǎn)階級必然是極端自私的，邪惡的，應該受到詛咒的，無產(chǎn)階級必然是大公無私的，正義的，應該受到贊美。這是認知領域的教條主義，是生活哲學上的宿命論，也是倫理學范疇的泛惡論”10。對于闡釋異化狀態(tài)的文學來講，“新八股文學”這一概念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闡釋力。在研究陳忠實的《白鹿原》和后期創(chuàng)作的時候，李建軍又提出了“柔性反諷”“奇異性事象”11 等概念，批評了李澤厚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概念的封閉性問題 ，并提出了“人性—感情結(jié)構(gòu)”這一概念，認為它比“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要“更深層、更本質(zhì)”13，因為，人性和人的情感，就像莊子所說的那樣，“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他還在分析陳忠實的人格狀況的時 候，提出了“靜態(tài)人格”和“動態(tài)人格”兩個概念：“前者是一種沒有壓力前提下的人格反應和人格狀態(tài)，后者則是處于壓力和考驗情境的人格反應和人格狀態(tài)。一切創(chuàng)造性的人文精神活動，本質(zhì)上都是承受著壓力的人格反應。作家的創(chuàng)作活動，就屬于典型的非常狀態(tài)下的人格反應。它要求作家克服日常狀態(tài)下的人格惰性，勇敢地承受來自現(xiàn)實的壓力，積極地實現(xiàn)自己的精神意志，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表達對社會的懷疑性和批判性的態(tài)度和認知。” 他還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重新界定了“認同型人格”和“批判型人格”兩個概念：“認同型人格是指那種完全接受現(xiàn)實的人格類型。它從不懷疑，也不拒絕，隨時準備服從外部的指令，傾向于同現(xiàn)實建構(gòu)一種同一性關系。對作家來講，這種人格類型的人，就是一個沒有對抗勇氣和批判激情的人，就是一個在淺薄和虛假的意義上表現(xiàn)生活的人。相反，批判型人格就是指那種與生活保持理性距離甚至緊張關系的人格。它從不被動地服從外在的指 令，也不接受任何未經(jīng)反思的意見和思想。它試圖建構(gòu)一種與現(xiàn)實積極對話的關系甚至對抗關系?！?5通過他的界定和闡釋，這兩個概念就有了創(chuàng)作動力學的意義。
李澤厚從宏觀的意義上提出了“私有形 態(tài)的寫作”和“消極寫作”這兩個概念。他認為，私有形態(tài)的寫作“是一種異化性質(zhì)的 寫作，它的視域極其狹窄，關注的只是作家自己和極少數(shù)人感興趣的生活內(nèi)容，而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經(jīng)驗和共同體驗。與其對應的偉大的寫作追求的則是對豐富的人性內(nèi)容和廣泛的人類經(jīng)驗的深刻展示。以及正常地顯現(xiàn)自我形象的寫作”16。李建軍對這三者之間的內(nèi)涵都作了深刻的界定。其典型代表為賈平凹的《廢都》。而消極寫作這一概念，其突出特點是“一種缺乏現(xiàn)實感和真實性的寫作，是一種把寫作變成消極的習慣的寫作，是一種缺乏積極的精神建構(gòu)力量的 異化性寫作，是一種在藝術(shù)上粗制濫造的偽寫作”17。賈平凹的《懷念狼》被李建軍視為“我 們時代消極寫作的典型文本”，而《病相報告》則是在當時來說消極寫作的最新文本。
就作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而言，李建軍界定了“主觀態(tài)度”和“心情態(tài)度”這一對概念。其內(nèi)涵是：“主觀態(tài)度是一個消極的概念，導致的后果是對人物的不尊重，對細節(jié)真實的忽視，對事實的歪曲，它是簡單的、粗暴的、外在的，它與小說的情節(jié)事像是沖突的；而心情態(tài)度則是作者的正常、真誠的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在小說中它意味著作者的傾向、愿望、立場和價值觀，它是復雜的、細膩的、內(nèi)在的，是小說的整個形象體系的水乳交融的構(gòu)成部分。”18 作品是作家態(tài)度性的反應，作家的態(tài)度也是其心意狀態(tài)的傳遞。心情態(tài)度是一個更有包容性的概念。這一概念對人們反思排斥主體性介入的“零度寫作” 和絕對化的“客觀寫作”，都很有啟發(fā)意義。應該注意到，在李建軍的概念體系里，涉及主體性的三個概念，從“主觀態(tài)度”到“心情態(tài)度”，再到“心意狀態(tài)”，概念的邊界在擴大，內(nèi)涵越來越豐富，有助于人們用來 描述不同的心理經(jīng)驗活動。
就微觀的創(chuàng)作方法而言，李建軍提煉出了以下概念：對于托爾斯泰關于準確得體的 細節(jié)描寫，李建軍將其總結(jié)為“無限小律”，并視為文學寫作尤其是寫作的絕對真理。從莎士比亞的創(chuàng)作中他提煉出了他者鏡像法、兩面并觀法、肺腑自語法等創(chuàng)作方法。從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中他概括出了景物描寫的三種方式，即物態(tài)化的描寫、情態(tài)化的描寫和意態(tài)化的描寫。從賈平凹的創(chuàng)作中他概括出了文學上的戀污癖和性景戀這兩個概念（關于性景戀這個概念，他引用了靄理斯的界定）。從殘雪的寫作中，他提出了“積極的想象力”這一概念。這些概念對其他寫作者而言具體精準、有效實用。
二
在李建軍的著作中，修辭學和創(chuàng)作方法方面的概念非常豐富。他提出和界定的修辭學概念和方法學概念，主要集中體現(xiàn)在其《小說修辭研究》《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 《陳忠實的蝶變》以及關于汪曾祺等作家的評論中。
從宏觀層面來看具體有：小說修辭即“小說家為了控制讀者的反應，‘說服’讀者接受小說中的人物和主要的價值觀念，并最終形成與讀者間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關系而選擇和運用的相應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動”19。修辭姿態(tài)，“就是包含在文體風格、敘述語調(diào)中的作家自己的基本態(tài)度，是作者在作品中顯示自我形象的策略和方式”20。小說的修辭效果，“就是小說家利用小說修辭藝術(shù)的各種技巧手段，對讀者發(fā)生積極的作用，即通過說服讀者接受作品所塑造的人物，認同作者在作品中宣傳的價值觀，從而最終在作者和讀者之間達成精神上的契合與交流” 21。這三個概念從宏觀上奠定了李建軍對小說修辭的核心理解。在小說的修辭效果部分，他則界定了“小說倫理”這一概念，它“是指小說家在處理自己與人物、人物與人物、作品與讀者之間關系的時候，在塑造自我形象的時候，在建構(gòu)自己與生活和權(quán)力的關系的時候，所選擇的文化立場和價值體系，所表現(xiàn)出來的道德觀念和倫理態(tài)度，所運用的修辭策略和敘事方法，它既關乎理論，也關乎實踐，既是指一套觀念體系，也指一 種實踐方式”。在界定“小說倫理”的時候，他還附帶提出了“內(nèi)部倫理”和“外部倫理”、“積極倫理”和“消極倫理”兩個概念，并對它們也作了界定。
李建軍的小說修辭學研究，不是一種簡單而封閉的研究，而是一種開放的、深度化的研究。他的修辭學既研究技巧和形式，也研究價值和倫理。將修辭研究與倫理研究結(jié)合起來，是他的小說修辭研究的一個特點。
從微觀層面看，李建軍還重新界定了“不可靠敘述者”這一概念，“這是指那些在智力、 道德、人格上存在嚴重問題和缺陷的敘述者。 從這樣的敘述者的角度展開的敘述，通常具 有混亂和不可靠的性質(zhì)”22。與其對應的是“可靠敘述者”?！柏S饒的復義性”是“指作為小說家高度自覺的修辭目的的體現(xiàn)的象征，一方面應有一個容易尋繹的確定的意義層面，他保證了作家與讀者在對象征的傳達 與領會上的契會，另一方面，它還應該有可 以滿足讀者涵茹吐棄之要求的多義性”23。
對于小說視點技巧的選擇和轉(zhuǎn)換，他提出了“整體通觀原則”。他對此的解釋是，“小說家作為修辭主體，在選擇視點和變化 視點的過程中，一定要有充分的自由和高度 的自覺，從整體上對內(nèi)在于小說的各個人物 的視點和外在的作者的視點進行統(tǒng)籌兼顧， 使其既有表現(xiàn)上的靈活性，同時又具有邏輯 上的一致性，從而完成對人物心理和情節(jié)事件進行完整把握的敘事任務”24。在關于小 說中兩種距離的矛盾中，李建軍提出了“外在距離原則”和“內(nèi)在距離原則”這兩個概念。他認為“外在距離原則要求小說家要以直接的展示性描寫，最大程度地追求客觀化效果……內(nèi)在距離原則則意味著作者適時適度地介入小說，通過各種形式對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進行評價，借以引導讀者的情感和 認識上的反應，從而縮短他們與小說意義世界的距離”25。
就微觀修辭技巧的反諷方面，他提出了“強性反諷和弱性反諷”這組概念。他認為“強 性反諷是指作者通過議論、強烈的對照或極度的夸張等修辭手段，強烈地顯示了自己的 態(tài)度”26。而弱性反諷，“是指作者的修辭目的更為隱蔽、不像強性反諷那樣鮮明、強烈，屬于客觀性的反諷”27。就微觀修辭技巧的象征方面，他提出了“過度性反復”這一概念，它“是指小說中某種或某些象征意象，以超 過象征的強調(diào)原則所要求的合理限度的頻率 反復出現(xiàn)，占據(jù)了很大的篇幅，排擠了人物和情節(jié)，造成了小說的沉悶、滯重、可讀性差和象征意義貧乏等消極后果”28。
根據(jù)表現(xiàn)方式的不同，李建軍又提出了小說中的象征分為“陳述式象征”（顯化象征） 和“描述式象征”（隱性象征）。而描述式象征又可根據(jù)客觀的物素、形素和主觀的情素、義素所占的比例不同，分為“內(nèi)傾型的意態(tài)化描述性象征”和“外傾型的物態(tài)化描 述性象征”等概念。
在批評賈平凹《秦腔》的時候，他還提出了“細節(jié)分離化描寫”這一概念，并對這一概念作了描述性的說明：“分離化的細節(jié)描寫，必然導致意義感和趣味性的喪失，必然會給讀者帶來難以卒讀的閱讀障礙。作者在狹小的空間里流連忘返。他對日常生活場 景的描寫細致而緩慢，細致到了密不透風 的程度，緩慢到了凝滯不動的程度。”29對于分析和批評缺乏概括力和意義感的描寫來講，“細節(jié)分離化描寫”是一個特別具有闡釋力的概念。
針對《狼圖騰》的缺乏現(xiàn)實感和真實性的敘事，李建軍提出了“假言敘事”這一概念。 在他的理解中，這種敘事具有虛假的性質(zhì)和反邏輯的特點：“《狼圖騰》采擇的顯然不是寫實性的寫作路徑，而是一種依據(jù)理念和假想展開的虛擬性敘事策略。然而，遺憾的是，這部小說的作者犯了一個小說修辭上的大忌，那就是，將過于隨意的猜測，當作展開敘事的基本策略。這同在沙灘上建高樓一樣，屬于徒勞甚至危險的工作。我將他的這 種奇特的敘事命名為‘假言敘事’。這是一種極其消極的敘事模式。”30顯然，他所提出的這一概念，不僅幫助他有效地分析了《狼圖騰》在敘事上所存在的問題，而且，也有助于我們認識同類作品的局限和問題。
關于小說的風格，李建軍界定了“強性風格”“中間風格”和“透明的風格”等概念。其中“透明的風格”就是自然和親切的風格，也是最容易被讀者感受和接受的風格。 關于人物創(chuàng)作的角度，李建軍概括出了“絕對原則”與“中間原則”的方法。他對后者的界定為“敘事焦點集中在生活和人物的復雜性，致力于真實地寫出生活本身固有的交叉和纏繞的相對性和中間性，它更有助于塑造那些在形勢瞬息萬變的時代被動生活的中間人物，有助于寫出這類人物情感、思想和 行動上的依違難決的矛盾性”。關于“中間人物”，李建軍的描述是“有自己的愿望和訴求，所以，對于兩種對立的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力量和原則，他們都很難絕對認同和服從，他們最終會被兩種力量所排斥、成為時代的多余人和犧牲品”31。這些概念，對 于小說修辭進行深入的研究來說，都具有舉 足輕重的基礎性理論意義。
就小說作品的類型及其中的現(xiàn)實主義來說，李建軍則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細化分類和個體命名。 他將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命名為“巨型人道主義敘事”。他提出了“規(guī)則現(xiàn)實主 義和不規(guī)則現(xiàn)實主義”這組概念?！扒罢呤侵竿袪査固┑默F(xiàn)實主義小說，他有著純粹的 寫實傾向、嚴格的寫實方法、嚴肅的道德態(tài) 度和明確的宗教立場；后者是指莎士比亞的 現(xiàn)實主義戲劇，它融合了寫實主義、象征主義和浪漫主義等多種寫作方式和修辭策略，具有更為寬闊的道德視野，表現(xiàn)出更加寬平中正的生活態(tài)度，對宗教的態(tài)度也不那么極端絕對?！?2 就具體作家而言，李建軍將“反對和抗議是赫爾岑面對生活的基本立場和精神姿態(tài)”的赫爾岑的現(xiàn)實主義命名為“反抗的現(xiàn)實主義”33。同樣，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因為到了后期，其敘事世界漸趨封閉，幾乎只有反映人物內(nèi)心世界一個維度，所以他的現(xiàn)實主義被界定為“內(nèi)在現(xiàn)實主義”“心理現(xiàn)實主義”“宗教現(xiàn)實主義”，甚至可以徑直被界定為“唯心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上述這些命名，為讀者從整體上理解赫爾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xiàn)實主義的具體特征提供了一種明確的標識和有價值的線索。
三
在艾布拉姆斯的文學活動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和讀者——中，讀者這一要 素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一般來講，讀者可以分為普通讀者和專業(yè)讀者兩個層面。文學批評就是一種專業(yè)意義上的閱讀行為。李建軍根據(jù)自己的批評經(jīng)驗，或者通過對他者的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從專業(yè)的文學批評家層面，提煉出了很多關于文學批評的概念。
關于文學批評的性質(zhì)，李建軍認同蒂博代的觀點：“爭論是文學的靈魂”，“沒有批評的批評，批評本身就會死亡”。進而這 樣揭示了批評的性質(zhì)：“真正的批評是充滿 辯論色彩的對話，是爭論?！蓖瑫r，他由此出發(fā)，說明了文學批評的功能和作用：“文學批評通過對作家、作品及思潮現(xiàn)象的分析和評價，積極地影響讀者的閱讀和作者的寫作，維護文學肌體和社會精神環(huán)境的健康。批評會潛在而有力地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和精神氣候?！?4顯然，在李建軍的理解中，文學批評是一種與教育和治療具有極大共性的精神現(xiàn)象。文學批評是人的一種主體行為，而人的行為則是精神驅(qū)動的結(jié)果。文學批評需要一種積極的心態(tài)，需要一種特殊的氣質(zhì)。一個批評家如果缺乏熱情和活力，缺乏勇氣和力量感，那么，他就很難成為一個有個性的、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家。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李建軍提出了“盛氣”這一概念。那么，盛氣為什么重要？李建軍的解釋是：“一個合格的批評家，要有一股子不肯隨順的‘盛氣’， 要有一點恥感，要把隨喜說好話、順勢說假話，當作有傷尊嚴的事情；甚至，還要有點 犧牲精神，要把被誤解、受傷害，看作自己應該承擔的義務。文學批評文風之好壞與境界之高下，從專業(yè)能力方面看，決定于批評家是否有成熟的判斷力和表達力，從倫理精神方面看，則決定于他的氣是否很盛、恥感 是否很強?！苯酉聛?，他通過對中國文論關于“氣”的論述，從“倫理”和“心理” 兩方面，說明了“氣”的內(nèi)涵，進而說明，他所說的“盛氣”，即“充實而勃郁的浩然之氣”，主要是倫理意義上的心理動力：“它是真氣、英氣、正氣、膽氣的混合體，是批評家在克服了內(nèi)心的顧慮和恐懼之后所獲得的一種個性舒展、情緒飽滿、心智活躍的狀態(tài)；只有進入這樣一種狀態(tài)，批評家才能以一種自由的心態(tài)進行寫作，才能淋漓盡致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相反，如果處于氣虛和氣竭的狀態(tài)，那么，他就會因為膽怯而左顧右盼，而言不由衷地說漂亮話，而虛頭巴腦地說好聽話。盡管，對一個批評家來講，情、識、才、學也很重要，但相提而論，浩然之氣更為重要，因為，沒有它的推激和支持，批評家的內(nèi)心就缺乏勇氣和活力，他的 情、識、才、學就很難被充分地表現(xiàn)出來?！?5 顯然，李建軍所理解的“盛氣”，是一個復雜的結(jié)構(gòu)，是以倫理學作為第一推動力的心理學體驗活動?！笆狻币馕吨鷼夂突盍Γ馕吨膶W批評的力量感和有效性。一個氣沮色撓的人，不可能成為一個理直氣壯的批評家。所以，一個合格的批評家，一定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人，一個有“盛氣”的人。
李建軍贊同那種負責任的、具有專業(yè)精神的文學批評。他把這種批評命名為“純批評”。他指出這種批評“在方法上，固然也吸納‘新批評’的文本細讀和修辭分析的經(jīng)驗，接受它對語言的‘咬文嚼字’的認真態(tài)度，但卻主要是一種針對當下文學批評的庸俗化而提出來的主張，意在強調(diào)求真精神和專業(yè)精神對于文學批評的重要性”36。他將批評家分為“熱評家”和“冷評家”。所謂熱評家就是“與媒體周旋較多的批評家。他關注當下的文學動態(tài)，熱衷于以快捷的方式評介最新出版的作品或者最近發(fā)生的文學現(xiàn)象。而冷評家則是陽性的、剛性的，充滿否定和懷疑的精神，傾向于同流行的文學趣味保持必要的距離”37。他將批評從性質(zhì)上分為“直派批評”和“諛派批評”：“直派批評是指正直、坦率而又尊重事實、忠誠于自我感受的批評，及物的、觸及真問題的、敢于尖銳質(zhì)疑的批評”，相反，“諛派批評則是一種 投其所好、唯利是圖、曲世阿學的批評，是一種唯唯諾諾、閃爍其詞、言不及義的批評，是一種缺乏真熱情、質(zhì)疑能力和否定勇氣的批評，也是一種無原則的為被批評者的‘合理性’與‘完美性’進行辯護的批評”38。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上述的分法不是絕對的，但確實有助于我們理解文學批評的特殊性質(zhì)和復雜性。
就普通讀者的層面而言，李建軍提出了 “積極讀者”和“消極讀者”的概念。他指出“積極讀者是指那種思考型的批評型的讀者。他有較為豐富的閱讀經(jīng)驗，有一定的思辨力和判斷力。他從不把閱讀當作被動觀看，而是把它當作積極參與，當作與作者進行對話的一種方式。他通過認真的甚至是反復的閱讀，對作品的意義和價值，對作者在修辭方面的得失，進行客觀的分析和可靠的評價。消極讀者則是指那種在閱讀上缺乏獨立精神、分析能力的讀者”39。李建軍還對這兩種讀者 的表現(xiàn)進行了進一步的描述。
就閱讀過程中讀者的心理而言，李建軍提出了“期待刺痛的受虐狂心理”這一概念。他對其描述為“指人們有時會根據(jù)受作品傷 害的程度來表達對作者的敬意，受其傷害越 深，人們反倒越傾向于認為作者更偉大，更值得尊敬”40。他的這一點，和魯迅先生在雜文《拿破侖與隋那》中提出的觀點，頗多契合之處。
李建軍很善于將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靈活地用之于自己的文學批評實踐。例如，在研究和評價路遙的時候，他就揭示了路遙 的寫作在寫作方法和修辭上的特點，并提領 出了幾個很有價值的概念：“路遙寫作方法上的另一個明顯的個性特點，表現(xiàn)在修辭姿態(tài)上。所謂修辭姿態(tài)，按我的界定，就是包含在文體風格、敘述語調(diào)中的作家自己的基本態(tài)度，是作者在作品中顯示自我形象的策略和方式。它可以被粗略地分為兩種：一種主觀性較強的宣抒性的修辭姿態(tài)，一種客觀性較強的展示型的修辭姿態(tài)。其實，修辭姿 態(tài)是多種多樣的，遠不止這兩種。路遙在修 辭上顯示出積極的介入姿態(tài)?！?1在這段話里，他提出了“修辭姿態(tài)”“宣抒性的修辭姿態(tài)”“展示型的修辭姿態(tài)”等三個概念。其中，“宣抒性的修辭姿態(tài)”這一概念，無疑為人們認識路遙的文學寫作經(jīng)驗，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示。
四
那么，李建軍的這些文學批評概念，有些什么樣的特點呢？是如何形成的呢？又該如何評價呢？從系統(tǒng)性上看，李建軍提出或者界定的文學概念，涉及文學活動中的世界、作者、 創(chuàng)作過程、作品、讀者乃至媒體等諸多要素，涵蓋廣泛，具有一定的系統(tǒng)性。從這些概念的產(chǎn)生來源看，有以下幾種方式：1. 對古今中外偉大作家的正性創(chuàng)作思 想的提煉概括。如關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巨型人道主義敘事”、托爾斯泰的“最小律法”、 莎士比亞的“他者鏡像法”“兩面并觀法”、 司馬遷的“肺腑自語法”等。2. 對當代中國 作家和批評家的創(chuàng)作及批評實踐的概括歸納。例如，關于路遙的“宣抒性的修辭姿態(tài)”、 關于賈平凹的“消極寫作”“私有形態(tài)的寫作”、殘雪所缺乏的“積極的想象力”等。3. 對當代中國文學在地理視域意義上的提煉概括。如“黃土高原型精神氣質(zhì)”“關中平原型精神氣質(zhì)”和“山地型精神氣質(zhì)”，以及“北方態(tài)度的批評”和“南方態(tài)度的批評”等。4. 對已有概念的化用和借用，如化用“俄羅斯態(tài)度”和“法蘭西態(tài)度”，化用于瑞恰慈的“新批評”的“純批評”，化用于 B.I. 史華慈的“豐饒的含混性”的“豐饒的復義性”等。從這些概念的特點上看，主要有以下幾點：1. 概念的對舉性。如“同我文學”和“異我文學”、“規(guī)則現(xiàn)實主義”和“不規(guī)則現(xiàn) 實主義”、“水性作家”和“土性作家”、“主觀態(tài)度”和“心情態(tài)度”、“熱評家”和“冷評家”、“直派批評”和“諛派批評”、“北方態(tài)度的批評”和“南方態(tài)度的批評”、“外在距離”和“內(nèi)在距離”、“積極讀者”和“消極讀者”等。雖然這些對舉性不是絕對的，但它們是哲學上的對立統(tǒng)一的觀點在文學中的反映。這些概念有的是李建軍對其所做的一種客觀的描述，有的則表明了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李建軍的情感立場和褒貶態(tài)度，這和他在批評上的立場原則是高度一致的。2. 概念的宏觀性與微觀性。宏觀性的概念，如同我文學、異我文學、集體性創(chuàng)作、心意狀態(tài)、雙重氣質(zhì)作家、整體通觀原則、純批評等；微觀性概念，如文學上的蘇聯(lián)化、對抗性比較、文學上的戀污癖、性景戀等。這些宏觀性與微觀性的概念，一方面有其理論實踐意義上的普適性，另一方面則有其特定的作家個人針對性。李建軍在其長期的文學批評實踐中提煉概括出的上述大量概念，是其對于古今中外的文學和理論作品深入閱讀并緊密結(jié)合個體批評實踐的自覺理論結(jié)晶，是其獨具個性魅力的學術(shù)語言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概念為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語匯增添了新成員，是李 建軍在文學批評領域作出的積極的富有建設性的學術(shù)貢獻。杰姆遜在《后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的序言中曾說：“新名詞的出現(xiàn)總標志著新的問題，標志著新的思想、新的商榷論爭的題目，同時也不免成為知識界的一種新商品?！?李建軍提出的上述這些概念自然也應如是觀。它們帶給了包括作家、批評家、讀者和媒體等在內(nèi)的文學同仁關于文學活動嶄新的審視視角，甚至包含著值得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活動留意和解決的問題。作為著名文學批評家，李建軍所提出的豐富的 文學批評概念，很值得系統(tǒng)梳理和積極借鑒。
注釋：
1 夏征農(nóng)、陳至立主編《辭?！?，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1 頁。
2 9 10 11 12 13 14 15 李建軍：《陳忠實的蝶變》，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 2017 年版，第 73，33， 34，203、287，334，343，387，387 頁。
3 20 李建軍：《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中國工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9、18 頁。 4 18 33李建軍：《重估俄蘇文學》（上），二十一 世紀出版社集團 2018 年版，第 449、350、458 頁。
5 6 李建軍：《文學的態(tài)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第 213、258 頁。
7 8 32 李建軍：《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 2016 年版，第 76、456- 457、366 頁。
16 17 29 40 李建軍：《超越消極寫作》，作家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6-107、155、167、321 頁。
19 21 23 24 25 26 27 28 39 李建軍：《小說修辭研究》（修訂版），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 2019 年版，第 17、32、243、129、133、224、227-228、252、 265-266 頁。
22 李建軍：《必要的反對》，山東文藝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8 頁。
30 李建軍：《是大象，還是甲蟲》，北岳文藝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9 頁。
31李建軍：《重估俄蘇文學》（下），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 2018 年版，第 939 頁。
34 35 36 37 38 李建軍：《不成樣子的扯淡》，廣東 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7、73、4、153、168頁。
41 李建軍：《文學的態(tài)度》，作家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58 頁。
42 [英] 弗雷德里克?杰姆遜：《后現(xiàn)代主義與 文化理論?序》，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頁。
[作者單位：新疆應用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師范教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