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與路遙的勞動敘事比較論
內容提要：從總體看，莫言和路遙筆下的勞動敘事呈現為勞動美與勞動苦兩幅面孔。在莫言的筆下，勞動不僅是滿足生存所需的個體生命活動，同時也是彰顯生命活力和滿足精神需求的生命體驗，它指向的是一種農民本位立場；而在路遙的筆下，勞動作為謀生手段的意味已大為弱化，勞動主要被視為磨礪意志的手段與醫(yī)治精神痛苦的良藥，它指向的是一種作為農民觀察者和反思者的知識分子立場。
關鍵詞：莫言 路遙 勞動敘事 農民本位立場 知識分子立場
在莫言的鄉(xiāng)土題材小說中，有關勞動敘事的文字占了相當的篇幅。從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開始，勞動敘事就一直處在莫言鄉(xiāng)土敘事的中心位置。這些寫于不同時期的作品，為讀者描繪出一幅幅鄉(xiāng)土中國豐富多彩的勞動生活畫卷，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反映中國農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另一個致力于勞動敘事的作家是路遙，“路遙小說中的人物， 絕大多數是來自鄉(xiāng)土中國的平民子弟”1。他們在把勞動視為抗爭命運和改變命運手段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精神上的超越，成為小說中最動人的樂章。這些以苦難與奮斗為主旋律的作品 30 多年來魅力不減，成為當代文學中一個耐人尋味的文學現象。
選擇路遙與莫言作為比較研究對象，不僅因為勞動敘事在二者的創(chuàng)作中占有相當的篇幅，同時也因為這些作品引發(fā)了讀者和評論界的持久熱情。當代文學中長盛不衰的“路遙現象”以及莫言獲諾獎所引發(fā)的莫言熱，都已經表明相關話題的重要性。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對二者各自獨立的研究上，還未見研究者將二者進行比較研究。實際上，如果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從勞動的視角去重新審視二人的創(chuàng)作，就可以從中發(fā)現一些在以往的個案研究中被忽視的話題，對這些話題進行深入研究，將有助于從一個新的角度去認識二者勞動敘事的文學史意義。
一、勞動苦與勞動美 ：勞動敘事的兩幅面孔
在中國文學史上，與農事相關的勞動敘事一直綿延不絕，以勞動為主題的作品可謂蔚為大觀。但如何書寫勞動 , 在不同時期和不同作家筆下則有明顯的不同。從總體上看，作家筆下的勞動敘事大致上可分為勞動苦與勞動美兩種。勞動苦主要表現勞動給勞動者的身體帶來的痛苦，勞動美則主要表現勞動給勞動者精神上帶來的愉悅。以此觀之，莫言的勞動敘事盡管也寫出了勞動的“苦”，但更多彰顯的是勞動的“美”，而路遙筆下的勞動敘事則主要突出了勞動的“苦”，這種差異性與二者所采用的敘事方式有關。
莫言常常采用傳奇化的敘事方式，主要借鑒中國傳奇小說的敘事方式，用夸張、變形等方式，將原本平淡無奇的勞動變得富有趣味性；而路遙的勞動敘事則主要采用寫實化的敘事方式，不對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作夸張變形的處理，呈現的是勞動的本來面目。
莫言勞動敘事中最讓人嘆為觀止的地方在于他對勞動者勞動技藝的傳奇化描寫。在莫言筆下，勞動是勞動者體力和智慧的完美配合，帶有某種表演的意味，具有很高的觀賞性?！稐椖镜首幽ν熊嚒分袕埿∪母赣H不僅能閉著眼睛僅憑著手的感覺就能把棗木從一大堆雜木里挑出來，而且可以憑氣味就能從一大堆雜木里挑選出自己所需的木料；《野騾子》中的羅通圍著牛轉兩圈，頂多也不超過三圈，就可以響亮地報出這頭牛的毛重與出肉率，其準確程度幾乎可以與當今英國最大的肉牛屠宰公司里的電子肉牛估評儀相媲美；《?！分械泥l(xiāng)村獸醫(yī)老董用了不到三分鐘的時間，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牛還沒有反應過來前完成了閹牛的工作。與此相對照，路遙采用的是一種寫實化的敘事方式，其筆下主人公的勞動只是一種純體力的付出，沒有任何技巧可言，因而也就沒有觀賞性?！度松分械母呒恿忠驗槊褶k教師被大隊書記的兒子頂替被迫回鄉(xiāng)當了農民。當他參加勞動時，只是憑力氣拼命地挖地，不講究任何勞動技巧：“泡擰破了，手上很快出了血，把镢把都染紅了，但他還是那般瘋狂地干著。大家紛紛勸他慢一點，或者休息一下再干，他搖搖頭，誰的話也不聽，只是沒命地掄镢頭?！?無獨有偶，《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安在為學校拉建房的磚塊遇到上坡時，“他常常掙著命拉車，兩只手都快趴到地上了，牲口和他都大汗淋漓，氣喘得像兩只風箱”3。這些描寫體現出，路遙用寫實化的敘事方式凸顯的是勞動者體力上的付出，而莫言采用傳奇化的敘事方式凸顯的是勞動者勞動技藝的高超。
與此同時，在描寫勞動過程時，莫言常用陌生化的手法，將超現實主義的幻象和現實融合在一起，突出了勞動過程的神秘與魔幻。于是我們驚奇地看到：《姑媽的寶刀》中原本應該是汗如雨下的鐵匠身上卻很少出汗；原本是滿面塵灰毫無光彩的鐵匠的臉在爐火的映照下“像廟里的金面神一樣”4。此外，像《透明的紅蘿卜》中鐵匠打出的鋼鉆兒像削好的鉛筆的高超技藝，以及《我們的七叔》中七叔斧劈蒼蠅的絕技都同樣讓人大開眼界。與此相對照的是，路遙對勞動過程的描寫通常采用現實主義的敘事手法，通過對細節(jié)的刻畫突出勞動過程的漫長以及勞動者肉體上所承受的痛苦。于是我們看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在當攬工漢背石頭時，“沉重的石頭幾乎要把他擠壓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樣在臉上縱橫漫流，而他卻騰不出手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地疼，一路上只能半睜半閉。兩條打顫的腿如同篩糠，隨時都有倒下的危險”。5類似的細節(jié)描寫在路遙筆下的勞動敘事中可經?？吹?，這些細節(jié)真實生動地再現了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肉體所承受的痛苦，它彰顯的是勞動的艱辛及勞動者的抗爭精神。
勞動苦與勞動美的差別不僅體現在敘事方式上，同時也體現在勞動場景上。勞動場景由自然風景和勞動氛圍共同組成。作為勞動場景重要組成部分的自然風景，其意義并不僅僅意味著風景本身，它還是人從審美層面上對自我生活審視的結果，是自我價值確證的重要參照物。以此觀之，在描寫勞動場景時，莫言常常借鑒詩歌的藝術手法對勞動場景進行詩化處理，通過意象營造出充滿詩意的勞動場景。一方面，莫言用“金黃的麥浪”“青翠的麥苗”等傳統(tǒng)意象來營造充滿詩意的勞動場景；另一方面，莫言又借助勞動者在月光下勞動這一特殊的畫面，營造出充滿朦朧美的詩意勞動場景。于是我們看到，《生死疲勞》中的藍臉獨自一人在月光下喂牛、勞動，清幽的月色和孤獨的身影相互映照，構成了一幅靈動的月下勞動圖。這種處理方式，讓原本是批判特定歷史時期極左政治的勞動敘事顯示出超越現實的詩意。此外，像《我們的七叔》中七叔在月下割麥的勞動場景，《牛》中“我”和杜大爺月夜趕牛到獸醫(yī)站給牛治病的場景，也因為有月亮的襯托使得單調乏味的勞動場景充滿神秘與朦朧的詩意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路遙筆下的勞動敘事很少涉及對勞動場景的描寫。作為勞動場景重要組成部分的自然風景，在路遙的筆下大都被一筆帶過，即使作家筆下偶爾出現對自然風景的描寫，其目的也只是為了凸顯主人公內心的孤獨與痛苦?！镀椒驳氖澜纭吩诿鑼憣O少平一個人在山里勞動歇息的時候， “頭枕手掌仰面躺在黃土地上，長久地望著高遠的藍天和悠悠飄飛的白云，眼里便會莫名地盈滿淚水”6。孫少平觸景生情所引發(fā)的悲傷源自于他對自我生存現狀的失望，他此時的情感世界被悲觀失望的情緒所主導，自然也就無法發(fā)現和欣賞風景的美。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么感覺?！?這樣，藍天白云引發(fā)孫少平的不是美的發(fā)現和美的享受，而是對自己被束縛在土地上的無奈與孤獨的傷感，也就不難理解了。由此可見，路遙筆下的自然風景不是為了烘托勞動場景的詩意美，而是為了烘托勞動的單調無聊以及勞動者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精神之美是莫言筆下“勞動美”的另一個表現。精神之美首先表現在勞動者的精神風貌上。《麻風的兒子》中的右派老猴子由于有出色的勞動技能，雖有“壞分子”的帽子壓在頭上，但他沒有任何精神上的負擔： “他的笑聲比貧下中農的還響，他的話比貧下中農的還多，除了義務掃街時讓人想起來是個階級敵人外，平常無感覺?！?這種精神之美在割麥比賽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對村民而言，割麥高手老猴子和張大力之間的割麥競賽如同精彩的節(jié)目一樣吸引人。老猴子割麥時，手中的鐮刀刷刷刷，像割水一樣，給人一種賞心悅目的感覺。除老猴子外，勞動在患有麻風病的青年張大力身上所激發(fā)的精神之美更讓人感動。當張大力發(fā)現自家的飯與別人家的飯分開放時，憤怒之余張大力把裝飯的包袱拋向麥田，拒絕了別人遞過來的干糧，大踏步走到土路上，挖起一塊新鮮的牛屎，大口大口吃下去，然后到麥田里開始割麥，“我們都不惡心，我們都站起來，看著那個剛吃了一塊新鮮牛屎的高大青年在廣闊無垠的金色麥田里進行著的勞動表演。優(yōu)美的勞動，流暢的勞動，賞心悅目的勞動”9。不難看出，莫言筆下的勞動敘事不僅寫出了體力勞動“苦”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彰顯了體力勞動中“力”與“美”的魅力。
與此相對照的是，路遙筆下的勞動美主要表現為對勞動創(chuàng)造生活的禮贊。于是我們看到，當《平凡的世界》中的那些干部子弟被迫以極低的價格把自己引以為傲的手表、皮箱、衣服賣給孫少平以換取生活費時，孫少平憑借全勤所獲得的高工資，讓他從一個被眾人瞧不起的窮小子很快轉變?yōu)樗奚嶂械?“權威”。孫少平用合法的手段“掠奪”這些人的財富，他們此時所喪失的不僅是財產，而且還有父母的官職所賦予他們的優(yōu)越感。路遙通過對孫少平在干部子弟眼中地位“逆襲”過程的描寫充分肯定了勞動的價值意義： “只有勞動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強大。不論什么人，最終還是要崇尚那些能用雙手創(chuàng)造生活的勞動者?！?0這就意味著，在路遙的筆下，勞動帶給勞動者的不僅是物質的享受，同時還有人格上的尊嚴。比較而言，路遙筆下的勞動美主要表現在勞動創(chuàng)造生活的啟示意義上，而莫言筆下的勞動美則主要表現在勞動對人的精神風貌的改變上。這種差異性，不僅與作家的敘事手法有關，同時也與作家的身份認同有關。
二、農民與農民的兒子：身份認同背后的堅守與逃避
“身份認同”（identity）是 1990 年代以來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在大多數學者眼里，“認同”有 “同一”和 “獨特” 兩種含義?！巴弧币馕吨@個和那個是相同的，“獨特”則強調自身的獨特性，意味著這個和那個是相異的。“身份認同”是現代人個體意識覺醒的產物，是伴隨著個體對自我存在的反思產生的，“身份認同的核心問題是自我身份認定的問題，即對于‘我是誰’ 的反思”11。當我們從身份認同的視角重新審視莫言和路遙筆下的勞動敘事時，造成勞動苦與勞動美兩幅敘事面孔的表面原因是由于敘事方式的不同，深層原因則是由于作家自我身份認同上的差異。
對莫言而言，最讓人矚目的地方是他對 “農民”這一身份的認同和堅持。莫言的可貴之處在于，不論是在獲諾獎前還是在獲諾獎后，莫言從不忌諱自己的“農民”身份：“我始終認為自己骨子里是個農民。這并不是虛偽和做作，我知道我只是個普通老百姓，一個生活在城市的農民。”12正因為莫言始終認同并堅守自己的“農民”身份，使得莫言成為當代文學中一個最有農民氣質的作家：“他不但在情感和思想上代表了農民，他的感覺世界的方式也是地道的農民式的?！?3與莫言相比，路遙對自己的“農民”身份則表現出某種逃避的傾向，雖然他承認自己是農民的后代，但他并不認同自己的“農民”身份，而是以“農民的兒子” 14這一看似自豪實則自卑的稱謂自居。這種獨特的身份認同，表面上看是路遙對自己與父輩農民身份之間血緣關系的認同，但字里行間流露出的則是希望逃避父輩人生道路的愿望。也就是說，“農民的兒子”這一稱謂更多彰顯的是自己作為農民觀察者與反思者的知識分子立場，而不是莫言式的農民本位立場。盡管路遙對農民的勞動從不吝嗇溢美之詞，但從路遙的人生經歷來看，他對政治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熱情遠遠超過對做一個農民的熱情，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枯燥辛苦的勞動也心生厭煩”15，這種情感在路遙筆下的人物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
《人生》中高加林的民辦教師之職被大隊書記的兒子頂替后被迫回家當了農民，高加林一度想與大隊書記拼個你死我活，但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他不得不接受這一殘酷事實。當高加林終于出山參加勞動時，“他穿了一身最破爛的衣服，還給腰里束了一根草繩，首先把自己的外表‘化妝’成了個農民”16。高加林在外表上故意丑化自己，盡管有向大隊書記示威的意味，但其潛臺詞在于表明他并不甘心和父輩一樣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稼穡生活。因此，當高加林在落魄中接受劉巧珍的愛情后，他常常感到后悔，“他甚至覺得他匆忙地和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村姑娘發(fā)生這樣的事，簡直就是一種墮落和消沉的表現：等于承認自己要一輩子甘心當農民了”17。與此同時，路遙還將高加林與土頭土腦、善良純樸的農村青年馬栓進行對比，突出高加林身上知識分子的清高和優(yōu)越感，比如對高加林沒有體力勞動留下任何印記的修長身體的贊美等。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隨著 1980 年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口號的提出，整個社會風尚已經發(fā)生了根本變化，毛澤東在《講話》中所確立的農民身份的優(yōu)先地位以及“勞動光榮”這一社會評價體系開始面臨日益嚴重的認同危機。與知識分子相比，“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的道德和精神優(yōu)勢已經在急劇的社會變革中成為歷史”18。正因如此，路遙對高加林因為害怕碰到熟人而不敢大聲叫賣只好躲到圖書館去看報、最終導致一個饃也沒有賣出去的行為不僅沒有嘲笑，反而對他這種厭惡世俗生活而向往精神生活的行為給予了極大的肯定和同情。當高加林通過走后門成為縣委的通訊干事后，他的精神風貌判若兩人，他的才能很快在縣城大放光彩。他不僅是萬眾矚目的縣委通訊干事，籃球場上耀眼的明星，并且得到了城市姑娘黃亞萍的主動示愛?？梢哉f，高加林拋棄農村姑娘劉巧珍而選擇城市姑娘黃亞萍，表面上看是因為和劉巧珍沒有共同語言，實際上是害怕和劉巧珍結婚后，自己一輩子會被束縛在土地上重復父輩的人生道路。對此，就連路遙自己也承認：“無論如何，城市是人類進步的偉大標志。久住其間，也許讓人心煩，可一旦離開它，又很渴望回到它的懷抱?！?9
實際上，路遙對“農民”身份認同的逃避一直延續(xù)到《平凡的世界》的創(chuàng)作中。和高加林一樣，高中畢業(yè)的孫少平在農村算是一個文化人，在做過一段時間的民辦教師后被迫回到農村。由于孫少平懷著“一心要走出鄉(xiāng)村，在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里尋找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20的人生理想，因而孫少平對農村體力勞動沒有任何好感：“一整天在山里掙命，肉體的熬苦使精神常處于麻痹狀態(tài)—有時干脆把思維完全‘關閉’了，晚上回到家里，唯一向往的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覺，連胡思亂想的功夫都沒有?！?1盡管孫少平和高加林一樣不甘心重復父輩的人生道路，但“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生一個農民家庭，但又想掙脫這樣的家庭，掙脫不了，又想掙脫”22。為了離開農村，孫少平寧愿選擇獨自一人到陌生的黃原市當攬工漢，也不愿意和哥哥少安一起經營小磚窯共同發(fā)家致富。后來，當孫少平因機緣巧合有機會把戶口遷到黃原市郊區(qū)時，因為離城市近，孫少平覺得他應該當機立斷，“千萬不可失去這一生難逢的好機會”23。后來孫少平因為有郊區(qū)戶口被招工到煤礦做了煤礦工人，盡管這個工作危機四伏，但因為擺脫了農民的身份，孫少平還是很滿足。由此可見，路遙對“農民” 身份逃避的傾向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始終或隱或顯地存在著。
相比之下，莫言對“農民”身份的認同和堅守，使得他筆下的勞動敘事顯示出鮮明的農民本位立場。這種農民本位立場使得莫言對過去鄉(xiāng)村生活的評價持一種農民式的辯證態(tài)度：“實事求是地說，當時的鄉(xiāng)村生活在物質上是相當清苦的。但回想起來，那時，我的精神絕對比現在要愉快?！?4因此，莫言在描寫農民勞動時，不像路遙那樣凸顯勞動的“苦”，而是有意識地濾去了勞動艱辛的一面，重點突出勞動快樂的一面。正是這種農民式的對待勞動的樸素情感，使得莫言能夠從枯燥辛苦的農村體力勞動中發(fā)現勞動快樂的一面。于是，像割麥這種農村最沉重的活兒，在莫言的筆下也不乏快樂的一面：“那時候，麥收季節(jié)是我們的盛大節(jié)日。麥子熟了，遍地金黃。天不亮時，就有許多鳥兒在空中歌唱。人們披著星星，戴著月亮，提著鐮刀下坡，借著星月之光割麥子?！?5在割麥過程中，盡管勞動者要承受肉體上的痛苦，“但割麥子也是農村中最愉快的勞動，收獲總是讓人們感到快樂”26。因為在豐收所帶來的喜悅面前，在你追我趕的勞動競賽中，當勞動者全身心投入到勞動中、自由發(fā)揮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潛力時，他的勞動就不僅僅是一種滿足生存的手段，同時也是一種將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審美活動。不僅如此，作為凝聚著勞動者心血的勞動成果，其本身就包含著勞動創(chuàng)造的快感與美感：“鐵耙晃悠悠蕩過去，牛的蹄印被耙平，松軟的土地露出新鮮的層面。大地猶如毛氈，布滿美麗而規(guī)則的波浪形花紋?！?7正是由于莫言堅持從農民的立場來對待勞動，因此莫言對自己勞動生涯的回憶更多是它歡樂和溫馨的一面：“我” 當年與方碧玉等農村女青年給棉花噴藥的情景是“多么浪漫的歲月”28；春天村里的女人們在生產隊的大倉庫里篩選棉籽時是“歡聲笑語震動四壁”29；村民們拉著石磙子在操場上轉圈修操場時如同“人歡馬叫鬧春耕”30那樣熱鬧喜慶；冰天雪地里和村民們挖膠萊河時幾十萬民眾的集體勞動情景是讓人“心潮澎湃”31。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莫言和路遙在自我身份認同上的差異是導致“勞動苦”與“勞動美”兩副敘事面孔的深層原因，它集中體現了莫言所秉持的農民立場和路遙所秉持的作為農民觀察者和反思者的知識分子立場看待勞動的差異性，以及在傳承中國文學勞動敘事傳統(tǒng)上的不同貢獻。
三、中國文學勞動敘事傳統(tǒng)的傳承與超越
中國是一個農業(yè)大國，建立在農業(yè)勞動基礎上的農業(yè)文明塑造了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農耕社會遺留下來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國人對土地和勞動格外眷念，因為“靠種地謀生的人才明白土地的可貴”32。對中國人來說，勞動不僅是謀生的手段，同時也是人生理想的寄托所在。正是依靠對土地和勞動的熱愛，中華民族才能在這塊土地上篳路藍縷，一路披荊斬棘，創(chuàng)造出讓世界驚嘆的文明奇跡。盡管勞動本身充滿汗水和艱辛，但個體的生命之花卻在勞動中如鮮花一樣綻放。從《詩經》開始，歌詠勞動之美與勞動之樂就開始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如《詩經·魏風·十畝之間》中對采桑女勞動和愛情的吟唱，《詩經·芣苢》中對古人一邊歌唱一邊采芣苢（車前草）歡快場面的描繪等，后世文學中如田園詩人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唐代詩人王維的《田園樂》、宋代詩人范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都是歌詠勞動之美與勞動之樂的經典之作，這些作品歷久彌新，直到今天依然給人以美的享受。
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尤其是進入現代社會后，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傳統(tǒng)體力勞動的重要性及其魅力逐漸褪去，體力勞動也隨之逐漸淡出作家的視野，文學離底層勞動者的勞動生活越來越遠。盡管勞動敘事作為一個主題在作家筆下得到延續(xù)，但勞動之美與勞動之樂在作家筆下漸行漸遠，作家筆下的勞動敘事日益帶上一種痛苦和抱怨的色彩，尤其是“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我們已經很少看到以詩化勞動為主題的小說了，勞動特別是體力勞動的力與美逐漸從小說視域中淡出”33。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莫言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聚焦于腳下的這塊土地及其勞動者身上，自覺傳承中國文學勞動敘事的傳統(tǒng)，將文學與土地之間的聯系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當“勞動光榮”“勞工神圣”這些曾經被視為社會主義文學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價值日益受到冷落的時候，莫言的勞動敘事中所表現出的對勞動者身上“力”與“美”的張揚，對重建社會主義文學的核心價值體系無疑具有時代引領作用。與此同時，莫言筆下的勞動敘事還從勞動者生理感覺和心理感覺相互轉化的角度，“寫出了艱苦的勞動中勞動者沉浸其中的精神享受和靈魂的升華”34，將勞動與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聯系在一起，實現了從勞動對象到審美對象的現代轉換，凸顯了勞動創(chuàng)造美和享受美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
與莫言相比，路遙的勞動敘事自覺繼承了中國文學勞動敘事的傳統(tǒng)，突出了勞動給勞動者肉體所帶來的痛苦一面，但在“苦” 的內涵及其主旨上又有新的拓展。傳統(tǒng)文學勞動敘事中的“苦”，主要是用來控訴那些不勞而獲的統(tǒng)治者，如“碩鼠碩鼠，毋食我黍” （《詩經·碩鼠》），以及表達文人志士對下層百姓勞作之苦的同情，如唐朝詩人李紳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鋤禾》）、李白的“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宿五松山下荀媼家》）、陶淵明的“田家豈不苦，四體誠乃?！保ā陡鐨q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相比之下，路遙的勞動敘事則對勞動“苦”進行了現代化改造，融入了新的時代精神。
其一，是把體力勞動之“苦”視為磨煉意志的手段與醫(yī)治精神痛苦的良藥。在路遙看來：“精神上的危機，只能靠強度的體力勞動來獲得解脫。勞動，永遠是醫(yī)治精神創(chuàng)傷的良藥。”35于是我們看到：《人生》中的高加林民辦教師之職被書記的兒子頂替后被迫回鄉(xiāng)參加勞動，在經過短暫的沉淪后他很快出山參加勞動，為了不被眾人視為不勞動的“二流子”，他決定用實際行動證明他具有衡量一個優(yōu)秀莊稼人最重要的品質—吃苦精神。于是我們看到，高加林在拼命挖地的過程中，即使看到受傷的雙手流出的血染紅了手中的撅把，但他依然沒有停下來休息。盡管勞動結束后他感到渾身骨頭似乎全掉了，但他卻“感到了一種無法言語的愉快”36。無獨有偶，當《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得知戀人田曉霞因為救人犧牲的消息后，忍痛從田曉霞的父親那里接過她留下的日記后，獨自一個來到古塔山這個他和田曉霞兩年前約定見面的地方，把手中的鮮花放在他們當年坐過的地方，佇立片刻后便悄然乘坐當晚的汽車回到煤礦投入到沉重的井下勞動中，“對他來說，如此沉重的精神創(chuàng)傷也許仍得用牛馬般的體力勞動來醫(yī)治”37。
其二，路遙把是否具有普通勞動者的感覺作為創(chuàng)作出偉大作品的前提條件，賦予普通勞動者的勞動以新的價值意義。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路遙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始終把自己看成普通勞動者中的一員，把自己在稿紙上的勞動和莊稼人在土地上的勞動等量齊觀：“寫小說，這也是一種勞動，并不比農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貴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勞動者的赤誠而質樸的品質和苦熬苦累的精神?！?8在動手寫作《平凡的世界》前，為了徹底弄清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路遙找來了1975年到1985年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陜西日報》《延安報》的全部合訂本，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一頁一頁地翻看，長時間的翻閱導致手指頭被磨得露出了毛細血管。正是依靠這種看似笨拙實則誠實的勞動，路遙才能從日常細碎的生活中演繹出讓人心靈震顫的巨大內容，創(chuàng)作出《平凡的世界》這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
如果說莫言的勞動敘事以詩化和傳奇化的方式讓我們重新發(fā)現了勞動的快樂與美好，讓曾經被遮蔽被忽略的勞動美得以彰顯，實現了從勞動對象到審美對象的現代轉換；那么，路遙的勞動敘事則賦予勞動以創(chuàng)造生活的意義，將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作為作家創(chuàng)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以及領悟人生大境界、藝術大境界的前提條件，實現了從謀生手段到自我實現手段的現代轉換。可以說，莫言和路遙的勞動敘事在傳承了中國文學勞動敘事傳統(tǒng)的同時，又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和人生感悟分別注入了新的時代精神，共同將中國文學勞動敘事的傳統(tǒng)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性與本土性交匯：莫言文學道路與中國文學的變革研究”（項目編號：13&ZD122）和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莫言與沈從文鄉(xiāng)土小說比較研究”（項目編號：15XZW030）的階段性成果 ]
注釋：
1魏家文：《從路遙的小說創(chuàng)作看鄉(xiāng)土中國的現代性焦慮》，《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2 16 17 36 路遙：《人生》，《路遙文集》（第1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9、53、52頁。
3 5 6 21 22 23路遙：《平凡的世界》，《路遙文集》（第 4 卷），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0、123、102、101、152、172 頁。
4 24 莫言：《姑媽的寶刀》，《與大師約會》，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0、146 頁。
7 [德] 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7 頁。
8 9莫言：《麻風的兒子》，《與大師約會》，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0、177 頁。
10 35 37 路遙：《平凡的世界》，《路遙文集》（第5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
70、286 頁。
11李作霖：《身份認同與文學批評》，《中國文學研究》2012 年第 2 期。
12 莫言：《作家應該愛他小說里的所有人物——與馬丁·瓦爾澤對話》，《碎語文學》，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1 頁。
13 張志忠：《論莫言小說》，《文學評論》2013年第 1 期。
14 19 38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文集》（第2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55、438 頁。
15 程光煒：《關于勞動的寓言——讀〈人生〉》，《現代中文學刊》2012 年第 3 期。
18 楊慶祥：《妥協的結局和解放的難度——重讀〈人生〉》，《南方文壇》2011 年第 2 期。
20 張志忠：《重建現實主義文學精神——路遙〈平凡的世界〉再評價》，《文藝研究》2017年第9期。
25 莫言：《我們的七叔》，《花城》1999年第1期。
26 莫言：《司令的女人》，《師傅越來越幽默》，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3 頁。
27 28 29莫言：《白棉花》，《懷抱鮮花的女人》，作家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83 、187、184 頁。
30 莫言：《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師傅越來越幽默》，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頁。
31 莫言：《漫長的文學夢》，《說吧，莫言》，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2 頁。
32 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頁。
33 譚桂林：《文學當重新書寫“勞動”》，《人民日報》2012 年 9 月 14 日。
34 周文慧：《承繼與反慣性：從敘事方式看莫言小說的“勞動”敘事》，《當代文壇》2018年第1期。
[作者單位：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