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楚狂”——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的經(jīng)典性意義
長篇小說《張居正》
作為一位文學多面手，熊召政曾嘗試過多種文體的寫作，進行過多方面的探索。最早以政治抒情詩寫作成名的他，1979年一鼓作氣寫成了詩作《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作品甫一發(fā)表就引起了轟動。詩作有一個副標題——“致老蘇區(qū)人民”，表露出作者要以詩歌為人民伸張正義、替他們“鼓與呼”的創(chuàng)作意圖。在詩集《南歌》《魔瓶》《在深山》《為少女而歌》《瘠地上的櫻桃》之外，熊召政還出版過散文集《禪游》《千古風流》《歷史的鄉(xiāng)愁》《溪邊小牧童》《燈花帶夢紅》《醉里挑燈看劍》，報告文學集《太陽家族》《東方功夫王子》等。不過，在眾多文體中，熊召政最為鐘情的還是小說，他曾創(chuàng)作出版過長篇小說《蠱王》《梅花鑰匙》《酒色財氣》等。關注現(xiàn)實人生、探尋世道人心一直是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要特色。然而，這些富有生活氣息、貼近日常人生的作品卻一直沒能受到足夠的關注，直到熊召政停薪留職下海經(jīng)商。在歷經(jīng)了商海沉浮，閱盡人世滄桑，走遍大江南北，游歷名山巨川，精研百家典籍，揣摩三教九流之后，熊召政退回書齋，以“十年磨一劍”的苦心孤詣，創(chuàng)作出140余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并榮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成為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作。
一切過往皆為序章。在先前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熊召政反復錘煉過的語言表現(xiàn)能力在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有效繼承。小說的敘述語言亦莊亦諧，清麗雅正與諧趣諷刺交相輝映，充滿張力和韻味。歷史小說能在符合當下讀者閱讀習慣的現(xiàn)代白話文敘述中自然地帶出濃郁的古風是殊為不易的，這可視作熊召政成功的審美性創(chuàng)造。
由《木蘭歌》《水龍吟》《金縷曲》《火鳳凰》四部構成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描寫了明朝政治家張居正聯(lián)合明神宗朱翊鈞的生母李貴妃、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兼東廠提督馮保，共同扳倒首輔高拱，柄國十年間主持風雷激蕩的萬歷新政，全面實施改革，扶朱明王朝將傾之大廈，挽神州大地既倒之狂瀾，功業(yè)赫赫、圣眷優(yōu)渥，隆葬歸天不久后卻落得“家產盡抄，爵封皆奪”，人亡政息、地覆天翻的歷史全過程。小說結構明晰，四部作品分別對應著掌權、固權、使權、失權四個階段，極權政治中的權謀文化成為了小說描述的重點。是一部“以心靈吟唱歷史，以史筆重構文化”（何鎮(zhèn)邦語）的具有恢弘史詩氣象的歷史小說。
《張居正》最突出的美學貢獻是重新塑造了張居正具體而生動的“楚狂”形象。小說主人公張居正系明代荊州府江陵縣人，因其家鄉(xiāng)位于故楚大地的腹心，故其人亦有“張江陵”之別名。作為張居正的“鄉(xiāng)黨”，熊召政在寫作中自然難免會產生強烈的地域認同和情感代入。他曾說過，“楚狂人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是一個獨特的群體，在這個群體中，明代萬歷年間的首輔張居正無疑是個性鮮明、光芒四射的一位。”作為首輔的張居正的“狂”明顯不同于楚國歷史上“原生態(tài)”的“楚狂”，如“問天”的黃繚和屈原、“歌而過孔子”的接輿，又如以“鳳歌笑孔丘”自命的大詩人李白等。張居正的“狂”在骨，是一種內斂的狂傲。熊召政認為，張居正“能夠納‘狂’于‘制’，‘狂’于內而‘謹’于外，‘洪水滔天’卻并不決堤千里，這是他成功的理由之一”。此處無疑采取了一種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與“原生形態(tài)”“單一向度”的“楚狂”相比較，張居正是發(fā)展了的、綜合性的、多向度的“楚狂”。
小說在廣西匪患猖獗、隆慶皇帝突生妄癥的朝野雙重危機中開篇。內閣首輔高拱與次輔張居正二人曾經(jīng)是聯(lián)手推翻前朝內閣首輔嚴嵩的“盟友”，但曾經(jīng)風雨同舟的“盟友”一旦進入內閣成為“同僚”，便會受到多方利益的牽制，其政見往往并不相同，因此種種沖突也就在所難免。如高拱對其座下門生、兩廣總督李延有心偏袒，張居正卻極力主張撤換這位剿匪不力的草包總督，于此表現(xiàn)出人物超出庸常的“知人之智”。張居正認為，“李延心存政府，遇事實報，這是優(yōu)點。但此人實非軍事人才”，既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更不能勝殘去殺，誅兇討虜。因此，張居正極力推薦雖有貪鄙成性之名聲，卻“心狠手辣，大有方略”的殷正茂出任封疆大吏以平定廣西慶遠之匪患。小說中又寫到，隆慶皇帝之所以患上不治之癥，直接原因是掌印太監(jiān)孟沖引誘皇上偷出紫禁城，在逛簾子胡同時得上了楊梅大瘡，而孟沖就是由首輔高拱推薦任用的威權赫赫的“內相”。
可見，此時大明王朝國庫空虛、吏治腐敗，匪患不已、內外交困。張居正空有登車攬轡澄清天下之志，但首輔高拱已將這位比自己年輕13歲的次輔視作強勁對手，步步安排“滅頂”陷阱，處處暗藏刀光劍影。張居正于是只能將“狂傲”深深隱藏，韜光養(yǎng)晦待時而起。“善于等待”是英雄豪杰成長的必備“技能”。張居正“城府甚深”，喜怒深藏，善于忍耐和退讓以避鋒芒，其做事卻又能曲折迂回、堅韌執(zhí)著，而這正是白居易所稱許的“大丈夫”。
小說生動細致描寫了張居正與高拱在廣西平匪、王真人逞兇、舍利珠辨真假、李延行賄等重要事件中機關算盡的爭斗過程，再現(xiàn)了張居正“上位”后開啟“萬歷新政”，為國為民不懼個人犧牲的博大情懷。在與戶部尚書王國光、山東巡撫楊本庵討論以山東為試點進行的“清田”改革時，張居正亦慷慨陳辭：“為朝廷、為天下蒼生計”，“雖陷阱滿路，眾箭攢體”也絕不后退。“楚狂”的性格特征于此得到充分彰顯。張居正通過“京察”“考成”方式整頓吏治，以胡椒蘇木折俸，借“子粒田”征稅擴大財政收入。他大刀闊斧地實施改革，勇猛精進；他清查田畝，抑制豪強，實施“一條鞭法”，不惜得罪“巨室”、與整個官僚集團為敵。為推動全面改革，“鐵面宰相”常行霹靂雷霆手段，果敢無私。如其下令拆除荊州知府趙謙為他歌功頌德修建的牌坊，公開其父趙文明接受他人贈予的一千二百畝良田的事實，將管家游七的親戚孟無憂連降兩級發(fā)配云南等等。小說將這個始終處于政治爭斗漩渦中的“楚狂”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明史·張居正傳》中贊其“勇敢任事，豪杰自許”，“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認為其性格“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評價其為人“能以智數(shù)馭下，人多樂為之盡”；指出其為政核心是“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等。小說詳細地描寫了張居正“楚狂”性格的生成、發(fā)展及演變過程，在張居正早期與首輔高拱爭斗時，他處處采取“守”勢，步步為營、韜光養(yǎng)晦，無論是與馮保交好，還是向李貴妃靠攏，用的都是“陰謀”。當上首輔后，張居正開始以“霹靂”手段實施全面改革，通過“京察”打壓政敵，實行考成法，罷省“冗官”，通過減免田賦、改革稅制等，戰(zhàn)勝攻取，殺伐決斷，手段鐵腕、氣勢逼人，其行事轉為“陽謀”，颶風過岡，百草盡伏。等到威權確立，在“奪情事件”和“回荊州奔喪”的過程中，張居正從容鎮(zhèn)定，將清流名士和各路政敵“玩弄”于股掌之中，走上了專權的巔峰。正是在這種權力發(fā)展“三部曲”的書寫中，小說完成了對張居正“楚狂”性格的塑造。
正所謂“成也楚狂，敗也楚狂”，小說并沒有隱諱張居正的性格缺點：他為了驅逐高拱不擇手段；為了“上位”討好李太后沒有底線地一再妥協(xié)；結交內相馮保不惜縱容其貪鄙行徑；南歸葬父時乘坐三十二抬大轎，一路招搖；殺害學者名士何心隱，禁辦書院、廢除講學、鉗制清流之口并實行文化專制；他亦獨斷專行、黨同伐異，曾經(jīng)為其改革立下汗馬功勞的循吏金學曾、李順等人也先后棄他而去……《明史》本傳中稱張居正“自奪情后，益偏恣”，這直接導致了原先與其同一陣線一眾干將的背離。張居正在接受名將戚繼光贈送的兩名妖艷胡姬后，耽于聲色享受，精力衰退、沉疴不起，于壯年病逝，親手葬送了其新政偉業(yè)。小說在“天香樓上書生意氣”一章中借張居正的湖廣同鄉(xiāng)艾穆之口，對“楚狂人”之缺失和“不幸”作出了評價：“當年李白當了退位宰相許圉師的女婿，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他自己寫詩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從此，天下人便把那些詆毀孔孟之道的淺薄之徒稱之為楚狂人，這實乃是敝鄉(xiāng)的大不幸。但若具體說到當今首輔，楚狂人他可當之無愧，他自用其才，好申韓之學，法峻義薄，長此下去，國家綱常就失去了溫良敦厚之風。”這是對“楚狂人”的負面評價，從文化構成來看，可以說“楚狂”是儒家、道家與法家的綜合體，與原生態(tài)的孔孟儒家有鮮明反差，帶有濃郁的彌漫于故楚大地之上的千年悲情。
進取和狂放是“楚狂”性格的一體兩面。敢作敢為是張居正銳意改革并最終取得成功的可靠保障，而他的任性專權也為其身后的命運陡轉埋下了伏筆。王先霈在《歷史小說作家的歷史觀》一文中說：“熊召政寫的《張居正》，敢于揭示主人公在激烈政治斗爭中公德和私德的沖突，突出人物異乎常俗的抉擇，把從大處著眼的歷史觀與現(xiàn)實主義的藝術風格結合起來，寓客觀的褒貶于冷靜的描繪之中，在歷史小說人物塑造上開了新生面?！钡拇_，一切成功的歷史小說首先必然應取得人物藝術形象塑造上的成功。在當代文學史的人物畫像長廊中，熊召政筆下的張居正無疑是一個典型的成功的形象，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和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