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幻滅》：通過文學理解城市
原標題：通過文學理解城市——以《幻滅》為話題
自上海開埠以來，這個東方世界的“魔都”總散發(fā)著令作家著迷的氣息，成為文學作品常眷顧的題材。從張愛玲、穆時英、施蟄存，到周而復、王安憶等，優(yōu)秀作家源源不斷，由此形成的“海派”更是文學史上的光輝一頁。不啻如此，當研究者注重文學作品對城市的書寫（由城市到文學）時，閱讀者卻借由作品來理解城市（由文學到城市），不同的讀者會依據不同的文本建構出不同的城市風貌。正如利罕在《文學中的城市》中所說：“城市和關于城市的文學有著相同的文本性，也就是說，我們閱讀文學文本的方法與城市歷史學家們閱讀城市的方法相類似，共享基于同樣假設的模式：或機械的、或有機的、或歷史的、或未確定與非連續(xù)的?！薄巴ㄟ^文學理解城市”，意味著所期待的城市文學，即以雨果、狄更斯、波德萊爾等為代表的作家所開創(chuàng)的對現代城市進行文學書寫的文學類型，需承擔起建構城市的責任?！还苁翘峁Τ鞘械睦斫猓€是取得關于城市觀念的統(tǒng)一；不僅提供城市的形象描述，還能加入城市的歷史進程、增量城市生活的內涵。畢竟，如利罕所說，“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學形式和文學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續(xù)不斷的雙重建構?！币源藶闃藴蕘砜?，許多以城市文學冠名的作品實則不過是城市題材的寫作而已。
在書寫上海的作家中，茅盾常因其小說的“社會分析”性質而被研究者忽略了他對上海的文學建構。他的作品常裹挾著鄉(xiāng)村的訊息，以及鄉(xiāng)村進入城市的各種狀態(tài)，這使得他對城市的書寫不僅牽涉著空間的轉移，也象征著時間的變幻，既是一種地理的書寫，也是一種歷史的觀察。
一、城市與鄉(xiāng)村
作為《蝕》三部曲的第一部，《幻滅》歷來被認為是書寫革命低潮期小知識分子幻滅感的佳作。這自然是其底蘊。但其對城市的書寫，也值得反思。相對于西方的繁盛，城市文學在中國處于欠發(fā)達狀態(tài)，一部分原因是作家們多出身鄉(xiāng)村，另一部分原因是城市與鄉(xiāng)村有著歷史的糾纏。在《鄉(xiāng)村與城市》中，雷蒙·威廉斯以自己進城的經歷開篇，敘述了諸多作家穿梭于城市與鄉(xiāng)村的文學書寫，批駁了城市與鄉(xiāng)村二元對立的觀點。利罕從文學作品入手，剖析城市從鄉(xiāng)村崛起的歷史演化過程。在中國，城市的鄉(xiāng)土性與鄉(xiāng)村的城鎮(zhèn)化進程也是二位一體的。
《幻滅》的開頭是一幅哀憐圖，靜女士的失魂落魄，恰是“回不去的鄉(xiāng)村、進不去的城市”的頑疾所致。在許多現當代文學作品中，“進城”是書寫城市的重要方式，阿Q與嬋阿姨的進城帶著啟蒙或女性的視角，他們的后輩陳奐生、高家林、孫少平、劉高興等，也都是這一人物譜系中的典型?；叟繉Τ鞘械膮拹?，抓住了城市的外在風貌，而靜女士對鄉(xiāng)村固陋、呆笨和死一般的寂靜的抱怨，也同樣襯托著城市的喧鬧繁華、現代感與流光溢彩。這一如《子夜》的開篇——老太爺懷揣傳統(tǒng)理念來到上海，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憤懣，不禁喟嘆世風日下與道德淪喪。兩人一個以城市的種種反思鄉(xiāng)下的鄙陋，一個則以鄉(xiāng)村的標準看待城市，但背后都是城市作為新事物，對固有觀念造成了沖擊。盡管“進城的故事”已經講述了百年之久，但對城市的理解、建構與認同，卻仍有待持續(xù)增進，乃至老太爺的子孫們還要不斷地進城，才能揭開城市神秘的面紗——他們所揭開的只不過是他們個人歷史的文學化書寫。
利罕指出西方城市的發(fā)展與封建莊園之間的隱秘關系，以笛福對現代城市誕生的禮贊分析城市的興起。同樣的，《幻滅》用靜女士的柔弱、慧女士的現代來比對鄉(xiāng)村的衰落與城市的崛起，在鄉(xiāng)村的反襯下凸顯城市的風格，雖說是曲筆，卻也恰到好處。靜女士身上所攜帶著的鄉(xiāng)村氣息，導致她如“城市的鄉(xiāng)村殘留物”一樣，黏附于文學對城市的認知。從這一點來看，正如笛福對倫敦的文學書寫、茅盾書寫上海，無疑是在用社會分析的方法來勾勒一幅現代城市的發(fā)展路線圖，草描中國的城市歷史。借由這些作品，人們建構、理解并達到對城市認知的統(tǒng)一。如利罕所言：“閱讀城市的方式暗示著閱讀文本的方式，城市和文學理論之間互為補充?！爆F在的作家總喜歡一味鉆進喧囂、繁華與車水馬龍中，書寫紅男綠女的情感糾葛，講述在資本與享樂間遍體鱗傷的故事，但就挖掘城市精神、認識城市歷史、建構關于城市的觀念而言，顯然是隔靴搔癢，文學所應該承擔的對城市的建構，也被他們輕飄飄地用廉價的情愛故事搪塞過去。
二、城市風物
如果城市文學有標志物，浮在最上面的莫過于城市風物。所謂城市風物，乃是具有標志性、風格性和唯一性的城市象征物，它們從屬于城市，隱喻著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的立竿，也是城市的生活、心理、精神、思想和文化的品格尺度，容納著城市哲學與小市民的日常、現代的側面以及諸多幻夢者的追求、投機者的倒把、產業(yè)工人的血淚、底層民眾的心跳等。任何迷醉于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器物工筆，對于城市文學而言，都是文雅地耍流氓，無知地公開叫囂，因為它們總浸染著拜金主義的嘴臉和實用主義的陰險。參與建構城市生活與城市觀念的生產，對它們來說遙不可及，它們甚至與之背道而馳，純粹迷醉于城市風物的表面。這也是茅盾的《幻滅》成為話題而當下許多城市書寫無法承載這一話題的原因。
當靜女士陷入落寞沮喪時，城市總給她帶來工廠的汽笛聲、影戲院、公園、街道旁的電燈、街道上跑著的電車、兵工廠的巨大起重機、麻布絲紗廠的大煙囪等。無論身處其中的人們有著如何的精神、心理體驗與卑微生活，這些城市風物總英姿勃發(fā)、器宇軒昂，顯示出一種滾滾洪流的現代氣，生機勃勃，大有舍我其誰的人格化氣質。它們的存在與靜女士心理、情緒上的低潮相互呼應，顯示出人群像被扔進城市大熔爐，造就城市發(fā)展的同時書寫個人的生活史。城市風物盡管只是城市的象征物，卻以鮮明的風格性彰顯著城市，使城市一變而為具有個性的地方、空間，宛若時代的巨人。這些城市風物看似獨立于小說人物，甚至與小說所講述的故事也毫不相干，實則與之融為一體。它們并不甘愿只做人物和故事的背景，時常會一躍而凸顯于紙面，構成了城市“崇高的文學存在”，成為“文學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建構力量。
《幻滅》中的種種城市風物，比照于巴黎圣母院、倫敦證券交易所，以及隨處可見的歌劇院、大旅館、咖啡廳等，顯得存在感不是特別強，集中度也不是特別高，但茅盾所著力摹寫的這些城市風物，對于新興的東方城市而言，卻異常深刻、準確。雨果、笛福、狄更斯、左拉、巴爾扎克，甚至詹姆斯·喬伊斯、托馬斯·品欽、羅伯特·穆齊爾等關注城市風物，源于他們對城市生活的理解。利罕如是說：“笛福為這座城市給新階級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歡呼，而狄更斯卻看到，這一變化已經變得如此地只注重物質實利，它使得人們心腸變硬，越來越冷漠無情，并改變了我們的共同體感受和以人為本的認識?！泵┒軐Τ鞘酗L物的把捉，也帶著他對城市的獨特理解，從屬于他的社會分析。比之于當下許多寫作者對城市的理解——那些淪為人物和故事背景的城市風物，失去了它們作為象征物的唯一性、風格性與標志性，淪為千人一面的重復與毫無意義的無精神的靜默死物，茅盾顯然更為成功。文學書寫的城市風物更強調其活性特征，一如城市的擬人化或人格化。
三、城市的精神、思想與性格
好的城市文學都要在城市精神、思想與性格上，留下具有歷史高度的筆墨。當下許多作品之所以還無法稱為城市文學，究其原因還在于它們無法提供讀者能夠借此理解城市內核的東西，也無法由此來觸碰城市的脈搏、感受城市的呼吸，因此只能稱為城市題材，而斷不能與城市文學相提并論。巴黎圣母院聳立于雨果的筆下，是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思想表達與性格外化。波德萊爾筆下的櫥窗、游蕩者目光所及之處的物品所彰顯的現代性之惡，狄更斯所關注的由銀行、交易所和大法官法庭組成的商業(yè)主義帶來的人情冷漠、人性變異，笛福所歡呼的城市帶來的全新生活方式，左拉看透的城市生活導致的人性墮落與種群退化和變異，都是文學所揭示的城市精神、思想與性格的側面。不管是書寫城市的人物、故事還是風物，倘若它們無法抵達城市內部，都應歸于失敗。
借由文學理解上海，隨著《幻滅》，體察上海的城市精神、思想和性格，它不但體現在對諸多城市風物的描摹上，也同樣灌注于靜女士的迷茫、彷徨與掙扎，浸潤于她的愛情、事業(yè)與遷徙，烘托于圍繞在她周圍的眾多男人的嘴臉、行徑與操守上。城鄉(xiāng)對比所帶來的是靜女士的精神困頓，她的纖弱、敏感和寂寥，與城市的喧囂、躁動格格不入；而這城市的代表則是慧女士，果敢剛毅、老練精干又隨和，是苦悶彷徨、怯懦多愁的絕妙對照。她們性格的不同，與其說是來自于個人天生秉性的差異，不如說更多地是所被捆綁的空間的差異造成的，城市性格一轉而為人物性格。涂爾干相信，每一種城市都創(chuàng)造一種心靈狀態(tài)，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確定的準則以調節(jié)人們的行為，那些準則會內化為人們的個性的一部分。城市的精神、思想與性格，通過人物、故事和情節(jié)彌散于文本各處，促使文學作品成為理解城市的金鑰匙。
不唯此，游行、革命、罷工、起義，因城市隨處可見的廣場、紀念碑也成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質言之，廣場精神、紀念碑意識對城市而言，具有一種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更容易醞釀出游行、罷工、革命、起義等現代事物。就《幻滅》而言，之所以將廣場精神和紀念碑意識奠基于上海這座城市，是因為此地是產業(yè)工人、現代知識分子、外國資本等聚集的地方，風吹草動皆成滔天巨浪，其成為革命起義的策源地、罷工游行的多發(fā)地，也就可以理解了。就上海來說，廣場精神和紀念碑意識，來源于城市對公共空間的建構，而當小說人物自覺地把命運前途與城市的公共空間掛鉤，就會產生《幻滅》中靜女士精神掙扎的文學化表達。建構屬于個人生命的意義，她選擇歸入城市生活所引領的洪流之中，去憧憬“熱烈，光明，動的新生活”，不再感嘆命運的安排，而是奮而安排自己的命運。上海所提供的不僅僅是“靜的城市風物”，還提供“動的城市生活”，這生活里充滿了時代和歷史的意味深長，也裝滿了一種永不倦怠的求新的意志力。這意志力就是城市的精神，而賦予生活以時代和歷史的意義便是城市的思想之體現，更是城市作為鮮活的個體所具有的性格。
顯然，我們所呼吁的城市文學，是對城市有著深刻認識的文學，也是能夠把捉城市本質并進而提供能塑造都市生活的文學，而不是隨大流的城市復制與毫無追求的對城市的亦步亦趨，更不是無病呻吟的城市背景下個人的顧影自憐；我們所呼吁的城市文學，是能夠參與到城市的歷史建構中去，并能借此通達到城市內部的文學，也是能夠提供城市文本與文學城市雙重側面的文學，而不是被城市決定的、只能服從于城市表面指令的文學，更不是毫無個性的對城市的照本宣科的文學；我們所呼吁的城市文學，是擁有人群、人群中的人、公共空間、廣場和紀念碑的文學，是聚集城市風物又不僅僅停留在、黏滯于如此器物之上的文學，而不是浮光掠影地對城市的一瞥所留下浮夸印象的快餐式文學，更不是只把城市作為紅男綠女們無病呻吟地哀痛個人悲歡的演武場的文學。一言以蔽之，我們所呼吁的城市文學是真正的城市文學，而非以城市為題材的文學。茅盾的寫作也許存在各種各樣的“毛病”，但在提供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圖景方面，值得當下許多寫作者去研究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