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曹禺選集》重印風波
1978年，為盡快改變“書荒”現(xiàn)象，國家出版局決定，從北京和上海有關(guān)出版社已經(jīng)出版的文藝書籍中，選出35種中外文學名著，迅速重印一批，首先供應大中城市。這批重印書，有“五四”以來現(xiàn)代文學10種，如《沫若劇作選》《子夜》《曹禺選集》《紅旗譜》《苦菜花》等；有中國古典文學9種，如《儒林外史》《東周列國志》《李賀詩歌集注》等；有外國古典文學16種，如《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等。3月初，出版局約請了北京、上海和部分省市出版單位的負責人，研究了分工協(xié)作，突擊完成這批重印書任務的方案，力爭提早出書，盡快發(fā)行到讀者手里。這批書投放市場的時間應在5月份。滬上一位新華書店的退休職工說：“在1978年5月到6月，全市各基層新華書店，發(fā)行35種中外名著150萬冊。南京東路門市部排隊購書的讀者最多一天達1.6萬人次。”可見，那個年代書籍的短缺程度以及人們對于知識的強烈渴望。
《曹禺選集》得以重印，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老編輯王仰晨的積極建議有關(guān)。曹、王二人早在抗戰(zhàn)時期就已結(jié)識。1961年版的《曹禺選集》即由其經(jīng)手編輯，而1978年版《曹禺選集》就是根據(jù)1961年出版本重印的，收入《雷雨》《日出》《北京人》三部名劇。1978年版最大的變動是新加了曹禺作于1977年12月4日的“后記”。不過，這篇“后記”實際上前后有數(shù)次修改。如9月13日，曹禺寫信給王仰晨，對王修改“后記”表示感謝，說有些地方自己又改了一些。12月17日，曹禺又寫信給王仰晨，將“改稿奉上”，再次感謝王的“嚴謹、高度負責精神”。這一改稿應該是定稿。就在同日，作為社里“魯編室”（魯迅著作編輯室的簡稱）主任的王仰晨簽發(fā)了《曹禺選集》的重版書發(fā)印通知單。通知單上注明：開本大32，根據(jù)第1版第2次印刷，現(xiàn)印第1版第3次，要求于1978年春節(jié)前出版，本次印刷5—10萬冊。注意事項一欄標注哪些頁碼要挖改或恢復，加新“后記”，原有的出版說明取消，“后記”及封面設計（明年）1月上旬發(fā)。備注欄里則寫了前發(fā)《日出》再版通知作廢，樣書為作者留100本。
《曹禺選集》1978年版
但是，《曹禺選集》正式出版時，卻出現(xiàn)了兩種開本。第一種是重版書發(fā)印通知單上所稱的大32開，1978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新華印刷廠印刷，定價1.05元。第二種卻變成了小32開，1978年4月遼寧第1次印刷，而且分別由沈陽市第一印刷廠和第二印刷廠印刷，定價0.87元。北京和沈陽同時印刷，明顯是為趕進度。但因此造成的開本大小不一以及其他質(zhì)量問題卻讓曹禺本人既尷尬又生氣，也使其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之間的合作關(guān)系蒙上了一層陰影。當年11月，季定洲和楊景輝兩位編輯為出版《王昭君》和《曹禺選集》（第二集），曾專門拜訪了曹禺。在談話中，曹禺對《曹禺選集》的裝幀提出尖銳的批評。
當時曹禺手里就拿著一本沈陽印的小開本《曹禺選集》給他們看。他說：“這個封面像一本小兒書?！彼麊枺骸斑@上面掛著你們出版社的招牌，是否經(jīng)過你們同意？”兩位編輯答道：“可能是租型?！彼f：“如果沒有經(jīng)過你們同意，印成這個樣子，膽子也太大了?！薄鞍婷婧茈y看，天、地都沒有了?！眱晌痪庉嬒蛩忉?，這是用大32的紙型印的。曹禺很不同意這樣出，說：“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我曹禺沒有什么。你們是國家出版社，是代表國家水平，在國際上是有影響的。這樣的東西拿出去，不是給國家丟臉嘛！我要送人，就拿不出手。李準同志送給我許多書，我就拿不出手?！彼€談到胡絜青去看他，拿出《老舍劇作選》和《沫若劇作選》說：“這比你的選集好得多！”（指封面）他無言以對。
曹禺又談到四川出版社向他約稿的情況，對方的好作風讓其深受感動。他說：“四川出版社表示，封面設計好了，可以拿出多種設計樣，坐飛機來送給我看，一次不行，第二次再來。同時還要出精裝本，用什么紙，由我選。他們就是這樣熱情，這樣誠懇！我不是石頭呀！當然要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次話劇單行本就由他們出了?！恫茇x集》的封面設計樣，我都沒有看過。”
曹禺提出，以后出版他的著作，不要用舊紙型，希望重新設計版式，還要看校樣，至少看兩次，還要出點精裝本，送外賓用。他還建議：書上應署責任編輯、責任校對的名字，以示對書稿負責。
可見，曹禺對《曹禺選集》的封面設計、版面甚至校對都是相當不滿的。特別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大32的紙型借給沈陽方面，印刷出來卻變?yōu)樾?2開本，這樣版面的天和地就被擠占，不太雅觀了。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時間緊張，雙方又缺少必要的溝通協(xié)調(diào)，另一方面可能是當時紙張緊缺。人民文學出版社留給曹禺的樣書很可能都是沈陽印的小開本，這讓他不好意思拿來送人。尤其是被老舍夫人這么一比較，內(nèi)心更為不快。所以他建議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提升出版質(zhì)量。
曹禺談及的四川出版社向其約稿，指的是時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李致讀完刊登在《人民文學》上的曹禺新作《王昭君》后，激動不已，趕到北京找到他，提出要出版《王昭君》。李致是巴金的親侄子，曹禺又是巴金的摯友，因此李致叫曹禺為萬叔叔，這層關(guān)系為其拉稿子當然能提供一定的便利，但最終打動曹禺還是得憑真本事。李致將四川出版的《周總理詩十七首》和郭沫若、巴金的新著給曹禺看，這些書的裝幀設計和印刷質(zhì)量吸引了他。李致還表示可以三個月內(nèi)出書。曹禺立即表示同意。有人指責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地方出版社，不該出曹禺之類大師的名著。李致意識到這是出版界的一場變革和競爭，決心把書出好來回答關(guān)懷和指責。他和社長崔之富盡了最大的努力，和參與編輯出版的同志一起，終于在齊稿后三個月內(nèi)把《王昭君》的精裝本送到曹禺手中。曹禺隨即回信，稱“此書印得十分精致，見到的都一致說‘好’”。此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曹禺之間的合作十分順遂。曹禺甚至表示他要和四川出版社“生死戀”，即無論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他的著作全交由四川出版。季定洲和楊景輝兩位編輯原本是為出版《王昭君》和《曹禺選集》（第二集）拜訪曹禺，不料卻被李致捷足先登。但曹禺對《曹禺選集》的嚴重不滿才是導致其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發(fā)生嫌隙并轉(zhuǎn)而與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的重要導火索。此外，王仰晨之子王小平先生回憶稱“不知道確切的時間，也不知道是發(fā)生了什么事，曹禺和王仰晨的關(guān)系后來出現(xiàn)了隔閡”，結(jié)合本文，冒昧揣測，是否有一種隱衷和《曹禺選集》出版的不盡如人意有關(guān)呢？
瑕不掩瑜，在“書荒”年代《曹禺選集》的盡快出版，不失為廣大文學愛好者的福音。陜西資深文藝評論家仵埂說：1978年初夏的一個下午，他在郊區(qū)的長安賣完旱煙葉，騎車路過西安市里的小寨新華書店，發(fā)現(xiàn)門口排著長隊。他擠過去一看，看到店門前掛了個小黑板，上面寫著：新到《曹禺選集》，每冊定價：0.87元。他立即排隊，手心里攥著賣完旱煙葉的錢，耐心地等了個把鐘頭，終于輪到他，賣書的那位胖姑娘已經(jīng)顯得不耐煩，但他還是一臉謙卑的微笑，購得一本《曹禺選集》。回到家后，他發(fā)現(xiàn)書中的《雷雨》部分，有兩頁和兩頁半張是空白，沒有印上。當時他心里有點遺憾，但絲毫不影響好心情。他借了別人的《曹禺選集》，用鋼筆工工整整地補寫了空白頁。書的定價說明仵埂當年買的《曹禺選集》就是沈陽印的小開本，但不妨礙它仍被視為心頭之物，收藏至今。對于那一代人而言，龜裂已久的精神荒原，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場“雷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