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墳》：魯迅絕望的1926年
原標題：《墳》與“墳”：魯迅絕望的1926年
1926年10月，魯迅在廈門大學將1907年到1925年所寫的文章，編成了一本雜文集，并取名為《墳》;1927年1月，他又坐在廈門大學后山的墳冢中照了一張相，據(jù)俞念遠回憶，他準備把“這張照片要寄到上海，趕印在那本《墳》上”[1]。這就為我們研究者出了一道難題:雜文之《墳》與照片之“墳”，究竟有沒有內(nèi)在的邏輯關(guān)系?如果有，這種邏輯關(guān)系又在暗示著什么?魯迅自己說，“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2]而“埋掉自己”，即意味著告別過去。但問題是，魯迅為什么要告別過去，他要告別過去的“什么”?對此，學界似乎并沒有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筆者認為，對于魯迅而言，1926年注定是個不平凡的年份:疾病纏身、女師大風波、丟掉公職以及流言蜚語，不僅導致了他離京出走去異地謀生，同時更是他思想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節(jié)點。所以，魯迅這一時期的精神世界，是由“彷徨”墮入了“絕望”。若要合理解釋這一歷史現(xiàn)象，我們就必須去澄清兩個事實:
首先，魯迅離開北京，與軍閥“迫害”無關(guān)。1926年3月29日至5月中旬，魯迅曾在日本、德國和法國醫(yī)院住了一個半月，學界權(quán)威論點都認為魯迅不是因病入院，而是一種為了要躲避軍閥“通緝”的自保行為。比如:(3月29日)“當時《京報》披露段祺瑞執(zhí)政府將通緝魯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友人敦促下魯迅入山本醫(yī)院暫避?！?4月21日)“此時系軍閥張作霖的先頭部隊到達京郊高橋，北京形勢又趨緊張，魯迅在齊壽山幫助下與許壽裳移住德國醫(yī)院，至23日返寓?！?4月26日)“本日清晨進步報人邵飄萍被奉系軍閥殺害，為防意外，魯迅避居法國醫(yī)院?！盵3]我絕不懷疑研究者的這種論斷，出發(fā)點是要用“斗爭策略”，去維護魯迅的崇高形象;但三番五次的“避難”，給人的直觀印象就是魯迅膽小怕事，這完全有悖于他剛直不阿的精神人格。況且，“通緝說”都是源自于魯迅好友的后期追憶，并不是有據(jù)可查的歷史事實。因為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頒布了一份“通緝令”，上面只羅列了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5人的名字，表示要“一體緝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盡管后來《京報》又傳出來一份50人的通緝名單，上面列有周樹人的名字，但傳言終歸是傳言，我們絕不能夠以此為據(jù)。2007年，倪墨炎先生經(jīng)過細致考證，認為這份所謂的“50人名單”，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陳漱渝先生則反駁說，這份“50人名單”的確存在，并引用了許多名人的回憶錄，來印證這段有爭議的復雜歷史。我個人并不關(guān)心這個“通緝令”的真?zhèn)涡裕魂P(guān)心魯迅進醫(yī)院到底是“有病”還是“避難”，因為這事關(guān)1926年魯迅本人最真實的精神狀態(tài)，同時也是我們研究魯迅思想轉(zhuǎn)型的重要依據(jù)。如果按照陳漱渝的說法，魯迅先是“躲”入山本醫(yī)院防止被段祺瑞抓捕，后來又“躲”入德國和法國醫(yī)院防止被張作霖抓捕，并非是因為自身有病才入院的話，那么他5月份從法國醫(yī)院出來以后，就不怕被張作霖抓捕嗎?而李大釗等人就是1927年初被張作霖逮捕并殺害的，若是他真想抓捕魯迅的話，恐怕用不著瞻前顧后早就動手了。另外，根據(jù)《魯迅日記》記載，4月13日，魯迅還到女師大講學，18日還前往德國飯店吃飯，4月16日、5月5、17、21、24日還前往中大、北大和女師大講學，可見無論是段祺瑞還是張作霖，都并沒有真正想抓他，否則他也不可能那么從容地出現(xiàn)在大學的講堂上。魯迅有嚴重的肺病，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曾對《魯迅日記》做過一次簡單的數(shù)字統(tǒng)計，1925年9月至12月，魯迅記載去過山本醫(yī)院共20次，而1926年1月也去過兩次，后幾個月也去過多次。這充分說明他當時確實病得很厲害，是因病住院而不是去醫(yī)院“避難”。故“避難說”不僅不能使魯迅變得崇高，反倒會有損于魯迅的光輝形象。
其次，魯迅離開北京，也與經(jīng)濟“窘迫”無關(guān)。長期以來，學界一直都持有這樣一種見解:1925年8月，魯迅被章士釗解除教育部的公職，造成魯迅經(jīng)濟上出現(xiàn)了困境，故他不得不為了月薪400塊大洋，而離開北京前往廈門大學去異地謀生。比如，陳漱渝就認為魯迅在北京期間，月收入在200至300元左右，“其中以教育部的官俸為主”，這樣才能維持他一家人的正常開支;被章士釗解職以后，魯迅在經(jīng)濟上遇到了巨大困難，如果不是廈門大學以高薪誘惑，他是不會到那個偏僻的地方去任教的。[4]
按照陳漱渝的說法，如果魯迅在北京每月有200元大洋以上的收入，他就絕不會離開北京前往廈門;那么查閱《魯迅日記》便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被教育部解職以后，平均月收入都超過了200塊大洋:1925年9月至12月，《魯迅日記》記載進賬款項共847元，平均每月211元;1926年1月至6月，魯迅總共進賬款項1641元，平均每月進賬273元。這足以說明魯迅之所以要離開北京，經(jīng)濟問題并不是主要原因。學界在談到魯迅離京的經(jīng)濟問題時，往往都會去引用魯迅《記發(fā)薪》一文中的一段話，“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jīng)收到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jié)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盵5]魯迅這篇文章寫于1926年7月，顯然是在記憶上出現(xiàn)了差錯，因為筆者也查了一下《魯迅日記》，實際記載與魯迅說法出入很大。我們不妨來看一下:1926年1月6日記，“晚收教育部奉泉十七元”;1月20日記，“收教育部薪水泉三十三元”;1月25日記，“夜收教育部奉泉卅三”;2月12日記，“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3月26日記，“收教育部奉泉三元正”;5月15日記，“晚教育部送來奉泉七十九元”;6月14日記，“晚收教育部奉泉八十三元”。[6]也就是說1926年1至6月，教育部一共給魯迅補發(fā)了7次工資，而不是《記發(fā)薪》中所說的4次，金額一共是479元，而不是199．5元。魯迅記憶上的誤差情有可原，但是研究者不去認真查閱歷史資料，只是以《記發(fā)薪》一文作為判斷依據(jù)，這顯然不是一種嚴肅認真的治學態(tài)度。
在“住院避難說”和“經(jīng)濟窘迫說”之外，還有一種“流言蜚語說”，也是學界推測魯迅離京的熱門話題。所謂“流言蜚語說”，是指魯迅與許廣平兩人為了躲避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離開北京，去異地開創(chuàng)自己的新生活。筆者認為這一觀點，還是比較真實可信的，但是問題的關(guān)鍵，還要看我們怎樣去理解。師生戀現(xiàn)象不要說是在20世紀20年代，即便是在現(xiàn)代文明程度較高的當今社會，同樣也是一個飽受爭議的道德問題，很難被一般的中國人從情感上加以接受?，F(xiàn)在還沒有資料證明在魯迅生前，周老夫人對于其與許廣平戀情的真實態(tài)度，但是有一點我們卻完全可以相信，周老夫人是個傳統(tǒng)觀念極強的中國女性，而朱安又是她親自為魯迅所選定的媳婦，所以她是不可能支持魯迅拋棄朱安而另娶許廣平的。
周作人的傳統(tǒng)觀念也很強，他對魯迅與許廣平兩人的戀情，一直都心懷不滿且嗤之以鼻，而對朱安卻充滿了同情心，并極力去維護其合法權(quán)益。周作人在許多文章和通信當中，都把朱安稱之為“朱夫人”，而把許廣平稱之為“二夫人”，即許廣平在他眼里只不過是一個“妾”，從來就不承認她是魯迅的“正室”。
與來自于家庭內(nèi)部的壓力相比，社會上則更是謠言四起、沸沸揚揚，川島就曾回憶說:“我在北京，在上海時，都聽到關(guān)于他們倆的謠言，說他倆同車赴滬，又同船赴廈，大有雙宿雙飛之態(tài)?！盵7]正是為了逃避家庭指責與社會輿論，魯迅才會來到偏僻閉塞的廈門大學，盡管這里“四周多是語言無味的人物，令我覺得無聊”，但“和在北京的天天提心吊膽，要防危險的時候一比，平安得多”。[8]魯迅這里所說的“提心吊膽”的“危險”，當然不是指北洋軍閥政府的政治迫害，而是指那些來自于社會上的流言蜚語，對于這一點學界現(xiàn)在已無異議。與此同時，魯迅離開北京也是為了要給許廣平一個交代，因為許廣平一直都在埋怨魯迅在情感問題上的軟弱，“舊社會留給你痛苦的遺產(chǎn)，你一面反對這遺產(chǎn)，一面又不敢舍棄這遺產(chǎn)，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里就難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nóng)奴，死守這遺產(chǎn)。”[9]許廣平的埋怨使魯迅意識到，他雖然不可能給許廣平一個正式名份，但離開北京也就意味著離開了朱安，這無疑可以平息一下許廣平的抱怨情緒。
筆者個人始終認為，魯迅與許廣平同時離開北京，最后輾轉(zhuǎn)到廣州匯合，是他們兩人事先商訂好了的撤退計劃。因為1926年的魯迅，先后經(jīng)歷了兄弟失和、疾病折磨以及文人相輕的種種打擊，思想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他說:“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因為那時候豫料是活不久的。后來豫料并不確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無聊。再后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有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為生活，幾份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為的劇變而失去力量。這些瞻前顧后，其實也是很可笑的，這樣下去，更不能動彈?！彼?，他表示愿意拋棄一切“顧忌”[10]，要和戀人許廣平生活在一起，而廈門大學的任職邀請，只不過是給了他們一個離京出走的契機而已。由于事先有過詳細謀劃，故魯迅在前往廈門的船上，就已經(jīng)開始向同房間的廣東人，打探“從廈門到廣州的走法”;而剛剛到了廈門大學二十幾天，他又寫信給許廣平說:“我之愿合同早滿者，就是愿意年月過得快，快到民國十七年，可惜來此未及一月，卻如過了一年了?！盵11]如果不是事先商量好的，魯迅為什么要打探去廣州的“走法”，又為什么“愿”合同“早滿”呢?可見那份合同的時間期限，也是魯迅本人的有意為之。
現(xiàn)在我們可以回到正題了。魯迅與許廣平之間的師生戀，無疑是促使他離京出走的導火索，但這還不是他出走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則是，他在經(jīng)受了疾病折磨與精神煉獄之后，對于中國社會現(xiàn)狀所產(chǎn)生的絕望情緒。
魯迅曾對許廣平說，《寫在〈墳〉后面》一文，就代表著他那時候的真實心情。[12]這篇文章有四個要點，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其一，他說“我至今終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即對過去的思想啟蒙產(chǎn)生了極大的懷疑，所以他才會哀嘆“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逼涠?，魯迅進一步解釋說，他從未想過要做國人的“導師”，更未想過去為別人“引路”，對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有感而發(fā)并沒有明確的目的性，“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逼淙?，魯迅通過自我反思，發(fā)現(xiàn)自己不但沒有擺脫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在制約，相反“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故他再次感嘆像這種思想負重狀態(tài)，又怎能“以其昏昏”去“使人昭昭”呢?其四，把十幾年來所寫的文章結(jié)集出版，一方面是為了告別過去，另一方面則是“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里，無非埋葬著曾經(jīng)活過的軀殼。”魯迅在這里已經(jīng)說得非常清楚，他告別過去的真實目的，就是要讓過去的一切都“逝去”，以便開啟他自己未來的新生活。[13]《寫在〈墳〉后面》一文，實際上就是魯迅思想轉(zhuǎn)型的公開宣言。
有意思的是，在這篇文章的結(jié)尾處，魯迅還引用了陸機吊曹孟德的詩句來做總結(jié)，以示自己絕不會像曹操那樣，對已經(jīng)過去的往事有所留戀。這是一個不容被忽視的重要信息:如果說魯迅1925年以前是注重思想啟蒙的話，那么他用“墳”作為標題，去“埋葬”過去所寫的那些文章，則明確表達了他要告別啟蒙的強烈愿望。再聯(lián)想到他坐在墳冢中所照的那張相，也分明是在暗示他已經(jīng)走出了死亡陰影，并以一種不再懼怕死亡的坦然心態(tài)，去迎接即將到來的新生活。因此，1926年以后的魯迅，公然蔑視一切流言蜚語，大膽地與許廣平同居，過起了一種有“家”的正常生活;他開始淡化啟蒙而去關(guān)注現(xiàn)實，猛烈地攻擊社會上一切丑惡現(xiàn)象，即便是“論敵”也一個都不放過，表現(xiàn)出了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狀態(tài)。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926年前后的魯迅，先是變得“頹唐”，然后又陷入了“絕望”呢?如果從1924年著手，去全面考察魯迅的思想狀態(tài)，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客觀事實:早在《彷徨》《野草》和《朝花夕拾》這三部集子里，魯迅就已經(jīng)通過自我反省、生命體驗和精神返鄉(xiāng)，向社會發(fā)出了他思想轉(zhuǎn)型的明確信號。
1926年8月《彷徨》出版時，既沒有“序言”也沒有“后記”，只是到了1933年3月，魯迅才寫詩一首去追述他當年的真實心境:“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zhàn)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盵14]該詩雖然出現(xiàn)的比較晚，但卻能使我們了解小說《彷徨》的創(chuàng)作意圖?！搬葆濉倍忠鹆藢W界的高度關(guān)注，同時也被研究者做了無窮盡的過度闡釋。但在我個人看來，“彷徨”乃魯迅重新理解思想啟蒙的必然結(jié)果。因為《吶喊》是新文化運動高潮期的歷史產(chǎn)物，魯迅由于“聽將令”而自覺地參與了思想啟蒙，故他對“國民劣根性”的暴露與批判，其深度和廣度也是為一般人所無法企及的。但《彷徨》則有所不同，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迅速退潮，魯迅不僅陷入了“彷徨”，更是在“空虛”與“寂寞”中感到了“絕望”。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去斷言，“絕望”就是導致他創(chuàng)作《彷徨》的關(guān)鍵因素。理由十分簡單，《吶喊》過后的魯迅，很快便對啟蒙陣營感到了失望，“《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15];“《現(xiàn)代評論》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卻很顯得灰色，《語絲》雖總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16]。他發(fā)現(xiàn)所謂的啟蒙精英都“言行不符，名實不副”[17]，故魯迅不無沮喪地哀嘆:“現(xiàn)在知識階級在國內(nèi)的弊病，正與古時一樣。”[18]
魯迅對《新青年》陣營和“現(xiàn)代評論派”的評價是否正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那些新派知識分子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非常強烈的負面看法;而這種負面看法在小說《彷徨》里，又被魯迅毫無掩飾地表現(xiàn)了出來。比如呂緯甫、魏連殳、涓生等新派知識分子，都被作者描寫得渾渾噩噩、失魂落魄，雖然魯迅也對他們的人格悲劇深表同情，但其批判指向要明顯大于同情色彩。原因就在于呂緯甫、魏連殳、涓生等藝術(shù)形象，都是些“言行不符，名實不副”的“新派”人物:呂緯甫不過是拔了城隍廟里神仙的幾根胡子，然后便“繞了一點小圈子”回到了原點;魏連殳只是發(fā)發(fā)牢騷，然后便去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了;涓生渴望借助于愛情而不再寂寞與孤獨，可是到頭來卻變得更加寂寞與孤獨。魯迅之所以如此去描寫，就是要意圖明確地告訴讀者:“五四”以來的啟蒙精英，都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他們徒有“新”之虛名而無“新”之內(nèi)涵，故不可能真正改變舊中國的歷史面貌。研究小說《傷逝》，人們都在推測涓生懺悔的真正原因，其實這個問題很好回答，主人公涓生的深深懺悔，就是魯迅本人的自我反思。魯迅曾說文學“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19]，兩者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那么我們也完全有理由去相信，魯迅就是在借涓生來言說自己。我們不妨來做一比較:涓生“待到孤獨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須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变干摹肮陋毧葑保c魯迅的“彷徨”與“絕望”是一種同構(gòu)關(guān)系，而“愛”又是“五四”時期的啟蒙話語，即“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理想訴求;所以把涓生質(zhì)疑“盲目的愛”，歸結(jié)為是魯迅在質(zhì)疑思想啟蒙，這不僅符合他自身的思想邏輯，更是他1926年最真實的一種想法。
“活著”這兩個字眼，在小說《彷徨》中顯得是那樣的突出與凝重，以至于從《祝?！返拈_篇，就給人留下一種過目不忘的深刻印象:“雖說是故鄉(xiāng)，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shù)恼永?。”這里首先需要解釋一下，《彷徨》中那個敘事者“我”，并非只是故事情節(jié)的旁觀者，由于“我”不斷地參與故事敘事的對話過程，故“我”與主人公之間顯然是一種互文性關(guān)系———即主人公就是“我”的直接投影，“我”與主人公是一種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比如在《祝福》里，“我”是“新黨”祥林嫂是“異類”，故兩人均因受到強烈地排斥，而在魯鎮(zhèn)無立足之地;又如在《在酒樓上》《孤獨者》里，“我”和呂緯甫、魏連殳是“同學”，三人都是處于“雖說是故鄉(xiāng)，然而已沒有家”的漂泊狀態(tài)。涓生獨自一人生活在京城的S會館里，既沒有“家”也沒有“親人”，身陷“寂靜”與“空虛”的絕望境地，更是魯迅當時尷尬處境的生動寫照?；氐阶髌肺谋荆斒チ恕凹摇焙汀肮枢l(xiāng)”的“我”，獨自一人坐在“酒樓上”，聽著熟悉的鄉(xiāng)音卻感受不到故鄉(xiāng)的熱情時，他只能是不無凄涼地嘆道:“北方固然不是我的舊鄉(xiāng)，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干雪怎樣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于我都沒有什么干系。”
《彷徨》中“我”無家可歸的凄涼哀嘆，其潛臺詞則是“我”對于“家”的強烈渴望。所以1926年以后的魯迅，已不再是“盲目”地為啟蒙搖旗“吶喊”，反倒是極力想擺脫“彷徨”與“絕望”的精神負重，去同許廣平組成一個屬于自己的“家”。比如，他在廈門寫信對許廣平說:“我這幾年來，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所以在北京時，拼命地做，忘記吃飯，減少睡眠，吃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誰料結(jié)出來的，都是苦果子?！盵20]于是他表示不再為別人“活著”，而要“為自己生活打算”。盡管北京的“家”是回不去了，但他執(zhí)意要建立一個新家，以便讓漂泊了大半生的自己，能夠有一個安穩(wěn)的人生歸宿。故他“決計不再敷衍了”，表示要盡快離開廈門，到廣州與許廣平團聚，開始一種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從懼怕家庭和社會輿論，到公開向家庭和社會宣戰(zhàn)，支撐魯迅精神世界的內(nèi)在動力，并不是什么思想啟蒙的人文理想，而是向往“安居樂業(yè)”的平凡生活。[21]為了實現(xiàn)這一愿望，他甚至不顧一切流言蜚語，一定要前往廣州與許廣平“住得更近點，看他們躲在黑暗里的諸公其奈我何?！盵22]這樣去理解1926年的魯迅思想，恐怕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難以接受，因為他們只能接受一個作為啟蒙者的魯迅形象，而無法去接受一個作為平凡人的魯迅形象。不過我個人還是認為，魯迅對他心上人所講得那些肺腑之言，要比學界連篇累牘的微言大義更加可信。
“活著”的愿望，在散文詩《野草》中表現(xiàn)得尤為強烈。《野草》創(chuàng)作于1924年至1925年，這一時期的魯迅因“兄弟失和”而導致了舊病復發(fā)，使他在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打擊下，經(jīng)歷了一場難以言說的生死對話。
正是由于身陷“絕望”的生存困境，所以魯迅才會在《野草·題辭》中這樣寫道:“過去的生命已經(jīng)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jīng)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jīng)腐朽，我對于這腐朽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他還非空虛?！濒斞高@段話的核心意思，是“我”在精神和肉體上，都已經(jīng)過了一場死亡考驗;死亡的生命雖然腐朽了，但它卻又孕育出了新的生命，那就是平凡無奇的“野草”。故他說“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恨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盵23]魯迅將“野草”和“地面”，構(gòu)成了截然對立的矛盾兩極，并用“愛”與“恨”的言辭表述，去自我解構(gòu)外界所賦予他的神性光環(huán)，即:“我”絕不是什么“振臂一呼，應者如云”的“英雄”人物，也渴望能夠像其他人那樣安居樂業(yè)幸福度日。然而，學界雖然注意到了疾病折磨和精神打擊，是構(gòu)成《野草》中生死對話的主要因素，卻又試圖人為提升魯迅“反抗絕望”的思想境界，這無疑是“言說魯迅”的一大弊端。魯迅在青少年時代就曾得過肺結(jié)核病，并一直都沒有得到徹底的治療。1923年7月“兄弟失和”，不但使他舊病發(fā)作，而且變得越來越嚴重，先后出現(xiàn)了“大發(fā)熱”“瀉利加劇”“浣腸”等身體不適之癥狀。查《魯迅日記》，從1923年10月到1926年8月，魯迅一共去日本醫(yī)院、德國醫(yī)院還有法國醫(yī)院50余次;許多記載都是晚上去醫(yī)院，可見如果不是病情嚴重，他為什么要夜里去醫(yī)院呢?魯迅說“那時豫料是活不久的”[24]，且早已為“死”做好了準備?！兑安荨非∏∈莿?chuàng)作于魯迅生病期間，而且其中有些篇幅的寫作時間，也與“醫(yī)院”二字關(guān)系密切。比如，1924年9月13日，他前往山本醫(yī)院，回來便寫下了《秋夜》;1924年10月24日，他前往山本醫(yī)院，回來便寫下了《求乞者》;1925年12月14日，他寫完《這樣的戰(zhàn)士》，便前往山本醫(yī)院;12月26日從山本醫(yī)院回來，便連續(xù)寫下了《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臘葉》這兩篇文章。
既然“疾病”“醫(yī)院”和《野草》之間，具有一種密不可分的必然聯(lián)系;那么我們研究魯迅這一時期的精神狀態(tài)，也就不可能背離這種聯(lián)系去另辟蹊徑。首先，魯迅在病重期間，預料自己“是活不久的”，于是他在《野草》中，便開始了一種死亡體驗:如在《死火》里，“我夢見自己在冰山間奔馳”，四周到處都是一片冰冷的世界;在《影的告別》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間”，只有“黑暗”的世界才真正“屬于我自己”;在《死后》里，“我夢見自己死在路上”，并以“死”去反觀社會上的世態(tài)炎涼;在《墓碣文》里，“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一切人世間苦惱都將伴隨著死亡化作塵埃。對于學醫(yī)出身的魯迅而言，他當然不會懼怕死亡，而《野草》中的死亡體驗，其實正是暗示著他對過去人生的幻滅感。其次，“兄弟失和”是魯迅舊病復發(fā)的直接誘因，那么對于親情消失的強烈痛感，又強化了他死亡體驗的悲劇氣氛:如“后園”里那兩顆棗樹，渾身上下遍體鱗傷，它們只是默默地矗立在那里，凝視著各式各樣“蠱惑的眼睛”(《秋夜》);兩個赤身裸體的“復仇者”，“也不擁抱，也不殺戮”，它們站在“廣漠的原野”中，“以死人似的眼光”盯著對方(《復仇》);“我”雖然眷戀南方雪的粘連性，可是在北方它卻變得“如粉，如沙”，因此“我”終于大徹大悟，“孤獨的雪”竟是死掉的“雨”(《雪》);而親弟弟竟忘記了過去的一切，令“我”失去了解釋與申辯的最后機會，“我”只能“一并也帶著無可把握的悲哀”，把心冰封在寒冷肅殺的嚴冬里(《風箏》)。由此可見，身體疾病與“兄弟失和”，使1924年以后的魯迅，情緒變得異常低落。
再者，死亡體驗令魯迅陷入了無比痛苦的思想困頓，究竟應該怎樣去面對今后的人生之路，他本人對此顯然是持一種十分悲觀的消極態(tài)度，而《過客》便是他絕望意識的準確表達。散文詩《過客》并不復雜，無非就是描寫一個身心疲憊的中年人，與一個老翁和一個女孩的對話過程:“老翁”告訴他前面就是人生之旅的最后終點———墳墓，而“女孩”則告訴他前面是人生之旅的美麗前景———野百合與野薔薇。魯迅究竟應該去相信誰?學界曾為此爭論不休，但我個人卻認為，已過“不惑之年”的魯迅，當然是更相信那位老翁。因為他自己一再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即“絕望”與“希望”都是一種“虛妄”(《希望》);如此一來反抗“絕望”的魯迅，也就變成了拒絕“希望”的魯迅。只有從這一切入角度去看問題，才能真正理解《傷逝》中那句名言:“人必須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币驗椤盎钪笔侨祟惿娴那疤釛l件，而“活著”就必須有“家”和“故鄉(xiāng)”，這不僅是涓生的人生體驗，同時更是魯迅自己的人生體驗。所以，1926年魯迅才會通過“舊事重提”，去溫情追憶他已失去了的“家”和“故鄉(xiāng)”。
《朝花夕拾》是魯迅1926年在北京和廈門所撰寫的一本散文集，他自己在“小引”中說:“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25]而這種“無聊”又使他“變壞”，“雖或受著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經(jīng)沒有創(chuàng)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覺著一點沉重?！盵26]至于自己為什么會“變壞”，魯迅在信中告訴許廣平說，由于過去瞻前顧后，太顧忌名譽和地位，結(jié)果搞得身心疲憊、狼狽不堪;現(xiàn)在把它們完全拋開，身體也好了許多，“能吃能睡，便是證據(jù)”。[27]思想“變壞”而身體“變好”，這無疑反映了1926年魯迅絕望后的人生轉(zhuǎn)變———即:“我對于名聲，地位，什么都不要”[28]，而只要務實性地“活著”，并在追憶往事的過程中，踏上了精神返鄉(xiāng)的回歸之路。盡管《朝花夕拾》當中有許多篇章，仍保留著魯迅一貫的戰(zhàn)斗姿態(tài)，比如《狗·貓·鼠》對于“正人君子”的猛烈批判，《二十四孝圖》和《父親的病》對于民間庸俗的辛辣嘲諷等等;但《朝花夕拾》的敘事格調(diào)，從整體上來看，卻是以懷念為主，更有文化尋根的濃厚意味。尤其是“百草園”這一重要意象，魯迅不僅追述了他童年時代的成長快樂，同時也揭示了他人生經(jīng)驗的初始源頭———從“長媽媽”所講述的“美女蛇”故事中，他最早懂得了與人交往不能輕信花言巧語，更不能被對方的假象所迷惑;跟著閏土的父親學習“捕鳥”技巧，又使他明白了萬事都需要有耐心，急于求成則會欲速不達。最令人稱奇的則是，曾經(jīng)被他批判和否定過的“魯鎮(zhèn)”民俗，也在《朝花夕拾》里有了客觀公正的理性認識———“二十四孝圖”固然是迂腐之極、荒誕不羈，然而“五猖會”卻熱鬧非凡、令人神往:騎馬的“塘報”，舉竿的“高照”，還有那些“抬閣”“馬頭”，浩浩蕩蕩好不熱鬧;“五猖會”上最可愛的形象，當屬那個幽默詼諧的“活無?！保皢问悄菧喩硌┌走@一點，在紅紅綠綠中就有‘鶴立雞群’之概?！濒斞笇Α鞍俨輬@”的追憶、對“五猖會”的贊嘆，其本質(zhì)上就是對“故鄉(xiāng)”和“故鄉(xiāng)”文化的一種認同，正像法國人類學家哈布瓦赫所說的那樣:“只有把記憶定位在相應的群體思想中時，我們才能理解發(fā)生在個體思想中的每一段記憶。[29]”這充分說明，“記憶”不僅勾起了魯迅本人的思鄉(xiāng)之情，同時更是表達了他精神返鄉(xiāng)的強烈愿望。
精神返鄉(xiāng)與文化尋根作為《朝花夕拾》的敘事中心，自然會促使魯迅去重新認識“故鄉(xiāng)人”以及“故鄉(xiāng)”經(jīng)驗，并在這種“重識”的過程當中，去重新塑造一種“魯鎮(zhèn)人”的藝術(shù)形象。比如同樣是中年農(nóng)民，《故鄉(xiāng)》里的閏土臉色灰黃、神情木訥，“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閏土父親，則熱情開朗、待人真誠，即便是對待一個頑皮的孩子，也是充滿著愛心和耐心。再如，同為中年女性，《故鄉(xiāng)》里的楊二嫂油嘴滑舌、巧言令色，表面上阿諛奉承骨子里卻十分貪婪，不僅想搬走魯迅家的日常用具，臨走時還“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里”;而《阿長與〈山海經(jīng)〉》里的長媽媽，則熱心替他人著想，知道迅哥兒想得到《山海經(jīng)》的連環(huán)畫，便想方設(shè)法幫他弄到手。
從正面去理解“故鄉(xiāng)人”，到正面去理解“故鄉(xiāng)”文化，魯迅回歸“故鄉(xiāng)”的主觀意圖，在《朝花夕拾》中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尤其是《無?！愤@篇文章，魯迅雖然是在借“下等人”去諷刺“正人君子”，但其真實意圖則是通過這種“諷刺”，去表達自己對于故鄉(xiāng)文化的強烈認同感。他認為“迎神會”是一種民間由來已久的文化現(xiàn)象，并非是鄉(xiāng)民們愚昧無知的迷信活動;由于普通老百姓發(fā)現(xiàn)“陽間”社會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正”與“公平”，故他們只能裝神弄鬼到陰曹地府里去尋找公正與公平。所以，魯迅把“迎神會”的性質(zhì)，歸結(jié)為是一種鄉(xiāng)民意愿的表達形式;他認同這種表達形式，又意味著他認同了“故鄉(xiāng)”智慧和“故鄉(xiāng)”經(jīng)驗:那些“下等人”既不會咬文嚼字說些什么神奇“妙語”，又沒有什么拯救他者脫離苦海的宏大理想;他們的人生目的非常簡單，無非就是“求婚，結(jié)婚，養(yǎng)孩子，死亡?！币虼嗽隰斞副救丝磥?，“活的‘正人君子’只能騙鳥”，而務實的“下等人”則令人敬佩。何謂“正人君子”?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胡適、陳源等留洋歸來的北大教授;由于他們大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故“‘正人君子’只能騙鳥”一句則表明了魯迅同他們分道揚鑣的決絕態(tài)度。不再相信“正人君子”而去認同“故鄉(xiāng)”文化與“故鄉(xiāng)”經(jīng)驗，也就意味著魯迅開始重新去審視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實價值，這與他在“五四”初期的激烈反傳統(tǒng)，形成了不可同日而語的極大反差。因此1926年的魯迅，通過“彷徨”“絕望”與“反思”這一路徑，并在“家”和“故鄉(xiāng)”的引導之下，開始了他走向新生活的思想轉(zhuǎn)型。
結(jié)語
魯迅的1926年，既是絕望的一年，又是希望的一年?！敖^望”是指他因《彷徨》而決意要用《墳》去埋葬自己過去的《吶喊》，“希望”則是指他由《朝花夕拾》而滋生出了一種新的生命《野草》。所以1926年8月，魯迅和許廣平兩人攜手離開了北京，他們遠行的目的就是渴望能夠像普通人一樣，在一個沒有世俗偏見的新環(huán)境里，去“安居樂業(yè)”并快樂地“活著”;他坐在墳冢中所照得那張相片，也是在明確地昭告世人，“過去的生命已經(jīng)死亡”，一個全新的魯迅即將誕生，是魯迅生命歷程的真實寫照。比如1926年以前，魯迅自稱因“聽將令”而走上了以思想啟蒙為目的的小說創(chuàng)作道路;但1926年以后，他又因?qū)⒚墒艞壛宋膶W性創(chuàng)作。至于為什么會產(chǎn)生這樣明顯的思想變化，魯迅自己所給出的答案則是:“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他甚至表示自己現(xiàn)在，更“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盵30]魯迅后來還曾解釋說，《彷徨》是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終結(jié)，“此后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31]“一無所作”當然是一種自謙之詞，魯迅在他的后十年里，畢竟還寫過十多本雜文集，字數(shù)總量也是前期寫作的數(shù)倍之多。不過單就文學性創(chuàng)作這一方面而言，除了一本頗有爭議的《故事新編》，魯迅后期確實再也沒有寫出更多文學性強的作品，特別是虛構(gòu)文學，故他自嘲“一無所作”也是真實可信的。在魯迅那里，“文學無用論”就是“啟蒙無效論”，他不僅自己這樣認為，臨終前還給兒子留下遺囑，告誡海嬰待到長大成人，“倘無大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shù)家?！盵32]這是多么決絕的一種姿態(tài)。
筆者之所以將雜文之《墳》與照片之“墳”聯(lián)系在一起，就是要去深刻揭示魯迅從“彷徨”到“絕望”的思想變化，即:1926年以后，魯迅明顯地將他的批判矛頭，由傳統(tǒng)文化轉(zhuǎn)向了現(xiàn)實社會，這是最為直接的一個證據(jù)。若要真正理解魯迅絕望的1926年，必須正確理解“反抗絕望”———魯迅究竟是“反抗”以后不再“絕望”，還是他通過“反抗”感到了“絕望”?我個人傾向于后一種解釋，因為它可以為我們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
注釋
[1]俞念遠:《我所記得的魯迅先生》，1936年6月1日《西北風》雜志第3期。
[2][13]魯迅: 《墳·寫在〈墳〉后面》，《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第283、283－287頁。
[3]可參見《魯迅全集》第 14 卷第 594 頁的注釋［8］，597 － 598 頁注釋［4］和［6］。
[4]陳漱渝:《魯迅在廈門大學(上) 》，《文史精華》2013年第10期。
[5]魯迅:《華蓋集續(xù)編·記“發(fā)薪”》，《魯迅全集》第3卷，第354頁。
[6]魯迅:《日記·十五〔一九二六年〕》，《魯迅全集》第14卷，第583、585、585、589、591、599、 603 頁。
[7]川島:《和魯迅相處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頁。
[8][9][10][11][12][20][21][22][24][27][28]魯迅: 《兩地書·廈門—廣州》，《魯迅全集》第11卷，第152、220、221、134、222、176－221、134、258－259、221、134、279頁。
[14]魯迅:《集外集·題〈彷徨〉》，《魯迅全集》第7卷，第150頁。
[15]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守常全集〉題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523頁。
[16]魯迅:《兩地書·北京八》，《魯迅全集》第11卷，第32－33頁。
[17]魯迅:《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jīng)”》，《魯迅全集》第3卷，第129頁。
[18]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關(guān)于知識階級》，《魯迅全集》第7卷,第190頁。
[19]魯迅:《三閑集·怎么寫》，《魯迅全集》第4卷，第23頁。
[23]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2卷，第159頁。
[25]魯迅:《朝花夕拾·小引》，《魯迅全集》第2卷，第229頁。
[26]魯迅:《華蓋集續(xù)編·海上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401頁。
[29]［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頁。
[30]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第417、423頁。
[31]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 4 卷，第456頁。
[32]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死》，《魯迅全集》第6卷，第61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