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nèi)容提要：自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來，“娼妓制度”被混同于“娼妓”，造成了當下文學研究界對“娼妓”形象正當性的質(zhì)疑。作家在創(chuàng)作娼妓題材小說，或有娼妓在其中的小說時，經(jīng)常糾結于人物構象與政治話語之間，失據(jù)于微妙的迎合與遲疑的倒轉關系，無法聚焦“娼妓”形象內(nèi)在性的塑造。由此，有必要辨正“娼妓”和“娼妓制度”這兩個概念，重塑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中的“娼妓形象”，以獨特的角度讓文學回歸“一般人學”。

關鍵詞：1980年代 城市文學 娼妓 娼妓制度 改造話語

自古以來，娼妓就是一個與中國城市共生的“邊緣人”，寄生于城市的經(jīng)濟繁華，構成消費文化的奇妙圖景。她（他）們用身體感知城市，窺探魅惑而罪惡的城市隱匿故事。正如馬積高所言：“妓女的發(fā)展尤其與社會制度和城市的發(fā)展有密切聯(lián)系……妓女的形成更明顯地帶著階級壓迫的性質(zhì)，而其盛衰與集散則以都市的盛衰為轉移。”①歷代作家也以兩類基本形式呈現(xiàn)了這一群體：一類是描寫妓女的文學作品，另一類是富有才華的妓女創(chuàng)作的作品。從這些數(shù)量龐大的作品中，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妓女形象是城市或都市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形象之一。到了現(xiàn)代，文學中的娼妓形象日趨多元。總體上呈現(xiàn)兩種趨勢，其一，借用賀蕭用“嵌入”②這個詞來形容“娼妓”這一形象進入“文本”的形式，這一人物形象主要的功能就是承載與注釋。比如郁達夫《茫茫夜》《秋柳》中的娼妓形象是主人公頹唐情緒的承載者。這一人物形象的悲劇性，與主人公的情緒形成呼應。而沈從文《丈夫》、蔣光慈的《徐州旅館的一夜》，無論是被丈夫還是家庭送出或者逼迫成為娼妓，這類人物形象都在注釋20世紀20-30年代中國頹敗的鄉(xiāng)村現(xiàn)實。其次，也是最為難得的是中國現(xiàn)代的娼妓形象中，人們在這一類人物形象身上看到了長期被壓抑的中國女性的本體意識，以一種扭曲的形式釋放出來。比如丁玲的《慶云里的一間小屋》、老舍的《月牙兒》、曹禺的《日出》、沈從文的《水手》展現(xiàn)的女性對身體內(nèi)在性的覺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將饑餓與性欲作為人最基本的需要，通過一個絕境中掙扎的女性詮釋得淋漓盡致、血肉豐盈。

1949年后，因為文藝方向轉向，這一富有生命力的形象日趨簡化，直至萎縮。除了陸文夫《小巷》以外，“娼妓”作為被改造的對象，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在文藝作品中被悄然而自覺地抹除。1980年代伊始至1990年代情況略有變化?；暨_的《紅塵》、蘇童的《紅粉》、王安憶的《妙妙》似乎暗示以娼妓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在逐漸復蘇。但是，面對這類題材作品，文藝批評家和研究者們有意選擇忽略或繞開。其背后隱藏的問題是：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作為一種合法形式的“娼妓制度”不再存在，但“娼妓”是否隨之消失③？人們是否混淆了“娼妓”和“娼妓制度”這兩個概念？作家能否在作品中借助娼妓形象言情敘事、表達人類的精神變遷？通常而言，意識形態(tài)不會從學理上辨正這兩個敏感的概念，文藝批評界很多人不愿提及這個“燙手山芋”。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制度上廢除了“娼妓制度”，很多人把它等同于特殊人群的消除，從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娼妓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尷尬。即使合法存在于改造話語下的娼妓題材小說，也難登大雅之堂。人們甚至毫無覺察地將“娼妓制度”包含的性剝削等同于“娼妓”這類邊緣人之惡，忽略了制度改造本身失之對人與歷史的全面觀照。因此，“娼妓”與“娼妓制度”理應得到辨正，1980年代以來，以“娼妓形象”為題材的創(chuàng)作及其相關文藝批評得以正名也就水到渠成。

一、1980年代以來文學中娼妓形象研究的尷尬

1980年代以來對城市里的這一人群——娼妓——的研究在命名上一直很尷尬。這種尷尬首先表現(xiàn)在對這一人群研究的規(guī)避。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很多研究者的目光大多投向古代妓女和近現(xiàn)代娼妓的研究，參與進來的學科有社會學、文學、歷史學等。

目前，文學領域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態(tài)度比較曖昧，基本上不直接觸及當下。陳思和編的《文學中的妓女形象》一書是新時期較早關注娼妓這一形象在文學中的表現(xiàn)的著作，但是陳思和在編者自序中表達了編選的遺憾：“我倒是很想再選一些反映當代中外社會妓女題材的作品，但是由于這方面的書讀得很少，即使讀過也覺得難以書寫成個人命運，（如《王楨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于是也只好暫時付闕了?！雹荜愃己驼J為真正的“妓女題材”的文學作品應該不是簡單地寫妓女，而是妓女作為身份與她的命運直接發(fā)生關系。⑤在當時，文學作品中并沒有符合這一要求的作品。但是，這本書出版不久（1990年出版），1991年蘇童的《紅粉》、1996年王安憶的《我愛比爾》，都是非常典型的妓女題材作品?？墒菍W界之后的研究，直面1980年代以來書寫娼妓作品的成果卻很稀少?？捎玫囊?guī)避方式不少，如用身體敘事置換一些承載這些敘事的典型群體“娼妓”，如楊秀芝、田美麗的《身體?性別?欲望——20世紀八十年代小說中的女性身體敘事》、李自芬的《現(xiàn)代性體驗與身體認同——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身體敘事研究》、王侃的《歷史?語言?欲望：1990年代中國女性小說主題與敘事》等。或者逃避當下的妓女形象，在近現(xiàn)代的妓女文學或者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娼妓“合法”的情況下討論妓女的形象問題。如董麗敏《身體、歷史與想象的政治——作為文學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日]江上幸子《近代中國的“主體妓女”表象及其夭折——探求于民國時期多種媒體中》、程亞麗《從“神女”到“凡女”——論20世紀妓女敘事的話語變遷》。也有為數(shù)不少的研究成果討論了1980年代以來的娼妓問題，但大多遮遮掩掩、語焉不詳。唯有雷鳴《新世紀小說妓女的譜系與中國現(xiàn)代性問題》直面了新世紀以來小說中的妓女問題，且在命名上用了“娼妓”“妓女”等概念。其他如群像研究，有王路的《沉淪的快感和拒絕的美麗——1990年代女性文學的一種價值景觀》，以及書寫妓女形象的作家創(chuàng)作論，如李遇春《喬葉小說創(chuàng)作論》……都觸及了當下的妓女，特別是城市生活中的妓女問題。這些為數(shù)不多的研究突破有限，文本分析略顯單薄。質(zhì)言之，無論是以妓女為主要人物的創(chuàng)作，還是隨之而來的文藝批評，都難言豐富。

吊詭的是，1980年代以來文學作品中對這一形象的書寫卻從未中斷。筆者做了統(tǒng)計，從1980年代以來就有34部以“娼妓”作為主要人物形象的城市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的刪選原則以描寫娼妓的生活為敘事線索，故事呈現(xiàn)空間以城市空間為主，排除了一些僅僅把娼妓嵌入其中卻表現(xiàn)其他主題的作品。從這34部作品的作家構成來看，蘇童、霍達、王安憶、嚴歌苓、林白、盛可以、喬葉、艾偉、邱華棟、孫惠芬、吳玄等，從年齡上涵蓋了文學界老中青三代；從創(chuàng)作實力上看，覆蓋了成熟穩(wěn)重、中堅以及新興力量。從作品質(zhì)量上看，很多作品無論在文學評論界還是讀者層面，都已經(jīng)得到肯定，甚至具備了經(jīng)典化的可能。比如蘇童《紅粉》、王安憶《我愛比爾》、嚴歌苓《舞男》、盛可以《北妹》。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連續(xù)兩屆（第三、四屆）都頒給了娼妓題材的小說，即魏微的《大老鄭的女人》和邵麗的《明惠的圣誕》，也可以間接證實這一點。

一邊是規(guī)模和質(zhì)量突出的娼妓題材小說的涌現(xiàn)，一邊卻是文藝批評界的謹小慎微、欲言又止。其背后糾結的原因無非是在改造話語中“娼妓”這一人群已經(jīng)隨著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而消除，當然，繼續(xù)沿用這個概念，或者關注這樣的人群在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中不具有合法性。但實際上，無論現(xiàn)實生活還是文學作品中，這類人群都沒有消失過。問題就是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清理的是什么？筆者以為作為罪惡的“娼妓制度”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后不復存在，也不再具有合法性，而作為具有歷史文化屬性的人群“娼妓”，哪怕法權層面不復存在，但在文學書寫中，她們?nèi)匀豢梢浴霸趫觥?，不可能隨著制度的廢除而自動消失。人們的頭腦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植入式刻畫，導致對“娼妓”“娼妓制度”概念辨析不清，間接造成了這一領域文學研究的合法性危機。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從表現(xiàn)社會主義娼妓改造的三部作品對改造話語的反轉，我們也可以看到“娼妓”與“娼妓制度”在政治和普通民眾中間模糊不清，造成了文學作品中人物命運的巨大反轉。

二、1980年代以來娼妓形象對改造話語的倒轉

1949年以后，社會主義改造話語下娼妓題材的作品有三部：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蘇童的《紅粉》、霍達的《紅塵》。這三部作品都以娼妓的命運作為敘事主線，故事發(fā)生的時空背景都在1956年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前后。在三部作品展現(xiàn)娼妓命運的背后不難看出，由于“娼妓”與“娼妓制度”概念辨正不清，造成在文學創(chuàng)作與接受層面人們對“娼妓”缺少人文主義的關懷。這種人文主義關懷的缺失投射到文學中，表現(xiàn)出娼妓形象對改造話語的反轉。主要表現(xiàn)在作品對改造話語反諷性接受和娼妓形象對改造的抗拒。其次，兩個概念辨正不清，造成在娼妓題材小說中，糾結于形象與政治話語之間微妙的迎合與倒轉的關系，而不能聚焦于“娼妓”形象內(nèi)在性的塑造。三部作品的內(nèi)在人物形象與政治話語的內(nèi)在沖突，已經(jīng)預示了1990年代以來文學作品中“娼妓形象”回歸本體，掙脫意識形態(tài)話語束縛的趨勢。

（一）污名化背后：改造話語的誤讀

曾經(jīng)擔任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政務接管委員會副主任的曹漫之在回憶上海取締娼妓時說：“一方面，娼妓是壓在社會最底層苦難最深的階層……另一方面，妓女身上又集中了人世間，最腐敗、最無恥、最惡劣的種種習性，妓院是惡勢力泛濫的場所?！雹迣τ阪郊说娜烁穸匦裕敃r改造者確定娼妓改造的政策基點是，“明確妓女是需要極大同情的對象，在改造方法上卻要借助強制執(zhí)行的某些特殊手段。我們不是慈善家的善心來解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骯臟問題，而是用強制改造的手段，達到既徹底清楚一切污泥濁水，又能最終解放一切改造對象（包括妓女在內(nèi)）的目的。我認為這就是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人道主義”⑦?；仡櫘斈耆【嗘郊说恼叱踔钥梢钥闯?，改造者判定妓女具有正反兩個面向：被壓迫的與腐朽墮落的。應該說，這種認知是客觀的，但是在治理手段上人們普遍將妓女的兩面性與娼妓制度(妓院)合為一體：“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骯臟問題”，應該用強制性手段徹底清除?！皬娭菩缘奶厥馐侄巍睆氐浊謇怼耙磺形勰酀崴钡谋澈笫菍㈡郊说韧阪郊酥贫纫徊⑶謇砹恕９俜皆捳Z措辭上的縫隙，加上沉淀已久的歷史偏見，為后來人們對娼妓改造的誤讀埋下了伏筆。

這種誤讀首先表現(xiàn)在社會主義改造話語被民眾反諷性地接受了。來看看改造話語如何從挽救他人的政治話語變成了對他人污名化的手段。《紅塵》中德子媳婦是在改造話語的誘導下說出了自己受侮辱與受損害的歷史。她本應該是改造的成功典范，在“訴苦大會”上傾訴自己的歷史應是“改造話語”的應有之義，但是結果卻是，德子媳婦非但沒有被當作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的典范，反而招來了四處蔓延的惡毒的流言蜚語——被污名化。人們無法區(qū)別歷史和權力構造出來的娼妓制度和德子媳婦之間的關系。前者攫住了德子媳婦，德子媳婦天生與其他婦女一樣并不“骯臟”，面對階級壓迫和制度形勢，她無從選擇，被投入了“火坑”。正如?？滤f：“在語言被小心凈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談性的情況下，性落入了話語的掌控之中，話語不斷地捕捉它，不讓它有絲毫躲藏和喘息的機會?！雹嗟伦酉眿D的尷尬，反襯了“改造話語”的反諷性。傳達和代表改造話語的街道主任沒有對自己的階級姐妹表現(xiàn)出任何同情和理解，而是當之為政治運動的工具和手段，利用完了，利用和篡改政治話語的面目立刻顯現(xiàn)。當?shù)伦酉眿D眼淚汪汪請求街道主任安排自己在毛主席靈位前痛痛快快哭一場時，街道主任臉色一沉回復：“咱們街道上革命群眾都死絕了？讓一個臭窯姐兒來給毛主席守靈？”⑨當年在訴苦大會上，街道主任發(fā)現(xiàn)德子媳婦是“一棵‘四清’運動的好苗子”，訓斥德子不懂階級感情：“他大嫂說的這些個苦處，你就不動心？虧得你還是她的爺們！”⑩此時的面目與當年形成巨大反差。

更具有反諷性的是這位政治闡釋者本身就是有嚴重政治問題的人。她有一個逃到臺灣地區(qū)的丈夫，后來和自己的小叔姘居?！拔母铩苯Y束了，街道主任并沒有被這段在當時足以遭到滅頂之災的政治污點牽連。面對自己的姘居問題，街道主任理直氣壯地叫囂：“誰瞅見咱倆睡一個炕啦！”11反而是被改造后政治清白、潔身自好的德子媳婦成為了“文革”時胡同里最先被打倒的。面對同一類型歷史，被污名化的德子媳婦在道德的審判下成為了墮落與污穢的象征。而同樣有非法性關系的街道主任甚至能理直氣壯地面對自己的歷史，不懼道德審判。面對德子媳婦，她完全不站在女性立場上，先擺出革命者的同情面目，套出德子媳婦的歷史之后，馬上轉變嘴臉，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以歷史為武器對德子媳婦進行致命一擊。

而作為胡同里改造話語的接受者和傳播者，群眾對改造話語的理解和闡釋也違背了政策的初衷。在《紅塵》中訴苦大會上，街道主任面對群眾幾經(jīng)啟發(fā)打開不了局面。德子媳婦的隱私一披露頓時讓大會達到了高潮。面對德子媳婦這樣的窯姐兒，像馬三勝這樣的群眾，喚起不是對舊社會人吃人的仇恨和對受害者的同情，而是自己壓抑了30多年的性沖動。面對著自己垂涎已久的德子媳婦的身材、肌膚、做派，他感到的是“興奮與滿足”，并且想進一步領略德子媳婦曾經(jīng)的“本色”。在這樣的情景下，曾經(jīng)成功的改造話語被證明非但沒有挽救被損害的群眾、沒有喚醒蒙昧的群眾，在改造話語下人性的丑陋與復雜性反而展露無遺。德子媳婦被娼妓制度攫住的屈辱沒有得到同一階級出身的群眾絲毫的同情，群眾人性上受壓抑的、分裂的一面卻在德子媳婦身上得到了扭曲的補償。反諷效果讓人啼笑皆非！

其次，因為公眾面對這一人群所表現(xiàn)出的偏見與惡意，讓娼妓在改造中表現(xiàn)出掙扎與抗拒的姿態(tài)。這種姿態(tài)主要表現(xiàn)在對改造話語的拒斥。從改造氣息撲面而來的那一刻，“紅旗和標語在幾天之內(nèi)覆蓋了所有街道以及墻上的美人廣告，從妓女們衣裙上散發(fā)的脂粉香味在卡車的油煙中很快地稀釋”12，代表改造話語執(zhí)行者的醫(yī)生與士兵，沒有表現(xiàn)出對這一卡車妓女絲毫的同情與憐憫。蘇童繼續(xù)寫道：“工人們揮舞紙旗唱著從北方流傳過來的新歌，有人指著翠云坊過來的卡車溜笑，還有一個人從隊伍里蹦起來，朝卡車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從引文可以看出，一個無產(chǎn)階級站起來的新時代，作為舊社會受苦受難的“姐妹”娼妓，并沒有迎來新的生活，得到平等對待。被“污名化”的這類人，也就是“妓女”，按理，“妓女”作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主體的構成部分應該翻身大解放，卻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洪流中成為“革命對象”。這顯然與“社會主義改造”相悖，也是缺乏對娼妓與滋生娼妓的階級背景、制度安排辨正認識的結果。她們像寄生在這座城市機體上的“蛆蟲與垃圾”，被裝載在“卡車”上接受強制性的身體檢查和勞動。代表改造者的醫(yī)生，像“劁豬”一樣檢查她們身體，“淡漠細長”的眼睛流露出冷漠?！笆勘毕袂鍜叱鞘欣粯?，將這群娼妓趕上卡車。意圖逃跑的秋儀和小萼又撞上了出場時極為尷尬地蹲在草叢里“方便”的士兵，粗言穢語，濃重的蒜臭味，整個改造執(zhí)行者的形象都極具反諷性。他們無法掩飾對改造對象的嫌惡，但他們自己并沒有展現(xiàn)出與被改造的對象完全對立的特性。因此，互為鏡像的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構圖預示著這場改造必定存在戲劇性的效果。

改造者本身對被改造者的偏見與拒斥，而被改造者更是表現(xiàn)出他們對這場改造的茫然與拒斥?！都t粉》中主人公秋儀和小萼代表了用決絕的姿態(tài)和身體欲望顛覆和反抗具有權威性的“政治話語”的改造。秋儀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現(xiàn)出對改造的反抗和排斥，最先疑惑改造的徹底性。即將要接受改造的小萼還在惦記曬在喜紅樓竹竿上隨風飄動的水綠色內(nèi)褲沒有收的時候，秋儀就說誰知道還回不回來呢。更有甚者，秋儀在 “身體檢查”過程中以“放屁”這種惡搞的方式反抗女醫(yī)生冰冷的身體檢查。秋儀從裝著接受改造的妓女的卡車上跳下來，“很快從地上爬起來，她把高跟鞋踢掉了，光著雙腳，一手撩起旗袍角飛跑，秋儀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門洞消失不見了”，秋儀光著腳，撩起旗袍飛跑的姿態(tài)，正是對一種即將到來的改造話語的直接反抗。正是這個姿態(tài)，刷新和豐富了這類人物形象的書寫方式。小說中秋儀在當代娼妓書寫史上具有標志性，她是為數(shù)不多的能從“嵌入式”娼妓敘事中脫穎而出的娼妓形象。由于對自己的命運有清醒的認識，她拒絕改造，宣告改造失敗。作為國家歷史話語附屬的娼妓主體性以一種決絕的姿態(tài)脫穎而出，她不再是丁玲筆下《慶云里的小屋》中蜷縮在被子里自言自語的一個內(nèi)縮在自我體內(nèi)的形象，而是一個反抗的、獨立的娼妓文學形象。而小萼則最初接受改造但最終用身體嘲諷了改造，宣告改造的失敗。正如張之滄所說：“我們的身體承載著我們的境遇，承載著我們的人生。我們的身體完全能夠擔負起平生擁有的各種經(jīng)驗，而且在任何時刻能夠給予我們一些新東西，或一種新的和更為復雜的手段和步驟?！?3小萼是一個以身體承載人生和境遇的人，沉湎于身體的愉悅。正因為身體的主宰性，也讓她的身體成為反抗改造的手段。當改造在公共空間進行，小萼恢復了正常的社會名分，即改造形式上完成了，但一回到私人空間，與男人的床笫愉悅，小萼又重拾了自己的身份。這種公共領域和私人生活之間的撕裂宣告改造在精神和肉體上都沒有產(chǎn)生健全的作用。

改造話語在改造者和圍觀群眾反諷性的接受，以及污名化環(huán)境中娼妓反抗姿態(tài)的背后，是人們對娼妓認知與接受的雙重偏誤。在這兩部小說中，在制度層面社會主義娼妓改造是成功的，但從娼妓命運的扭轉和對大眾啟蒙上來說，這場運動難以徹底成功。沒有真正的人文主義關懷的政治運動，誤讀性的接受、人性的乖張等侵入其中，就是難免的了。而作為主角，娼妓的反抗則顯示了復雜人性的掙扎。

（二）“娼妓形象”的困境：糾結于改造話語

因為“娼妓制度”掩蓋了“娼妓”本身，造成了在改造話語下的三部娼妓題材小說中，娼妓形象因為糾結于政治話語，而無法聚焦于形象本身。不過，這種“形象”塑造的困境，在小說中卻展現(xiàn)為人物形象掙脫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態(tài)勢。然而，大部分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文藝批評家在研究中仍然糾結難解、進退失據(jù)。

從1952年的《小巷深處》、1986年的《紅塵》到1990年代的《紅粉》14，妓女形象開始有了突破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傾向，改造時代的注腳漸漸轉向反權威的“倒轉話語”。正如Shannon Bell 所說：“妓女的話語可成為對霸權話語和反霸權話語雙方的倒轉話語”，“它可對雙方話語作出反應、進行挑戰(zhàn)、又加以侵犯”，“倒轉話語是被隸屬于霸權話語的主體之話語”。“我”正是“被隸屬于霸權話語的主體”，她的話語是對“霸權話語”進行挑戰(zhàn)的。15從《小巷深處》《紅塵》到《紅粉》隱約可見對“改造話語”的反諷性倒轉；作家筆下的娼妓在歷史事件中對正統(tǒng)運動從注釋性的接受轉換為有意掙脫，甚至以反諷的形式出現(xiàn)。被遮蔽的“娼妓”作為人的形象在文學作品中開始逃離此前攫住自我的話語，試圖完成身份的重塑。

陸文夫的《小巷深處》發(fā)表在1956年《萌芽》雜志第10期上，在改造話語下，用娼妓的命運來印證偉大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陸文夫創(chuàng)作《小巷深處》時這種用心是非常明顯的。小說中主人公徐文霞由17歲雛妓成長成為工廠的技術后備力量，還有了新的愛情，被社會主義新人張俊感召和接納。盡管遇到曾經(jīng)的客人朱國魂的糾纏，但是徐文霞還是勇敢地面對了自己的過去。在最后“性急的擂門聲”中，我們聽到了社會主義新人對徐文霞過去的接受。這個光明的尾巴雖然略顯生硬，說教的痕跡明顯，但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具有感召力：舊社會的受害者徐文霞在一個新的時代中獲得了新生。

到了1980年代，改造話語中的娼妓書寫，從書寫方式、作品中個人命運與歷史事件的關系，相對于以往主題先行的作品，有了明顯的轉變。研究界對于這種轉變的認識存在著分歧。董麗敏認為1980年代對社會主義改造娼妓書寫的轉變是對社會主義經(jīng)驗的擱置，甚至遺棄，并直言：“將‘50年代妓女改造’的這一系列文學文本擱置在歷史脈絡中加以考量，可以發(fā)現(xiàn)，在書寫歷史經(jīng)驗方面這些文本傳達當代文學一種耐人尋味的傾向：那就是，越接近于當下的文本，其對于‘50年代妓女改造’態(tài)度就越是隔膜，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于歷史經(jīng)驗的回應/處理能力就差。文學書寫——主要是80年代以后的文本與50年代的歷史事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斷裂?！?6的確，相比于陸文夫的《小巷深處》，霍達的《紅塵》和蘇童的《紅粉》在娼妓命運與“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事件的關系上，書寫方式發(fā)生了較為明顯的改變。在筆者看來，這一“改變”不應是“斷裂”。因為陸文夫創(chuàng)作的《小巷深處》還在延續(xù)傳統(tǒng)娼妓題材小說“嵌入式”的寫作方式，即小說創(chuàng)作的意圖是借“娼妓”而言他。徐文霞這樣的娼妓只是社會主義改造的“注腳”，她的命運與她發(fā)生關系的人物設置，都是這場政治運動的注腳?！扒度胧健钡摹版郊恕鳖}材小說，硬傷明顯。首先，它們遮蔽了小說中人物命運的其他可能性，更不用說人物本身主體感受的多樣化。其次，故事情節(jié)生硬，欠缺說服力。當讀者為《小巷深處》徐文霞的糾結和矛盾而緊張、同情的時候，故事結局的倉促讓人措手不及。男主人公“張俊”從知道“徐文霞的歷史”到“接受徐文霞的歷史”用了不到一個傍晚的時間。接受之快讓讀者錯愕，曲折地暗示了作者的顧慮。

1980年代初的《紅塵》與《紅粉》不應該被認為是對歷史事件的“妖魔化”和“斷裂”17。它們只是突破了意識形態(tài)對小說創(chuàng)作的束縛，對歷史事件有了更多的闡釋。其中最為寶貴的是，這兩部小說重新凸顯了人性?！皻v史事件”不再是用人物去注釋和闡釋的主題，而成為了展現(xiàn)人性復雜與多面的場域。1980年代初的霍達的《紅塵》中作為改造成功的“德子媳婦”，融入了新社會，在北京四合院里德子夫婦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成為了胡同里人們羨慕嫉妒的對象?？墒?，德子媳婦的幸福和不能言說的歷史，成為了她悲劇命運的導火索。在街道主任以“訴苦”的名義誘導下，天真的德子媳婦說出自己的身世。這個秘密很快為整個胡同居民提供了宣泄的機會。對德子媳婦異樣的做派垂涎與嫉妒的感受最終演化為污名化下的暴力，德子媳婦的悲劇由此開始上演。在改造話語下，《紅塵》以德子媳婦這個形象為焦點，反思了在集體無意識下人性的丑陋與惡，這種丑陋與惡正好利用了改造話語。

從這一點上來說《紅塵》克服了《小巷深處》先天的不足，也看到了娼妓題材的文學作品從《紅塵》開始，已經(jīng)有擺脫“意識形態(tài)”話語控制的端倪。而《紅粉》中，在改造場域中，相較于以往的同類題材，無疑真實地還原了“娼妓”的獨特性。在擺脫“意識形態(tài)”話語控制上，它比《紅塵》更加明顯。因為，小說中蘇童力圖用鮮明生動的“娼妓”形象跳脫“改造話語”對形象的破壞。關鍵就在于這種形象一定要立得住，能突破以往“嵌入式”書寫娼妓的文學表現(xiàn)模式，真正想要塑造飽滿真實的“娼妓”想象。相對于其他人群書寫，秋儀和小萼突破了我們以往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刻板化塑造的“逼良為娼”的娼妓形象。兩個久經(jīng)風塵、最具職業(yè)化的娼妓形象，填補了當代娼妓文學的空白。一個是“十六歲進窯子就沒怕過什么，挖×算什么？挖心也不怕”18的秋儀，一個是“天生是個賤貨”19的小萼，在她們身上，展現(xiàn)的是女性在無可擺脫的命運面前，必然的墮落與絕境中的自我拯救。這里的拯救不是外在的社會改造能夠給予的。秋儀用母性重新樹立了自己生存的信念，小萼無法超越身體的欲望，展現(xiàn)作為女性的娼妓無法克服的內(nèi)在性，導致命運走向另一端。

從《紅塵》到《紅粉》我們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來娼妓形象對改造話語的反諷。接受改造的，改造成功的德子媳婦死了。其悲劇之因就是因為她相信改造，相信新社會，說出了自己不堪的歷史。而秋儀和小萼作為改造失敗的對象，卻獲得了新生，秋儀收養(yǎng)了小萼的孩子，用母性拯救了自己。小萼丟下孩子，隨著男人私奔而去。不是因為她“天生就是一個婊子”，而是她克服不了女性的內(nèi)在性，身體本能的召喚讓她離不開男人。

作為1949年后三部最早的“娼妓題材”小說，作家們不約而同選擇在政治語境中講述娼妓的故事，但是面對同一歷史事件，書寫方式和接受態(tài)度不盡相同。在“迎合-糾結-反諷”的敘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無法再被遮蔽的形象——“娼妓形象”。1949年以來這一形象與新制度之間建立起來的注釋性關系，讓這一形象在文學書寫中不能回歸一般“人”。在文學書寫上作家們一度呈現(xiàn)猶疑狀態(tài)，使得娼妓作為“人”陷入與政治事件反諷性的關系。雖然這種書寫方式的潛力仍然巨大，但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來看，1990年代以后娼妓題材小說已經(jīng)不可能羈絆在這種敘事模式之中。

綜上所述，如果不辨正“娼妓”與“娼妓制度”之間的區(qū)別，不明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的是對“娼妓制度”的取締，“娼妓”形象從來就沒有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娼妓”作為一個歷史概念就無法從現(xiàn)實和學理層面抹去。同理，人們對娼妓題材小說的研究和創(chuàng)作仍舊會處在無“正當性”的困境。繼之而來，我們無法延續(xù)歷史悠久的青樓文學的傳統(tǒng)，無法正確閱讀1990年代以來不斷涌現(xiàn)的以娼妓為題材的作品，無力透視具有現(xiàn)代城市品格的娼妓形象。更重要的是，娼妓形象背后的人性及其命運的多元與變異也無法被合法書寫。

三、“娼妓”與“娼妓制度”的辨正

自古以來娼妓人群的演變到其附帶的文化因子不斷在時間的縱軸中復現(xiàn)、延續(xù)。即使在當下時空，作為城市現(xiàn)代性演變的一個重要表征，娼妓作為邊緣群體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應該說，在當代文學作品中沒有什么形象能比“娼妓”更能暴露當代城市文化的異形，戳中現(xiàn)代城市最敏感的神經(jīng)。

這里要辨正“娼妓”這個概念的正當性問題。雖然在1956年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在意識形態(tài)話語中娼妓這個職業(yè)已經(jīng)消亡，導致在1980年以后“娼妓”這個概念在政治話語中被有意規(guī)避。但是這種有意規(guī)避的背后，存在“娼妓”“娼妓制度”兩個概念的混淆問題。應該明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消滅的是“娼妓制度”而不是“娼妓”。在意識形體話語中，“娼妓”作為一種提法，是指歸屬于舊社會舊制度中腐朽落后、墮落、丑惡的一種社會現(xiàn)象，而不是特指一種人。1956年被政治話語抹去的“娼妓”提法背后存在認識誤區(qū)，那就是將“娼妓”和“娼妓制度”混淆。從學理上說，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的是在中國有3000多年歷史的“娼妓制度”，而不是“娼妓”。

首先， 需要從歷史的演變和詞源來考察“娼妓”，就像王書奴所說：“現(xiàn)在我們既極端主張廢娼，但尚不明白娼妓的現(xiàn)在及過去，則將來廢娼問題怎么能圓滿解決？”20

歷史文獻中對 “娼”“妓”的眾多記載中，最初，“娼”“妓”都特指具有一定“技術或者技能”的人而且男女不分。如《說文解字》中釋道：“妓，婦人小物也?！币簿褪且庵副跋碌唾v的女人。但是，“妓”字右邊的“支”含有“技能”之意?！版健弊峙c“妓”字在《說文解字》中有同樣的意義。“倡”（“娼”）與“唱”屬于雷同的字，原意指放聲歌唱的人。因此，“妓”和“娼”本來都意指具有歌曲技藝的婦人。宋丁度《集韻》說：“倡，樂也，或從女?！泵魅恕墩滞ā氛f：“倡，倡優(yōu)女樂，別作娼?！?1“娼妓”的情色意義，是這類人群不斷演變而附加最后固定而成的。如齋藤茂說：南朝顧野王編撰的辭書《玉篇》的解釋，“娼，婸也”，“婸”是“淫戲”的意思，因此“娼”的意思從“淫戲”的原義上又發(fā)生了進一步變化。甚至即使沒有技藝，只是陪客人同床尋歡的女子，也稱為“妓”“娼”?！版郊恕钡男院x來自戰(zhàn)國時期楚國宋玉撰寫的《高唐賦》（《文選》卷十九）中寫道，楚王游高唐，因疲倦入夢，夢見巫山神女，神女與楚王結為姻緣，臨別神女說：“旦為朝云，暮為行雨?！边@些“性行為”附著在“娼妓”概念上，沒有完全與當下“身體”買賣的娼妓概念含義相同。武舟對“娼妓”一詞演變的論斷：“隋唐至清妓女幾千余年間都是以官妓、家妓和私妓并存的格局延續(xù)發(fā)展，直到近代引入西方公娼制度之后才拋棄傳統(tǒng)，徹底走向墮落?！?2筆者認為此論比較可靠。

而1956年以來 “娼妓制度”從新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層面消滅了?！版郊酥贫取辈粌H指的是國家層面認可官方監(jiān)督，且有專門的部門和輔助部門對這一行業(yè)進行管理。此前，私人以一種生意經(jīng)營娼妓，有自己的行業(yè)規(guī)則，獨特的經(jīng)營方式和公開的經(jīng)營空間，也有納稅受保護的義務和權利。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從官方到民間將這一整套娼妓制度連根拔起，從法律上不允許這種經(jīng)營方式存在。1956年以后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新政權對娼妓制度的鏟除是非常徹底性和有效的，應該說，完成了前人一直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娼妓制度在中國與娼妓漫長的歷史共存。王書奴概括娼妓三個時期：巫娼時代23（奴隸娼妓或官娼并進）、家妓和奴隸并進時代、官妓鼎盛與私人經(jīng)營娼妓時代。每一個時代都有相應的對妓女進行管理的方式。春秋時期，齊管仲開始設“女閭”，而國家經(jīng)營娼妓自漢代始。家妓產(chǎn)生于魏晉南北朝，到了唐代官妓鼎盛，中國妓女開始呈現(xiàn)系統(tǒng)化和組織化的特點，并有教坊制度。為了管理官妓，還設立“宜春院”官署。到了清代從裁撤“京師教坊樂”開始到推行“除賤為良”。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申禁令。自此唐宋教坊制度（官妓）徹底廢除，娼妓業(yè)進入私妓為主的時代。清代到近代娼妓管理一般采用“官督商辦”的近代公娼制度。到了民國“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24。南京政府為了彰顯中央政府形象和執(zhí)政能力，開始禁娼，采取一系列措施：廢除與救濟相結合，對私娼醫(yī)治繼續(xù)教育，開辦收容所等。但并未解決娼妓問題，最后又回到公娼制度上來。

通過梳理中國娼妓制度的變遷史，不難發(fā)現(xiàn)，管理娼妓在中國有著漫長的歷史。到社會主義改造前，娼妓制度甚至有官方綜合管理體制和娼妓自身的行業(yè)規(guī)則。這樣一來，官商達成默契，實際就是承認了娼妓的合法性。但是，娼妓制度的命運在新中國成立后的1956年發(fā)生了轉換。不過，“娼妓”卻并沒有隨著娼妓制度被廢除而自動退出社會生活。正如郭艷英所說“隨著解放戰(zhàn)爭號角的吹響，部分妓院宣布停業(yè)或關閉，妓女也紛紛脫離妓院轉業(yè)，妓院呈現(xiàn)萎縮狀態(tài)。但由于歷史的慣性，公開的娼妓和遍布社會各個角落的暗娼并未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徹底消失，還有許多妓院依然公開營業(yè)。娼妓問題依然是新生的政權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25

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或受制于作家、批評家的認知能力，娼妓與娼妓制度這兩個概念有意無意地被混淆，造成了1980年代以來的娼妓題材小說研究與創(chuàng)作的困境。希望通過厘清這兩個概念，能讓1980年代以來的城市文學作品中這一重要的文學形象，以最為真實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在讀者和研究者面前。研究當代城市文學作品繞不開這類人物，自古以來她們以邊緣人的姿態(tài)寄生于城市，成為城市隱晦的必然存在。城市的經(jīng)濟繁榮為她們的生存提供了經(jīng)濟基礎，城市空間的多層與折疊性為她們提供了私人可隱秘的空間。從娼妓的“穩(wěn)固”而又“頑強”的“邊緣屬性”中，我們可以看到從文學作品中書寫“娼妓”這一形象的不可避免性，由此，娼妓形象也勢必成為城市文學研究繞不過去的人群形象。確立娼妓書寫和研究的正當性，可以使文學成為普遍的“人學”，以更加真實的方式切近人的命運，其意義自不待言。

[本文為“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課題”（項目編號：Z20JC064）、“杭州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省優(yōu)勢特色學科培育項目”（項目編號：18JYXK043）、“浙江省教育廳2018年度高校訪問學者教師專業(yè)發(fā)展項目”（項目編號：FX201805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馬積高：《初版序》，武舟《中國妓女文化史》，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61頁。

②賀蕭曾經(jīng)對妓女嵌入式進入文學和歷史的記憶做如下

評述：“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代入歷史記載：她們嵌入了塑造他們的故事的人和歷史，嵌入了他們的權利爭斗之中。但此處說的‘嵌入’并不意味著靜止不動。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具體的、可檢驗的文本印記、事實上成了變動的過去的構成部分，那是被寫進歷史的人和事件與書寫歷史的人之間一系列游移不定的關系；我作為歷史學者加入到這層層關系中來，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漣漪。文人學士們自然不會將其贊賞性的或勸誡性的文章看成為‘歷史’；他們寧愿稱之為回憶錄、文學、對當局的勸誡甚或是歷史傳奇故事。這個事實本身只會使我們警覺地認識到，各種文類之間的疆界是游移不定的，而這種不確定性對于形成如今在20世紀末被我們籠而統(tǒng)之地稱為歷史記載的那些書面文字，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盵美]賀蕭：《危險的愉悅》，韓敏中、盛寧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頁。

③正如陳毅同志所說：“將來在中國的詞語中，‘妓女’這個詞必將成為一個歷史名稱！”參見曹漫之《上海娼妓改造史話》，《上海娼妓改造史話》，楊潔曾、賀宛男編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第3-4頁。

④⑤陳思和：《文學中的妓女形象》，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5頁。

⑥⑦曹漫之：《上海娼妓改造史話》，《上海娼妓改造史話》，楊潔曾、賀宛男編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第2、3頁。

⑧[法]?？拢骸缎越?jīng)驗史》，佘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頁。

⑨⑩11霍達：《紅塵》，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197、213頁。

121819蘇童：《紅粉》，《蘇童作品精選集》，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14、120頁。

13M.Sheets-Johnstone. Giving the Body its Du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206.轉載自張之滄《論身體認知的邏輯》，《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年第1期。

14《紅塵》發(fā)表于1986年3月《花城》雜志。

15[日]江上幸子：《近代中國的“主體妓女”表象及其夭折——探求于民國時期多種媒體中》，《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期。

16董麗敏：《身體、歷史與想象的政治——作為文學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文學評論》2010年第1期。

17“《紅塵》 用 80 年代的以‘個人’為核心的‘啟蒙’敘事觀念來處理 ‘50 年代妓女改造’，無疑是在宣告，這一代的書寫者更關注的是其作為歷史后來者的感受，更強調(diào)的是建構 80 年代 ‘后社會主義’的合法性；而有意無意地將社會主義歷史實踐凝固化、單一化同時也是妖魔化了。就《紅粉》而言，文學書寫為何會與歷史事件之間形成巨大斷裂，其間的緣由似乎更復雜一些?！倍惷簦骸渡眢w、歷史與想象的政治——作為文學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文學評論》2010年第1期。

202123妓史》，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4-6頁。

22《中國妓女文化史》，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第7頁。

24《娼妓問題之檢討》，《東方雜志》（第32卷17號），轉引自張超《民國娼妓盛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頁。

25英：《新中國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頁。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