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王堯的散文創(chuàng)作包括書寫戰(zhàn)時“陪都”重慶和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的歷史系列；以“紙上的知識分子”為代表，帶有議論色彩的雜文系列；以及摹寫個人與時代、風物與生活的抒情系列。于抒情中進行審視使得王堯散文兼具感性與理性，并由此衍生出獨特的“關聯(lián)能力”和“兼容性”。對歷史枝葉的還原書寫則讓他的散文充滿了“現(xiàn)場感”，將文學匠心與歷史敘事融合，揭示“事功的歷史”背后那“有情的歷史”。

關鍵詞：王堯 散文 抒情審視 兼容性

王堯以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向度，關注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聯(lián)，他試圖在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之間尋求打通的可能。如果說早期的“文革”研究體現(xiàn)了王堯作為知識分子的憂思與自省，后期關于“過渡狀態(tài)”“思想修辭”“關聯(lián)研究”“底層敘事”的一系列文章則顯示出他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敏銳的感知能力。從“小說家講壇”設立伊始，王堯在“文學現(xiàn)場”的存在感愈來愈強，他關于汪曾祺、莫言、閻連科的評論亦成為文學批評的經典之作。

“知人論世”，王堯散文的研究大部分注意其學術研究與散文創(chuàng)作之間的聯(lián)系，爬梳散文書寫對理論思考的踐行，探討學術文章與文學書寫的相通，這既增強了學界對學者王堯的理解，也為讀者提供了王堯散文的初步印象。這種研究方式對評論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既要有深厚的學養(yǎng)，更需有足夠的自信，因為“評論不在阿諛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與時代與作品加以綜合，給它一個說明，一種解釋”①。隱去王堯的學者身份與學術成就，單就其散文文本進行評論或許能獲得更加直接的官能感覺與更為純粹的審美評判，畢竟文學之所以為文學，首先在于審美價值。

一

王堯的散文從寫作題材方面大致可分為三類：近兩年書寫戰(zhàn)時“陪都”重慶和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系列的歷史散文；以“紙上的知識分子”為代表，帶有議論色彩的雜文系列；以及摹寫個人與時代、風物與生活的抒情系列，這其中還包含小品文，如早年“日常生活的修辭”系列。無論是隨筆、雜文抑或歷史敘事，王堯散文中始終洋溢著溫暖的情致與詩意，蘊含著濃厚的個人氣息。

《文心雕龍》的《物色》篇中提到“情以物遷，辭以情發(fā)”，文章原是有所感而發(fā)于語言、成于文字，但“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藝之成敗，系乎才也”②。心中所感是否有足夠的筆力表達，是散文成敗的重要一端，這就不免涉及到方法、特色、文體，以及文章是否富有神韻。身處不乏“清風明月”“白日春林”的蘇州，王堯的散文也浸染了江南的婉麗，同時又帶有幾分素樸。

例如描寫鄉(xiāng)下常見的草鞋，談到草鞋、蒲鞋和茅窩的區(qū)別，他細細介紹幾種鞋子穿著的季節(jié)，制造的手藝，不同的功用，絕不枯燥的文字使從未見過、穿過草鞋的人也能饒有興趣地讀下去。他關注細節(jié)，注意到“鄉(xiāng)下做茅窩不叫做而叫‘打’。打茅窩是有一些考究的，一半草一半布條或棉紗，有的人家則以布條棉紗為主，由布條和草的力量對比，可以看出主人的家境如何”③。而“我讀中學時，鎮(zhèn)上的浴室還用這種蒲鞋，穿在腳上濕漉漉的，稍一用力，便滋滋地榨出黃水來，我不喜歡，總是光著腳在浴室來回走”則營造出一種隨意又家常的親切氛圍。④從茅窩可捕魚王堯進而談到虎頭鯊在蘇南作為塘鯉魚的珍稀，“一次酒席上有這道菜，席上的人精神大作，紛紛舉筷，我細看魚的形狀，原是虎頭鯊，便覺多此一舉”⑤。這讓人想起汪曾祺《故鄉(xiāng)的食物》中寫的“塘鯉魚就是虎頭鯊，嗐！”⑥，相似的表述無意間構成了一種跨越時空的有趣互文。

比如寫景，過去的四季是“冬天屋檐垂直的凍丁丁像支長長的溫度計，測量著村莊的體溫。秋季的顏色在稻谷收割后只剩下天空秋水樹葉土地。春蠶在把一片片桑葉剪去。夏天的閃電比村莊所有的電燈都明亮。我的呼吸冬寒夏熱春暖秋涼”，而現(xiàn)在“村莊分明的季節(jié)也在消失之中。村莊昔日的鄰居，有些人家已經裝上了空調，至少都有了電風扇，莊前大橋上再也沒有乘涼的人群。我曾裸泳的河流，早已被污染，沉在河中的稻草泛出綠汁和水沫，水草腐爛了又一簇一簇長出，再也很少有人在河里游泳了”⑦。前半部的四季是記憶里的感覺，帶有想象的色彩，后半部的四季是村莊現(xiàn)今的景象，具有寫實的色彩，在虛實有無之間，四季在記憶的印象里虛化為青春的背景，現(xiàn)實則扎扎實實地昭示著歲月的流逝。與汪曾祺的名篇《夏天》《冬天》相似，王堯筆下也有一種流水般閑適的優(yōu)容，不過汪文中自有一股爽利干脆，王堯的散文則多了一分溫吞吞的慵懶。

摹寫人物的性格則類似寫意，幾筆線條就需勾勒出神韻。多年前曾在《讀書》雜志上讀到一篇王堯寫張充和的散文《為何又是“最后一個”》。梁實秋寫張充和文字簡練到只有才女、善昆曲、出身大家等符號化的信息，絲毫不能增加張充和作為一個真人、活人的印象。王堯與張充和的接觸極有限，他筆下的充和卻是活靈活現(xiàn)的，例如寫到蓋章時充和幽默地調侃“我蓋的章都有些歪，蓋得正的就不是我的”。談到胡適等故人，“說到一些細節(jié)時，張先生會情不自禁地笑出來”。王堯筆下張充和性格中有堅持的一面，縱然是好友靳以的百年壽辰，但因為是魯迅博物館主辦，她便婉拒題字，“我和魯迅先生沒有關系，就不寫吧”⑧。文章中寫到的這種性情的堅持，這種舊式文人對朋友圈的分割，既還原了人物也走近了歷史。詩書畫所代表的是技藝還是精神？王堯眼里的張充和不止于才女，更是文人，她的文化底蘊不止于學問，更是一種生活方式。

在日常生活的趣味或文人墨客的往來中抒情似乎是便利的，代表著某種情致與舊式的況味，但這種抒情總歸是細微而瑣碎的，似乎與人間的大道或嚴肅的思考不協(xié)調，然而在更為廣闊的意義中，抒情或許可以另具深意，不僅僅在于具象，亦可在于抽象。沈從文在《抽象的抒情》里談道：“事實上如把知識分子見于文字，形于語言的一部分表現(xiàn)，當成一種抒情看待，問題就簡單多了。因為其實本質不過是一種抒情。特別是對于生產斗爭知識并不多的知識分子，說什么寫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雹岽颂帯啊椤戎溉说膬刃那楦?，也指（實際或觀念的）外在情境?！铩瘎t意指世界的種種存在，包含世路人情、山川草木、乃至天地運行之道。當物質性的‘物’與情感性質的‘情’產生互動，文學的創(chuàng)作力于焉爆發(fā)”⑩。在此意義上，王堯其他類別如議論性的散文同樣別具抒情的意蘊。雖然不是“釋憤抒情”（魯迅語），但亦是一種“情緒的釋放”或“自我調整”（沈從文語）。

在《回憶的差異》一文中王堯談到火燒趙家樓的楊晦在不同時期對于五四記憶的改寫，在差異性回憶的縫隙中他發(fā)現(xiàn)“描述思想觀點變化的痕跡，也許更能夠讓我們思考‘文革’與‘五四’的關系，并進而突出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歷程這根鏈條上的某一個環(huán)節(jié)”11。這種敏銳的觀察除了因其對五四的關注，似乎也有某種自身的代入感，因此在文末作者慨嘆如果忽略了這種改寫的邏輯與動因，“我們甚至不能完全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左翼道路，以及九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與一些思潮產生的背景”12?！秳e了，瓦爾登湖》中作者在康科德鎮(zhèn)引起的不是思古之幽情，而是一種對現(xiàn)世和自我的憂心，“多少年以后關于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包括文學知識分子）的傳記，比起哪個時代來都可能更顯單調、貧乏與劃一”13。王堯由梭羅而想到魯迅，又想到自己的時代，世路人情、山川草木似乎無不能激起作者的情感互動，議論以抒情的方式獲得了更多共鳴，在這種情動中隱而不彰的是一種自我的審視，一種離開原有位置的回望，“我們的內心中應該還生長和掙扎著另外的生命跡象，而這種跡象可能更真實地殘存和保留了我們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秘密”14。

二

王堯散文里抒情的原點是故鄉(xiāng)與土地，他有著一種切實的對故土、對鄉(xiāng)親的感情，同時抱有一種務實客觀的態(tài)度。王堯筆下的故鄉(xiāng)從來不是桃花源或烏托邦，在《一個人的八十年代》中他回顧來路，追憶鄉(xiāng)親，雖然有著家人閑坐，燈火可親的安適，但態(tài)度依然是誠懇的，不加遮掩與粉飾。在《返回與逃離》中他坦陳：“在青少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圖逃離村莊，這是一個遺棄和遺忘村莊的歷史過程”，“當我在文本中試圖重返故鄉(xiāng)時，我覺得我無能為力。我從心底里有些拒絕故鄉(xiāng)，故鄉(xiāng)也未全盤接受我。這種隔膜感我難以名狀，有時甚至很糟糕。我發(fā)現(xiàn)，這多半應怪罪我，因為，三十年前我就有背井離鄉(xiāng)的感覺了”。15

鄉(xiāng)村少年渴望逃離故鄉(xiāng)，奔向都市是再正常不過的渴求，但他們居于城市多年后的回憶往往會被改寫，鄉(xiāng)村在回望中被蒙上了一層溫情的濾鏡，或者在歲月的侵蝕下漸漸喪失了原貌的真切。有論者認為王堯散文帶有一種“內在視角”，是“個人經驗”對“集體經驗”的復活，與路遙相比二者有著相似的“抒情與平易”，有一種“與土地不能分離的情感”。16但細讀之下可以看出王堯的散文于抒情中始終存在一種自我審視，這使得他的散文節(jié)奏更為舒緩，也許有股淡淡的憂傷，但沒有怨憤。如果說路遙和土地的不分離在于“不忘本”，他始終是“我們”而不是“他們”，那么王堯則既是“我們”也是“他們”，無論處于鄉(xiāng)村還是都市，他始終有一個分身在審視此時此刻、此情此地的自我。

沈從文曾提到自我審視的重要，這關乎“生活”之上“生命”的意義，但“離開自己生活來檢視自己生活這樣事情，活人中就很少那么作，因為這么作不是一個哲人，便是一個傻子了”17。而這種“癡”又是“文學美術以及人類思想組織上巨大成就”的必要因子。個人生命?！盁o所皈依，亦無所附麗”，這種“上天下地，粘滯不住”的感覺讓人轉而追尋“過去生命的可追尋處”18。王堯對于“過去生命”的追尋或許并不愉快輕松，但他“強迫自己去追憶和傾訴，從鄉(xiāng)村重新出發(fā)，再返回大學校園”，“只想用寫作的方式清算自己，因為這些年來，我們總習慣清算別人”。他“清算自己”的動因或許是因為“在公共經驗之中，鄉(xiāng)村青少年的經驗付之闕如”，或許是因為他“關于鄉(xiāng)村的記憶越來越模糊，關于大學的印象越來越糟糕，關于城市的摩擦越來越深刻”20。應當說這種追尋是持久的，也是成功的，包括《一個人的八十年代》《我坐在碼頭上，木船向東向西》《李先生的文言文》等一系列懷鄉(xiāng)散文為讀者還原出一個鄉(xiāng)村少年的個體體驗與心路歷程。與路遙相比，在王堯懷鄉(xiāng)散文的閱讀中更易想起沈從文，他們的書寫中都有一種對純真人性和完整人格的興趣，認為“對土地和小人物的忠誠，是一切更大更難致的美德，如慈悲心、豪氣和勇氣等的基礎”21。

王堯散文中寫過一個鄉(xiāng)下的女學生，是他代課時的班干部，因為家庭貧困交不起學費，但學校并沒有減免的指示，他只好硬起頭皮催收?！拔野阉械睫k公室，她哭了，什么也不說”，“隔了兩天，下午第一節(jié)課，鈴聲響起時，她提了一籃子雞蛋，放在講壇上”，“先生，我先交一籃子雞蛋”，不知所措的老師小心翼翼地收下，“下課后，我把這籃子雞蛋送到廚房，我們幾位老師買下了”22。女學生自尊受挫的難堪，男老師不知所措的窘迫均躍然紙上，這一切讓人不忍回憶，卻又忍不住不斷想起，因為其間有一股溫存和暖意，即使身處窘境依然高貴，純真的人性光輝閃耀其中。

在《眺望與想象》中王堯回憶了當年故鄉(xiāng)的小伙伴們，有他的“閏土”，有當年的同桌。離開故鄉(xiāng)的同學不少，甚至可能與他同在一個城市，不過他們從事的是拾破爛、油漆工之類屬于“農民工”的工作。在世俗的評判中這些故鄉(xiāng)的同學們或許屬于“底層”，但他們的自我認知卻是“我們都出來了”23。在這種差異性的敘事中，王堯展現(xiàn)了鄉(xiāng)村中仍然保有的完整人格，一種自然的人生狀態(tài)，同時與文學中的某些“底層敘事”構成一種不動聲色的對照?；蛟S正是這種“對土地和小人物的忠誠”使得王堯筆下的故鄉(xiāng)始終有一種自然親切的抒情基調，但這情致始終建立在現(xiàn)實的基石之上，沒有煽情與改寫。

在2019年呂梁文學季“他們心目中的鄉(xiāng)村”致辭中，王堯說：“鄉(xiāng)村是鋤頭落地的聲音，不是鄉(xiāng)愁吟唱的詩?！睂τ谠浭⑿械摹皯燕l(xiāng)病”王堯始終心情復雜，他懷疑“一個在當下無法安寧的人，復活他的鄉(xiāng)村經驗后是否就能悠然見南山”，而且“如果只是惦念鄉(xiāng)村的單純與溫情，這樣的懷鄉(xiāng)對來自于鄉(xiāng)村的知識分子來說駕輕就熟，沿著這條道路返鄉(xiāng)幾乎太容易了”24。他坦言“貧困和寒冷的記憶從未在我的生活中消失過”，他所感受到的暖意和善良并非由鄉(xiāng)村的貧困所滋生，“只是因為極端之下的美好德行是維持生存的唯一理由與力量才讓我們刻骨銘心。而今天的鄉(xiāng)村也已經并不單純”25。

于抒情中審視使得王堯的散文兼具一種感性與理性的平衡，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兼得所帶來的一種“關聯(lián)能力”和“兼容性”。前文所提到的“內在視角”雖然貼切但仍偏于一種單向度的解讀，而王堯散文中的關聯(lián)與溝通能力實際是雙向的。當我們關注懷鄉(xiāng)散文中王堯與鄉(xiāng)土的情感聯(lián)系時往往忽略了寫作者此刻的身份，他代表的是“我們這一代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識者”，一個早已遠離了勞動之美，差不多與鄉(xiāng)土隔絕了的人。王堯看到自己曾經站在知識者的立場上對鄉(xiāng)村的批判，也看到流行的“懷鄉(xiāng)病”里被遮蔽、被改寫的鄉(xiāng)村。他始終在不斷地自我審視甚至自我清算，唯其如此，王堯才能“兼容”知識者與“鄉(xiāng)下人”這看似不相容的二者，才能關聯(lián)鄉(xiāng)土與都市，農業(yè)文明與現(xiàn)代文明。這種“關聯(lián)能力”與“兼容性”使得他的敘事更加可靠、可信、可接受。

例如在談到知青時他講述了“插隊知青”與“還鄉(xiāng)知青”之間的等級差異，城市與農村的阻隔一目了然，農村青年對都市的向往在此情境下也變得更加具備合理性。類似的話題作家閻連科、賈平凹也曾談到，可見這是鄉(xiāng)村出身的知識者的共同感受，然而表述方式的不同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當作家質問“知青下鄉(xiāng)之前，包括其間,那些土地上的人們, 他們的生活、生存，他們數(shù)千年的命運，那又算不算是一種災難”，都市讀者感受的是一種反思之下的愧疚情緒，作家引發(fā)了深層的思考，同時也在“我們”與“你們”之間建筑起了一道厚障壁。26王堯在談到命運不公時少了一分尖銳，多了一分寬厚。他理解插隊知青的憤懣，“命運對他們不公，是因為他們被甩出了原先的生活軌道”，而農村的青年“在胎里就已經生活在別人后來才掙扎的軌道上，很少有人會比較最初秩序的毫無道理”。雖然人生而不平等，但“我們無法抱怨在鄉(xiāng)村長大，因為沒有人可以抱怨自己的父母，鄉(xiāng)村孩子是不會抱怨比自己掙扎得還厲害的父母的”27。節(jié)制的表達之下有著深切的悲哀，淡淡的憂傷里摻雜著濃厚的感恩，王堯以一種溫情的方式關聯(lián)了不同身份的聆聽者，為讀者還原了這一代知識人從逃離到返回鄉(xiāng)村故土的經歷，這是他一個人的1980年代，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歲月。

三

王堯曾經感嘆“我們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貧乏”，因為“在真實的生活中，我們幾乎都被格式化了，我們自己也用某種方式包裹、裝飾了自己”，但我們又必須記錄和書寫，因為“我們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講述故事的方式，也許決定了文學的生死存亡也影響著知識分子的未來”28。如果說關于自我與故鄉(xiāng)的書寫是一種“溫習過去”，那么王堯已經展現(xiàn)了他強大的還原能力。我們讀過太多帶有“后見之明”的回憶，但王堯散文中有一種“回到現(xiàn)場”的能力。在那些關于鄉(xiāng)土的閱讀中，讀者感知到的是一個鄉(xiāng)村少年的視角，以及他在求學掙扎中的苦與樂，愛與怨，嘆息與沉默。王堯用一種非常文學化的方式，以細膩的筆觸和豐盈的細節(jié)還原了個人歷史，但他的書寫又不止于個人，他念茲在茲的是“文學，是否有可能敞開我們內心的復雜性，留下時代和寫作者本人的這一面與那一面？”29由此，王堯孜孜矻矻地書寫了一系列歷史散文，希冀在更廣闊的時代與場景中感知與還原。

“滄海文心”聚焦于抗戰(zhàn)時期的陪都重慶，“日常的弦歌”關注大后方的西南聯(lián)大，在那樣一個充滿暴虐、災難和離散的“王綱解紐”的歲月，王堯試圖還原這一時代的歷史，在歷史中貼近與感知一代知識分子的掙扎與堅持。與書寫自我相比，書寫歷史及歷史中的人物無疑是更困難的。王堯書寫的梅貽琦、費孝通、鄭振鐸、老舍、郭沫若、路翎、朱自清一系列知識分子均是耳熟能詳?shù)拇蠹?，當讀者帶著已有的印象和對歷史的認知進入閱讀，王堯的書寫又能提供怎樣的新意？如果從書寫歷史的真實性出發(fā)，王堯的系列散文自然具有足夠的知識性。文章中的史料詳實可靠，除了一般性的文集和研究資料，他還廣泛查閱了大量的日記、書信和檔案。當然考慮到作者作為教授、學者的身份，知識寫作與傳播似乎正是他的本業(yè)，不少論者正是由此入手探究他對五四精神的繼承以及人文知識分子的責任。然而作為更加苛刻的讀者，我們或許可以追問，在知識、史料之外，王堯的散文有何獨到之處？他的散文提供了真實，但是還原到散文作為文學的審美價值上來，借用沈從文的觀點“文學藝術只有美和不美，不能說真和不真”30。王堯對歷史的書寫又帶有怎樣的個人氣息？他為時代與個人留下了怎樣的“這一面”或“那一面”？

在歷史散文的寫作中，王堯延續(xù)了他以往的寫作特色，以抒情的方式還原情境，引領讀者回到現(xiàn)場。這種“現(xiàn)場感”是讀者能夠進入王堯話語體系的關鍵，而澆筑起這種“現(xiàn)場感”的則是種種日常的細節(jié)，甚至是一些看似瑣碎而無關的細枝末節(jié)。在談到抗戰(zhàn)時期知識分子在重慶的苦悶與壓抑時，王堯注意到了空襲帶來的死亡陰影和通貨膨脹帶來的生存壓力。他在文章中提到生于1938年的日本學者對“重慶爆擊”這個名詞的印象，提到菜館飯店將榨菜蛋花湯改名為“炸彈湯”的黑色幽默，引用了老舍勸吳組緗保留教職以支持經濟的書信，談到了洪深一家三口服毒自殺留下的遺書“一切都無辦法，政治、事業(yè)、家庭、經濟，如此艱難，不如且歸去”31。正是這些私人化的日常細節(jié)讓我們回到戰(zhàn)時重慶的語境，了解知識分子作為普通百姓的困苦艱辛，家國大義、民族危亡的道德持守之下，他們同樣要面對日?，嵤?，安排家庭生活。在無法預見戰(zhàn)爭結局的時候，在隨時面臨死亡的時刻，堅持自己的理想與信念無疑是需要極堅強的神經與理想信念的，我們愈是貼近生活，愈是感受到他們道德的崇高。

王堯散文里有著各式繁蕪的枝枝葉葉，他會寫天氣、飲食、衣物、居所，有時候上課、吵架甚至午睡也會寫入文章，乍一看似乎與他所要談的精神、氣節(jié)、思想、時代無甚關聯(lián)，可一旦刪除這些枝葉文章就會立刻喪失生機，讀者穿越時空與歷史相遇的通道似乎也會隨之關閉。枝葉有這樣重要嗎？忽然想到魯迅在《“這也是生活”……》中寫過的一句話：“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2人們總是關注偉大的，重要的主體，在意作為結果的“花果”，卻往往忽視那些生活的，日常的細節(jié)，恰如魯迅所言，“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做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作詩，怎樣耍顛，拿破侖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卻不說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這些重要的“枝葉”卻往往被修剪掉了，因為“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33。

原來王堯是那個還原枝葉的人。散文中寫到的那些人物在歷史中的抉擇，他們的事功我們已然在歷史教科書中讀過了，那些是他們的精華，然而對于這精華是如何得到的，他們又在怎樣的情境下做出選擇，這種抉擇是容易的還是痛苦的，他們是決然的抑或猶豫的，這一切所有的枝葉我們其實并不清楚。

《支柱艱危的“孤臣孽子”》一文里談到許多鄭天挺的生活細節(jié)，他吃了什么，逛了哪里，與朋友交談了哪些，無一不納入王堯敘事的范疇。在文中我們看到一位熱愛生活的讀書人，他純粹而樸實，對家人、對朋友、對師長無不懷有真摯的情感。一個人在經歷了喪妻之痛，城破之殤之后，依然選擇拋下子女，孤身來到西南聯(lián)大，他將如何生活下去？1938年2月6日，“羅常培、羅庸、陳雪屏、魏建功幾位數(shù)度來敲門，羅庸約鄭天挺出門吃面條，羅常培也往返幾次約往校外便餐，鄭天挺都推遲了。晚飯時間過后，羅庸再來約談，鄭天挺才和羅常培、陳雪屏、魏建功一同出門”，原來這一天是鄭天挺夫人的周年忌日，這一夜他“反側不寐，淚沾衾茵”34。1942年12月，昆明大雪， “片片而下，似在北地，入滇以來所未見也”，午睡的鄭天挺“風吹窗開，直貫臥處，欲關窗，又懶于起”，終于受了風寒倒下，病勢從13日纏綿至31日。35鄭天挺與妻子的伉儷情深，乏人照料的孤冷凄清，不愿續(xù)弦的癡戀長情，這一切都在日常生活的枝葉中呼之欲出，他“支柱艱?！钡牟灰鬃兊糜l(fā)真切。

對于一些存有爭議的人物，如郭沫若，王堯并沒有在文章中作出任何評判，只是盡可能地增繁枝葉、還原情境。文章末了描述了1946年的郭沫若“和抗戰(zhàn)那年比起來，顯然老了許多：頭發(fā)還沒有白，可是稀了不少，大額角發(fā)著光，穿了一身半舊的中山裝，精神勃勃，但是談起話來，常常皺眉，似乎憂心如搗”，“在離開香港的那天晚上，郭沫若在馮裕芳家中看到養(yǎng)金魚的玻璃柜，有所感，賦詩云：‘平生作金魚，慣供人玩味，今夕變蛟龍，破空且飛去’”36。一個飽經風霜、身心俱疲的中年男性形象躍然紙上。作者隱約的同情仿佛昭示著不論后期的郭沫若如何具有爭議，他在抗戰(zhàn)時期的持守與理想似乎都不該被抹殺。

朱自清的再發(fā)現(xiàn)是王堯散文中相當成功的一例。讀者熟悉朱自清的散文，也熟悉他愛國學者的形象。重新為這樣一個“經典人物”塑像是危險的，也是艱難的。王堯筆下的朱自清氣韻生動，他易感、謹慎、正義、猶疑，種種復雜的性格面相都被重新發(fā)掘，為讀者還原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真人。世人眼中視朱自清為大師的典范，王堯卻憐他是“大時代中的一名小卒”。我們贊揚他是愛國學者，王堯卻更敬佩他那“最完整的人格”37。文章中特別寫到了朱自清與聞一多之間存在張力的關系，他們相互尊重但性格迥異，彼此相惜又時有齟齬，在大的關節(jié)上總是能夠互相理解、接受和支持。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為真實，也更加令人心生敬意，絲毫無損于人物的高貴。魯迅曾譏諷報紙上“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認為這是一種虛偽的、毫無功效的說教，因為“其實，戰(zhàn)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lián)，這才是實際上的戰(zhàn)士”38。王堯筆下的朱自清正是這樣的戰(zhàn)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形象之所以如此飽滿，在于史料的豐富，視角的多元，性格的還原，想象的貼近，結構的變幻，這一切綜合起來恰恰達到一種能量的平衡，造出了一個光明潔凈的境。從鄭天挺到朱自清，王堯對史料的運用愈發(fā)嫻熟，來源也更為多樣，日記引用的比例明顯下降。在對朱自清的評價中王堯引入了吳組緗、沈從文、王瑤、余冠英、馮雪峰、吳晗等人的觀點，這多重聲部彼此應和構成了眾聲喧嘩的時代背景。如果說史料的鋪陳使文章達到了“不隔”的效果，那么人物的“貼合”才是打動人心的密碼，而這又是通過一種極其文學化的敘事達到的。

王堯曾經慨嘆：“我不清楚，寫作者的文字為何沒有了自己的氣息，文字應當是自己的血液中過濾出來的39?！闭\哉斯言！王堯的文字并非字字珠玉，但卻字字誠實，他個人的氣息貫穿始終，那種過濾與貼合的努力也肉眼可見。在歷史散文的寫作中，王堯沉浸于時代的情境之中，以文學的想象力竭力地貼近人物，去體貼人物的心腸。朱自清一文的開頭說“花開的時候真久”，“我們四月里去，它就開了，八月里走，它還沒謝呢”40。這種小說般的敘事虛實結合，顯示出王堯將文學筆法嵌入歷史敘事的匠心。在沉浸甚至代入中，王堯以文學想象勾勒出朱自清的敏感與孤傲，他拘謹下的天真，圓融中的忍讓，甚至包括沒有足夠的時間在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就的焦慮王堯都一一體會。

必須強調的是，王堯的敘事及物有度，他雖然貼近、代入?yún)s從未越俎代庖。即便在無限貼近人物的時刻，王堯依然保持了一種理性與克制，他筆下的人物從未喪失主體性。對于郭沫若的理解之同情并不會讓他將其塑造成一個悲情英雄，對于朱自清“完整人格”的喜愛也不會讓他遮蔽沈從文對朱自清的學術評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堯的文學敘事依然是忠于歷史的。與歷史教科書不同，王堯書寫的是“事功的歷史”背后那“有情的歷史”，這樣的書寫不會拘于一時一隅，也不會被宏大敘事湮滅，他的散文是保留枝葉讓人得已重返歷史的書寫。

注釋：

①沈從文：《〈現(xiàn)代中國作家評論選〉題記》，《沈從文文集》（第11卷），中南出版?zhèn)髅郊瘓F?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

②錢鐘書：《性情與才學》，《談藝錄》，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08頁。

③④⑤王堯：《草鞋?蒲鞋?茅窩》，《紙上的知識分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323、324頁。

⑥汪曾祺：《故鄉(xiāng)的食物》，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頁。

⑦23王堯：《眺望與想象》，《紙上的知識分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21頁。

⑧王堯：《為何又是“最后一個”》，《讀書》2010年第9期。

⑨沈從文：《抽象的抒情》，《沈從文全集》（第16冊），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527頁。

⑩王德威：《抒情傳統(tǒng)之發(fā)明》，《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麥田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頁。

1112王堯：《回憶的差異》，《紙上的知識分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0頁。

1314282939王堯：《別了，瓦爾登湖》，《讀書》2011年第1期。

15192022242527王堯：《返回與逃離》，《紙上的知識分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5、164、172、182、182、170頁。

16張莉：《經驗書寫的“集體性”與“個人性”——讀王堯〈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2期。

17沈從文：《生命》，《沈從文文集》（第11卷），中南出版?zhèn)髅郊瘓F?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頁。

18沈從文：《潛源》，《沈從文文集》（第11卷），中南出版?zhèn)髅郊瘓F?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頁。

21夏志清：《論沈從文小說》，《文本與闡釋》，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58頁。

26閻連科:《我的那年代》，《七十年代》，北島、李陀主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397-398頁。

30沈從文：《水云》，《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07頁。

31王堯：《抗戰(zhàn)時期的文人：有客同心當骨肉，無錢買酒賣文章》，《收獲》2018年第5期。

323338魯迅：《“這也是生活”……》，《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01、601、603頁。

3435王堯：《支柱艱危的“孤臣孽子”》，《鐘山》2019年第1期。

36王堯：《幽谷中的郭沫若》，《收獲》2018年第6期。

3740王堯：《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鐘山》2019年第6期。

[作者單位：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