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十月》2020年第2期推出的“新女性寫作專輯”，由學者張莉組織推動，集結了13位當代女性作家的力作?！靶隆卑ㄈ刂赶颍簹v史、理論與寫作彼此聯動的場域意識，立體多元的關系性寫作實驗以及冷靜且充滿韌性的主體養(yǎng)成。在此基礎上，這一專輯得以樸素而深刻地再現女性的實際境遇乃至困境，而且更是擁有了揭破自身幻覺的“誠與真”，在近乎殘酷的反思清理中實現自身成長。這意味著當代中國的女性寫作正在逐步成為改善社會性別意識與建構共同文化的有效行動。

關鍵詞：《十月》 “新女性寫作專輯” 關系性寫作 誠與真 社會性別意識

1928年，弗吉尼亞?吳爾夫向劍橋大學的女生們呼吁：“有上千支筆，等著指點你們該做點什么?！雹偃缢?，近百年來女作家們的手中之筆，猶如涉渡之舟，一點點地將女性群體的經歷、情感與思考運達“此岸”，成為公共領域中再也不容忽視的存在。不過，以筆為旗的“漫長革命”不會輕易完成。時至今日，不少人依然對女性寫作持有定見、偏見，總是有意無意地視之為狹小的、圈子化的、情緒性的表達，從而與女性筆下的廣闊世界失之交臂。

那么，當代中國女性寫作的真正狀況到底如何？又當如何理解性別與寫作的復雜關聯呢？女性文學研究者、批評家張莉長期深耕于這些問題，擁有整全視野、深度思考與系統寫作，目前已出版《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發(fā)生（1895-1925）》（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姐妹鏡像：21世紀以來的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相關著作。有賴于兼及“源頭”與“現場”，兼?zhèn)溲芯颗c批評的持續(xù)工作，她敏銳地覺察到，當代女性寫作與性別文化的現狀，乃是我們認知中的模糊點與分歧點，亦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一處突破口。

于是自2018年8月以來，她在學者身份之外，也扮演起行動者的角色，啟動了“我們時代文學的性別觀調查”，先后對67位新銳女作家和60位新銳男作家進行了性別觀調查。②2018年底，她又對10位當代的重量級作家作了同題性別觀調查。③隨后，她又將話題收縮為“性別觀與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繼續(xù)對20位新銳作家進行同題問答。④

調查逐步推進，問題焦點也日漸明朗。終于，《十月》雜志2020年第2期推出了“新女性寫作專輯”，發(fā)出“新女性寫作”的倡導。正面立論，殊非易事，尤其是里面最奪目的“新”字，到底是針對何種現狀而發(fā)，又將帶來什么變化呢？

一、何以言“新”？

“新女性寫作專輯”共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張莉的主持人語《重提一種新的女性寫作》，提綱挈領地闡明了“新女性寫作”的含義與旨歸；其次是她與另一位女性學者賀桂梅就中國近40年來的女性寫作與性別文化展開對談，借由反思個人的、歷史的與理論的三重脈絡來設想女性寫作的理想形態(tài)；接下來，橫跨“50后”至“90后”的13位女性作家的力作依次登場，類型涵蓋中篇小說、短篇小說、非虛構、詩歌等。⑤整部專輯近20萬言，不夸張地說，這是當代中國女性智識與才華的一次耀眼集結。

這一專輯的出場方式，構成了“新女性寫作”的第一重“新”。主持人語、對談與作品，三者形成了默契的互文關系，使得這一專輯難得地具有了經驗、理論、歷史與美學的多重自覺。它們不分先后，彼此說明，互為支撐，使得“新女性寫作”從破土之刻起便不是空洞的口號抑或被動的反應。相反，它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是認真考察歷史與現實之后提出的建設性方案，亦是藝術可能性的開啟，“一些氣質卓然的女性寫作之苗已經孕育”⑥。

“新女性寫作”的第二重“新”，體現在它勇于對意義含混、歧見迭出的“女性寫作”給出更為清晰、直接、富有時代感的說明。正如張莉所說：“今天的女性寫作拒絕標簽，但也沒有說出自己的‘怎么不是’或是‘另一種是’?！雹呖梢哉f，“新女性寫作”正是要一改混沌狀態(tài)，大膽地為“女性寫作”正名和賦權，并從中提煉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新質”。張莉的主持人語開宗明義，指出“新女性寫作”應當打破以往附加在女性寫作上的標簽——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中產階級寫作——在更為立體的社會關系與當代生存情境中，在日常生活的微妙處，發(fā)現與書寫女性與性別問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縱覽專輯中的13篇作品，雖然角度寫法各異，但均可被視為“關系中的寫作”。它們已經從個體化寫作、身體寫作、中產階級寫作的標簽中解放出來，將筆觸延伸至更廣泛的女性群體、更隱秘復雜的經驗角落，在日常權力關系、生活世界的動態(tài)結構中來勾畫女性的境遇，讀之令人心有戚戚。比如《寄居蟹》《宥真》《她》《我只想坐下》等多篇作品都在男女的日常權力關系中表現女性受到的束縛與損害；《白貘夜行》則體現了四個女性之間的微妙關系，對比了康西琳的特立獨行與其他三位的“世俗心態(tài)”；《山河》則以更為冷靜的態(tài)度，審視單親家庭中的父母關系、親子關系……

專輯中的作品也會涉及身體與性，但已截然不同于1990年代的身體寫作。在之前的身體寫作熱潮中，女性的身體經驗或被物化與奇觀化，或被抽象為“我的身體我做主”之類的自由標志。而專輯中的這些作品卻極為樸素地將身體經驗視為女性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視為所有女性都必須承受的命運：《寄居蟹》中，林雅承受著男友不加節(jié)制的性索取，覺得自己“像牲口一樣”，最終在脫身外地的同時成為了單親媽媽。《對岸》中，柴云妹在幽會之前，“一縷細細的紅線從雙腿間流過”。身體與精神的奇妙感應，不僅及時終止了一場錯誤，還讓她頓悟了愛情的可貴。《灌木叢中的女孩》里寫道，“在我們流血時一生才發(fā)動”，而在《懷孕者》中，“她像個西瓜那樣平常，甚至滑稽地走著，偉大的西瓜，同時像地球那樣在家庭的宇宙中踱步”⑧。身體經驗是那樣寶貴、堅韌、脆弱而又危險，構成了女性經驗的特殊性。這些作品不僅將生理經驗細致地描繪了出來，足以令所有讀者同情共感，同時也寫出了身體經驗的精神向度與社會影響。身體經驗參與了女性自我認識的塑造，也牽涉社會對于女性的安置與評價。觸及到這些層面，無疑是女性寫作上的喜人進步。

最后，“新女性寫作”的第三重“新”，體現在它的寫作態(tài)度與“場域”氣質上。在籌備過程中，編輯曾與作者們溝通“新女性寫作專輯”的設想。對此，張莉的觀點是：“為什么要強調作家們提前知道‘新女性寫作專輯’這件事呢，因為專輯也在提供一種場域和氣氛?！雹岬拇_，這是寫作主體、性別意識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串通一氣”、旗幟鮮明的某種實驗，希望借此搭建出目標明確而又泰然通達的寫作場域、寫作風潮、寫作態(tài)度。借由書寫、傳播和閱讀，或許還可以此帶動零星的，乃至整個社會性別意識與性別文化的改善。

在賀桂梅與張莉的對談中，她們描繪了這樣一種理想的寫作態(tài)度：超越“受害者”“畸零人”“迷失客”“自利者”等多種心態(tài)，保持平和、強大、獨立的主體姿態(tài)，同時在漫長艱辛的日常工作中充滿韌性與智慧。這不禁讓人回想起吳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的宣告：“時候已到，她應當在某個時刻對自己說，用不著疾言厲色，我就能揭示出一切的意義……隨著她的文字，你會感覺自己仿佛登臨世界的絕頂，俯瞰下界，一切都歷歷在目，博大莊嚴。”⑩

二、揭破幻覺的誠與真

用不著疾言厲色，才能冷靜地揭示出一切的意義。問題是，我們所說的“一切”，到底包括哪些內容呢？戴錦華曾在《浮出歷史地表》中精辟地總結，女性寫作“與其說是‘創(chuàng)造’，毋寧說是‘拯救’”，“是對淹沒在‘他人話語’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11。那么，“女性之真”又指什么呢？在此意義上，“新女性寫作專輯”的突出特質，也是令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便是它拓寬了“一切”的疆域，對于“女性之真”的“拯救”也抵達了更深的層次。

具體而言，對談與作品都強調了以往“看不見”的、難以言表的加諸女性的傷害與不公。賀桂梅在對談中指出：“彌漫在我們現實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關系里的有形無形的性別權力的東西是非常普遍的，可是人們沒有把這些東西作為問題來討論?！辟R桂梅十分強調日常的、彌散性的、微觀的、無意識層面的性別權力關系，總的判斷是“性別觀念的文化變革不夠徹底”12。這一論斷切中時弊，同時也道出了女性寫作廣闊的發(fā)揮空間，那些未曾被公開討論的問題，恰好最適合在寫作中展開。在寫作中，事物的細節(jié)、幽暗面、矛盾處才有可能變得可見，乃至刺目，進而催人深思與行動。不過，在抵達這一理想狀態(tài)前，首先需要破解的難題是：如何為看不見的、難以名狀甚至轉瞬即逝的不公正狀況賦形？如何捕捉、理解和呈現那千絲萬縷的（無）意識狀態(tài)呢？

我驚喜地發(fā)現，專輯中的多篇作品都表現出了這方面的努力。它們擁有一種凜冽清醒的氣質，如刀刃般劃開一片祥和的外表，暴露內里的血與淚。它們不僅質問外在的不公，更在剖析和反省女性自己。甚至可以說，它們主要是在近乎殘酷地打破女性自己的幻覺，盡管幻覺常常讓人免于苦惱。

《白貘夜行》講述的是曾經同寢室的四個女生，從學生時代到步入社會的20多年間的際遇流轉。據作者介紹，傳說中的貘是一種會吃夢的獸。四個女生帶著自己的夢成長，然后再慢慢“吃掉”自己的夢。這篇小說的敘述者姚麗麗是四個女生中最現實的，“現世的穩(wěn)妥護佑著我，使我得以安然滑翔過了一天又一天”。安穩(wěn)給她帶來了資本，使她在面對自己的女性朋友時，有了“類似于族長的威嚴感”，無形中復制了男權社會的等級秩序。四位中最理想主義，崇尚自由獨立的是康西琳。她輾轉南北20年后，又回到了當年讀書的小城，在街上賣起了烙餅，卻依然保有學生時代的閱讀習慣。當姚麗麗看到邊賣餅邊讀《尤利西斯》的康西琳時，她仿佛置身夢境，其中也不乏一絲嫉妒的氣息?？滴髁盏男蜗笫墙栌梢慃愔鄢尸F的，后半部分甚至采取了偷窺的方式。姚麗麗代表女性集體進行了一次次隱秘的張望，她們在其中確認了康西琳式異類生活方式的存在，也映照出自己心有不甘與隨波逐流并存的復雜心態(tài)。

女性面對男性時，似乎更容易羅織幻覺。其中《寄居蟹》《我只想坐下》兩篇尤為典型?！都木有贰防?，林雅像娜拉一樣離家出走，卻那么輕易地相信了火車上遇到的軍軍，那個她想象出來的“城市男孩”。一個擁抱，幾句好話，就能夠熄滅她的憤怒。直到軍軍像寄生蟲一樣耗盡她的錢財，甚至盜走她的身份證后，她才倉皇逃走，做了一個無名女工，在男權與資本的雙重壓榨下獨自撫養(yǎng)孩子餅干。即便如此，她在被一個酒醉男工誤殺的最后時刻，依然做著一家三口的美夢：“軍軍，我好想和你去看一場電影。帶上餅干?！比绻麤]有這些幻覺的“甜蜜”，人生之苦實難承受。

《我只想坐下》講述了大學生詹立立初次春運返鄉(xiāng)的故事。她只買到了站票，唯一的愿望是在火車上找到一個可以坐下的地方。在她徹底丟掉座位后，列車員“英雄救美”，把她帶到了乘務室。在這個更加狹小的空間里，“開始她有點羞澀，后來逐漸感到享受特權的愉快”。她對列車員傾訴衷腸，痛說家史，卻意外發(fā)現了他極為保守的性別觀念。詹立立對此只有短暫的不快，終究是把他當作一個做善事、有眼緣的人?？上?，睡夢間，列車員的手放在了她的腿上。小說極其細致、緩慢地描畫了這一冒犯行為，賦予它節(jié)奏、力度、觸感與畫面感，那種下手的蠻橫“是一句不容置疑的祈使句”。這些句子延宕和發(fā)酵出直擊人心的羞辱感。詹立立發(fā)覺后，先是滿腦子“雪花點”，繼而陷入到復雜的情緒中：

雪花底下還剩一點點信號，仿佛遠方傳來的縹緲聲音說：他是喜歡我的，太喜歡我了。他喜歡我所以才摸我，他以為我肯定會樂意，他心里想的是提前摸他未來的女朋友……可另一種無聲的噪聲越來越響，那是屈辱與氣憤的叫嚷。

她嘗試消化自己的憤怒，把冒犯解釋為“交換”，理解為“免費按摩”，學著去“理性分析”：

你要想明白了，如果撕破臉，就得走，走出這個明亮舒適的地方，走回無所依靠、無可歸屬的濁臭里，重新用兩只剛消腫的腳站著，痛苦地站著……

最終她選擇了閉上雙眼，像旁觀者一樣任由暴行發(fā)生。小說展現了詹立立意識變化的全部過程，從初期朦朧的喜歡，維持自己形象的矜持，到曖昧感的疊加，再到徹底的信任。遭遇侵犯后，她仍然習慣性地陷入“愛”與“善”的幻覺，最終做出了看似“理性”的妥協。總之，小說并未急于評判和表態(tài)，而是把一個孤零零的年輕女孩（她可以依靠的女伴提前下車了）置于一個極端的“權力空間”（春運火車）中，盡力去感知她可能遭遇的一切，掃蕩她腦海中的各個角落。

有趣的是，“詹立立”這個名字正是讀解女性境遇的一處精巧機關。小說提及這個名字源自仁者的境界——“己欲立而立人”，然而在一個權力不對等的具體空間中，“立人”似乎遠遠超出了個人的能力范圍，詹立立最終只能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妥協于所謂的“生命科學”。“詹立立”的諧音是“站立”或是“戰(zhàn)栗”，可她不能總是“站立”在“無所依靠、無可歸屬的濁臭”里，她不能總是被戰(zhàn)栗的感覺包圍，她“只想坐下”?？伞白隆钡拇鷥r，依舊如此心驚肉跳，如在戰(zhàn)場。

以上列舉的這些細節(jié)，無不在審視“一切”的意義，書寫“女性之真”?！耙磺小焙汀罢妗钡姆懂?，在此真正涵括了“不可見”的觀念、意識與籠罩性的氛圍，并且擁有揭破幻覺的誠實與勇氣。尤其是在大眾文化不斷制造“美夢”、拋灑“雞湯”的當下，這類兼具自我反省與先鋒氣質的嚴肅寫作實在難能可貴。

三、愛的悖論與重建“我們”

對幻覺最為“痛恨”的文本，無疑是《山河》。這篇小說筆力千鈞，帶有宣告真理所特有的斬釘截鐵。開篇即鐵定的事實：“父親拋棄了我，我是私生女?！倍赣H總是執(zhí)著于讓“我”相信自己擁有健全的愛，而“我認為這是全然的欺騙”。這是一個比媽媽更成熟的女兒，她的成熟源于不斷識破媽媽對于父親不切實際的奢望和獻祭一般的“善意”?！皨寢屨f起父親的樣子，就仿佛他，而不是我，是他的孩子?！睂鄣拿孕?，為這個風雨飄搖的破碎家庭不斷地制造痛苦。

小說中有一處細節(jié)耐人尋味。爸爸曾短暫地與他們母女團聚過半年，某一天曾留下一張字條：“我中午來的，沒人在。爸爸”。面對著“爸爸”兩個字，母女倆的反應有霄壤之別：“媽媽回家后把紙條卷起來又打開，大聲號哭，直到嗓子沙啞，還不可抑制地哭泣不止。她說，沒有想到他會承認自己是爸爸，即便是在一張不會有其他人看到的字條上。”而“我”卻覺得這些字“必定丑陋”，更重要的是：

署名為爸爸，也許是由于相對來說他更不愿留下讓他的真名實姓與我們有關的證據，就像他與我們沒有合影。

“爸爸”兩個字總是自帶溫情，負載了太多的情感意義。而這里如同追問犯罪動機般的“冷酷”描寫，卻讓人異常信服，直接向媽媽那種電視劇般的浪漫主義宣戰(zhàn)?！跋氲饺藭腥绱藵饷艿膼矍?，愛情是這樣一種危險的病癥，這讓我恐懼?！薄拔摇睕Q計不做媽媽那樣的女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用“番茄工作法”武裝自己的時間，把寫論文作為生活的主要內容。葉芝的詩句仿佛刻進了“我”的生命：“穿過我青春的所有說謊的日子/我在陽光下抖掉我的枝葉和花朵/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真理?！薄罢胬怼闭浅删妥约骸？上?，“我”似乎握住了真理，但卻終究沒有獲得幸福。結尾處，“我為不成為我的媽媽而回到這座醫(yī)院。這時我和自己的第一個孩子告別。”原來與媽媽不同的路，卻是同樣的艱辛，連“全家便利店”的“全家”二字，都會惹出許多淚水。

并不是破除幻覺，投身工作之后，女性就能尋找到實現自我的坦途。性別身份、性別文化這些“結構性”的存在時時刻刻在影響著女性的命運。到底應當如何重建一種更加健康、更具解放感的性別文化、共同文化呢？我們通常能夠想到的人與人相互連接的最佳方式，便是“愛”，自愛、愛人，等等。可正如上文分析，如果“愛”也有陰暗面，如果“愛”意味著罔顧事實自我迷醉，即使神圣如母愛，都可以是“滾燙的烙鐵，死死將我焊住”（《灰闌記》），那么，女性又該如何連接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呢？

在此意義上，《小瓷談往錄》可以被視作《山河》的一個“反向文本”，它試圖重建對于“愛”的信任，探索構建從“我”到“我們”的具體路徑。這篇非虛構作品記錄了主人公小瓷的成長與情感經歷。小瓷從小在姥姥家長大，姥姥、二舅和小姨給予她的愛，奠定了她的精神底色。她正式的情感經歷共有三段，分別對應于文中的“教父”“警察”和“神孩兒”三節(jié)。這三節(jié)其實頗具代表性，象征了三種男女相處的模式。“教父”是在名利、地位等方面明顯占有優(yōu)勢的年長男性對于女性的操控，以珍惜為名，本質卻是暴力：“珍惜，妥協，卑微，是的，很多時候，這些情緒混雜在一起，難以分辨”，小瓷就是在他的否定中一點點讓自己虛弱下去；而“警察”則是一個媽寶男兼控制狂，比“教父”的操控更為赤裸，甚至直接訴諸暴力。小瓷從前兩任男友的控制中脫身，得益于童年時得到的愛與機智：“我軟的時候，像我姥姥，硬的時候，像我二舅。戲精的時候……肯定是像我小姨?！弊罱K她遇到了現在的丈夫——“神孩兒”。

小她七歲的“神孩兒”是整部專輯中最具華彩的男性形象。他對女性有真正的尊重，對婚姻生活有著通透的認識。當小瓷問他怎樣才能做一個好媳婦兒時，他的回答是：“朝你的心努力就行了。做好你自己就行了。一個好的自己里頭，肯定包含著好媳婦兒這一項?！睂医浤挼男〈勺罱K也得出了自己對婚姻和愛情的認識：

有他，更好，沒有他，我也能過好。愛情，就是個錦上添花的事。我自己是錦，愛情是花。很多女人把這個事搞錯了，以為男人是錦，自己是花。結果抽走了錦，花就成了流水落花，這是不行的。

“我自己是錦，愛情是花”，既不放棄對于愛的追逐，同時又把“愛自己”放在第一位。這是《小瓷談往錄》給出的“方案”。篇首引用了S.A.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一句話：實際上，在一個人的身上會發(fā)生所有的一切。顯然，這篇作品并沒有把小瓷的經歷作為個例，毋寧說小瓷濃縮和淬煉了一位普通女性的愛與痛，脆弱與力量。她的際遇是幸運的，也是艱辛的，她經歷過冒犯、貶斥甚至血光之災，但最終她能心平氣和地“談往”，保持自己從姥姥那里繼承的優(yōu)雅身段。

如果說古人用“弄瓦之喜”喻指女性的出生，那么現代女性的成長過程則更像“瓷”的制作過程。整篇作品以談話的方式展開，其間冒出無數句活潑潑的“哈哈哈”，言語交錯間不無幽默輕盈之感，淡定、溫暖而又有力。

綜而觀之，“新女性寫作專輯”既以刺目的清醒道出了愛的虛妄面、幽暗面、暴力面，揭示了沉溺其中的風險，也寫出了拒絕一切關系后“獨善其身”的不可能。整部專輯猶如晨起后的第一次跳躍，既帶有刺目的清醒，同時散發(fā)出漫長暗夜中積攢的能量。這奮力一躍的目標，是去探索女性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更好的關系，發(fā)揮愛之解放性、連接力與互通感。15位參與其中的女性以各自的方式進入，拼合出一份兼具深度、溫度與力度的答卷。

結語 當書寫成為行動

“新女性寫作專輯”是批評家聯動各方力量的又一次嘗試。我們完全可以從中找出各種有待延展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但卻難以否認一個基本前提，即這是從現狀出發(fā)的、兼具務實精神與前瞻性的一場行動。如此看來，也就可以嘗試去回答：在當今中國，女性寫作到底意味著什么？

相較于研究性（比如理論探討、歷史梳理）與實用性（比如制度建構、法律完善、觀念普及）的文本，乃至更為直接的在地行動（比如2018年國內的me too運動），人們總習慣性地覺得寫作太過務虛，脫離實際。可事實卻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我們，“一間自己的房間”可以通向整個世界。僅是看看《熔爐》《房思琪的初戀樂園》《82年生的金智英》《黑箱：日本之恥》和“那不勒斯四部曲”，等等，我們就能發(fā)現社會運動是如何從文學書寫中借力，而文學書寫又是如何強有力地吸引人們的目光，改變著我們身處的世界。

更直接地說吧，女性寫作是更為自由的行動。借助這些令人共情的文字，才有可能將讀者不斷地卷入到女性的生存境遇中，將自己與他人連接起來，繼而思考如何建設更美好的共同生活。

注釋：

①⑩[英]弗吉尼亞?吳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賈輝豐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104頁。

②張莉：《當代六十七位新銳女作家的女性寫作觀調查》，《南方文壇》2019年第2期；張莉：《當代六十位新銳男作家的性別觀調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2期。

③張莉：《關于當代作家性別觀的問卷調查——十位作家的同題問答》，《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2期。

④張莉：《性別觀與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二十位新銳作家同題問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2期。

⑤這十三篇作品包括孫頻的《白貘夜行》（中篇小說）、文珍的《寄居蟹》（中篇小說）、金仁順的《宥真》（短篇小說）、蔡東的《她》（短篇小說）、張?zhí)煲淼摹段抑幌胱隆罚ǘ唐≌f）、葉彌的《對岸》（短篇小說）、淡豹的《山河》（短篇小說）、喬葉的《小瓷談往錄》（非虛構）、翟永明的《灰闌記》（詩歌）、林白的《花寒》（詩歌）、周瓚的《獨角獸父親》（詩歌）、戴濰娜的《看那濃妝多感傷》（詩歌）、玉珍的《灌木叢中的女孩》（詩歌）。

⑥⑦張莉：《重提一種新的女性寫作（主持人語）》，《十月》2020年第2期。

⑧本文對“新女性寫作專輯”中作品原文的引用，皆出自《十月》2020年第2期，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⑨董子琪：《文學研究者張莉：遠離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思維，去認識和貼近更廣闊的人間》，界面文化2020年3月17日。

11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頁。

12賀桂梅、張莉：《關于四十年來中國女性文學與性別文化的對談》，《十月》2020年第2期。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