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由于鄉(xiāng)村生活變遷引發(fā)的鄉(xiāng)村敘事的衰變，是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趨勢性特征。但胡學文的《有生》逆勢而動，采用融合“家族史”和“百科全書式”的寫法，深入鄉(xiāng)村內部，對傳統(tǒng)鄉(xiāng)村生活倫理及其變化做了總體性的呈現；并通過一個接生婆的形象，表達了對生命的無限尊重和敬畏。同時，傘狀結構方式和虛實相生的敘事方法也使小說呈現出獨有的藝術韻致。

關鍵詞：胡學文 《有生》 鄉(xiāng)村敘事 鄉(xiāng)村倫理

胡學文的長篇小說《有生》皇皇上下兩大卷，甫一問世就成為“現象級”作品，引起文壇廣泛關注。這部小說深入鄉(xiāng)村內部，融合了歷史和鄉(xiāng)村這兩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生發(fā)場域，是一部關于百年來鄉(xiāng)村生活倫理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小說通過一位半人半神的百歲老人一個白天和一個夜晚的回憶性講述，把毛根、如花、喜鵲、羅包等數十位不同人物的命運糅合在一起，在作為主流的鄉(xiāng)村敘事潰散之后①，重新構建起了一個全息的、活態(tài)化的鄉(xiāng)村世界。這也預示著，胡學文正轉向從傳統(tǒng)中尋找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資源的新方向，《有生》至少在兩個方面標志了他的創(chuàng)作達到了新的高度，一是從內容而言，在巨大的時間跨度之內對鄉(xiāng)村生活做了整體呈現，對文化傳統(tǒng)及其變遷進行了巨細無遺的表現，為以鄉(xiāng)村生活方式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化賦形；二是從敘事上看，通過獨特的敘事視角和結構方式對鄉(xiāng)村生活所做的總體性表達，在延續(xù)日漸式微的鄉(xiāng)村敘事傳統(tǒng)的同時，虛實同構的表現方式對于現實主義寫作來說也是創(chuàng)新性的探索。無論是作品的厚重程度還是成熟的藝術光澤，在作者的作品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復雜的文本結構和情節(jié)線索中，《有生》不僅貫穿著作者對生命、人性和命運的獨特理解，更隱含著中國鄉(xiāng)村及其涵育出的傳統(tǒng)倫理的多彩風貌，也顯示出中國風格的鄉(xiāng)村敘事中所蘊含的無窮魅力。

一

“鄉(xiāng)土文學或農村題材，是百年中國文學講述的主要對象”②，其間卻有著鄉(xiāng)土、農村和鄉(xiāng)村等不同模式的變化，這些變化的根據來自于小說反映的主要對象和敘事目標的不斷調整。新時期以來，伴隨農村社會變遷，鄉(xiāng)村小說主要表現外部力量沖擊下的傳統(tǒng)鄉(xiāng)村生活和農耕文化的衰變，以及新生活方式的確立。這些主題反復出現在《古船》《白鹿原》《塵埃落定》等作品中，而進入新世紀以后的《上塘書》《秦腔》《湖光山色》《麥河》等作品則不斷將其放大。借由鄉(xiāng)村變遷與鄉(xiāng)村敘事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得以窺見小說這一文體是如何對現實世界做一種“總體性”呈現的。

與上述作品專注于鄉(xiāng)村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不同，胡學文的《有生》以對鄉(xiāng)村生活本體的書寫呈現個體與現實的關系，核心旨趣是對存在意義上的生命價值的重視與闡釋。這顯然是一個形而上的命題，小說的敘事目標已經從生活中的經驗世界抽離出來，經由精神的體驗進入到了理性的、哲學化的生命世界。所以《有生》的厚重，不僅僅是篇幅體量和描寫了苦難與生死，也在于它重建了生命與鄉(xiāng)土、并由之延展到存在與世界的聯系。也就是說，社會學意義上的鄉(xiāng)村的整體性變化并不在《有生》的焦點處，而只是作為生命活動的背景和環(huán)境得到側面表現。作為小說標題的“有生”二字，據學者考證，“有兩種含義。其一是有生命者，專指人類。其二是‘活著的時候’”，這兩種含義“都切合于胡學文的這部長篇小說”③。小說故事情節(jié)的主線是被稱作祖奶的喬大梅關于自己一生的講述。而祖奶的身份，是一位鄉(xiāng)下的接生婆，她一生共接生“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人”④，其中也包括參與講述的“五個視角人物”⑤，即毛根、如花、喜鵲、羅包和北風。祖奶及其家族的命運與五個視角人物以及數十個性貌各異的角色交織在一起，在回憶與敘說中鋪陳為鄉(xiāng)下草民們艱澀的生存圖景，而生命與生存、人與現實的博弈成為風云百年中生生不息的動力。對生命的仁愛和敬畏、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尊重和對生存意志的珍視和頌揚，是小說極為重要的主題取向。

祖奶是一個在文學史上不多見的藝術形象，既不是真人也不是亡魂，而是一個人神各半的形象。她擁有全知的智慧，但不會說不會動，只會在意念中講述自己的思維和感受，而宋莊人有了難解的事，卻都來她床前傾訴和祈禱。在鄉(xiāng)下人的心目中，年老后的祖奶是通靈的，已與神無異。她之所以被神化，乃在于一生中對生命無邊的仁慈和敬畏。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祖奶的生命觀是如何得來的？作者一是為其賦予了先驗的預示，喬大梅作為一個一只腳先出來、“差點兒要了母親性命”的“踩地生”的孩子，在已被放棄時才發(fā)出了一聲咳嗽，因而被接生婆評價說“命大”。所謂命大，不過是在與剛剛開始的命運的搏斗中偶然成了獲勝者。這仿佛也注定了她以后艱難坎坷的生命旅程。二是個人經歷的死亡事件，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活下去的艱難。鋦匠父親帶著全家逃荒，不斷有人倒斃在路邊，“那些死去的獨行者沒人掩埋，任由日光暴曬，發(fā)臭發(fā)干”。而母親也在逃難的路上難產而死，她和父親一起親手將母親埋葬。這些都在她幼小的心靈里埋下拯救生命的種子。后來她因奸受孕，在公爹和丈夫的寬宥以及小姑子李二妮的冷嘲熱諷下生產，精神和肉體的痛楚在孩子響亮的哭聲中得到釋放，未來的師父、接生婆黃師傅半巫半醫(yī)的接生技術給她帶來了重生的希望，成為她將來矢志以接生為業(yè)的直接動因。

祖奶“命比天大”的“職業(yè)操守”是《有生》里最重要的價值觀。這套價值觀的形成不僅在小說中是自洽的，而且也暗合了農耕時代中國傳統(tǒng)道德迭代賡續(xù)的規(guī)律：對于一個并未受過文化教育的舊時代女性，祖奶的觀念來自于黃師傅口傳心授的忌貪、躁、怒、仇、懼五條規(guī)矩，祖奶對規(guī)矩的接受意味著對自我的立法。在“五忌”的指引下，她在實踐中苦學技術、積累經驗，她接生過的對象既有一貧如洗的鄉(xiāng)親和逃荒而來的難民，也有家財萬貫的地主錢廣萬的姨太太以及縣長的老婆，亦曾為臨近的內蒙古牧民和侵華日軍的女眷接生。在她的生活中，沒有比接生更重要的事情，不論時間和境遇，無論自己在忙何事，凡是因婦女生育來請則必然前往。去孟家坡接生，主家拿不出喜費，她說“我是接生婆，接生是天道，有了就給，沒有就算，我不計較這個”。她被接往張北城接生，當明白是為日本人接生時她有一絲猶豫，但看到產婦時就改變了態(tài)度：“突然有一絲痛惜，我為剛才的遲疑而羞愧。作為接生婆，對所有的產婦都應一視同仁。”在喬大梅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這種平等不附帶任何條件，“產婦沒有貴賤，沒有不受疼痛的生產”。憑著對生命超越身份、地位、種族的慈愛，喬大梅在十里八鄉(xiāng)擁有了“活菩薩”的口碑。她的名聲令她備受敬仰，甚至多次因聲譽而免遭土匪的毒手，但她也因此付出代價。自己的孩子白杏在接生路上生下來；帶著生病的白果去接生，孩子在產婦家病重，去寶昌求醫(yī)的過程中死去；她的做法引起第二任丈夫白禮成的反對，他帶著白果出走后下落不明；而她為日本人接生的事則成為她日后的罪狀。

從逃難到墾荒，從天災到兵燹，《有生》里歷史生活的主基調是苦難，這使得小說在對生命和生存的書寫中彌漫著死亡的氣息，有研究者據此認為胡學文創(chuàng)作《有生》受到了余華《活著》的影響。⑥除了祖奶本人，她的家人都在艱難世事中一步步走向死亡，這反襯出生存的艱難和生命的寶貴。祖奶的生命觀不僅與“生死事大”的民間生命哲學相一致，在生命平等的意義上也頗具現代性。而其后來被神化，使之成為宋莊一代現實的信仰被鄉(xiāng)民頂禮膜拜，更與傳統(tǒng)生命倫理觀念一脈相承：“中國人的宗教情緒，并不一定依附在建制性的宗教系統(tǒng)及其有關儀式，而是普遍地融合與包含在日常生活之中?！雹邔⒆婺痰纳^放置在漫長的歷史時空和動蕩的時代變遷中，愈加顯示出不凡的價值。

祖奶的經歷是具有寫實感的記述，但作者的現實主義手法并未沿襲傳統(tǒng)的老路，而通過兼容超現實的想象使小說具有了浪漫的色調，這是《有生》最明顯的敘事特征之一。對作為視角人物的如花和喜鵲（樹枝）形象的刻畫也凸顯了尊重生命這個主題，但卻為她們設置了脫離日常經驗的行動。其一是對生活懷有美好愿望的如花，她喜歡花，在她看來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因為花而與同樣有著理想情結的錢玉結緣，婚后的生活浪漫而甜蜜。錢玉在礦難中不幸死去，如花卻固執(zhí)地認為丈夫變成了一只烏鴉，喂養(yǎng)烏鴉成為她生活的主要內容。其二是羊倌花豐收的女兒樹枝因為救治一只受傷的喜鵲而被喜鵲報恩，鵲群甚至能夠聽從她的召喚飛來飛去，成為宋莊的一大奇觀。我們在這兩個人物身上看到，花和鳥被人看作了生命的另一種存在形式，仍然延續(xù)著人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是一種移情的修辭，而且有著現實的依據，胡學文生活的地域位處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匯地帶，是古老的薩滿教流傳的地區(qū)，萬物有靈正是薩滿教的基本教義。生命在不同風物之間的轉換與縈繞在祖奶身上的神秘光環(huán)和意念講述里的奇妙氛圍統(tǒng)和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有生》的獨特氣韻，無疑增強了對主題的表現力。

二

《有生》對生命的仁慈與尊重，除了通過用祖奶接生來直接表達外，還通過人物為了生存和信仰而與現實的糾纏和搏斗來表現。這部小說對歷史的苦難敘事，一方面呈現舊時代因為社會生產發(fā)展水平低下而導致的物質生存條件的匱乏，例如饑餓、貧困、疾病等，另一方面則是對物質基礎之上由于權力、人性和社會境遇造成的生存艱難的書寫，例如貧富不均、弱肉強食、巧取豪奪等。如果說肉體意義上新生命的誕生充滿了偶然性，但帶有成長意味的命運在現實中的走向卻與個人的意志有著必然的因果關聯，因此后者在小說中的意義更加重要。

胡學文在后記中直言這部小說采用的是“傘狀結構”⑧，而除了祖奶之外的五個視角人物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條次要線索，等于圍繞著祖奶這根“傘柄”的五根“傘骨”，共同支撐起了小說敘事的“傘面”。如花、毛根、喜鵲、羅包和北風是五個性格各異、棱角分明的人物，作者是愛他們的，以至于為每個人設計了區(qū)別于眾人的鮮明標志，例如如花的花與烏鴉、毛根的槍、喜鵲肩頭上的喜鵲、羅包的豆腐、北風的幻聽等。面對生存的困境，他們都有著堅守自我，堅持理想與信仰，不與現實媾和的精神；猶如塊塊頑石與現實抗爭，在倔強中顯示出了生命意識的覺醒，是令人無奈卻又不得不欽佩的形象。如花生活在一個“爹和娘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誰也不讓誰。動手更是常事”的家庭里，她盆栽的花便一次次在打斗中遭殃。這些花仿佛她的第二條生命，養(yǎng)花的精心遠勝于像大多數女孩子那樣打扮自己，母親因此認定這是她嫁不出去的原因。當她燙頭回來在集市上遇到宋莊賣花和雜貨的錢玉，本以為玩笑的對賭將二人的心連在一起，那是她天作之合的丈夫?；楹蟮娜缁]有陷于雞零狗碎的日常，造過風力發(fā)電機和飛翔機的錢玉滿足著她的理想生活，在田野里看閃電、看雪，傾聽花開的聲音。他們的“胡來”招致錢莊的批評教育，但錢玉以自己的道理回復哥哥：“各人有各人的念想，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人活成一樣的，就成機器了?！边@無疑是來自主體意識的本真呼喚。為了完成丈夫的遺愿，如花無微不至地照顧弟弟錢寶，甚至選擇嫁給錢寶；毛根誤射烏鴉，她認為毛根射死了她的“鳥丈夫”，她將鳥埋葬在錢玉的衣冠冢旁；喬石頭承包垴包山，面對宋品、錢莊和嫂子宋麗華的輪番攻心，她也堅決不同意在換地協(xié)議書上簽字。她的理由是：那塊地是她和錢玉耕種過的。認真分析，與其說如花是在思念丈夫，毋寧說是在守護自己的內心和生命中的夢想。從世俗角度看，她的做法是偏執(zhí)的，這種面對生活的態(tài)度并無實際意義，但唯其如此她才能生活下去，她才不是“機器”，這讓人看到了生命的光華。

與如花相似的女性形象還有喜鵲。喜鵲的父親是羊倌，一輩子窩窩囊囊，但他能把幾百只羊當作自己的孩子一一區(qū)分開來，熟悉它們、愛護它們，“羊倌寧可讓狼把自己吃了，也不讓狼傷了羊”。他的妻子白鳳娥與供銷社售貨員勾搭成奸，差點將其謀殺，但他卻沒有勇氣選擇與她徹底了斷；雖然最終他殺死了出獄后的白鳳娥，但他的形象已無可改變。不幸中的萬幸是，在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下成長起來的喜鵲并沒有遺傳父親的性格，反而成了一個孤傲、潑辣、刁蠻，像斗雞一樣的姑娘。她無視鄉(xiāng)間的觀念羈絆，當白鳳娥入獄后她張羅著給自己的羊倌父親買個媳婦；當她在出行的路上被惡人在莜麥地里奸污，而“她放棄報案，白鳳娥與羊倌成了宋莊乃至營盤鎮(zhèn)的公眾人物，她絕不讓自己步他們的后塵”。她還試圖將弟弟培養(yǎng)成一個有骨氣的男子漢，不讓人們喊小名，而必須稱呼大名“花志鋼”。但她的精神世界是需要補償的，因此十分欣賞那些有陽剛之氣的男人。小時候暗戀敢捅馬蜂窩救人、單身制伏驚馬的喬石頭；成年后去張家口的鞋城打工，下班途中遇見黃板打架，黃板的男子漢氣概一下子打動了她的心，以至于后來黃板在垴包山中打洞挖寶直至在洞里生活，她都是支持的。她像如花一樣，不肯讓出埋葬著喜鵲尸體的地塊，堅持讓喬石頭親自來跟她談；但舊日的情分讓她成了喬石頭心上越不過的一道坎，喬石頭選擇了在夜晚砍掉這道坎，喜鵲為自己的堅強和堅持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盡管都有著固守自己內心的偏執(zhí)性格，但喜鵲與如花這兩個人物形象是有差別的，如花是一個沒有得到啟蒙、也沒有融入現實的人；錢玉在世時是她生命的領路人，但當她孤身一人時就成了無頭蒼蠅，混混沌沌地沉迷在自我的世界里，自己成了命運的敵人。喜鵲與她截然不同，喜鵲從小就有一個堅毅的信念，那就是讓自己和家庭擺脫因為父親和母親導致的固有形象，她一生都在為實現這個目標而與現實斗爭；盡管她的命運以悲劇結尾，但明明白白地活出了一個燦爛的自我。

在鄉(xiāng)村傳統(tǒng)倫理格局中，男性占據主導地位，是一家之主，女性是男人的附庸，以至于“牝雞司晨”乃不祥之兆。但《有生》并未選擇男性視角，而透過女性形象觀察鄉(xiāng)村倫理和農民與生存困境的抗爭，在與男性的對比中更有利于呈現其作為生命代言者的典型性。盡管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有積極的一面，但普遍缺乏通常意義上的男性氣質，且不乏懦弱、感性、優(yōu)柔寡斷和孤注一擲的性格；作者讓他們的人生陷入困局，以此來表現生命意志與人生命運之間的復雜關系。毛根、羅包和寫詩時筆名北風的楊一凡是作者著力塑造的男性形象。毛根是獵人的后代，以父親沒有繼承爺爺的好槍法為恥，他在報復食品公司過秤員王保對自己父母的欺侮時表現出了男人應有的血性；但他又為情所困，沉湎于對幫助自己照看病孩的鄰居宋慧的暗戀，在深陷遭拒后的苦悶中時又心心念念難產故去的妻子胖女，并在亡妻的墳地里搭建房屋阻止他人對垴包山的開發(fā)，其做法與如花和喜鵲如出一轍。羅包似乎是個成功男人的形象，這個害怕母豬但熟諳豆子屬性的豆腐坊主被麥香的香味征服，他不忌她與南方侉子私奔的惡行求婚，但婚后麥香的自私和狹隘漸漸表現出來，這使他們之間出現了難以彌補的情感裂隙；豆品事業(yè)發(fā)展到鎮(zhèn)上，他的仁義之舉很快使產業(yè)獨霸一方，安敏的出現撫慰了他孤單的心，他違背道德與她同居，但麥香卻堅持不肯離婚。一個勤勞善良、為人敦厚的男人就這樣在情感與道德的羅網中束手無策。北風作為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正面形象出現在小說中，但他毫無來由地患上了幻聽癥，上班路上與養(yǎng)蜂女的交流和一場火災聯系在一起，他想盡一切辦法都無法找到真相，精神世界瀕臨崩潰；盡管從方鴻儒那里接受了一番關于信仰的啟迪，但他只能以詩歌的方式對抗內心深處無盡的焦慮。

除了“傘骨”，小說也塑造了另外一些在性格和德行方面不符合社會對男性期許的角色，最典型的如宋慧的男人楊八叉，他經營的磨坊倒閉，又被南方侉子坑了一次，從此就垮掉了，整日以酒澆愁，靠打老婆出氣。其他還有帶著屬于自己的孩子拋下喬大梅一走了之茫無音訊的白禮成、利用祖奶的威望看似建祖奶宮修善積德實際卻企圖借機斂財的喬石頭等。這些人物既有無助和迷茫，也有投機和權宜，但也不乏生命中爆發(fā)出來的真性情，是一群從現實中可以找得到原型的人物。顯而易見，這些形象被用來與女性對比，代表著生命的另外一面。像如花、喜鵲和毛根這樣保持了生命的倔強和堅韌，與現實為“敵”的形象經常出現在胡學文的中篇小說中，也是他小說里最重要的精神價值之一。《麥子的蓋頭》中的麥子、《飛翔的女人》中的荷子和《一棵樹的生長方式》中的姚洞洞等都是如此，這使我們意識到他在這些人物身上寄托著自我對生命的理解?！昂鷮W文的小說深刻且徹底地表現了農民的生存絕境、他們的仇恨和無望中的抗爭。他寫出了農民的主體性，寫出了他們確認自我的獨特方式，那是鄉(xiāng)土中國在現代性的盡頭表現出的強大能量?！雹犸@然《有生》延展并深化了這些特征。

三

《有生》雖不志于描寫地理上的鄉(xiāng)村本身，但客觀上仍然以人做主軸為鄉(xiāng)村倫理和傳統(tǒng)文化精神立傳；《有生》關于鄉(xiāng)村所作的總體性敘事，使之與百年來的鄉(xiāng)村生活形成了同構關系。祖奶和其他五個角色的經歷猶如經緯線穿插往復，結構出了一個以營盤鎮(zhèn)宋莊村為原型的中國傳統(tǒng)鄉(xiāng)村生活模型。借助作者的敘述，我們不僅能夠體悟到黃土地上“生遠比死艱難”的殘酷邏輯，也能窺見鄉(xiāng)間風物、世情民俗和鄉(xiāng)下人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了解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民族無意識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有生》幾乎可算作鄉(xiāng)村版的‘清明上河圖’，所有在鄉(xiāng)村發(fā)生和可能發(fā)生的在這部闊大的書中都可尋見影子，我們熟悉的人和事件都可在這里尋到，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固執(zhí)、沖動、善良、奸佞、虛榮、忐忑、怯懦和欲蓋彌彰的欲念，都在其中有所展示?！雹?/p>

《有生》中體現出的民間立場在當下的文學現場彌足珍貴，“作家沒有明確的民間立場也就沒有明確判斷生活的尺度，價值觀念也難確立”。讀罷《有生》會知道，假如作者不是在鄉(xiāng)村長大、有過而不僅僅是了解鄉(xiāng)村生活，并且沒有對鄉(xiāng)村懷有特殊的感情，是寫不出這種綿密的質地來的。當下鄉(xiāng)村敘事的衰敗固然跟鄉(xiāng)村生活本身的變化有關聯，但很大程度上卻緣于作家鄉(xiāng)村經驗的稀薄和處理鄉(xiāng)村題材能力的弱化。站在城市立場上，純然以唯物主義的進化和進步為標準俯瞰和審視鄉(xiāng)村，看到的可能只是愚昧和落后，卻看不到鄉(xiāng)村民間倫理中溫暖的文化、人性和情感韻味。因此，“胡學文的敘事所具有的親歷性，或許是現代性鄉(xiāng)土敘事最后的景觀”。作為全景式書寫鄉(xiāng)土的作品，《有生》中的鄉(xiāng)土生活具有標本意義。

例如，民間神秘文化為《有生》涂上了一層特殊的光暈。中華文化傳統(tǒng)源遠流長，其中的主流健康、進步，是促進中華民族數千年來不斷繁榮發(fā)展的根本性力量。但是受到古代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和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利益的需要，也有一些反科學的、反理性的、蒙昧的東西存在，這是需要我們加以鑒別和批判的。不得不說，民間的諸多因素共同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觀念，其中之一就是多與天命、神鬼、術數等相關的神秘文化，“對傳統(tǒng)民間生活的書寫，是發(fā)掘、檢討或繼承傳統(tǒng)的一部分”。在小說中，祖奶這個形象之所以立得住，除了她所具有的人格和道德感染力，還體現在附著在她身上玄奧的神秘現象上。小說從民間神秘文化那里借來了力量，暗通了傳統(tǒng)觀念和中國人寄托情感的方式。首先是作為敘述者的祖奶，不會說不會動，但有靈敏的耳朵、敏銳的嗅覺、順暢活躍的思維，我們猶對她靠嗅覺聞吸味道獲得生存的營養(yǎng)和將意念中的感覺表述為像螞蟻一樣竄動的能力記憶深刻，麥香給祖奶做飯主要是制作有味道的食物，而當“螞蟻在竄”的陳述句式出現時，表明祖奶進入了具有全知視角的神的境界里回憶過往。其次，作為接生婆的喬大梅從黃師傅那里繼承來的接生，其開始時的過程亦具有神秘感。書中記述喬大梅跟隨黃師傅去西大營的產婦家時寫道：“與前幾次一樣，她剪了幾個8字形符號，點燃后將灰燼與清水攪拌，含在口中沖產婦噴了三次，并念念有詞。”在這套儀式中，符咒、噴水與道家法術一般無二——在古代，醫(yī)和巫是重合的身份。但我們并不能將這套儀式全都理解為迷信和糟粕，實際上，連同將祖奶塑造成為一個半人半神的形象，它們都有著目的非常明確的實用意義，即能為當事人帶來強烈的心理暗示，從而發(fā)揮實際作用。在分娩過程著中，產婦被三口符水噴過，往往會減輕疼痛。儀式只是一個形式，具體過程和所用的“法器”并不重要，這在喬大梅的一次疏忽中可以得到證明：喬大梅獨自去接生卻忘了帶黃表紙，甚至師傅都未曾教給她咒語的內容，她直接用水噴了三口，只是動著嘴巴，并未念出什么，但“劉旺媳婦的疼痛減弱了”。祖奶是宋莊人的信仰，他們向她傾訴和祈福，多半都能從心里得到來自祖奶的回應，以至于連想殺人的楊鐵匠也來祈求祖奶保佑自己殺人順利，但他因為跪得時間長了腿麻出門時跌了一跤，他由此認為祖奶在規(guī)勸自己從而打消了殺人的念頭。這是胡學文極為高明的地方，他為祖奶這個形象注入了傳統(tǒng)文化的諸多內涵，使之成為鄉(xiāng)村道德和精神的代言人。

肯定和認同傳統(tǒng)民間生活倫理，是《有生》表現鄉(xiāng)村的重要內容，例如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說：“靠種地謀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貴。城里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xiāng)下人，但是鄉(xiāng)下，‘土’是他們的命根?！彼€講過一個語言學家的事，而其發(fā)生地恰恰就在胡學文寫到的張北一代：“村子里幾百年來老是這幾個姓，我從墓碑上去重構每家的家譜，清清楚楚，一直到現在還是那些人。鄉(xiāng)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變動。”《有生》亦可看作一個關于人與土地關系的宏大寓言。父親帶著喬大梅和母親逃荒的原因，是“父親吃了場官司。按父親的說法，他中了別人的圈套。房屋沒了，地契沒了”，從而失去了生活的根基，只能成為流民。而他們之所以去塞外，是“聽說塞外一個燒餅就能換一畝地”。父親帶著女兒按照李貴的指引來到營盤鎮(zhèn)宋莊，先是寄居在李富家里，在這里了解到了李富如何用五年的時間“啃”出了六畝地，于是也決定要在垴包山上去開墾土地。當父親看到喬大梅和大旺辟出的一塊席子大小的地時，作者用細節(jié)描寫道：“父親抓起土塊，在手里捻捻，又聞了聞，撮了一點擱到嘴里嚼了嚼，眼睛突然濕了?！币粋€從內地流浪到塞外的農民面對屬于自己的土地時的激動心情赫然在目；而后來父親的話則更加明確了土地與生命的關系：“父親后來說，他聞到了虞城的氣息。那氣息混雜著麥粒、玉米、豆子，或許他還聽到了水塘的蛙鳴?！庇莩鞘菃碳业墓枢l(xiāng)，這段話表明，在農民看來，哪里有自己的地，哪里就是養(yǎng)活自己的故鄉(xiāng)了。在后來的故事中，喬石頭意欲開發(fā)垴包山，宋品挨家挨戶做工作，動員人們簽換地協(xié)議，重要的補償條件就是用宜于耕種的灘地置換坡地。如花、毛根、喜鵲等不同意置換土地固然有各自的特殊原因，但隱喻的仍然是人對土地的眷戀與不舍；具有修辭意義的情節(jié)還有黃板在垴包山上挖洞探寶等。

《有生》寫出了百年來中國農民的生存情態(tài)，近現代史上的苦難生活表現在作品中，主要用來與生命的脆弱或堅韌產生對比，以增加敘事張力。此外，傳統(tǒng)鄉(xiāng)村道德也是作者著力要表達和弘揚的內容，體現著作者的價值立場。祖奶的善良、慈悲、仁厚以及敢于直面生活的勇氣令人欽佩；盡管作者對鄉(xiāng)村生活是“親歷性”的，但祖奶的形象體現的仍然是美好想象中的傳統(tǒng)精神和人格的化身。其他角色如李富、李大旺、白禮成、宋慧、安敏等人物，盡管百人百性，但身上的某一隅都葆有道德和人性的光輝；甚至李二妮、宋麗華、王大翠等這些功能性角色，也并非一無是處的“壞人”，時而也會發(fā)出動人的閃光。由于背負了太多的歷史遺產，中國鄉(xiāng)村文化的啟蒙轉化是困難的，“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因此文學敘事“唱衰”鄉(xiāng)村也成了一種流俗，但《有生》回望民間和傳統(tǒng)并未陳陳相因，而既有有節(jié)制的贊賞和敘說，亦有反思和批判，這構成了小說在主題上的豐富性。

結語

由于極廣大的地域和極多的人口，多樣性似乎是中國鄉(xiāng)村的最大特征，因此有外國研究者認為，“一般來說，對中國的任何事情都很難進行可靠的概括”?！队猩匪坪鯇Υ俗隽四撤N回應，它借助對時間和敘述視角的巧妙處理，將宏大敘事與日常經驗、傳統(tǒng)文化與個體精神、家族傳奇與家國情懷統(tǒng)合在一起，因而被譽為“一種文學的大氣象，一種藝術的大營造。捍衛(wèi)了長篇小說這一偉大文體的尊嚴”?；氐轿捏w意義上觀察這部作品，大跨度的時間，具有“根據地”意義的、寫實化的地理空間，琳瑯滿目的人物群像，以及結實堅硬的語言和故事質感等，都昭示出其在高難度上實現了高完成度。小說在對鄉(xiāng)村進行整體性、現代性觀照的基礎上，通過祖奶等高度藝術化的人物形象，寫出了遼闊時空中生命的卑微與崇高、脆弱與堅韌、平凡與神圣，充盈著鄉(xiāng)村傳統(tǒng)透射出的質樸與溫暖，具有洞達人性和人心的情感穿透力。在敘事特征上，胡學文已在《后記》中把“秘密”說破，即祖奶的虛構身份和“傘”狀結構，雖然這對于理解小說的審美價值是有幫助的，但同時也會將讀者對文本的判斷導向狹窄的路徑，盡管其未作為小說正文出現，但我也認為這種自我坦白式的“交代”并不足取。當然，作者的考慮是在文學正在因為媒介變革而發(fā)生革命性變化的背景下作出的，我們亦能理解他的苦心。由于使用了“傘”狀結構，在對時間的處理上就顯得從容不迫，回憶與敘述雜糅，歷史與現實交錯，這就有效解決了“一日長于百年”的敘述難題。

注釋：

①②孟繁華：《文學主流潰散后的鄉(xiāng)土敘事——近年來中國鄉(xiāng)土文學的新變局》，《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現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頁。

③⑥王春林：《胡學文〈有生〉：坐標系藝術結構與敘述視角的設定》，《揚子江文學評論》2021年第1期。

④胡學文：《有生》，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下文引用該文本皆引自該版本，不再一一注釋。

⑤⑧胡學文：《有生》（后記），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

⑦許倬云：《中國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頁。

⑨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頁。

⑩李浩：《胡學文〈有生〉：“體驗”的復調和人性百科全書》，《文藝報》2020年8月28日。

關仁山：《我心中的雪蓮灣——與關仁山談〈白紙門〉》，《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孟繁華著，現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頁。

孟繁華：《總體性的幽靈與被“復興”的傳統(tǒng)》，《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現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頁。

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與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頁。

[美]明恩溥：《中國的鄉(xiāng)村生活》，陳午晴、唐軍譯，電子工業(yè)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頁。

吳義勤：《有生》（套封封底），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單位：河北省作家協(xié)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