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nèi)容提要：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一向擁擠在全國層面，卻忽視對地方層面，例如省作協(xié)組織機構、文學雜志和交游關系等史料的爬梳。這種史料缺失，會導致兩類情況：一是人們對具全國性影響、長住各省老作家的本地生活事跡不甚了解；二是后來成名的中青年作家，從“地方”走向“全國”后，他們在本省市的成長歷程，也因此被湮沒。中國當代文學史，是一部包含著“全國性”文學和“地方性”文學的文學史，搶救性整理當代文學史料，亦應當把地方文學考慮在內(nèi)。

關鍵詞：當代文學史料 地方性 組織結構 雜志和交游

一

我去年秋天寫就的文章《搶救當代文學史料》①，從當代文學70年中劃分出五代作家，認為從史料沉淀的角度看，第一和第二代作家（“20后”“30后”）可列為“搶救對象”，因不少人已故世。對部分第三代作家，如去世的路遙、陳忠實和史鐵生等，尚存爭議的張承志、王朔等，可依具體事例，做一些追本溯源的工作。第四、第五代作家，因創(chuàng)作面貌未整體浮現(xiàn)出來，終評未落實，暫時擱置。這篇文章僅就全國性作家而言，沒有涉及地方性作家。

事實上，在當代文學史上，“全國性”作家和“地方性”作家不是嚴格區(qū)分的概念，不少人身上，是全國性和地方性兼而有之，比如孫犁、柳青、王汶石、馬烽、李準、劉知俠、馮德英、路遙、韓少功、張煒、陳忠實、賈平凹等人。他們長住本地，可屬于全國性的作家，這不是說他們和作品沒有“地方性”。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較少有這種地方性作家，文學中心是北京、上海，不在那里發(fā)表作品，從事文學活動，難以走上文壇。②當代文學史的體制與現(xiàn)代文學體制的一個區(qū)別，就是從1950年代初起，中國作家協(xié)會在各省設立省作家協(xié)會，以及地區(qū)、縣級的文聯(lián)組織，任命省作協(xié)主席、副主席，地區(qū)和縣級文聯(lián)領導。這就把全國文壇，從北京、上海的位置上拉下來，對文學資源和力量重新統(tǒng)籌整合，平均分配。于是，當代文學史“地方性”的文學組織、流派、雜志等活動，就這樣浮現(xiàn)出來。這里所說當代文學的“地方性”，因此有了一定根據(jù)。

我所說的“地方性”，還指各省一些雖沒有全國知名度，但在本省市仍有一定影響的作家，以及本地雜志的編輯等。這種人群數(shù)量遠大于我們知道的那些著名作家，如果依托中國作協(xié)和各省作協(xié)會員名單，用作協(xié)相關部門的材料，建立一個數(shù)據(jù)庫，想必對以后當代文學史的“地方研究”有一定幫助。我讀作品少，與各地作家接觸不多，基本沒有發(fā)言權。而對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尤其是作協(xié)相關部門的人來說，他們應該有更多這方面豐富的知識。

我所說的“地方性”，另外是指全國性作家在地方文學雜志發(fā)表的名作。比如，孫犁的《風云初記》1950年9月22日起在《天津日報》連載，李準的《不能走那條路》見于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報》，陸文夫的《小巷深處》發(fā)表在《萌芽》1956年第10期，吳強的《紅日》1957年3月起在《延河》連載，馬烽的《三年早知道》刊載于《火花》1958年第1期，茹志鵑的《百合花》發(fā)表于《延河》1958年第3期，趙樹理的《鍛煉鍛煉》見《火花》1958年第8期，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第一部從1959年4月在《延河》連載……③當然，很多作品也在《人民文學》《收獲》等全國性雜志，或由全國性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推出。這種在地方性雜志發(fā)表，然而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作品的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1980年代，如《鴨綠江》《清明》《雨花》《青春》《延河》《山西文學》《黃河》《山東文學》《奔流》《山花》《紅巖》《福建文藝》《芙蓉》《朔方》《新港》《長江文藝》《北方文學》《鐘山》《花城》《作家》等。

1990年代后，鑒于壓縮雜志或改刊等因素，文學資源再次向北京、上海集中，除《鐘山》《花城》《作家》等少數(shù)雜志還保持全國影響外，上述地方性雜志逐漸衰落。作家更愿意把自己新作發(fā)表在《人民文學》《上海文學》《收獲》《十月》《當代》等全國性雜志，以及《鐘山》《花城》《作家》等地方性雜志上。這就使一篇作品，如果初次發(fā)表不是全國性雜志，很難再進入文學批評的視野，成為“名作”的概率大為減少。

我所說的“地方性”，也包括一些名作家在走向全國的過程中，最初幾年，省作協(xié)和當?shù)匚膶W批評所發(fā)揮的作用。以陜西幾位作家為例。例如，賈平凹的成名作《滿月兒》發(fā)表于《上海文學》1978年第3期，可是如果沒有省作協(xié)的培養(yǎng)支持，當?shù)嘏u家對他作品的第一波評論、介紹，就在他從“地方”到“全國”的過程中缺了重要一環(huán)。換言之，在他創(chuàng)作起步時，推動最有力的還是王愚、肖云儒、李星、劉建軍、費秉勛、胡采、暢廣元和李小巴等批評家。據(jù)初步計算，1985年前關于賈平凹的評論文章有101篇，當?shù)刈髡呶恼?2篇，占1/3。④它們是胡采的《關于賈平凹和他的小說》，費秉勛的《試論賈平凹小說的藝術風格》《賈平凹新作淺議》，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李星的《賈平凹的幾篇小說近作》，劉建軍的《賈平凹小說散論》，等等。其中，費秉勛的文章最多。他不單是賈平凹就讀西北大學時的老師，兩人也是亦師亦友的關系，此例證明，費對后者文學世界介入之深。

路遙創(chuàng)作起步階段，每寫一部新作，要拿給當?shù)嘏u家看，聽意見，再做修改。李小巴說，《人生》寫好后，他看過初稿，提過修改意見。在此過程中，兩人有過多次交流。1981年初冬，路遙和妻子林達來他家。路遙剛從陜北回來，談到農(nóng)村“分田到戶”的情況，又說他剛完成的《人生》，比前兩部，即《驚心動魄的一幕》《在困難的日子里》都好?！傲诌_說，她讀原稿時都哭了?！雹堇钚“筒粌H是路遙創(chuàng)作的最早引導者之一，參與過作品的修改過程，也是第一個提出路遙本人和作品具有“兩面性”的批評家?！昂枚嘣u論文章只看到路遙是‘農(nóng)民的兒子’這一點，而忽略了另外的卻是很重要的一點，即路遙始終在努力擺脫‘農(nóng)民兒子’帶給他的局限性、狹隘性。他總是努力‘脫出殼來’回首觀察自己熟悉的農(nóng)村社會生活。他總是努力把分析社會生活的立足點提到能夠全景式俯瞰的高度。這給他的作品提供了較大的構架，也使他的作品有一種逼人的氣勢?！彼€加重口氣地強調(diào)：“他對文學表現(xiàn)出的美很注重，也有自己的個性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在格調(diào)上表現(xiàn)出高尚的莊重感?！雹?/p>

董墨是《延河》一位資深老編輯，是發(fā)現(xiàn)路遙的人之一。路遙曾經(jīng)將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初稿，交給他閱讀和提意見?！镀椒驳氖澜纭返谝徊砍醺逋瓿珊螅愤b第一個想到的也是董墨：

一天他來我家里問我，能不能看看他的第一部初稿？盡管我手頭有事兒，還是欣然應允。第二天他抱來十多本稿紙，放在桌子上足有尺許高，一見這么一摞稿紙，就可以想見整個工程的浩繁。我停下手頭的事兒，用了兩天多時間閱讀了一遍。由于這是一部多卷的長篇小說的第一部，下邊幾部如何展開？人物具體地如何發(fā)展？一時尚難估計，所以總體尚很難置評，只對一些細節(jié)和他交換了一些意見。他說他還要再寫一遍，好多地方還得仔細琢磨一番。⑦

路遙還告訴他：這部作品不是寫給專家，而是寫給廣大普通讀者看的⑧……由這些材料可知，“地方性”應包括省市文學雜志的編輯，像董墨這種直接給作家提出修改建議和意見的人。這方面作家和編輯關系的軼事應該很多。

二

地方文學雜志，是文學史料整理需要首先搶救的對象。

1949年以后各省市創(chuàng)辦的文學雜志究竟有多少種，分布情況如何，地區(qū)、縣級沒有刊號，內(nèi)部交流的文學雜志，能否歸于這一范圍，它們確切數(shù)量多少，等等，至今無人統(tǒng)計，處于曖昧不清的狀態(tài)。

差不多十年前，我申請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文學史資料長編》，楊慶祥、黃平是課題組成員，帶著他們的碩士生做了很多基礎性工作。因資料長編涉及諸多領域，我們只整理“當代文學期刊目錄”，待到輯成，有150萬字，可以編四大卷。⑨但我們整理對象，只限于中央、各省兩級雜志，沒把地區(qū)及縣級文學雜志統(tǒng)計進來。所以，這個期刊目錄只包含各省的“地方”，而不包含地區(qū)及縣級的“地方”，是它的不足之處。

這個目錄等于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作品目錄索引，讓人看到當代文學期刊的大致樣貌，也提供了一個地理圖，可以對當時作家作品發(fā)表狀況有一個初步了解。容我把編書設想、思路略作介紹：“最近十年的當代文學期刊研究，明顯集中在‘中央雜志’，而實際忽略了‘地方雜志’的存在，如《人民文學》《文藝報》《上海文學》《北京文學》《十月》《當代》和《收獲》等等。事實上，由于‘十七年’文學強調(diào)對‘工農(nóng)兵作者’的培養(yǎng)，建立起一套培養(yǎng)工農(nóng)兵作家和作品的生產(chǎn)機制，很多青年作家，例如李準、王汶石、馬烽、胡萬春、聞捷、公劉、流沙河、白樺、陸文夫、高曉聲等等，都是經(jīng)過地方雜志的精心培養(yǎng)這一歷史臺階，才最后走向全國的。如果不對地方雜志做系統(tǒng)性、大規(guī)模的收集和整理，那么這一作家的史前史將不復存在。這一歷史鏈條的斷裂，實際上也無法重新去釋讀一個作家或一個作家群的形成史。做出這種判斷，并不是項目設計者的閉門造車，而事實上是基于對‘十七年’文學生產(chǎn)制度的初步的了解。”我們的輯存范圍，從1949年到1999年，總計44種雜志，是中央和省市級以上的，地區(qū)級、縣級暫不在內(nèi)。⑩雜志如下：

根據(jù)已采集整理的材料，按照中央和各省地區(qū)之分布，擬選取一部分雜志予以介紹。北京市：《國外文學》（1981年創(chuàng)刊）、《外國文學》（1980）、《世界文學》（1959）、《人民文學》（1949）、《十月》（1978）、《當代》（1979）、《中國作家》（1985）、《北京文學》（1950）、《解放軍文藝》（1951）、《青年文學》（1982）、《民族文學》（1981）、《詩刊》（1957）、《北京紀事》（1994）、《詞刊》（1980）、《劇本》（1952）、《民間文學》（1955）、《神劍》（1985）、《小說選刊》（1980）、《新劇本》（1985）、《中國文學》（英文，1951）、《傳記文學》（1984）、《啄木鳥》（1984）、《作品與爭鳴》（1981）、《東方少年》（1982）、《兒童文學》（1963）。天津市：《散文》（1980）、《藍盾》（1985）、《新港》（1956）、《通俗小說報》（1984）、《小說家》（1983）、《小說月報》（1980）、《少年小說》（1985）。河北?。骸堕L城》（1979）、《大眾文藝》（1949）、《當代人》（1949）、《女子文學》（1984）、《散文百家》（1989）、《雜文月刊》（1985）。陜西?。骸栋倩ā罚?957）、《延安文學》（1979）、《延河》（1956）。甘肅?。骸讹w天》（1950）、《西北軍事文學》（1986）、《陽關》（1979）。西藏：《西藏文學》（1979），等等。

這里只有五個省市，其中北京最多，自然最后出書，遠遠不止這些省份的雜志。這五省雜志括弧中所標示的年代，是指創(chuàng)刊時間。

從以上數(shù)據(jù)看，地方性雜志整理，只占1/3，數(shù)量驚人的地區(qū)、縣級雜志還沒有囊括進來。當時我們沒有進一步深挖的野心，假如有人一省一省地對地區(qū)和縣級雜志進行統(tǒng)計，先用圖表形式寫成文章，應該很有價值。此項工作如最后做完，大概最少也得一二十年時間。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現(xiàn)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每兩年開一次“年會”，其實中間，干嗎不開一兩次雜志統(tǒng)計方面的小型研討會？先把風放出去，形成某種氛圍，漸漸的，就會有一些有心人惦記這種工作，也許先行實驗了。如果全國、各省、地區(qū)和縣級的文學雜志統(tǒng)計不出來，當代文學史料中地方文學雜志的“搶救性”整理，就不能說有基礎性建設。

我聽說武新軍教授在做地方性文學雜志的整理工作，不知進度如何。地區(qū)和縣級文學雜志的期刊目錄，其意義不比我們已完成的中央、各省文學雜志的期刊目錄小，相反，研究者的考察可以借此下沉，看到文學史有些冷僻的角落。眾所周知，當代作家創(chuàng)作剛起步時，在地區(qū)或縣級雜志發(fā)表作品不少，比如莫言最早幾篇小說就刊登在河北保定的《蓮池》上。我1978年春上大學時，熱衷寫詩，還有點“校園詩人”浮名，作品先發(fā)在甘肅的《飛天》、河南的《奔流》、遼寧的《芒種》等處，后來升級到《詩刊》《人民文學》《青年文學》等全國性雜志。據(jù)我所知，河南省的地區(qū)級文學雜志不少，例如信陽地區(qū)文聯(lián)的《雞公山》、洛陽地區(qū)文聯(lián)的《牡丹》等。不少青年作家，在走向文壇的過程中，像我這樣到處撒網(wǎng)的情況應該不少。所以，“搶救性整理”地區(qū)和縣級文學雜志，可以彌補這一缺憾。

剛故世的吳福輝教授，北大中文系碩士畢業(yè)后，分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一干幾十年，直到退休。他曾對我說，自己保存有一套完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至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館藏是否完整，就不好說。這家中央級學術雜志的命運尚且如此，得靠“個人收藏”保存，各省地區(qū)、縣級文學雜志能否完整保存下來，究竟保存在誰手里，實在無法預料。以自己親身經(jīng)歷來說，1996年春，我在人大中文系任副主任，看到收藏在學校圖書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不全，就想去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淘一套”《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實際是購買）存放系資料室。我?guī)еY料室一位老師，到文學館原址破舊庫房里扒拉扒拉，弄得一身灰塵，終于找到一套《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它至今還在中文系資料室。經(jīng)我這么敘述，就知道所謂“搶救性整理”地方文學雜志，不是一句空話，而有著實實在在的內(nèi)容。

“地方性雜志”整理工作的缺失，已經(jīng)在近年來出版的作家文集中反映出來。我手里有作家出版社的《莫言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張承志文集》、十月文藝出版社的《路遙文集》（五卷）、陜西人民出版社的《賈平凹文集》（1998年版、2008版）、作家出版社的《余華作品》和作家出版社的《王安憶自選集》等數(shù)種。據(jù)我所知，在上述文集中，有些在地區(qū)、縣級文學雜志上發(fā)表的作品未收。其中原因，首先因稍微完備的地方文學雜志目錄未整理問世，沒有一個詳細可靠的作品路線圖，作家未必記得自己發(fā)表的所有作品；其次，由于是“文集”，而非“全集”，不重要作品沒選入，也屬正常；再次，或許還有模糊印象，但無處尋找，所以“漏選”就難以避免。以現(xiàn)代文學研究為例，《郭沫若全集》的最早版本，應該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的“38卷”，距今已39年。然而，山東師大魏建教授仍然發(fā)現(xiàn)了不少郭沫若的“軼作”，考證工作還在繼續(xù)。

老作家茅盾在撰寫回憶錄過程中，不時囑人查找、核對原作，也是一個值得列舉的例子。

茅盾1975年起，開始悄悄寫長篇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上、下），由兒子韋韜、媳婦陳小曼任助手。他老人家居然也記不得，有些作品、評論文章和商榷性論文的確切發(fā)表之處。新時期初期，當這件事可以公開后，他通過總政、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兒子媳婦借調(diào)為秘書，全職幫助做上述作品、評論和論文的搜尋、查對、勘誤工作。為此，后者跑遍北京、上海的圖書館。八十高齡的茅盾先生還多次寫信，向有些朋友詢問實情，以求材料的真實、準確、可靠。他在該書“序”中聲明：“所記事物，務求真實。言語對答，或偶添藻飾，但切不因華失真。凡有書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詢者，亦必虛心求教。他人之回憶可供參考者，亦多方搜求，務求無有遺珠，已發(fā)表之稿，或有誤記者，承讀者來信指出，將據(jù)以改正。其有兩說不同者，存疑而已?！?/p>

為何像茅盾這樣德高望重的人，在核實自己作品、文章的過程中，還如此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呢？我的理解是，他發(fā)表的雜志不盡都在北京、上海，還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地方性雜志上。從1920年代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因政治和戰(zhàn)亂原因，茅盾的生活一直處在動蕩之中，九江牯嶺、香港、桂林、新疆、延安、重慶和日本等，都留有他的游蹤。有些雜志是辦幾期就?？?，有些是辦刊人也邊編邊走，舉止不定，有些則夾混在報紙副刊中，他兒子媳婦盡管下了很大功夫，真弄起來，有一些恐怕還是大海撈針，未必能一網(wǎng)打盡。因故，連一向嚴謹自持的茅盾先生也感嘆“或有誤記者，承讀者來信指出，將據(jù)以改正?！?/p>

如果有好奇心的人，就《我走過的道路》上所述作品、文章重新核實，想必一定還有“遺珠”“誤記”和“存疑”吧。不過，瑕不掩瑜，這部上下卷的皇皇著作，大概是我讀到的現(xiàn)代作家最好的長篇回憶錄之一，其獨特的文學史價值不言自明。

三

“地方性”研究，還包括各省作家協(xié)會的史料整理。

近年來，丁帆等人編選的《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我和吳圣剛團隊編選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資料叢刊》等書陸續(xù)出版，其中略為涉及兩省作協(xié)的材料。如果開展史料整理，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一些工作。

一是各省作協(xié)的組織機構，包括全部主席、副主席、作協(xié)會員名單，改選、增選情況等。從作家角度看，人事變動，可反映他成名過程、影響力日增的軌跡；從領導角度看，這種變動，足以影響到一個時期里當?shù)匚膶W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比如，柳青擔任陜西作協(xié)主席時期，變化就不顯著，因為他主要精力是創(chuàng)作《創(chuàng)業(yè)史》，人又住在西安郊區(qū)的皇甫村。到胡采任主席的1980年代，情況大變，他對青年作家?guī)椭^大，帶動了一批人的成長，陜西三大作家路遙、賈平凹、陳忠實從陜西走向全國，就在這一時期。另外，1980年代中期，他力倡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為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浮躁》等作品營造了良好環(huán)境，對1990年代初的“陜軍東征”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也發(fā)揮了作用。我看到一點胡采和路遙、賈平凹關系的材料，雖只是一鱗半爪，也挺有意思。假如寫一篇詳細的考證文章，就可以把1980年代陜西省作協(xié)“組織機構變動”，對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積極作用的史實呈現(xiàn)出來。河南省作協(xié)也有類似例子。1980年代南丁擔任主席，他對河南小說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也發(fā)揮了積極影響，比如把張宇從洛陽、李佩甫從許昌調(diào)到省作協(xié)來，改變了他們的身份。當時將一個人的身份由工人、農(nóng)民轉換成作協(xié)干部、專業(yè)作家，難度很大，南丁很有氣魄，自然也花費了極大精力。如果不是這樣，就沒有今天的李佩甫了。其他省份，大概也有這種材料，可惜一直沒有人搜集和整理。

二是各省作品研討會的材料。從文學史角度看，省級的作品研討會，沒有國家級的研討會影響大，否則，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研討會就不會費時費力地跑到北京來舉行了?？杀臼〉难杏憰灿袃r值。1980年代中期以前，還沒有今天動不動就到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開研討會的習慣，研討會在各省召開的比較多，留下的材料應該不少?！把杏憰行摹敝饾u從各省移到北京，與省作協(xié)和作家主動推介作品，出版社的促銷需求，有一定的關系，其中，尤以出版社為最積極者。出版社為擴大發(fā)行量和讀者覆蓋面，促使各省從分割、封閉狀態(tài)，轉變成全國性的流通機制，形成了全國性市場，也實現(xiàn)了出版社和作家雙贏的局面。根據(jù)上述情況，如果持續(xù)跟蹤和搜集一省作品研討會的沿革，編纂一批研究資料，至少可以寫幾篇有關“研討會演變史”的文章。說不定許多年后，這類史料整理形成一定規(guī)模之后，會有人選擇做一篇博士論文。在文學史生產(chǎn)中，“研討會演變史”雖然不是主要構件，但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個作家成長的過程，以此為中心，則折射出文學體制的某些變化調(diào)整。

現(xiàn)在，還沒有一省或多省作家作品研討會的系統(tǒng)資料叢書，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動過編選的念頭？如果沒有，我覺得真可以動起來?，F(xiàn)在各省的社科基金指南，研究對象還是全國性的文學現(xiàn)象和作家，為什么就不能為當?shù)匚膶W服務，以本省作家研究為主呢？據(jù)我所知，江蘇、陜西作協(xié)對本省作家的研究是比較重視的。最近幾年，“路遙研究熱”并非在北京興起，而是起步和集中在陜西本地，這種現(xiàn)象非常新鮮。但究竟是省作協(xié)牽頭，還是研究者自發(fā)的行為，目前還不清楚。就我在北京參加的幾次研討會看，好像是研究者的自發(fā)行為比較多，當然也不排除省作協(xié)的某些支持幫助。從1993年到2007年，陜西本地的路遙研究是默默無聞的，近幾年局面大變。據(jù)我搜集的材料，就有二三十種之多。厚夫《路遙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路遙》（此書在前書基礎上修訂完成），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航宇的《路遙在最后的日子里》，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馬一夫、厚夫主編《路遙研究資料匯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文琴編《路遙研究資料》，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路遙紀念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申曉主編《守望路遙》，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李建軍編《路遙十五年祭》，新世紀出版社2007年版；王剛編著《路遙紀事》，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版；王剛著《路遙年譜》，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版；航宇著《路遙的時間》，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等。以及路遙紀念館編，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的半年刊《路遙研究》2015年和2016年春夏卷、秋冬卷等一些資料?？赡苓€有一些書或資料，我沒有買到或看到。

這說明，依靠本省作者努力，是能夠把這種工作做起來的。陜西省促成“路遙研究熱”的成功例子，給了我一定的啟示。但遺憾的是，與作家的實際地位相比，賈平凹、陳忠實的研究資料目前做得還不夠。有兩三本賈平凹朋友、熟人撰寫的作家傳記，其中，對他早年生活的記述較有意思，而對《廢都》以后的事跡，材料則較單薄。目前有一本《陳忠實年譜》，其他著作尚未看到。其中原因，一個是賈平凹仍然健在，以回憶、研究的方式開展像路遙那樣的工作，恐怕不太方便。陳忠實故世年頭不長，史料的進一步整理和出版，尚需一段時間，這都需要我們這些旁觀者保持耐心。依據(jù)我對陜西省當代作家研究的觀察，他們是不會輕易放棄對賈平凹、陳忠實的文學史研究的。

做研討會資料整理，除利用作協(xié)本省檔案外，還要查找當?shù)貓蠹埖臅h消息報道進行互證。我課堂上有一個女生，是從西北大學考來的，她跟其他老師讀碩士，看到我出的題目《陜軍東征》，便主動承應下來。暑假回去，就到《陜西日報》等當?shù)貓罂喜?，結合《光明日報》等報紙，寫出了一篇材料扎實的《“陜軍東征”的知識考古》。文章在《小說評論》發(fā)表后，承主編李國平先生欣賞，推薦作為當年“唐弢青年文學獎”的備選文章，雖未獲獎，價值卻有。作者是現(xiàn)代文學出身，經(jīng)過材料訓練，所以寫篇當代文學研究文章，優(yōu)勢就顯現(xiàn)了出來。我一向主張，做當代文學史研究，應該向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方法靠攏，盡量做具體研究，材料要扎實，不能光憑主觀愿望，憑某種理論寫。尤其是這種為了證實一個文學事件的來龍去脈的考證性文章，必須老老實實地寫，否則很難服人。

另外，各省作家協(xié)會的史料整理，除組織機構、作品研討會資料外，對某作家“口述實錄”性的材料，也可以納入其中。我這里指的不是健在作家，而是對故世作家身邊朋友的回憶性實錄材料。舉例來說，關于路遙的回憶文章就比較有意思。路遙1992年11月故世，次年6月，僅半年時間，曉雷和李星編選，陳澤順責編的《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即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說是急就章式的回憶實錄資料，留著“急就章”痕跡，有些地方還較粗糙簡單。該書作者47位，有陜西作協(xié)的，也有不屬于作協(xié)、但認識路遙的人士。且把名單錄下：邰尚賢、牟玲生、陳忠實、趙熙、曉雷、董墨、賀芝、李天芳、肖云儒、暢廣元、王愚、賀抒玉、白描、李星、陳華昌、高建群、孫豹隱、陳澤順、李敬寅、邢良俊、徐岳、王觀勝、張艷茜、張子良、李小巴、莫伸、汪炎、李鳳杰、銀笙、京夫、聞頻、洪章、何志銘、鄭文華、王鵬、子頁、黃河浪、李勇、徐來見、朱鴻、梁寶林、葉錦玉、勁挺、邢小利、木子、延鴻飛、劉春生。47人中，除黃河浪外，其余都是本地人士。對這個名單上的人，不光我，恐怕很多研究者，不一定會認識。從文學史角度看，作協(xié)人的回憶有價值，但不能說其他職業(yè)的人的回憶就沒有價值，后者反倒取了一個我們不熟悉、然而有意思的視角來看路遙。說實話，這本書我讀得津津有味。因為回憶者是本地人，就比當代文學圈子里的人，在談到路遙時更加的具體、切近、生動和形象，有一種栩栩如生的效果，路遙仿佛一下子“復活”了。此書出版距今已28年，史料價值反倒越來越重要。

最后，我還想到趙樹理（山西）、馬烽（山西）、西戎（山西）、孫犁（天津）、柳青（陜西）、王汶石（陜西）、李準（河南）、南丁（河南）、梁斌（河北）、徐光耀（河北）、劉知俠（山東）、馮德英（山東）、峻青（上海）、吳強（上海）、羅廣斌（重慶）、楊益言（重慶）等各省駐會作家的史料整理問題。歷史地看，他們大部分的生活和文學活動，都在本地。把他們“本地史料”發(fā)掘整理出來，可以觀察其作品產(chǎn)生全國性影響的來龍去脈。因為作品的“全國性影響”不是突發(fā)性的，而有一個在本地長期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醞釀過程，現(xiàn)在的研究者，對此知之甚少。以前曾出版過一些作家的傳記，比如《孫犁傳》《趙樹理傳》?！读鄠鳌方瓴懦霭妫ㄗ髡邽閭髦髋畠海Ｇ皟杀?，敘述作家本地生活不夠翔實，只是為他們后來的創(chuàng)作生活做點鋪墊；后一本出自女兒視角，雖然材料比較豐富，但也沒怎么涉及柳青在陜西作家協(xié)會的生活活動。我看過一點李準創(chuàng)作初期的材料：李準，河南省洛陽縣(現(xiàn)為孟津縣）下屯村人，1928年5月生。他出身于鄉(xiāng)村教師兼小地主家庭，祖父教過50年書，父親曾任洛陽縣第四小學校長，叔父也做過小學教師。但他夫人董女士是農(nóng)村姑娘。這種婚姻，加上孟津地處洛陽近郊，進城方便，就讓李準具有“亦鄉(xiāng)亦城”的意識。1948年，經(jīng)親戚介紹，他到豫西中州銀行（后為洛陽銀行）當職員，三年后任貨幣計劃股股長。三反五反運動時，摔過跟頭，但后來路就走順了。1954年調(diào)“河南劇改會”工作。1956年以《人民日報》“特約記者”身份，到東北幾地采訪，寫出電影劇本《老兵新傳》，從此開始“觸電”，以小說家和電影劇作家的雙重身份名世。李準對農(nóng)村生活的熟悉，為“十七年”小說界人所共知，一是因為他過去的“亦鄉(xiāng)亦城”經(jīng)歷，其二，成為作家后，他還下過一番苦功，例如1959年他到全省十幾個縣做過采訪、調(diào)查。這為他成功塑造一系列農(nóng)村婦女形象準備了條件，如《李雙雙小傳》《兩代人》等名作。據(jù)我所知，浩然早年生活和晚年生活事跡也開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已有人進行史料搜集整理，且有文章在陸續(xù)發(fā)表。

僅舉以上兩個例子，就知在各省作家協(xié)會史料整理方面，漏洞不少，空間很大。以上所舉，都是全國性的名作家，一般會以為史料工作差不多了，其實現(xiàn)有材料多半是全國層面的，地方層面的，則基本未動，留下不少空白。

四

由此可知，中國當代文學史是一部包含“全國性文學”和“地方性文學”的文學史。它們彼此聯(lián)系，承傳不止，缺一不可，這從史料建設上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來。

中國是一個大國，不是中等國家、小型國家，幅員遼闊，地理多元復雜，民族眾多，而且南北、東西文化習慣和習俗差異很大。在現(xiàn)代文學史階段，因作家人數(shù)較少，文學規(guī)模不大，大部分作家，都從小地方流動到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因此地方性文學，基本布不成陣。到當代文學史階段，由于國家統(tǒng)馭力量加強，管理權垂直下降到各省、市、縣、鎮(zhèn)，有意識地在省市縣三級建立作家協(xié)會和文聯(lián)組織，這就使中國文學史的地理圖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因此可以說，“地方性文學”的活動，只有到了當代文學史階段，尤其是“十七年”這一時期，才日益強烈、集中起來，留下大量歷史陳跡，這都為史料整理，提供了便利條件。這種觀點我前面說過，這里再做強調(diào)。

當代文學史上的組織結構，不似現(xiàn)代文學那樣松散無定，有固定場所、人員和資料機構，對相關史料的搜集整理，相對會較容易。前提是，有些資料不要因為運動而銷毀、失蹤。劉錫誠先生為什么退休后，能寫出幾本當代文學史料的著作？他辦退休時，有意識地用板車，拉走了自己辦公室的材料，等于自存史料。我不知道各省作協(xié)老人中，是否有類似現(xiàn)象？如果有，請勿讓資料隨便流失到社會上去，不然就可惜了。當代文學研究雜志，似乎可以設立一兩個文學史史料的小欄目，讓編輯積極征集各省老作家及其親屬所提供的史料，請他們寫一點東西。這種具體、切實的工作，比我在這里呼吁有效得多。倘積少成多，很多年后，一定會結出豐碩成果。加強當代文學史“地方文學”史料的搶救性整理，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本文開篇，我對何謂“全國性文學”“地方性文學”做了一點界定和區(qū)分，說得比較籠統(tǒng)，難以嚴絲合縫，無懈可擊。原因是，這不是一篇專門討論全國性文學和地方性文學關系的論文，暫不需下此功夫。然坦率說來，即使想寫這篇文章，也很難真正做好，因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下限還未確定，當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條件尚不存在。當代文學史的認識，還處在不斷浮沉、移動的過程之中，雖然表面看，是因為史料建設跟上來，缺乏基礎性研究的原因所致。

“地方文學”史料會被認為是“小題目”?！靶☆}目”也可以做出“大學問”。近一些年，國外不斷涌現(xiàn)“地域研究熱”，就是用小題目做大學問的現(xiàn)象，比較有名的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研究的是印尼和東南亞地區(qū)的語言和地域文化的關系，題目相當冷僻。我說的“地方文學”史料的搶救性整理，也是這個意思。比如，陜西、河南、山東等黃河中上游的幾個省份，為什么在當代文學史中，尤其是最近幾十年出現(xiàn)的小說家最多，實力最為雄厚？這一現(xiàn)象，也說明地方文學的史料整理，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小題目，那里面的水深了。

注釋：

①程光煒：《搶救文學史料》，未刊。此文是上學期因疫情，為研究生線上課寫的文章。

②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一書的“本章年表”，敘述的主要是北京、上海的文學事跡和活動，包括文學社團、雜志創(chuàng)辦、作家作品發(fā)表的情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③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年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年表統(tǒng)計只是一部分作家作品，還有一些未統(tǒng)計在內(nèi)。

④郜元寶、張冉冉：《賈平凹研究資料》“評論文章索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465頁。

⑤⑥李小巴：《留在我記憶中的》，《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171頁。

⑦⑧董墨：《燦爛而短促的閃耀——痛悼路遙》，《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雪、李星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45頁。

⑨這部四大卷《當代文學期刊目錄》，還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因校對工作進展較慢，正式出版有待時日。

⑩這種考慮，一是如果把它們囊括進來，工作量太大；二是地區(qū)級和縣級文學雜志多沒有刊號，算不算正式出版物還得討論。不過，依我看，只要作品印成鉛字，就應算正式發(fā)表。當然，不包括1980年代數(shù)量更多的自印詩歌雜志。

?河南大學文學院從任訪秋、劉增杰到關愛和、解志熙、沈衛(wèi)威，再到劉進才、劉濤、武新軍、孟慶澍、張松建、李建立，有四代學者長期致力于文學史整理研究工作。

?最近到京東網(wǎng)上查閱，發(fā)現(xiàn)這些作家“文集”的版本很多，有重復版，也有增訂版，不一而足。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序》（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即使他撰寫態(tài)度如此認真，仍然被人指出了“百處錯誤”，可見查找核對雜志工作難度之大。參見沈衛(wèi)威《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百處錯誤概說》，《湖州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第3期。

??參見樊宇婷《“陜軍東征”的知識考古》，《小說評論》2015年第1期。

?曉雷、李星：《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江蘇師院中文系編《李準傳略》，《李準專集》（1979年），第1—5頁。這套書是新時期出現(xiàn)較早的當代作家研究資料，未刊。

?參見年輕研究者邵部近年來的浩然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