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 丁玲：魯迅先生于我
一九二二、二三年我在上海時期，仍只對都德的《最后一課》有所感受，覺得這同一般小說不同，聯(lián)系到自己的國家民族，促人猛省。我還讀到其他一些亡國之后的國家的一些作品，如波蘭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我也讀了文學(xué)研究會耿濟之翻譯的一些俄國小說。我那時偏于喜歡厚重的作品，對托爾斯泰的《活尸》、《復(fù)活》等，都能有所領(lǐng)會。這些作品便曰復(fù)一日地來在我眼下，塞滿我的腦子，使我原來追求革命應(yīng)有所行動的熱情，慢慢轉(zhuǎn)到了對文學(xué)的欣賞。我開始覺得文學(xué)不只是消遣的，而是對人有啟發(fā)的。我好像悟到一些問題，但仍是理解不深，還是朦朦朧朧，好像一張吸墨紙，把各種顏色的墨水都留下一點淡淡的痕跡。
一九二四年我來到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一致的摯友王劍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際遇刺痛了我。我雖然有了許多新朋友，但都不能代替她。我毫無興味地學(xué)著數(shù)理化，希望考上大學(xué)，回過頭來當一個正式的學(xué)生。我又寂寞地學(xué)習(xí)繪畫，希望美術(shù)能使我翻滾的心得到平靜。我常常感到這個世界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前進?？墒窍蚰睦锴斑M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還擠不進去；于是我又讀書，這時是一顆比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讀一些讀過的東西，感受也不同了，“魯迅”成了兩個特大的字，在我心頭閃爍。我尋找過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從那里認識真正的中國，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多么黑暗！啊，原來我身上壓得那樣沉重的就是整個多難的祖國，可悲的我的同胞呵！我讀這些書是得不到快樂的。我總感到呼吸迫促，心里像堵著一堆什么，然而卻又感到有所慰藉。魯迅，他怎能這么體貼人情，細致、尖銳、深刻地把中國社會，把中國人解剖得這樣清楚，令人凄涼，卻又使人罷手不得。難道我們中華兒女能無視這個有毒的社會來侵襲人，迫害人，吞吃人嗎？魯迅，真是一個非凡的人吧！我這樣想。我如饑似渴地尋找他的小說、雜文，翻舊雜志，買剛出版的新書，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報副刊》、《語絲》上登載的他的文章，我總想多讀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
一九二五年三月間，我從香山搬到西城辟才胡同一間公寓里。我投考美術(shù)學(xué)校沒有考上，便到一個畫家辦的私人畫室里每天素描瓶瓶罐罐、維娜斯的半身石膏像和老頭像。開始還有左恭同志，兩個人一道；幾次以后，他不去了，只我一個人。這個畫家姓甚名誰，我早忘了；只記得他家是北方普通的四合院，南屋三間打通成一大間，布置成一個畫室，擺六七個畫架，陳設(shè)著大大小小不同形狀的瓶瓶罐罐，還有五六個半身或全身的石膏人像，還有瓶花，這都是為學(xué)生準備的。學(xué)生不多，在不同的時間來。我去過十幾次，只有三四次碰到有人。學(xué)生每月交兩元學(xué)費，自帶紙筆。他的學(xué)生最多不過十來個，大約每月可收入二十來元。我看得出他的情緒不高，他總是默默地看著我畫，有時連看也不看，隨便指點幾句，有時贊賞我?guī)拙?，以鼓勵我繼續(xù)學(xué)下去。我老是獨自對著冰冷的石膏像，我太寂寞了。我努力鍛煉意志，想像各種理由，說服自己，但我沒有能堅持下去。這成了我一生中有時要后悔的事，如果當初我真能成為一個畫家，我的生活也許是另一個樣子，比我后來幾十年的曲折坎坷可能要稍好一點；但這都是多余的話。
這時，有一個從法國勤工儉學(xué)回來的學(xué)生教我法文，勸我去法國。他叫我“伯弟”，大概是小的意思。他說只要籌劃二百元旅費，到巴黎以后，他能幫助我找到職業(yè)。我同意了，可是朋友們都不贊成，她們說這個人的歷史、人品，大家都不清楚，跟著他去，前途渺茫，萬一淪落異邦，不懂語言，又不認識別的人，實在危險。我母親一向都是贊成我的，這次也不同意。我是不愿使母親憂郁的，便放棄了遠行的幻想。為了尋找職業(yè)，我從報紙上的廣告欄內(nèi)，看到一個在香港等地經(jīng)商的人征求秘書，工資雖然只有二十元，卻可以免費去上海、廣州、香港。我又心動了?？墒桥笥褌兏臃磳?，說這可能是一個騙子，甚至是一個人販子。我還不相信，世界就果真像朋友們說的那樣，什么地方都滿生荊棘，遍設(shè)陷阱，我只有在友情的懷抱中進大學(xué)這一條路嗎？不，我想去試一試。我自詡是一個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怎么會輕易為一個騙子，或者是一個人販子所出賣呢？可是母親來信了，不同意我去當這個秘書，認為這是無益的冒險，我自然又打消了這個念頭?？墒牵以趺崔k呢？我的人生道路，我這一生總得做一番事業(yè)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將何以為生呢？難道我能靠母親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嗎？我實在苦悶極了！在苦悶中，我忽然見到了一線光明，我應(yīng)該朝著這唯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盞飄忽的小燈走過去，我應(yīng)該有勇氣邁出這一步。我想來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著我的魯迅先生，我相信他會向我伸出手的。于是我?guī)е鵁o邊的勇氣和希望，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細細坦白詳盡地陳述了一番，這就是《魯迅日記》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記的“得丁玲信”。信發(fā)出之后，我日夜盼望著，每天早晚都向公寓的那位看門老人問：“有我的信嗎？”但如石沉大海，一直沒有得到回信。兩個星期之后，我焦急不堪，以至絕望了。這時王劍虹的父親王勃山老先生邀我和他一路回湖南。他是參加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會來到北京的，現(xiàn)在準備回去。他說東北軍正在進關(guān)，如不快走，怕以后不好走，南北是否會打仗也說不定。在北京我本來無事可做，沒有入學(xué)，那個私人畫室也不去了。唯一能系留我的只是魯迅先生的一封回信，然而這只給我失望和苦惱。我還住在北京干什么呢？歸去來兮，胡不歸？母親已經(jīng)快一年沒有見到我了，正為我一會兒要去法國，一會兒要當秘書而很不放心呢。那末，我隨他歸去吧，他是王劍虹的父親，也等于是我的父親，就隨他歸去吧。這樣我離開了春天的北京，正是繁花似錦的時候。我跟隨王勃山老人搭上南下的軍車，是值吳佩孚的軍隊南撤，火車站不賣客車票，許多人，包括我們都搶上車，擠得坐無坐處，站無站處。我一直懊惱地想：“干嗎我要湊這個熱鬧？干嗎我要找這個苦吃？我有什么急事要回湖南？對于北京，住了快一年的北京，是不是就這樣告別了？我前進的道路就是這樣地被趕著，被擠在這悶塞的車廂里嗎？我不等魯迅的回信，那末我還有什么指望得到一個光明的前途呢？”
魯迅就是沒有給我回信。這件事一直壓在我的心頭。我更真切地感到我是被這世界遺棄了的。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渺小的人，魯迅原可以不理我；也許我的信寫得不好，令人討厭，他可以回別人的信，就是不理睬我。
他對別人都是熱情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就認為我是一個討厭的人，對我就要無情。我的心受傷了，但這不怪魯迅，很可能只怪我自己。后來，胡也頻告訴我，我離北京后不久，他去看過魯迅。原來他和荊有緻、項拙三個人在《京報》編輯《民眾文藝周刊》，曾去過魯迅家，見過兩三次面。這一天，他又去看魯迅，遞進去一張“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門口等候。只聽魯迅在室內(nèi)對拿名片進去的傭工大聲說道：“說我不在家！”他只得沒趣地離開，以后就沒有去他家了。我聽了很生氣，認為他和我相識才一個星期，怎么能冒用我弟弟的名義，天真地幼稚地在魯迅先生面前開這種玩笑。但責(zé)備他也無用了。何況他這次去已是我發(fā)信的三個星期以后了，對魯迅的回信與否，沒有影響。不過我心里總是不好受的。
后來，我實在忘記是什么時候的后來了，我聽人說，從哪里聽說也忘記了，總之，我聽人說，魯迅收到我信的時候，荊有麟正在他的身邊。荊有麟說，這信是沈從文化名寫的，他一眼就認得出這是沈從文的筆跡，沈從文的稿子都是用細鋼筆尖在布紋紙上寫的這種蠅頭小楷。天哪，這叫我怎么說呢？我寫這封信時，還不認識胡也頻，更不認識沈從文。我的蠅頭小楷比沈先生寫得差遠了。沈先生是當過文書，專練過字的嘛。真不知這個荊有麟根據(jù)什么作出這樣的斷言。而我聽到這話時已是沒有什么好說了的時候。去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專門研究魯迅著作的朱正同志告訴我說，確是有這一誤會。他抄了一段魯迅先生給錢玄同的信作證明，現(xiàn)轉(zhuǎn)錄如下：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魯迅致錢玄同信云：
且夫“孥孥阿文”(指沈從文一一朱正注)，確尚無偷文如歐陽公(指歐陽蘭)之惡德，而文章亦較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惡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細如蚊蟲之字，寫信給我，被我察出為阿文手筆，則又有一人扮作該女人之弟來訪(指胡也頻)，以證明實有其扮……(《魯迅書信集》上卷第七十二頁)
大革命失敗后，上海文壇反倒熱鬧起來了，魯迅從廣州來到上海，各種派別的文化人都聚集在這里，我正開始發(fā)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來我對創(chuàng)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一九二二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幾個朋友以朝圣的心情找到民厚里，拜見了郭沫若先生、鄧均吾先生，郁達夫先生出門去了，未能見到。一九二六年我回湖南，路過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購買了一張創(chuàng)造社發(fā)行的股票。雖然只花了五元，但對我來說已是相當可觀的數(shù)目了。可是在這時，我很不理解他們對魯迅先生的筆伐圍攻。以我當時的單純少知，也感到他們革命的甲冑太堅，刀斧太利，氣焰太盛，火氣太旺，而且是幾個人，一群人攻擊魯迅一個人。正因我當時無黨無派，剛剛學(xué)寫文章，而又無能發(fā)言，便很自然地站到魯迅一邊。眼看著魯迅既要反對當權(quán)的國民黨的新貴，反對復(fù)古派，反對梁實秋新月派，還要不時回過頭來，招架從自己營壘里橫來的刀斧和射來的暗箭，我心里為之不平。我又為魯迅的戰(zhàn)斗不已的革命鋒芒和韌性而心折。而他還在酣戰(zhàn)的空隙里，大力介紹，傳播馬克思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理論。我讀這些書時，感到受益很多，對魯迅在實踐和宣傳革命文藝理論上的貢獻，更是倍加崇敬。我注視他發(fā)表的各種長短文章，我絲毫沒有因為他不曾回我的信而受到委屈，繼而影響我對他的崇拜。我把他指的方向當做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寫作的途程中，逐漸撥正自己的航向。當我知道了魯迅參加并領(lǐng)導(dǎo)左翼作家聯(lián)盟工作時，我是如何的激動??！我認為這個聯(lián)盟一定是最革命最正確的作家組織了。自然，我知道左聯(lián)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然而在我，在當時一般作家心目中，都很自然地要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具體的人在左聯(lián)實現(xiàn)黨的領(lǐng)導(dǎo)。一九三。年五月，潘漢年同志等來找我和胡也頻談話時，我們都表示樂意即刻參加。當九月十七日晚左聯(lián)在荷蘭餐館花園里為慶祝魯迅五十壽誕的聚餐后，也頻用一種多么高興的心情向我描述他們與魯迅見面的情形時，我也分享了那份樂趣。盡管我知道，他并沒有、也不可能向魯迅陳述那件舊事，我心里仍薄薄地拖上一層云彩，但已經(jīng)不是灰色的了！我覺得我同魯迅很相近，而且深信他會了解我的，我一定能取得他的了解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間，我第一次參加左聯(lián)的會議，地點在北四川路一個小學(xué)校里，與會的大多數(shù)人我都是新相識。我靜靜地坐在那里，沒有發(fā)言。會開始不久，魯迅來了，他遲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長袍，著一雙黑色球鞋，短的黑發(fā)和濃厚的胡髭中間閃爍的是一雙錚錚鋒利的眼睛，然而在這樣一張威嚴肅穆的臉上卻現(xiàn)出一副極為天真的神情，像一個小孩犯了小小錯誤，微微帶點抱歉的羞澀的表情。我不需問，好像他同我是很熟的人似的，我用親切的眼光隨著他的行動，送他坐在他的座位上。怎么他這樣平易，就像是全體在座人的家里人一樣。會上正有兩位女同志發(fā)言，振振有詞地批評左聯(lián)的工作，有一位還說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現(xiàn)在要靠年輕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氣的話。我看見魯迅仍然是那末平靜地聽著。我雖然沒有跑上前去同他招呼，也沒有機會同他說一句話，也許他根本沒有看見我，但我總以為我看見過他了，他是理解我的，我甚至忘了他沒有回我信的那件事。
第一次我和魯迅見面是在北四川路他家里。他住在樓上，樓下是一家西餐館，馮雪峰曾經(jīng)在這樓下一間黑屋子里住過。這時我剛剛負責(zé)《北斗》的編輯工作，希望《北斗》能登載幾張像《小說月報》有過的那種插圖，我自己沒有，問過雪峰，雪峰告訴我，魯迅那里有版畫，可以問他要。過幾天雪峰說，魯迅讓我自己去他家挑選。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曰，我和雪峰一道去了。那天我興致非常好，穿上我最喜歡的連衣裙。那時上海正時興穿旗袍，我不喜歡又窄又小又長的緊身衣，所以我通常是穿裙子的。我在魯迅面前感到很自由，一點也不拘束。他拿出許多版畫，并且逐幅向我解釋。我是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的版畫，對這種風(fēng)格不大理會，說不出好壞。魯迅著重介紹了幾張，特別拿出《犧牲》那幅畫給我，還答應(yīng)為這畫寫說明。這就是《北斗》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那一張。去年我看到一些考證資料，記載著這件事，有的說是我去要的，有的說是魯迅給我的。事情的經(jīng)過就是這樣，是我去要的，也是魯迅給的。我還向魯迅要文章，還說我喜歡他的文章。原以為去見魯迅這樣的大人物，我一定會很拘謹，因為我向來在生人面前是比較沉默，不愛說話的?？墒沁@次卻很自然。后來雪峰告訴我，魯迅說“丁玲還像一個小孩子”。今天看來，這本是一句沒有什么特殊涵義的普通話，但我當時不能理解，“咳，還像個小孩子！我的心情已經(jīng)為經(jīng)受太多的波折而變得蒼老了，還像個小孩子！”我又想：“難道是因為我幼稚得像個小孩子嗎？或者他腦子里一向以為我可能是一個被風(fēng)雨打蔫了的衰弱的女人，而一見面卻相反有了小孩子的感覺？”我好像不很高興我留給他的印象，因此這句話便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春天，我記不得去過他家?guī)状?，或者和他一道參加過幾次會議。我只記得有這樣一些印象，魯迅先生曾向我要《水》的單行本，不止一本，而是要了十幾本。他也送過我?guī)妆舅约旱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給我的書都包得整整齊齊，比中藥鋪的藥包還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有一次談話，我說我有脾氣，不好。魯迅說：“有脾氣有什么不好？人嘛，總應(yīng)該有點脾氣的。我也是有脾氣的。有時候，我還覺得有脾氣也很好。”我一點也沒有感到他是為寬我的心而說這話的，我認為他說的是真話。我盡管說自己有脾氣，不好，實際我壓根兒也沒有改正過，我還是很任性的。
有一次晚上，魯迅與我、雪峰坐在桌子周圍談天，他的孩子海嬰在另一間屋里睡覺。他便不開電燈，把一盞煤油燈捻得小小的，小聲地和我們說話。他解釋說，孩子要睡覺，燈亮了孩子睡不著。說話時原有的天真表情，濃濃地綻在他的臉上。這副神情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我覺得他始終是一個毫不裝點自己，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一九三三年我被國民黨綁架，幽禁在南京。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還有民權(quán)保障同盟其他知名人士楊杏佛、蔡元培諸先生在黨和左翼文人的協(xié)同下，大力營救，向國民黨政府發(fā)出強烈抗議。國際名人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繼發(fā)表聲明。國內(nèi)外的強烈的輿論，制止了敵人對我的進一步迫害。國民黨不敢承認他們是在租界上把我綁架走的，也不敢殺我滅口。國民黨被迫采取了不殺不放，把我“養(yǎng)起來”的政策。魯迅又轉(zhuǎn)告趙家璧先生早日出版我的《母親》，又告知我母親在老家的地址，仔細叮嚀趙先生把這筆稿費確實寄到我母親的手中。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終于能和黨取得聯(lián)系，逃出南京，也是由于曹靖華受托把我的消息和要求及時報告給魯迅，由魯迅通知了剛從陜北抵達上海的中央特派員馮雪峰同志。是馮雪峰同志派張?zhí)煲硗镜侥暇┖臀衣?lián)系并幫助我逃出來的。遺憾的是我到上海時，魯迅正病重，又困于當時的環(huán)境，我不能去看他，只在七月中旬給他寫了一封致敬和慰問的信。哪里知道就在我停留西安，待機進入陜北的途中，傳來了魯迅逝世的噩耗。我壓著悲痛以“耀高丘”的署名給許廣平同志去了一封唁函，這便是我一生中給魯迅先生三封信中唯一留存著的一封?，F(xiàn)摘錄于下：
無限的難過洶涌在我的心頭……我兩次到上海，均萬分想同他見一次，但因為環(huán)境的不許可，只能讓我懸想他的病軀，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現(xiàn)在卻傳來如此的噩耗，我簡直不能述說我的無救的缺憾了．……這哀慟是屬于我們大眾的，我們只有拼命努力來紀念世界上這一顆隕落了的巨星，是中國最光榮的一顆巨星．
而魯迅先生留給我的文字則是一首永遠印在心頭，永遠鞭策我前進的絕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悼丁君》：
如磐夜氣壓重樓，
剪柳春風(fēng)導(dǎo)九秋。
瑤瑟凝塵清怨絕，
可憐無女耀高丘。
前年我回到北京以后，從斯諾的遺作里看到，魯迅同他談到中國的文學(xué)時也曾獎譽過我。去年到中國訪問的美國友人伊羅生先生給了我一本在美國出版的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這是一九三四年魯迅與茅盾同志一同編選交他出版的，里面選擇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水》兩篇小說。魯迅在《<；草鞋腳)小引》中寫道：“……這一本書，便是十五年來的，‘文學(xué)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說的選集?！∪鐗涸诖笫旅娴闹参镆话悖m然并不繁榮，卻在曲曲折折地生長?！?《且介亭雜文》)魯迅先生給過我的種種鼓勵和關(guān)心，我只愿深深地珍藏在自己心里，經(jīng)常用來鼓勵自己而不愿宣揚，我崇敬他、愛他。我常用他的一句話告誡自己：“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我不愿講死無對證的話，更不愿借魯迅以抬高自己，因此我一直沉默著，拒絕過許多編輯同志的約稿。
我被捕以后，魯迅在著作中和與人書信來往中幾次提到過我，感謝一位熱心同志替我搜錄，現(xiàn)摘抄幾則在這里：
《偽自由書》后記：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致王志之信：丁事的抗議，是不中用的，當局那里會分心于抗議。現(xiàn)在她的生死還不詳。其實，在上海，失蹤的人是常有的，只因為無名，所以無人提起。楊杏佛也是熱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殺……(書信集第三八四頁)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曰《我的種痘》：……整整的五十年，從地球年齡來計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從人類歷史上說，卻已經(jīng)是半世紀，柔石丁玲他們，就活不到這么久。(《集外集拾遺補編》)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科學(xué)新聞社信：至于丁玲，毫無消息，據(jù)我看來，是已經(jīng)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還造許多關(guān)于她的謠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書信集第一。五七頁)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致曹聚仁信：舊詩一首，不知可登《濤聲》否？(書信集第四。八頁)(詩即《悼丁君》，載同年九月三十日《濤聲》二卷三十八期)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致王志之信：丁君確健在，但此后大約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因為這是健在的代價。(書信集第六二二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蕭軍蕭紅信：蓬子轉(zhuǎn)向；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yǎng)她。(書信集第六六頁)
我被捕以后，社會上有各種傳言，也有許多謠言，國民黨御用造謠專門反共的報紙《社會新聞》以及《商報》，還有許多我不可能看到的報刊都刊載了很多。我真感謝魯迅并沒有因為這一些謠言或傳說而對我有所譴責(zé)。但到后來，一九五七年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后的最初年代，還有個別同志對于前面摘錄的魯迅的文字，作些不符合事實的注釋，或說我曾在南京自首，或說我變節(jié)等等。這種言論在書籍報刊上發(fā)表，有些至今仍在流傳，引起了很多讀者的關(guān)心和詢問，現(xiàn)在我毋須逐條更正或向他們作什么解釋。我能夠理解這些同志為什么這樣貶責(zé)我，他們不了解情況。他們不是造謠者，也不是存心打擊我，他們在那樣寫的時候，心里也未必就那樣相信。這樣的事，經(jīng)歷了幾十年的斗爭的人，特別是在十年動亂中橫遭誣陷迫害的廣大干部、群眾，完全會一清二楚的。
最近翻閱《我心中的魯迅》一書，在第二二三頁上有一段一九七九年六月蕭軍對魯迅給他一信的解釋：
關(guān)于丁玲，魯迅先生信中只是說：“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yǎng)她。”并沒有片言只字有責(zé)于她的“不死”，或責(zé)成她應(yīng)該去“坐牢”。因為魯迅先生明白這是國民黨一種更陰險的手法。因為國民黨如果當時殺了丁玲或送進監(jiān)牢，這會造成全國以至世界人民普遍的輿論責(zé)難，甚至引起不利于他們的后果，因此才采取了這不殺、不關(guān)、不放……險惡的所謂“綿中裹鐵”一的卑鄙辦法，以期引起人民對丁玲的疑心，對國民黨“寬宏大量”寄以幻想！但有些頭腦糊涂的人，或別有用心的人……竟說“政府在養(yǎng)她”這句話，是魯迅先生對于丁玲的一種“責(zé)備”，這純屬是一種無知或惡意的誣枉之辭，一九七九年北京圖書館得到美國圖書協(xié)會訪華參觀團贈予的一些珍貴文物史料的復(fù)印件，其中有《草鞋腳》編選過程中，魯迅與伊羅生來往通訊的原始手跡，有魯迅、茅盾寫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等等。這七件來往書信中最晚的一封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魯迅寫給伊羅生的。從第一封信到最后的這一封信里，全都沒有說過因為有了關(guān)于丁玲的種種傳言而要改動原編書目的話，而是按照原定計劃，照舊選人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水》兩篇。與此同時，魯迅、茅盾在《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中對我主編的《北斗》雜志，也仍舊作了正面的論述，沒有絲毫的貶義。這七封信的原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光明日報．文學(xué)?？返谝晃辶谝呀?jīng)刊載：魯迅、茅盾合寫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也將會在《魯迅研究資料》刊出。
一九三四年九月魯迅給王志之信中說：“此后大約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因為這是健在的代價?！蔽艺J為這話的確是一句有閱歷、有見識、有經(jīng)驗，而且是非常有分寸的話。本來嘛，革命者如果被敵人逮捕關(guān)押，自然是無法寫文章、演戲或從事其他活動的；倘如在敵人面前屈從了，即“轉(zhuǎn)向”了，自然不可能再寫出“先前那樣的文章”。讀到這樣的話，我是感激魯迅先生的。他是多么擔(dān)心我不能寫文章和不能“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我也感到多么遺憾，魯迅先生終究沒有能看到后來以至今天我寫的文章。這些文章數(shù)量不多，質(zhì)量也不理想，但我想這還正是魯迅先生希望我能寫出的。在魯迅臨終時，我已到了西安，而且很快就要進入魯迅生前系念的陜北蘇區(qū)、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F(xiàn)在紀念魯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我想我還是魯迅先生的忠實的學(xué)生。他對于我永遠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這一面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于廈門
（原載《新文學(xué)史料》198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