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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國家圖書館藏書中的天一閣舊藏
來源:藏書報 | 陳紅彥  2021年11月04日08:33

2021年10月11日,“天一閣與流散書籍訪歸中外學(xué)術(shù)研討會”在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召開,正式宣布啟動天一閣海內(nèi)外流散書籍訪歸工程。訪歸工程將盡力讓流散在外的原藏書通過數(shù)字化等不同形式回歸天一閣,最大限度保護與傳承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復(fù)旦大學(xué)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教授沈津等20余名海內(nèi)外專家學(xué)者應(yīng)邀出席,通過線上、線下等多種方式,齊聚天一閣晝錦堂, 就古今典籍流散問題展開探討,并為天一閣海內(nèi)外流散書訪歸工作出謀劃策。本報特將陳紅彥、沈津兩位專家的發(fā)言整理刊發(fā),以饗讀者。

天一閣作為一座私人藏書樓在中國藏書史、文化史上堪稱奇跡。龐大的藏書數(shù)量,天一地六獨特的閣樓形制,“代不分書, 書不出閣”,外姓人、女眷不得進樓的嚴(yán)格管理模式,使得天一閣七萬多卷藏書能夠長時間神秘地存在延續(xù)。然而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等戰(zhàn)禍、盜賊盜竊、抗戰(zhàn)中被炸等劫難,飽受時局動蕩與戰(zhàn)亂的天一閣藏書流散似乎難逃厄運!

天一閣訪書從其不斷流散時起便一直不斷。國家圖書館前輩與天一閣書的淵源一直沒有中斷。

國家圖書館與天一閣的淵源

趙萬里先生登閣觀書、撰文介紹天一閣藏書。

1931年8月,時任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的趙萬里先生,兩次親臨天一閣, 與鄭振鐸、馬廉,停留一星期。因范氏族長不在,未能登閣看書,成為遺憾。但在“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他說到:“這一次到甬的成績,除了在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家發(fā)現(xiàn)了一部天一閣舊藏明藍格鈔本鍾嗣成原本《錄鬼簿》和賈仲名《續(xù)錄鬼簿》,合隅卿、振鐸和我三個人的力量,以二日一夜之力,鈔了一部副本以外,沒有其他驚人的發(fā)現(xiàn)可以值得稱道?!?/p>

1933年,趙萬里先生因家事返回寧波,與馬廉又重登天一閣。承鄞縣縣長陳冠靈、鄞縣文獻委員會會長馮貞群協(xié)調(diào),范氏族人答應(yīng)開閣七日,供他們閱覽。他們每天早六時到閣閱書編目,晚七時出閣休息。七日到期,編目完成。由鄞縣縣長主持公祭閣主,攝影后訪書結(jié)束。七天間,他們過目書2000多種,發(fā)現(xiàn)了阮元《天一閣書目》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未著錄的200多種書。計劃編纂《天一閣書目內(nèi)篇》為每書撰寫書志,但可惜收集的資料抗戰(zhàn)時期散佚,部分在近年北京泰和嘉成拍賣會上出現(xiàn)。與內(nèi)篇同時,趙萬里先生還計劃搜集歷年散出的書籍編成外篇,曾抄錄宋犖抄本《天一閣書目》。

1930年、1931年曾看了涵芬樓藏天一閣舊藏珍本。1934年,整理筆記,錄天一閣舊藏史書26種。《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說到的書毀于日軍轟炸。

1934年2月,趙萬里撰有《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二文,發(fā)表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8 卷第1 號上。文中評價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和科舉文獻的價值,總結(jié)了天一閣藏書散出的原因,初步探討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史料價值。

1961年11月,趙萬里受原文化部委托在天一閣調(diào)查文物,閱覽多部舊籍,外篇最終未能編成。

購歸天一閣散佚書籍

晚清以來,天一閣藏書陸續(xù)散出,其中一部分先后為北平圖書館購藏,以方志、別集為主:1930至1931年《北平圖書館館刊》及《北平圖書館圖書展會目錄》載北平圖書館收得方志三十五部,抗日戰(zhàn)爭前夕移存美國國會圖書館,今存臺灣;

民國3年(1914),天一閣藏書為人盜出約千部,后售予上海幾家書店,吳興蔣氏從中所得最多。蔣氏藏書散出后,得自天一閣的明別集多為北平圖書館(原國家圖書館)所購。

民國19年(1930),國家圖書館前身曾舉辦十七年至十九年采訪成果展,《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五號登載了趙萬里《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展覽會目錄》,目錄展出的書中注明為“天一閣藏書”的有二十余部,主要為方志、登科錄等。

輾轉(zhuǎn)為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天一閣流散古籍。

鄭振鐸先生在抗戰(zhàn)中與國家圖書館配合搶救古籍,避免珍貴古籍流失海外的同時,因個人研究需要,收集了大量古籍。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中稱:“西諦很早就開始收集唐宋以來詞人的著作。記得一九三〇年夏天,我在他上海虹口東寶興路寓所中,看到他新收的天一閣舊藏的幾種明版詞集。中有明人夏言的《桂洲詞》、夏旸的《葵軒詞》、陳德文的《建安詩余》,紙墨俱佳,十分漂亮,但作品功力不深, 風(fēng)格不高,值得一讀的寥寥無幾。

西諦對于散曲的搜集,也非常努力。天一閣舊藏明鈔本《張小山樂府》、汪廷訥??尽蛾惔舐晿犯?、嘉靖間刊本秦時雍的《秦詞正訛》和楊廷和的《樂府余音》、楊慎的《陶情樂府》、王九思的《碧山樂府》、殷士儋的《明農(nóng)軒樂府》,以及金鑾、王磬、梁辰魚、馮惟敏等四詞宗樂府,他所收藏的本子,不但是很有名的,而且是非常罕見的?!?/p>

這些珍貴的古籍1958年鄭振鐸先生夫人高君箴遵鄭先生生前意愿,捐贈國家圖書館。

在趙萬里先生為1936年商務(wù)印書館影印出版《四部叢刊》三編本《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撰寫的跋文中,稱右《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四卷,明嘉靖刻本,乃四名范氏天一閣故物,今歸北平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藏書中天一閣舊藏的主要來源

趙萬里先生在其《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中,評價天一閣書的價值一是明代方志,二是明代登科鄉(xiāng)試等錄,另外還強調(diào)明銅活字本唐人集子,強調(diào)南北所見的至多不過四十種,閣里多至八十余種,這真是“下宋本一等”的奇書。并認為天一閣之所以偉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料。

文中說到閣書外散的原因:

(一)由于修《四庫全書》,閣書奉命進呈因而散落的。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三寶,從范懋柱手里提去了不少的書,據(jù)《四庫全書提要》及《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計算起來,共有六百三十八部。這一類的書上,有一個客觀的標(biāo)識,封皮下方正中,有一長方形朱記,文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書壹部,計書幾本。”開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封皮上的朱記有時為妄人割去,至大方印則時時可以遇到?!端膸烊珪吠瓿珊?,庫本所據(jù)之底本并未發(fā)還范氏,仍舊藏在翰林院里。日久翰林學(xué)士拿還家去的,為數(shù)不少。前有法梧門,后有錢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轉(zhuǎn)輾流入廠肆,為公私藏家收得。我見過的此類天一閣書,約有五十余種。

(二)由于乾隆后當(dāng)?shù)厣⒙涑鋈サ摹?閣書在乾隆以后,雖有阮云臺學(xué)使出來編目替它捧場,然同時閣書頗有流落閣外者。盧氏抱經(jīng)樓為前清一代四明藏書家后起之秀,他的藏書里最著名的一批鈔本《明實錄》,就是天一閣的舊物。此外寧波二三等的藏書家,如徐時棟、姚梅伯之流,以及到過寧波做過官的,如吳引孫有福讀書齋、沈德壽抱經(jīng)樓, 都有天一閣的種子分布著。我可以說凡是寧波舊的書肆里遇著皙白干凈的明刻白棉紙書,十之八九都是天一閣的遺產(chǎn)。

(三)由于民國初年為巨盜薛某竊去的。這一次是天一閣空前的損失,至少總有一千種書散落到閣外。閣中集部書無論宋元明,損失最多。即明季雜史一項,所失亦不在少。登科錄和地方志,去了約有一百余部。轉(zhuǎn)輾由上海幾個舊書店, 陸續(xù)售歸南方藏書家,當(dāng)時以吳興蔣氏收得最多。號稱孤本的明鈔《宋刑統(tǒng)》就在里頭?,F(xiàn)在蔣氏書散,整批明別集流歸北平圖書館。其他登科錄及明季史料書則歸商務(wù)印書館,在“一·二八”滬戰(zhàn)起時,作了日本飛機隊的犧牲品。此外我所認識的上海、蘇州幾位藏書家,也都有少數(shù)天一閣的遺藏分布著。在我日記簿里載下來的,此類書已經(jīng)超過了五百種。

趙先生還說:根據(jù)上述幾個原因,編輯天一閣閣外現(xiàn)存書目,是刻不容緩的事。我打算外篇與內(nèi)篇一同印行,我希望各處的藏書家,都能幫助我實現(xiàn)這一個弘愿。

天一閣書尋訪實際在趙萬里先生那個時代已經(jīng)在做計劃調(diào)查流散閣外之書了。

趙先生曾在東方圖書館看天一閣舊藏書,在其《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中稱“我現(xiàn)在把當(dāng)時記錄下來的明季史料屬于天一閣舊藏的摘要鈔在下面,以供留意四明文獻和明季史料的同志參考”。趙萬里先生在其中摘記“屬于傳記類的”“屬于邊防類的”“屬于地志類的”等26種,并表示“除極少數(shù)外,無一非絕無僅有的秘籍?!詮囊痪湃暌辉露巳战?jīng)過日本飛機隊轟炸以后, 一律化為灰燼,除了我日記簿上一些痕跡以外,什么都看不見了”。

國家圖書館藏天一閣舊藏的核查

2021年10月11日,天一閣博物院、寧波社科院聯(lián)合舉辦天一閣論壇,邀請各收藏單位以及研究人員探討天一閣流散書的訪歸問題。莊立臻院長、饒國慶副院長讓閣書回家的訴求讓與會者感動,而天一閣同仁開展的基礎(chǔ)工作傾注了心力。在會上饒國慶副院長還宣讀了倡議書,希望倦鳥歸巢,游子歸鄉(xiāng)。

筆者認為尋訪天一閣舊藏,開展閣書的整理,是文獻研究的一個途徑,在全景式的探索中對藏書史、文獻傳播、書籍史等均是有益的嘗試。但是書籍流散的歷史也是藏書史的一部分,隨著時間的流逝,也形成的現(xiàn)有的格局,收集民間散藏書入館可操作性更強,而對于現(xiàn)存公藏機構(gòu)的天一閣舊藏而言,開展數(shù)字化建設(shè),共同參與研究,整合資源,加以利用,是集聚更多的智慧挖掘整理研究可行的途徑,如同二十年前,通過國際敦煌學(xué)項目,讓散藏各處的敦煌遺書通過網(wǎng)絡(luò)提供學(xué)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國家圖書館存有天一閣舊藏有一定體量,部分記錄不明確,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甄別,其他收藏單位或也存在這樣的情況,對天一閣歷史上散出古籍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確定。但是無論如何,古籍在當(dāng)今這個時代越來越受重視,通過協(xié)作,共同研究、交流,把這些范欽等前人歷經(jīng)艱難困厄保存下來的珍貴古籍文獻保護好,永久安全傳承,同時以各種方式方便各個層面的讀者利用,真正讓其澤被后世,嘉惠學(xué)林,服務(wù)社會,恐怕是對歷史上藏書家和書籍文獻保護者最好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