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花園中的“采蜜人”
古往今來，無論中外，詩歌特別受讀者的關注和喜愛。詩歌語言簡明鮮活，意涵深刻，朗朗上口，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能夠穿透讀者的內心，在思想和情感上引發(fā)共鳴。人們每讀到一首好詩，總是愛不釋手，吟誦不忘。
詩歌之所以受到普遍歡迎，還有深層次原因。古人云，詩言志，就是指詩歌作者在詩作里抒發(fā)情感、表達思想。詩人不能脫離他生活的時代，他們是時代前進腳步最直接的感知人，用詩歌表達自己對時代脈搏的思考和判斷，令詩歌在思想內容上更為充實與豐滿。
站在時代前沿抒懷詠志
縱觀世界文壇，于璀璨星空大放異彩的優(yōu)秀詩人，如俄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英國的拜倫、雪萊，德國的歌德、席勒等，無不站在時代前沿，時刻關心民族、國家的命運，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將自己的思想情感深深融注于對民族、國家的前途思考中。
我較為熟悉的匈牙利詩歌創(chuàng)作發(fā)展史也符合這一規(guī)律。一部匈牙利詩歌史，是胸懷時代進步思想、憂國憂民的詩人們在詩歌創(chuàng)作里吐露心聲、抒懷詠志的藝術創(chuàng)作史，甚至可以被視為匈牙利民族與國家發(fā)展的縮影。匈牙利諸多進步詩人，如魏勒什馬爾蒂、裴多菲、阿蘭尼、奧第、尤若夫，小說家約卡伊、米克沙特、莫里茲、伊列什、凱爾泰斯等，在他們富有藝術感染力的作品里，都洋溢著愛國主義情懷，尤以裴多菲最為突出。
裴多菲是聞名世界的匈牙利革命愛國主義詩人。匈牙利人民熱愛并尊敬他，他也是中國讀者熟知且喜愛的詩人。在19世紀初興起的匈牙利民族復興運動中，裴多菲以筆和劍與敵人戰(zhàn)斗，最終以身殉國。他的詩歌內容充實，富有戰(zhàn)斗性，藝術風格細膩、明快、豪放，處處吐露赤子拳拳之心。他捍衛(wèi)民族與國家自由、解放、獨立的詩作真情流露，極富表現(xiàn)力，受到讀者喜愛。
上世紀初，裴多菲的詩歌傳入我國，今天，他的詩作得到更全面的譯介和研究。在我國廣大讀者中間流傳最廣的，是作家殷夫（白莽）詮譯的哲理短詩《自由與愛情》：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這些詩句常常被引用，甚至加以引申，可見其在讀者心中產(chǎn)生多么大的共鳴。
根據(jù)原詩，若直譯成中文，應是《自由、愛情》：
自由、愛情/這兩者我都需要/為了我的愛情/我可以犧牲我的生命/為了自由/我可以犧牲我的愛情。
原詩節(jié)奏、層次分明，音律鏗鏘有力，讀來朗朗上口，可是直譯過來，卻略顯平常，比殷夫的詮譯遜色。這便引起人們思考，詩歌應如何翻譯的問題。
這首短詩表達出來的中心思想，是堅定的革命者為了革命事業(yè)，不惜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自我犧牲精神。裴多菲和殷夫雖然生活在不同時代，作為革命作家，處于民族、國家危難之時，彼此心靈卻是相通的。裴多菲用匈牙利語創(chuàng)作出《自由、愛情》這首名作，殷夫用漢語翻譯詮釋出《自由與愛情》，堪稱翻譯的佳作，兩者都被兩國讀者吟誦，流傳后世，是詩歌翻譯的絕好范例。
文學翻譯與研究相輔相成
匈牙利有著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文學藝術領域猶如奇花綻放的藝術殿堂，芳香四溢，美不勝收。我有幸進入園中，流連忘返。作為一位“采蜜人”，對于文學翻譯與研究的關系，自己頗有些體會。在翻譯界，“信、達、雅”已成為普遍共識。譯作須以文本為準繩，雖然可以適當照顧兩種語言文字表達的不同方式，但不可以脫離原作按照譯者意愿進行翻譯。在這方面，許多翻譯大師已經(jīng)做出了榜樣。在此基礎上，譯者還應當對作家、作品及其民族、國家情況有所了解。文學翻譯與研究，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翻譯作品并非簡單的文字互換，譯者所做的研究越多、越深入，工作時便更得心應手，更能完成一部精品譯作。
幾年前，我編選、翻譯了《匈牙利詩選》一書。在成書過程中，我著重考慮的是入選詩人的時代背景、詩人創(chuàng)作的藝術成就，以及詩歌流傳情況及其對后世的影響。魏勒什馬爾蒂、裴多菲、阿蘭尼是匈牙利19世紀革命運動時期的代表詩人，他們的詩作充滿強烈的革命氣氛，詩句鏗鏘有力、令人振奮，詩歌內容與藝術風格的融合使詩文更具感染力。較裴多菲稍晚出現(xiàn)、同樣享譽詩壇的阿蘭尼，他的詩風更具鄉(xiāng)土氣息，善于運用敘述體格式，在詩中講述動人故事。
進入20世紀，時代步伐加快，對時代氣息最為敏感的詩壇，又涌現(xiàn)出兩位代表性詩人，一位是奧第，另一位是尤若夫。奧第是20世紀初匈牙利文學領域的先鋒，他發(fā)表的《新詩集》在詩歌的形式、語言和內容等方面都有所革新，向愚昧落后的封建社會制度發(fā)起沖擊。奧第曾數(shù)次到訪巴黎，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引進象征主義表現(xiàn)手法，給詩壇增添新的活力。尤若夫是匈牙利無產(chǎn)階級詩人，他出身工人家庭，曾前往維也納求學，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在詩歌中反映工人階級的貧困生活，運用銳利的筆鋒猛烈抨擊資本主義世界。他同時也是運用象征主義、印象主義表現(xiàn)藝術的高手，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獨樹一幟。
在多年閱讀了解匈牙利詩歌的認知基礎上，我選擇了以裴多菲、奧第、尤若夫為主，共23位匈牙利詩人的詩歌作品，組成了這部《匈牙利詩選》。它展示了匈牙利幾個世紀以來的詩歌發(fā)展史，展現(xiàn)出匈牙利詩歌的深刻思想內涵和獨有藝術魅力。這也是一部奉獻給中國讀者的系統(tǒng)性匈牙利詩歌翻譯集，有助于讀者了解匈牙利文學藝術的風格特征。
回顧這些翻譯與研究經(jīng)歷，我深感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從1954年公派赴匈牙利留學，到如今已近70年。在我的記憶中，從踏進這個陌生國家的最初時刻，自己就深深感受到匈牙利人民的熱情友好，也因此與匈牙利詩歌和文學結下深厚緣分，希望通過自己的譯介與研究工作，為促進兩國文化文學交流、加深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盡一份力量。2009年，時任匈牙利駐華大使庫紹伊·山多爾，在接到我贈送的《20世紀中歐、東南歐文學史》一書后，給我回信寫道：“作為描述匈牙利文學的學者，您的貢獻是巨大的”，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了解匈牙利文學，成為匈牙利文學之友”。這是我多年來努力的目標，亦是我對未來的期許，期待將來能有更多學者在這片文學園地耕耘。
馮植生，1935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國際匈牙利學學會會員。譯有《米克沙特短篇小說選》《圣彼得的傘》《奇婚記》《親戚》《匈牙利詩選》等譯著，著有《莫里茲》《裴多菲傳》《裴多菲研究》《匈牙利文學史》等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