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的哈佛大學成績單 ——兼論其中的“科學史”課程
圖1 趙元任致薩頓的信（1947年5月20日）
圖2 薩頓手寫的中國朝代表
關于趙元任的研究已經十分豐富了，但是多集中于討論其學術成就，尤其是其對語言學的貢獻。近來，不少人的研究也擴展到了他的音樂創(chuàng)作。唯其與科學史的關聯不那么受人關注，只有零星的相關論文，且大都圍繞《科學》雜志和中國科學社展開。然而，無論是趙元任諸多學術成就的取得，還是他借助《科學》雜志和中國科學社的平臺對“科學救國”思想的實踐，都與其在美留學的教育經歷直接掛鉤。因此，進一步研究趙元任在美留學期間接受的教育是很有意義的。而哈佛大學所藏的趙元任成績單展示了青年趙元任的學習生活，還記錄著他和作為一項課程科目的“科學史”之間的聯結。
一、趙元任的哈佛大學之路
趙元任的早年自傳對他個人的教育經歷記述得頗為詳盡。
1892年，趙元任生于天津。1902年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北方。這期間，由家人開蒙，并受私塾教育，他打牢了國學基礎。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于是有了后來的“庚子賠款”；同年，趙元任一家搬回了祖籍地常州。1904年，趙元任的父母相繼病故，于是他被送去了蘇州的姨媽家。1906年，他又回到常州，并進入溪山小學學習。溪山小學是一所現代化的“洋學堂”，雖為小學，趙元任卻在此開始系統(tǒng)地學習英文。也是從1906年起，他養(yǎng)成了記日記的習慣，且直至晚年，日日不輟。1907年至1910年，他在南京江南高等學堂的預科學習，實質是進了高中，所學課程包括國文、數學、歷史、繪畫、英文、物理、生物、體育，后期還選修了德語。由此，他在中國所接受的教育便完成了。
進入現代化學堂學習，既在動機方面，又在能力方面，為趙元任開辟了赴美留學的道路，特別是在江南高等學堂預科學習的那三年里，他結識了他的第一位美國老師并與之成為好友，而且還接觸了很多其他美國人?？梢哉f，從1906年起，新式教育給趙元任的思想開了一個西方文明的窗口，使其心向往之。
1910年春天，趙元任在北京待了三個月，為留美官費生考試做準備。7月下旬，他參加了考試?？荚嚪譃槎嗵欤钤缫惶炜紘暮陀⑽?，均合格方能參加后續(xù)的考試；五天后考的是代數、平面幾何、希臘史、羅馬史、德文；隨后一天考了物理、植物、動物、生理、化學、三角；因大雨，本來第三天要接著考的科目——立體幾何、英國史、世界地理、拉丁語，推后了一天考。很快，考試成績便放榜了，趙元任名列第二，平均分為73.4，與胡適、竺可楨等人一同入選為第二批“庚款留學生”。8月中旬，這批赴美留學生的輪船從上海起航。由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資助，他們將在抵美后被送入大學學習，而趙元任和另外13名“庚款留學生”獲準成為康奈爾大學的一年級學生。9月底，他在康奈爾的大學生活便正式拉開了帷幕。趙元任在康奈爾大學讀了五年書，前四年主修數學，同時也大力修習物理，取得了文學學士學位（B. A.，即Bachelor of Arts）；第五年，獲得獎學金的他繼續(xù)在康奈爾大學讀研究生，但是將主修科目改為了哲學。其實，早在進入康奈爾大學學習的第一年，趙元任便對哲學產生了十分濃厚的興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極為享受那時的客座講師協佛（Henry M. Sheffer）所講授的哲學課程。1915年，趙元任從康奈爾大學轉入了哈佛大學，在哲學系繼續(xù)著他的研究生生涯，并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就這樣，趙元任成功地跨進了哈佛大學的大門，但他的這條哈佛大學之路仍然在不斷地向前延伸著，直至三年后他從哈佛大學順利畢業(yè)并取得博士學位。
二、趙元任哈佛大學成績單中的課程
哈佛大學的教學實行學年制，每學年一般從9月開始，至次年6月結束，分為上學期和下學期，亦作第一半學年（first half year）和第二半學年（second half year）。趙元任的哈佛大學成績單顯示，1915年至1918年的三年時間里，他在哈佛大學一共修讀了15門課程。
（一）1915—1916學年
在1915至1916學年，趙元任修了四門課，分別是“哲學20c號課”（Philosophy 20c）、“哲學20e號課”（Philosophy 20e）、“心理學20a號課”（Psychology 20a）和“科技史1號課”（History of Science 1）。哈佛大學的課程分為本科生基礎課、研究生基礎課和通修課（本科生和研究生均能修）三種，每門課都有唯一課號；而課號是以“學科+數字”的形式進行編排的，一般而言，課號中的數字較大則意味著這課是研究生基礎課，即本科生無權限修讀的課程。趙元任這一年修讀的4門課中，除“科技史1號課”外，其他的均是研究生基礎課。有些課是大課，設有多門分支課程，那么，大課的課號仍是“學科+數字”的形式，但其分支課程的課號則會有所不同——大課課號后另加了一個小寫字母進行標識。舉例而言，“哲學20號課”（Philosophy 20）便是一門大課，在1915至1916學年，下設有a、b、c、d、e、f、g、h、i九個分支課程；這門大課的總名稱是“哲學專題研究”（special research in philosophy），趙元任所修的“哲學20c號課”和“哲學20e號課”都是其分支課程，分別有另外的課名：“邏輯研討”（seminary in logic）和“知識理論研討”（seminary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研究生的研討課在不同年度所研討的內容會有所差別，一則主持課程的老師有時會調換，而不同的老師研究領域不一；二則即使是由同一位老師主持課程，不同時期的研究熱點也是不同的。這一年，趙元任修的“邏輯研討”由若伊思（Josiah Royce）主持，以“多種科學方法的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various scientific method）為主題；而“知識理論研討”一課由裴瑞（Ralph B. Perry）來主持，其主題乃是“認識論，特別是其當代趨勢”?！靶睦韺W20a號課”是大課“心理學20號課”（Psychology 20）即“心理學專題研究”（special research in psychology）的分支課程，課名是“心理學實驗室”（psychological laboratory），內容是“對人文心理學包括應用心理學問題進行實驗探究”。孟德伯（Hugo Müsterberg）和藍格非（Herbert S. Langfeld）是教授這門課的老師，不過，這門課的上課時間并不明確。心理學和哲學的課程被編在了同一個課組——第4課組（group IV）——的“哲學與心理學”類，而第4課組還包括了數學類課程?；蛟S，這從某個側面反映了那時教育界對這三個學科相互關系的特定認知?！翱茖W史”在1915至1916學年哈佛大學的課程列表里已是一個單獨的類別了，被歸入第2課組（group II）。一般說來，一個獨立學科，只有能建立起一定規(guī)模的課程了，或者對于教育具有戰(zhàn)略意義，才會被大學作為獨立的課程類別所單個列出；但是，在20世紀初，科學史還只是一個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遠未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獨立學科。由此而知，哈佛大學對于推行科學史教育有著十分前瞻性的眼光。特別有意思的是，盡管哈佛大學的第2課組里基本都是理學類的課程，但科學史卻是其中的第一類課程，其后緊跟著的才是物理學。所以，從科學史課程的早期設置來看，科學史后來被算作一門理學學科是有歷史傳統(tǒng)的。趙元任在1915至1916學年修的“科學史1號課”是哈佛大學那一年唯一的一門科學史課程，而且是一堂導論課（introductory course），課名是“物理和生物科學的歷史”（history of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講課教師是韓德森（Lawrence J. Henderson）與一位助理，而這位助理很有可能便是薩頓（George Sarton）——公認的“科學史之父”。這課雖然向本科生和研究生都開放，但對修課者還是做了一定的限制，即“至少要在大學階段經考核通過了一門自然科學的全學年課程（full course）”。
趙元任在1915至1916學年所修的四門課均是全學年課程，因此，結合它們的上課時間，趙元任在哈佛大學1915至1916學年的課程表（見表1）便能被清楚地列出來了。
表1 哈佛大學1915—1916學年趙元任的課程表
（二）1916—1917學年
在1916至1917學年，趙元任修了五門課，分別是“數學13號課”（Mathematics 13）、“哲學102號課”、“哲學20c號課”、“哲學20g號課”（Philosophy 20g）、“哲學221號課”（Philosophy 221），它們的名稱則是“函數理論（導論）”（the theory of functions[introductory course]）、“美學”（Aesthetic）、“邏輯研討”、“科學史研討”（seminar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邏輯理論”（logic theory）。“函數理論（導論）”是一門全學年課程，由波切爾（Maxime Bocher）講授；“美學”由藍格非講授，是1916至1917學年下學期的課，內容是一系列美學講座，并會指定閱讀和朗讀的材料。修這門“美學”課的學生有一些要求：必須經考核通過了哲學和心理學兩個學科的半學年課程（half course），亦即至少分別修讀過哲學和心理學的課程達一學期；但是，對于美術（fine arts）、音樂或文學特別擅長的，只需要修讀過至少半學年的哲學或心理學課程即可。
在哈佛大學學習的三年，趙元任每年都修了“邏輯研討”課程。1916至1917學年，此課的主題是“哲學技巧領域中多種科學方法的問題”（problems in philosophical techniques, of various scientific method），顯然是對上個學年課程內容的延續(xù)。不過，課程主持人換成了韓德森和協佛。若伊思于1916年9月，新學年開啟之際，溘然長逝。趙元任本學年上學期另外上的一門邏輯課——“邏輯研究”，是由侯恩雷（R. F. A. [Reinhold Friedrich Alfred] Hoernlé）講授的，內容是對邏輯學和認識論的理論進行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logic and epistemological theories），尤其是針對布拉德利（Francis H. Bradley）和鮑?？˙ernard Bosanquet）的著作，也還會參考羅素（Bertrand Russell）、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邁農（Alexius Meinong）的著作。這些哲學家那時都尚未過世，正聲名顯赫。這個課看起來與趙元任已修過的“知識理論研討”一課有承接關系，但估計有些難度，特別是對本科生而言，因為課程特別說明了，選這課的學生需做好充足的準備。趙元任這一年修的“科學史研討”課程由薩頓主持，圍繞“物理科學的歷史”（history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展開，目標是基于數理科學（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的歷史，對其根本的原則和理論進行分析與討論，還會就其來源進行比較研究。修這課并不需要先掌握高深的科學知識，因為課程研究的每個概念或想法都將針對特定的問題，從最初的起點進入。除了“美學”是通修課，“函數理論（導論）”“邏輯研討”“邏輯理論”“科學史研討”均是研究生基礎課。結合這五門課的時間信息，由此，趙元任1916至1917學年的課程表（見表2、表3）亦得再現。
表2 哈佛大學1916—1917學年（上學期）趙元任的課程表
表3 哈佛大學1916—1917學年（下學期）趙元任的課程表
（三）1917—1918學年
在哈佛大學學習的最后一個學年——也是受教育生涯的最后一年，趙元任修的課最多，共有六門，包括了兩門科學史課程，即“科學史2a1號課”（History of science 2a1）——名為“直至牛頓時代（包括了牛頓）的物理學史”（history of physics to [and including] Newton）的課程和“科學史2b2號課”——名為“18世紀和19世紀的物理學史”（history of physic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的課程。兩門課均由薩頓所講授，內容是物理學的進步與文明進步之間的關系，其實它們是連貫一體的，只是針對的時代有先有后而已，且一門是上學期的課，另一門是下學期的課。另外的四門課則是“哲學18c2號課”（Philosophy 18c2）、“哲學20c號課”、“哲學20號課（侯恩雷）”（Philosophy 20 [R.F.A.H]）和“哲學23a2號課”（Philosophy 23a2）。其中，“哲學20號課（侯恩雷）”所表示的有可能是“哲學20a2號課”（Philosophy 20a2）或“哲學20k1號課”（Philosophy 20k1）——它們均由侯恩雷講授，但是，更可能是兩門課的結合體。因為在趙元任的哈佛成績單上，“哲學20號課（侯恩雷）”是一個全學年課程，故而并非“哲學20a2號課”或“哲學20k1號課”這樣的半學年課程；而在1917至1918學年，“哲學20號課”的分支課程中并無侯恩雷開的全學年課程——侯恩雷只在上、下學期分別有唯一的半學年課程置于“哲學20號課”名下。也就是說，趙元任這個學年實際修了七門課，即全學年課程“哲學20號課（侯恩雷）”分作了兩門半學年課程：“哲學20a2號課”——“形而上學研討”（seminary in metaphysics）和“哲學20k1號課”——“當代哲學研討”（seminary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前者以“理念論與新實在論的形而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idealism and neo-realism）為主題。后者的主題則是“邁農的《論假設》”（Meinong’s Uber Annahmen），這門課有特殊的語言要求——能讀懂德語。邁農是奧地利哲學家，以德語寫作，而趙元任早年在江南高等學堂預科便學過德語，進入康納爾大學后，德語學習亦未輟，因此，完全有能力修讀此課。“哲學18c2號課”的課名是“哲學中的實用主義運動”（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philosophy），內容是“實用主義運動的邏輯學、形而上學和社會方面”（logical, metaphysic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 pragmatic movement），每周有三節(jié)課：兩個講座和一個討論會（section meeting）。這門課是由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摩爾（Addison W. Moore）來主持的。這一學年的“邏輯研討”課程由協佛一人主持，針對特定的邏輯學主題展開，尤其是討論了那時哲學界最關注的邏輯學問題。
而“哲學23a2號課”的課名是“哲學方法”（philosophic method），依然是協佛開的課。它是大類課程“哲學23號課”（Philosophy 23）的分支課，“哲學23號課”之總名為“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其目標是對與知識的方法、效度（validity）和限度（limits）有關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邏輯分析。這七門課程中，兩門科學史課程和“哲學中的實用主義運動”是通修課，余下的其他課程則全是研究生基礎課。趙元任這個學年的課程表（見表4、表5）也可以通過綜合這些課程的上課時間重新列出。
表4 哈佛大學1917—1918學年（上學期）趙元任的課程表
表5 哈佛大學1917—1918學年（下學期）趙元任的課程表
三、趙元任在哈佛大學的課程表現
趙元任在哈佛大學的專業(yè)是哲學，但哲學也分很多門類，而從他修讀的課程來看，趙元任的研究方向是偏分析哲學的，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實際是科學哲學。因為他學習的內容，無論是科學方法，知識理論，還是邏輯研究，很大程度都屬于科學哲學的范疇。
在1916至1917學年中期，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不決，趙元任終于選定了博士論文的題目——《連續(xù)：方法論之研究》（Continuity: A Study in Methodology），它所關聯的研究問題是：“何時算是程度上的區(qū)別，何時算是品類上的區(qū)別，品類上的區(qū)別能否減低成為程度上的區(qū)別。”若伊思曾為趙元任的論文選題提過意見，趙元任本想拿科學分類作論文題目，但若伊思認為“這題目太干燥”。若伊思教授是那時美國哲學界中支持絕對理念論（absolute idealism）的領軍人物，很有權威，曾是美國哲學會主席（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1882年，他辭去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職，跨越美洲大陸，赴哈佛大學哲學系任教。先只是暫時頂替赴歐洲進行一年學術休假（sabbatical）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實用主義哲學的創(chuàng)建者、“美國心理學之父”的職位。后來，才正式謀得哈佛大學的教職，并與詹姆斯同事。他1916年去世時，方才60歲出頭。而裴瑞教授這一年剛40歲，他是若伊思的學生，1899年從哈佛大學哲學系畢業(yè)并取得博士學位，1902年進入哈佛大學任教。他是美國哲學界“新實在論運動”（New Idealism Movement）的倡導者之一，1920年當選為美國哲學會主席，后來還憑所著的詹姆斯傳記得過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侯恩雷生于德國波恩，其父是著名的印度學家（Indologist）。他早年成長于印度，因而對印地語（Hindi）很熟稔；回德國完成基礎教育后，去了牛津大學讀書，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意志的現代理論》（Modern Theories of the Will）。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給鮑桑葵做過將近三年（1905—1907）的助理。1914年，侯恩雷來到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書，不過只是助理教授，六年后離開。
趙元任是由協佛指導完成博士論文的。協佛于1916年進入哈佛大學哲學系執(zhí)教，他生于烏克蘭，但10歲時便隨父母移民到波士頓。他也是若伊思的學生，給若伊思做過四年多（1906—1910）的助理。1905年，協佛于哈佛大學取得文學學士學位，并留校深造；過了三年，又取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他曾赴英國跟隨羅素開展研究，而若伊思則對羅素盛贊協佛是“美國最有前途的新邏輯學（new logic）研究者”，他的博士論文即是關于邏輯學的。和趙元任一樣，協佛也很有語言天賦，他懂多門語言，除英語外，還包括希伯來語、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協佛回哈佛大學哲學系其實是為填補若伊思身故造成的教職空缺，不過他很長一段時間都只是講師（instructor），1927年才成為助理教授。但作為邏輯學家，他早在1913年便發(fā)明了“協佛豎線”（Sheffer Stroke），為推動邏輯學的發(fā)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主持“哲學中的實用主義運動”一課的摩爾是實用主義哲學家。實用主義哲學分為多個學派，有劍橋學派（the Cambridge School）——代表人物有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詹姆斯、若伊思，還有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由杜威（John Dewey）建立，而最早的成員便包括了摩爾。摩爾還是趙元任的校友，曾于康奈爾大學學習，不過最后轉去了芝加哥大學，并于1898年從那里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旋即進入哲學系工作。1904年，杜威離開芝加哥大學，本由他上的一些課程便被摩爾接管了；1909年，摩爾升為教授。摩爾是美國哲學會1917年至1918年的主席，即主持“哲學中的實用主義運動”課程時在任；此前，他已做過西部哲學會（Wester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
作為哈佛大學哲學專業(yè)的研究生，趙元任還需副修另一個相關專業(yè)的課程，但“不能決定究竟選修心理學還是科學史”，“所以兩種課程都選修了一些”。不過，事實上，他只修過一門心理學的課程，所以，更準確地說，科學史才是他的副修專業(yè)；而科學哲學與科學史有著天然的密切關聯，從這個角度來看，把科學史作為副修專業(yè)，修讀不少科學史課程，對于趙元任寫作他的博士論文——對一個幾乎是科學哲學的問題所進行的研究——是很有幫助的。給趙元任上心理學課程的孟德伯教授是德國人，他在“應用心理學之父”——威廉·馮特（Wilhelm M. Wundt）的指導下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后于1892年來到哈佛大學任教。他由詹姆斯延聘而來，負責領導哈佛大學的實驗心理學實驗室（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ab）。此前，他已經建立了德國的第二個心理學實驗室，而其師馮特則是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的建立者。孟德伯曾做過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與若伊思同年去世，所以，趙元任也算是這位著名心理學家最后教過的學生之一了。教趙元任心理學課程的另一人——藍格非，早年是美國駐德國大使館的海軍武官（naval attaché）。1903年，24歲的他進入柏林大學學習，由亦是著名心理學家的卡爾·斯圖姆夫（Carl Stumpf）指導，并于1909年取得博士學位。隨后，回哈佛大學擔任講師；1915年，升為助理教授。1924年，他去了普林斯頓大學，后來做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實驗室負責人和心理學系主任。他也曾做過美國心理學會的主席。趙元任參加的科學史課程多是薩頓講的，但韓德森也給趙元任講過科學史課程。韓德森雖是生物化學家，但卻是最早在哈佛大學開設科學史課程的人。1902年，他從哈佛大學醫(y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畢業(yè)并取得醫(yī)學博士學位；1904年以后便一直執(zhí)教于哈佛大學，先仍在醫(yī)學院，六年后轉入文理學院（Harvard College），且升為助理教授——哈佛大學最早的科學史課程也隨之誕生了；1919年，又升為教授。此時，他最有影響的著作《環(huán)境適應論》（The Fitness of the Environment）和《自然的秩序》（The Order of Nature）已經出版；在兩本書中，他集中對生物科學進行了豐富的哲學和歷史學思考，也由此發(fā)展出深刻的社會學思想。所以，他與協佛一同主持哈佛大學1916至1917學年的“邏輯研討”課程，不足為奇。韓德森還是科學史學會（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首任主席。韓德森的社會學思想還極大地影響了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默頓（Robert K. Merton），而默頓日后又創(chuàng)立了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對科學之社會建制進行研究的社會學分支。20世紀30年代末，默頓在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之創(chuàng)建者——的指導下，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期間，亦受教于薩頓，且學術旨趣受影響甚巨。那時，薩頓為哈佛大學的學生講科學史課程已達二十年左右。默頓的博士論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實際是一個科學史研究，不過，研究對象的確是科學的社會建制。薩頓是默頓寫作這篇論文的指導老師之一，而這篇論文的完成也標志著科學社會學的誕生。薩頓是把科學史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建立起來的先驅，也是推動建立哈佛大學科學史系的關鍵人物之一。1936年，哈佛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科學史博士項目，由薩頓任導師；1940年，薩頓又被授予教授席位，結束了他長期以來的講師身份；1966年，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建立，科恩（I. Bernard Cohen）——薩頓培養(yǎng)的第二個博士畢業(yè)生，也是第一個取得科學史博士學位的美國人——擔任系主任。根據1935年薩頓自己寫的一份自傳手稿，他1884年生于比利時根特，其父是建造比利時鐵路的首席工程師之一，其母則早亡。他畢業(yè)于根特大學，并于1911年取得了數學（天體力學）博士學位。他本來學的專業(yè)是哲學，但學了不久便因厭惡哲學而退學自學；一年后，他重返根特大學，轉去學習自然科學，先是聚焦于化學和晶體學，最后才是數學。期間，一直沉浸于對自然科學的研究之中，然而，也由于閱讀孔德（Comte）、坦納里（Tannery）、龐加萊（Poincaré）的著作，越來越對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感興趣。他的博士論文《牛頓力學原理》（Les principes de la Mécanique de Newton）便是一個歷史學和哲學研究。1912年，定居于根特附近的鄉(xiāng)間，薩頓開始出版世界上第一本科學史期刊《愛西絲》（Isis），并著手為日后寫作其最重要的著作《科學史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積累材料。那時，他便立志要把科學史建立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但兩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了，德國人侵占他的家；于是，他輾轉去了英國，后又來了美國。1915年4月，一貧如洗的薩頓抵達紐約，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包括此后兩年去哈佛大學講課，他在1918年9月以前的工作都只是臨時的。不過，熬過那段晦暗無光的日子，1918年，他被位于華盛頓的卡耐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聘用了；但他選擇定居于劍橋（Cambridge），哈佛大學的所在地，以便更好地利用哈佛大學圖書館——那時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他此后便一直在這里工作。他是國際科學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并于1934年擔任第三屆大會的執(zhí)行主席。薩頓剛來美國的時候，趙元任正從康奈爾大學轉入哈佛大學，歷史的造化，就是這樣把他們兩個人推上了同一個舞臺。這是有類似遭遇的兩個人：父母早亡，國家戰(zhàn)亂，背井離鄉(xiāng)，有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對科學又抱有巨大熱情；而且薩頓的年紀也不比趙元任大太多。1916至1917學年，薩頓講的“科學史研討”課程有很多內容都是數學史。也許是由于這個原因，趙元任這個學年亦選修了數學課程“函數理論（導論）”，盡管趙元任早年便對數學情有獨鐘。給趙元任上此課的波切爾教授，雖然是數學家，但卻出身于一個文科教授家庭。其父曾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現代語言學教授，又于1872年，波切爾出生那年，成為了哈佛大學的法語教授。波切爾后也進入哈佛大學讀書，廣泛學習了多個領域的知識，不僅有數學、化學，還有哲學，甚至包括了羅馬藝術和音樂；由著名的數學家克萊因（Christian F. Klein）指導，1891年，他從哥廷根大學——數學界那時的最高殿堂——取得博士學位。不久，波切爾便回哈佛大學執(zhí)教了。他做過美國數學協會（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的主席，于1918年英年早逝。
表6 趙元任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的課程成績
趙元任在哈佛大學的三年，便是與這樣一批那個時代世界上最頂尖的精英學者——哲學家、邏輯學家、科學史家、數學家，一起度過的。而他也沒有浪費這些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大部分課程的成績（見表6）都是A。趙元任的哈佛大學成績單還記載，三年里，他每年都拿獎學金，分別是：喬治與馬莎·德貝（George and Martha Derby）獎學金（1915—1916）、華克（James Walker）研究獎學金（1916—1917）、席爾斯（Philip N. Sears）獎學金（1917—1918）。他在早年自傳中的相關記述與此一致。此外，依其博士學位申請表所示，趙元任的畢業(yè)成績亦是A。
在趙元任的哈佛大學成績單上，還另有這樣幾行手寫的字：
趙先生以優(yōu)異成績通過了博士學位的預備考試（preliminary examination），他的口頭報告（speaking）和年度總結（year’s work）對于我們系（the division）來說是令人滿意的。
詹姆斯·伍德斯（J[ames]. H. Woods）
1916年6月12日
這幾行字放在了他1915至1916學年課程成績的登記框內。伍德斯教授是著名的東方學家，尤專印度哲學。他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哈佛燕京學社的奠基人之一。1887年，他從哈佛大學畢業(yè)，取得了哲學與英文寫作（Philosophy and English Composition）的學士學位；其后，赴英國、歐陸、印度進行研究，期間以德語完成了博士論文。1903年回哈佛大學哲學系執(zhí)教，并于1915年至1918年任系主任。他設立了哈佛大學第一個永久性的中文教職，這個教職最早由趙元任在1922年拿到。趙元任在哈佛大學教了三年中文，1925年應清華大學之聘回國，加盟國學研究院；1941年，他再度回到哈佛大學工作，參與哈佛燕京學社的中文字典項目，直至1947年去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執(zhí)教——回到他老師若伊思半個多世紀前離開的地方。所謂“博士學位的預備考試”，大概即現今的“博士生資格考試”；伍德斯作為系主任，想必是趙元任這個考試的主要評審。1915年初，正準備轉去哈佛大學學習的趙元任，去了一趟劍橋。那時他便晤見了伍德斯，另還見了一位哈佛大學的數學教授——韓廷頓（Edward V. Huntington）。韓廷頓是美國數學會（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初創(chuàng)會員之一，做過該會1918年至1919年的主席。他曾就讀于哈佛大學，后赴德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深造并取得博士學位。1901年回哈佛大學教書，直至1941年退休。趙元任轉學來哈佛大學之后，韓廷頓便做了他的輔導員（school counselor），在學術和課外活動方面給他提供必要的建議。20世紀40年代，憑著語言學研究的突出成就，趙元任已經享譽中外?；毓鸫髮W工作的他，與他的老師們成了同事，薩頓便是其中一位。而趙元任與薩頓最初的聯結則是科學史課程。
四、趙元任參加的科學史課程
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趙元任參加的所有課程中共有四門科學史課程，占到了課程總量的四分之一，每個學年至少有一門科學史課程。其中，大部分都是薩頓的課。
（一）薩頓初入哈佛
1915年，經歷顛沛流離，薩頓來到美國，他又是怎樣不久便得到機會去哈佛大學講科學史課程的呢？
起初，薩頓拿到了一個固定的職位，那就是去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做圖書管理員；但盡管生活窘迫，他還是拒絕了，因為那邊不能接管《愛西絲》的出版業(yè)務并為此提供財務支持?！稅畚鹘z》是薩頓對科學史進行學科建設的主要陣地，而把科學史打造成一門獨立學科是他的夢想，所以，他絕對不可能放棄《愛西絲》。他依舊生活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四處謀求教課機會。
在他自己手寫的個人年譜中，寫有這樣一條：“1916—1918，在哈佛大學做科學史講座（Lecture H. of S. in Harvard University）。”趙元任便是這些講座的一位參與者，而韓德森則是促成薩頓做這些講座的決定性人物。盡管那時韓德森也還很年輕，不過是個助理教授；但他在哈佛大學頗有些影響力——與文理兩方的老師均交情不錯，且已經在哈佛大學開設科學史課程近五年了。因為對科學史情有獨鐘，而薩頓來美后亦零零散散地去很多地方做過科學史講座，韓德森便通過一些途徑知道了他。況且，薩頓那時辦《愛西絲》也幾年了，結交了不少熱衷討論科學史的人——包括一些美國人，其中或有韓德森的朋友?？傊?，二人認識了。1916年5月3日，韓德森給這位新朋友寫信，送去了一個好消息：“通過多個不同的渠道，我們已經能為你來哈佛大學講第一年的課程籌集到2 000美元了；第二年則尚未完全安排好，不過我毫不懷疑，我們將會成功地籌足經費?！蓖ㄟ^韓德森熱心地牽線搭橋和穿梭溝通，薩頓成功地走上了哈佛大學的講壇，盡管那只是暫時的兩年。薩頓也由此獲得了使用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即哈佛大學圖書館的權利，他在里面有間做研究和上課的小房間。兩年的聘期很快便結束了，薩頓初入哈佛教書的歲月遂宣告完結，而趙元任也畢業(yè)了。但薩頓很快又回歸哈佛大學了，他繼續(xù)以講師的身份講著科學史，直至后來成為教授。韓德森依然是他得以回歸的操盤手，不過，哈佛大學不給他支付薪水，只是保證他能夠繼續(xù)使用圖書館的那個房間。薩頓的學生們對他回憶很多都離不開這個房間。
（二）1916年的一封信
趙元任在1916年6月末，亦即他完成“博士生資格考試”后不久，給薩頓寫過一封信。那時，薩頓在伊利諾伊大學的暑期學校講課。信中寫道：
關于您的科學史課程，感謝您本月26日的支持。就我過去的訓練而言，我在康奈爾大學的本科四年主要是學習的物理和數學；之后的兩年，我主要學習的是哲學和心理學，一年在康奈爾大學，一年在哈佛大學。我對研究科學問題本身的興趣和對研究科學哲學一樣濃厚，但我畢竟是要拿哲學博士學位的，因此從現在起我應該更多地學習后者。對于以物理學為歷史基礎的科學（physics-historical science）（除天文學以外）和生物科學，我知之甚少。對于科學史本身，我學得也不多，只上過韓德森教授的一門入門課（general course）。該課的主要內容是閱讀梅茲（J[ohn T.] Merz）的《19世紀的歐洲思想史》（卷I、II）（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s, I and II）。
根據哲學系的新規(guī)定，博士候選人（candidate for Ph.D.）必須選三個特定科目加以鉆研，其中一個還必須是歷史類的，而我的計劃便是選擇科學史、邏輯與方法（logic and methodology）與數學哲學（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對于哲學，我沒有經過系統(tǒng)訓練，但是，我特別地喜歡學和說各種語言、方言，而且還對語音學做過大量研究。我不懂希臘語和拉丁語，我不知道這是否會妨礙我去研究古希臘科學。
希望這封信能提供您想知道的信息，期待您對我的學業(yè)提出建議。
這封信估計是對薩頓的回信，因為信首提到6月26日兩個人有交流，但薩頓那日并不在劍橋。信中主要是在介紹趙元任自己的知識背景，因為他決定選修薩頓在下一學年所開的課程；而且，他也自我定位是研究科學哲學的學生，認為學習科學史于己大有裨益。信中也談了他1915至1916學年參加科學史課程的一些情況。另外，綜合趙元任在哈佛大學修讀的所有課程來看，他的確是貫徹了寫這封信時所選定的三個鉆研科目。
通過這封信亦知之，趙元任會修讀科學史課程，除了因為他本人對科學史有一定的興趣，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哈佛大學哲學系對博士候選人的特殊規(guī)定。而且薩頓開的課被歸為了哲學類課程，這也更能引起哲學系學生的注意。
就這樣，趙元任成為了薩頓最早的學生——還是一個來自中國的學生。他曾在早年自傳中回憶：“韓德森教授和薩頓教我科學史，那時科學史還是一門新課程，沙頓教的兩門課，班上只有我一個學生。上課地點是魏德納圖書館內沙頓的小書房。我決定不了我該不該點頭或說是，或像班上任何學生那樣，靜靜地坐著。”真是一幅十分鮮活的畫面！
（三）薩頓的小書房
現今試圖去找尋那個小房間已很困難，因為魏德納圖書館從20世紀初期以來經歷了多次改建與重新裝修。但亦并非不可能。根據默頓所言，那個房間是魏德納圖書館的185-189號房，是一個能做研討會的大房間（workshop-cum-study）。然而，現今的哈佛大學圖書館卻并無185—189號房。不過，進入一層東側藏書區(qū)（the first floor stacks, East Side）后，會發(fā)現連通西側藏書區(qū)（West Side）的門右側，有一排職員辦公室標著180號至185號門牌；185號房是一個小房間，但過去卻是與189號房相連通的——即使是1956年薩頓去世時還是那樣的，而189號現今是一個很大的房間，用作報紙微縮膠卷的閱覽（newspaper microfilm reading），與185號房相鄰，盡管中間有墻隔開。由此而推知，魏德納圖書館的185號房間即薩頓的小書房，而它曾是與189號房這個大房間連通一體的。薩頓去世后，他的書房被改作了科學史圖書館，但現今哈佛大學的科學史圖書館并非185號房間，而是位于地下一層東側（Stacks level BEast），包括兩部分：有一個小房間，里面放了一個柜子，柜子里全是薩頓做的文獻索引；挨著這個小房間，另有一片更大的空間陳列了科學史書籍，有許多個書架。
這個小書房見證了薩頓與趙元任的師生之誼。從哈佛大學畢業(yè)后，趙元任仍與薩頓保持著良好的交流。1918年6月畢業(yè)的趙元任先是去了芝加哥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在那里，摩爾教授給予了他很大的關懷。他9月29日的日記這樣評價摩爾：“在我記憶中，還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他那期間“本來應該研究科學的哲學”，可是“舉棋不定，不知道著重于哲學呢還是著重于科學”，不久后的11月初，薩頓給他來信了，告訴他“你不該對開始工作太過膽怯”?？梢姸私磺橹詈?，而且這樣的信件往來一直持續(xù)著，1947年，趙元任離開劍橋前夕，他還寫信給薩頓，教他寫中文的“藦（蘑）菇”二字（見圖1），一筆一劃，甚是認真。
（四）課程的內容
初入哈佛的那兩年，選修薩頓課程的學生很少。事實上，他的課不能吸引很多學生也是哈佛大學不愿延長其聘期的原因之一，盡管更重要的原因是，哈佛大學那時因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而承受了嚴峻的財務壓力。對于薩頓的科學史課程，趙元任晚年時與列文森（Rosemary Levenson）所做的訪談從學生的角度進行了評價：
列文森：那時，科學史領域能激發(fā)你或薩頓進行討論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趙元任：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談論更早一些的歷史時期，不會觸碰科學近期的進展。他那時正在編輯一個科學史期刊。
列文森：你現在怎樣評價作為（人文）學者的薩頓？
趙元任：我認為，他與其說是位（人文）學者，不如說是位科學家。他對待檔案材料的分析細致入微（meticulous），而且不會像其他一些教授那樣做出很多延伸。韓德森則不同，在談論科學史的時候，他會更多地引申到科學哲學。
薩頓的課程由此看來是相對比較艱深的，充斥了大量的科學知識和歷史細節(jié)，因此對于學生來說并不好懂。難怪當課堂上薩頓問趙元任問題時，他很是手足無措——不知該不該點頭，也不知該不該說是。作為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來自中國的趙元任不可能對歐洲的歷史文化有薩頓那樣的深厚理解，對很多早期的科學史也一定是很不熟悉的。而韓德森講科學史課程則更宏觀也更晚近，從選擇《19世紀的歐洲思想史》作為閱讀材料便推知，因為該書討論的內容較為龐雜，不僅涉及科學，還有哲學、宗教，話題多樣。
趙元任雖然對科學史所知甚少，但對天文學史卻饒有興致。他很小便喜歡觀測天文現象，尤其是彗星，其早年自傳中多有披露。1916年，他還寫了一篇有關天文學史的長論文。韓廷頓作為他的輔導員，建議他去圖書館廣泛閱讀，他則“找到芮格（Wm. F. Rigg）寫的一篇文章：《兩世紀前的中國星圖》（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一九一六年一月的《大眾天文學》），以及史雷格（Gustav Schlegel）一八七五年所著‘中國天體學’一書中大批資料”，遂“據以寫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圖稿》（Jong-Shi Shingming Twokao）在上海《科學》第三卷（一九一七年）發(fā)表”。兩個月里，他為寫此文花了130個小時。趙元任是《科學》雜志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他從創(chuàng)刊之日起便積極供稿，還作為編輯為出版雜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吨形餍敲麍D稿》分兩篇先后發(fā)表，“本文之目的即在略述中西系統(tǒng)最要與最有興味之處，與二者關系”。“星之名稱”對于天文學有特殊意義，但中西星名各有系統(tǒng)，彼此不能一一對照。故而，為了使中西天文學的交流更為便利，趙元任做了比較中西星名的研究，并撰文繪圖以說明。
其實，薩頓給趙元任講的科學史課程有部分內容是與中國相關的。趙元任參加薩頓的科學史課程做了大量筆記，這些筆記被他完好地保留了下來；1964年，這些筆記被捐給了美國物理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現已開放查閱。這些筆記共分為四個文件夾：1號文件夾是趙元任1964年給美國物理研究所的信，2號文件夾是“科學史研討”課程的筆記，3號文件夾是“直至牛頓時代（包括了牛頓）的物理學史”課程的筆記，4號文件夾是“18世紀和19世紀的物理學史”課程的筆記。其中，“科學史研討”課程的筆記中有許多頁表明，薩頓談論過中國的指南車、指南針、歷法、紀年法、計時法。內容包括：指南車能推至黃帝時代，與周文王、周成王、鬼谷子有關聯，秦代則有指南船，北宋時指南針用于航海；干支紀年是十二地支與十天干配合進行的，60年一個輪回；農歷年以月球的運行周期進行計算，一般有354天，而公歷年則是參照太陽的運行周期進行計算，有365天，但農歷通過“十九年七閏”的方式能填補日月運行周期造成的年日差；還有十二時辰，一個時辰為8刻，一刻為15分鐘。薩頓對于中國的歷史是好奇的，他曾自己列過中國的歷代王朝表（見圖2），把從三皇五帝直至清所對應的公元紀年寫了兩大張紙。其實，他有準備對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做一番研究的，但學習中文是個大難題。他本人與李約瑟（Joseph Needham）交往甚密，而李約瑟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開創(chuàng)式人物。
五、結語：大時代背景中的趙元任與科學史
在哈佛大學的三年，趙元任修讀的十五門課程中有三門最后未獲得成績，而是以“缺席”（abs.）收尾。其中的兩門是科學史課程，一門是韓德森講的，另一門是薩頓講的。還有一門，則是摩爾主持的“哲學中的實用主義運動”。但是，這并不表示趙元任沒有去上課，或者不喜歡學這幾門課，又或討厭講課人。成績單只能部分地反映他那一段時期學習的真實狀況，很多他在早年自傳中寫的那時去上過的課，反倒并未被記錄于成績單之中——尤其是幾門語言學課程。因此，歷史仍有很多細節(jié)難以觸碰。但跳脫出歷史細節(jié)，有些方面卻更值得思考。
本文研究的是一段小歷史，但把這段小歷史置于大的時代背景中，一股別樣的穿透力將被激發(fā)，以幫助今人洞察過去。
1.西學東漸。如果說，明末西方傳教士來華表征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西學東漸，那么，晚清至民國初年，中國人開展諸多向西方學習的運動則是又一次西學東漸。派遣留學生出洋是這次西學東漸的重要方式，而趙元任作為“庚款留學生”亦卷入其中。這是歷史大潮使然，但趙元任卻見證了中國向西方學習在內容上的轉變。
19世紀中期，由“洋務派”主導，清政府進行“自強”運動，組織了第一批中國幼童出國留學。此后，直至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留學浪潮大致能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向西方學習的內容各有側重。第一階段，1872年至1904年，側重學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第二階段，1904年至1908年，側重學“西政”；第三階段，1908年至1917年，側重學科學；第四階段，1917年以后，則側重學文化。趙元任歷經了后三個階段。一方面，1903年，處于“清末新政”中的清政府仿照西方教育制度推出了“癸卯學制”，進行教育制度改革。1904年，科舉制度被廢除，許多大大小小的新式學堂雨后春筍一般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由此趙元任才有溪山小學和江南高等學堂這樣的“洋學堂”上。另一方面，清政府與美國協商“庚款留學生”項目時，對這批學生的專業(yè)選擇有一定之規(guī)，他們中的80%須以工業(yè)技術、農學、力學工程、采礦、物理化學、鐵路工程、建筑學、銀行學、鐵路管理為專業(yè)，另外20%則可以學習法律和政治專業(yè)。趙元任在1910年赴美留學的船上曾與領隊胡敦復有過關于選專業(yè)的談話，他說“我要學物理和哲學，惟當局重視實用科學，于是我要學電機”，而胡敦復則給他解釋了“純粹科學和實用科學的區(qū)別”。他最初以數學為專業(yè)，但同時學了很多物理學——學科學的具體實踐；不過，趙元任最后還是成為了哈佛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研究生，以科學哲學為研究方向——同樣是在學科學，即作為科學的哲學。事實上，這呈現了中國人對待科學的態(tài)度有了轉變，從把科學看作一種工具到把科學看作一種文化?！犊茖W》雜志由趙元任這批留美學生編輯并于上海出版，也是這種態(tài)度轉變的表現：科學不應只是少數知識精英關心的事，而應是一項社會公共事業(yè)，即作為一種文化來建設。在中國社會舉起“科學”的大旗，《科學》雜志和其創(chuàng)辦者先行了一步，比起陳獨秀借《新青年》喊出“賽先生”的名字還要早，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先聲。也正是把科學認知為一種文化，趙元任才會對科學史有共鳴，因為科學史最集中地展現了科學的文化維度。
2.兩種文化。薩頓所倡導的科學史，正是試圖對科學進行文化認知的學科。薩頓是抱著“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去研究科學史的，所謂“新人文主義”乃是以融合科學和人文為目標的。現代科學形成以來，人類文化日益分裂為兩個類型——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而且這兩種文化還伴隨著幾個世紀以來科學疆域的大大擴展，愈加形成對立之勢。19世紀后期，以薩頓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敏銳地察覺到了科學與人文的分裂，還深深地憂慮這種分裂對于人類文化的發(fā)展所可能造成的傷害。從身負的學術責任出發(fā)，薩頓認定科學史是消弭科學與人文之間裂痕的法寶，并能有效地消解二者的對立。
1959年，斯諾（C. P. Snow）發(fā)表了題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演講，正式提出了“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命題，亦稱“斯諾命題”。把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分裂與對立，徹底擺在了世人面前。他認為，科學家有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對其他文化持蔑視態(tài)度；而人文學者看待世界則帶有濃重的感情色調，故忽視自然秩序，不愿了解科學技術，甚至生出反科學的論調。斯諾早年致力于物理學研究，后來又轉向了文學創(chuàng)作，因而時常穿梭于科學家和文學家之間，對于兩個群體間彼此的不理解和不認同感受頗深。薩頓和趙元任都有人文和科學交融的教育經歷，對于兩種文化均有很充分的個人體驗。他們能體會兩種文化的不協調，但卻不認為那是正常的，恰恰相反，他們的教育經歷使得他們認識到科學與人文應該是一體的，而且這兩種文化能夠融為一體。正是因為關于科學分享著共同的理念，趙元任進入哈佛大學學習之后，才會對薩頓的科學史課程備感親切。他在思想上早已是薩頓的同路人，仿佛命定會成為他的學生，去參加他的科學史課程。1916年，趙元任寫了《中西星名圖稿》一文，則是自覺但不自知地實踐著科學史研究，且不僅試圖搭建起溝通科學與人文的橋梁，而且試圖搭建起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F代人眼中的趙元任更多的是一個人文學者，畢竟是著名的“國學導師”；其實不盡然，他還是科學家。從哈佛大學畢業(yè)后不久，趙元任曾回康奈爾大學教物理；而1920年，他還去清華大學短暫地教過物理和心理學。和趙元任同一批進康奈爾大學留學的胡適，最初學的是農學，是個科學家；但最后，卻也以人文學者的形象示人，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人物之一。所以，趙元任有強大的科學基因。
但是，趙元任歷來都把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融貫起來，尤其展現于他后來的語言學研究中。研究中國的語言學，是一項人文性的文化工程；然而，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學者，趙元任是以科學的方式完成的。依據科學方法，借助科學儀器，進行科學寫作。是以，他才有中國的“現代語言學之父”美名。他把人文文化作為科學來研究，同時又把科學視為構建人文文化的重要資源。
建設科學與人文融貫一體的人類文化，是薩頓的學術追求，也是趙元任的學術追求，更是科學史最根本的價值取向。作為文化的科學，不僅僅是一類有用的知識，而且是一種理性探索的精神，也是一套現代的思維方式。20世紀初的中國正急需補充科學文化。從這個角度看，趙元任不僅僅是從哈佛大學畢業(yè)的哲學博士、薩頓科學史課程最早的參與者，他更是中國較早的科學文化啟蒙者之一。
近年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率先建立了中國的首批科學史系，這對于在中國建設起作為一種文化的科學，乃至溝通中國學術界的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將發(fā)揮積極作用。
總而言之，立足以上兩個大的方面，研究趙元任于哈佛大學的學習狀況這一個小的歷史問題，將引出對大歷史的思考。由此所見的，便不單單是一段趙元任的個人史，更關聯著思想史、學科史和中國近代史。
（致謝：清華大學楊艦教授為本文寫作提供了大力支持，謹致謝忱?。?/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