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與自然的個體發(fā)明 ——路也詩集《大雪封門》讀札
在詩集《大雪封門》中， 那個曾經(jīng)在以往的詩中“帶上一把木梳”“在年少輕狂的南風里”執(zhí)意向南的詩人路也，終于回返到北方，回到了其自幼生長并且一直生活和處身于其間的濟南的“南山”。她在堪稱其代表作的《木梳》一詩中所曾表達的愛的向往——“我們臨水而居”，“過一種名叫沁園春或如夢令的幸福生活/我是你云鬢輕挽的娘子，你是我那斷了仕途的官人”，也代之而為一種毅然決然的一個人的世界、一個人的生活。所以說，《大雪封門》，無疑體現(xiàn)和代表了路也詩歌的最新轉(zhuǎn)型。關(guān)于這一轉(zhuǎn)型，詩集中的《轉(zhuǎn)變》和《南部山區(qū)》這兩首詩，以及詩集的自序《詩和家門口》，寫得都很明確。比如在《轉(zhuǎn)變》中，她就寫自己“人生最大的轉(zhuǎn)變：/越來越不喜歡人，而喜歡石頭//常常遠離人群，去往郊外山中/跟巖石待在一起/一待一整天”；而在《南部山區(qū)》中，她也這樣來說自己對“南部山區(qū)”的“回返”——“這是我的出生之地，也將是我的死去之地”，“別問我中間去過哪里//中間的那些時日/已像一塊手帕那樣丟失”，“請讓我離開人群，請讓我獨自一人/跟我的童年在一起”，“這么多年過去，群山還在原處/等我從冒牌的人生回返”。
所以，正如詩人在“自序”中所說的，她在“2020年的一整個秋天和半個冬天，以及2021年的半個春天和半個夏天”，“在山野里漫無目的地行走”——“我似乎第一次定睛端詳起了自己的家門口”，“我對這片自以為早已熟悉的土地有了更深的認知和更多的發(fā)現(xiàn)”。而且，“在行走的過程中，胸中的苦悶漸漸消散”，“南部山區(qū)，我在中年的病痛和孤絕之中，獨自徒步，翻過了那一道道嶺，走過了那一條條山路，途經(jīng)一個又一個村莊，每一座古舊的石頭房子看上去都像我的老家，都想把我挽留”。因此，構(gòu)成《大雪封門》主要內(nèi)容的相關(guān)題材的詩作，既是路也對其“南部山區(qū)”的重新“發(fā)現(xiàn)”，同時也是詩人個體自我的重獲“新生”，是“南部山區(qū)”與詩人“個體”的互相發(fā)明。
于是，我在路也的《大雪封門》中，第一次了解到作為泰山余脈、同時又被稱為是濟南“后花園”的“南部山區(qū)”，并且又通過路也的詩作，借助網(wǎng)絡(luò)地圖，進一步了解到了其中的“梯子山”“七星臺”和“黃巢水庫”等景區(qū)……基本上，“南部山區(qū)”的山水地貌、花草樹木，特別是它的多泉特征，在路也的詩中得到了充分和突出的書寫。我們知道，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詩歌歷史轉(zhuǎn)型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便是地方性的自覺。像雷平陽詩中的云南、沈葦詩中的新疆、哨兵詩中的洪湖、阿信詩中的甘南和江南詩群的詩人們所經(jīng)常書寫的江南，都是這些年來中國詩歌中的著名“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也都通過詩人的作品得到了書寫和表達。在這樣的意義上，濟南的“南部山區(qū)”，又通過路也的詩作得以凸顯，不僅使其在地理學的意義上具有了“可見性”（段義孚語），更是使其具有了詩意，得到了一次詩的“發(fā)明”，從而也很自然地成了中國詩歌中的又一個著名的“地方”。
不過，正如我在詩歌中的地方性問題上所一貫主張的，詩歌對地方的發(fā)明，雖然有其不可忽視的上述意義，但是在根本上，還是要看在地方性的詩歌寫作中，有無堅持個體性原則；要看詩人的個體主體對地方的深入、超越和個體性的對話與理解，以及在最終，要看這樣的詩歌實踐有無創(chuàng)造出一個獨特的詩歌主體和個體詩學。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以為路也關(guān)于“南部山區(qū)”的詩作——姑且稱之為“南山詩篇”——在對一個地方凸顯與賦形的同時，更是“發(fā)明”出了一個相當重要與獨特的個體主體。
在路也的“南山詩篇”中，無論是寫她在山間的行走與漫游（《夏日》《職守》《進山》《理由》《徒步》《走在山間公路上》），還是寫其山間所見的人（《洗衣人》《賣核桃的老婦》《旋柿餅者》）與事物（《手扶拖拉機》《山貨攤》《山間墳塋》《大壩》）與地方性的歷史遺存（《黃泥小屋》《深秋，齊長城》《到崮上去》），或是更多地寫山區(qū)的自然，凸顯的，都是一個獨特的女性主體。這一主體，亦如其詩集中的另外幾首詩所寫的，“剛剛與相愛多年的人永訣”（《登樓記》），“弄丟了愛情/只剩下獨自一人，越來越孤零”（《草原》）。隨著生命的進入中年，她甚至很享受這樣的“獨自”、這樣的“孤零”，確幸著自己的“中年多么寥廓，有不必合群的喜悅”（《泉池》）。所以，她一再地在詩中寫“近幾年，我總是只身出行，偏愛獨處/一個人常常像一支部隊”（《去梯子山》），寫她總是獨自地“跟著自己的影子/上路了”（《職守》）、“一個人占有一條公路/一個人從清晨走到傍晚”，“一個人不知往哪里去地走了一程又一程/一個人用雙腳走完這個秋天”（《走在山間公路上》）
路也“南山詩篇”對自然的書寫篇什最多，南部山區(qū)的群山（《群山》）、遠壑（《遠壑》）、山埡（《山埡》《埡口的云》）、巖崖（《巖崖》）、山溪（《彩石溪》）、山泉（《偶遇》《泉池》）與河流（《暮色中的河流》），以及那些野花野草（《野菊來函》《野棉花》《紫花苜?！贰钝止纫盎ā罚?、動物（《慈悲》）與昆蟲（《早春的蝴蝶》）在被路也以詩的方式予以發(fā)明的同時，更是與詩的主體深度融合，進一步發(fā)明和凸顯了主體。比如在這些詩作中，路也時常注目和觸動于“野”的事物，“野菊”“野花”“野棉花”和“野泉”，不時地會出現(xiàn)于她的詩集。像在《偶遇》中，路也寫她“在山中，偶遇一眼野泉/正舉著肥碩的銀色酒盞/跟天空碰杯……//野泉藏身于一個山洼的溝壑/用汩汩之聲把我召喚/這里的工作，便是寫詩/一株開花的紫堇正以泉為鏡//泉有一個核心，從不離題/上升，仰面，設(shè)置自我堤岸/也許它是大地的一只陶罐/底部卻有一個無窮或無盡//水并不流失，全給了本身和藍天……”。野泉的藏身于溝壑和隱沒山野，非常類似于詩人“偏愛獨處”的個體狀態(tài)，野泉對“自我堤岸”的“設(shè)置”和對“核心”的清醒自持，以及它的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也正如同詩人的精神堅持，所以她很驚奇地感嘆道：“我偶遇野泉，真是一個奇跡”。因此在這樣的意義上，恰如段義孚先生在談到人們的“戀地情結(jié)”所說的：“戀地情結(jié)并非人類最強烈的一種情感。當這種情感變得很強烈的時候，我們便能明確，地方與環(huán)境其實已經(jīng)成為了情感事件的載體，成為了符號”。 果不其然，路也《大雪封門》對“南部山區(qū)”的地方與自然的書寫，無論是如上所述“南山詩篇”中的廣闊山區(qū)，還是其中的長詩《大雪封門》所寫的風雪中的居所，均都成了詩人精神與情感的符號與載體，非常強烈地發(fā)明著主體，從而也使路也詩歌的最新轉(zhuǎn)型因為對于地方自然與個體主體的雙重凸顯而引人注目，而具有了非常重要的詩學意義與價值。
注釋：
1、路也：《大雪封門》，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2、段義孚：《戀地情結(jié)》，商務(wù)印書館2018年版，第136頁。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