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講話》是形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文本，甚至是其思想底蘊所在。歷史地看，正是“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及其文藝功能的發(fā)揮”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問題性，從深層次上決定著《講話》的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在雙重視野融合中發(fā)掘其在今天仍激蕩著我們的問題性，在歷史的賡續(xù)和問題性的接續(xù)中思考如何以中國理論有效闡釋中國文藝實踐，有助于推動新時代中國文藝繁榮發(fā)展?！吨v話》上承經典作家的文藝思想，下啟習近平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是正確理解和闡釋中國新文藝發(fā)展道路的路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百年奮斗史中處于思想奠基的樞紐性地位，是讀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新文藝發(fā)展道路的重要理論文獻。

關鍵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新文藝 毛澤東文藝思想 問題性 整風運

2022年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fā)表80周年，作為一部“活著的歷史文獻”，《講話》對中國新文藝發(fā)展的深刻影響，是任何一部文藝理論著作難以望其項背的，其產生的世界性影響，也是任何一部中國文藝理論著作難以相提并論的。周揚1944年在選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并作序時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給革命文藝指示了新方向，這個講話是中國革命文學史、思想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文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與文藝政策的最通俗化、具體化的一個概括，因此又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與文藝政策的最好的課本”。1正是《講話》確立了文藝的人民性價值導向，此后成為中國新文藝發(fā)展的主流價值追求，高揚文藝的人民性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鮮明特點。歷史地看，《講話》是構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文本，甚至是思想底蘊所在，產生了一種影響深遠的文化力量?！吨v話》是正確理解和闡釋中國新文藝發(fā)展道路的路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百年奮斗史中處于思想奠基的樞紐性地位，是讀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新文藝發(fā)展道路的重要理論文獻。多年來對《講話》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如果僅著眼于文本自身或文藝理論視角，很難獲得突破性洞見。本文在雙重視野融合中發(fā)掘其在今天仍激蕩著我們的問題性，在歷史的賡續(xù)和問題性的接續(xù)中思考如何以中國理論有效闡釋中國文藝實踐，從而推動新時代中國文藝理論體系建構研究走向深入。所謂雙重視野融合是指黨的百年奮斗史的長時段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戰(zhàn)爭語境當下性的疊加，立足中國發(fā)展的新時代新方位與中國文明型崛起的現(xiàn)實指向，可以使我們更加從容地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歷史視野中審視《講話》深遠的社會影響與價值訴求，及其話語表達邏輯的強大力量與方法論啟示，從而為建構新時代文藝理論體系研究提供思想與學術資源。在《講話》雙重視野的融合中，《講話》的問題性（關于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發(fā)展道路與黨的文藝領導權等）依然激蕩著今天的我們，啟示著我們新時代文藝發(fā)展的守正創(chuàng)新與使命擔當。在一種大歷史視野中才能深刻領會《講話》如何立足“中國問題”，在促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中提煉出中國新文藝發(fā)展的問題性的根本性價值。同樣，也只有回到特定歷史時空抗戰(zhàn)語境的當下性，才能深刻領會《講話》把文藝工作納入革命事業(yè)總體進程的政治訴求，旨在要求文藝工作者必須經過“無產階級意識”改造與立場情感的轉變使自己融入革命大熔爐，在文藝大眾化中牢牢掌握對“文化的軍隊”的領導權，是如何在歷經時代語境轉換中依然占有著我們。

一、何謂《講話》提煉的問題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把黨的百年奮斗史劃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斗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2在黨的百年奮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chuàng)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況，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chuàng)立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3洞察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講話》是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顆明珠，它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文獻，成功探索了中國新文藝發(fā)展的“延安道路”，收獲了《講話》精神鼓舞指導下的一系列紅色文藝經典，甚至深刻影響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發(fā)展的“一體化”組織體系與話語體系；還以其扎根時代語境中對問題性的提煉及其話語表達邏輯的政治訴求，為深刻理解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建構了一種超越具體時空條件的學術范式，為新時代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提供了思想與理論的血脈根源，其中的問題性依然緊緊地攫住我們，為梳理和提煉中國新文藝發(fā)展道路提供了獨特的思想資源與方法論啟示。一定意義上，《講話》上承經典作家的文藝思想，下啟習近平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之一。

《講話》是如何立足文藝發(fā)展的“中國問題”提煉問題性的？這些問題性是如何表述的？可以說，這些問題依然在激蕩著我們對新時代中國文藝發(fā)展方向的思考，影響著我們對建構新時代中國文藝理論體系研究的運思。《講話》在邏輯起點和價值落腳點上可歸結為對“中國問題”的回應，即全民抗戰(zhàn)所面臨的最大問題與文藝作用的發(fā)揮?！敖裉煅蠹襾黹_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fā)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xié)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4歷史地看，正是“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及其文藝功能的發(fā)揮”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問題性，其成果自然不是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在直面“中國問題”中形成了有中國氣派和民族話語特征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中國化成果。今天，當我們說《講話》的問題性仍在激蕩我們時，意在表明建構新時代中國文藝理論體系一定要立足文藝發(fā)展的“中國問題”，提煉具有時代特征的問題性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深入，在堅定文化自信的訴求中以中國理論有效闡釋中國文藝實踐和大眾審美經驗，建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中國”應有的既有民族話語特點與理論主張又彰顯理論一般性和相互通約的中國文藝理論體系。

吹去歷史的浮塵，脫出強烈的戰(zhàn)爭硝煙的時代語境，《講話》仍然閃耀著關乎文藝發(fā)展的“中國問題”的一般性價值訴求的強大生命力，一些學者口中所謂的時代局限性并未遮蔽這種一般性價值訴求所應有的理論價值。新時代文藝仍然要回答為什么人的問題、文藝與人民結合的問題，及其對文藝人民性的高揚以及在世界舞臺上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問題。新時代的文藝、作家和藝術家仍然要深入生活與扎根人民，“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fā)展的動力所在”。5文藝的人民性揭示了文藝創(chuàng)作為誰創(chuàng)作、為誰立言這一個根本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希望大家立足中國現(xiàn)實，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fā)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xiàn)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不同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大多數(shù)工農兵不識字、無文化的現(xiàn)實境遇，迫切要求把文藝如何為群眾服務訴諸于文藝的普及，新時代文藝發(fā)展要以文藝精品的有效供給和勇攀藝術高峰的努力在追求當代文藝經典化中著眼于文藝的提高。同時，文藝還是文明互鑒視野下訴求民心相通的最好交流方式，在講好中國故事、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和文明互鑒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一部小說，一篇散文，一首詩，一幅畫，一張照片，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一首音樂，都能給外國人了解中國提供獨特的視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京劇、民樂、書法、國畫等都是我國文化瑰寶，都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7立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秩序的變化，習近平指出：“中國人民歷來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懷，當代中國文藝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類。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負，承百代之流，會當今之變，創(chuàng)作更多彰顯中國審美旨趣、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反映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說，這是新時代中國文藝發(fā)展亟需解決的“中國問題”，也是提煉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關于文藝發(fā)展的問題性的現(xiàn)實語境，直接關乎新時代我們要發(fā)展出什么樣的文藝和文藝理論？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依然凸顯“中國問題”意識，強調新時代中國文藝發(fā)展的問題性與價值指向。隨著時代語境的轉換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民”的內涵進一步豐富、外延也隨之擴大，《講話》的階級分析法失去了發(fā)揮作用的場域，“如何為群眾”的問題轉化為在文藝繁榮發(fā)展中滿足人民的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與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統(tǒng)一，以及實現(xiàn)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凸顯在全球化舞臺上以文藝精品的不斷涌現(xiàn)為世界文學貢獻中國力量、中國價值、中國精神的迫切性，從而為中華民族邁入強起來的新時代提供精神支撐。因而，新時代中國文藝和中國文化要著力于增強文化軟實力，為中國文明型崛起的社會性成長和在世界舞臺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文化支點，為中國崛起贏得廣泛的國際認同提供強大的價值感召力。國際交往表明，在世界舞臺上，“以文化人，更能凝結心靈；以藝通心，更易溝通世界”。9正在經歷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表明，全球治理的善治和人類文明的躍升需要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文藝和中國文藝理論要有為世界進步作更大貢獻的強烈使命感。

歷史表明，立足“中國問題”所提煉的問題性必然隨著時代語境發(fā)生歷史的具體的變化而有其時代特點，但其中問題性所彰顯的一般價值指向有其超越性，從而能時時攫住當下的我們。文藝發(fā)展實踐表明，作家藝術家只有抓住時代真正深入人民的生活才能與時代同頻共振，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彰顯問題性的普遍價值，也才能使中國理論有世界眼光和訴求人類文明的一般性價值指向。洞察《講話》立足“中國問題”所提煉的問題性：“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0可謂一針見血、切中肯綮，不僅解決了新文藝發(fā)展中纏繞許久的大眾化問題，還直接亮出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人民性旗幟，其產生的影響是世界性的。日本文藝理論家藏原惟人指出，《講話》“不僅是中國的，而應當說是一切國家的革命文學家、有出息的文學家的座右銘和工作指針”。11在其主導問題性統(tǒng)攝下的次問題，如文藝與生活的關系、歌頌與暴露的問題，等等，也無不有其超越時代的一般性價值指向?？梢?，《講話》所提煉的問題性達到了創(chuàng)造性理論應有的普遍性價值高度而彰顯出某種超越性。誠如日本學者竹內好所言：“這篇論文……從內容上說，接觸的都是文學藝術的根本問題，并且它不是紙上的空談，而是在實際工作中，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而達到相當高度的抽象理論。咋一看來好像不成體系，這是因為運用‘不是從定義出發(fā)’的獨特方法，但實際上這篇論文的結構是非常嚴整的，既具有強烈的民族特點，同時又具有普遍意義?！?2立足當前，理解《講話》的問題性的一般價值指向依然需要回到其文本語境展開跨時空的歷史性對話，在一種開放中闡發(fā)其意義，而不是固守其中某些現(xiàn)成性結論，更不能陷入“左”的強制闡釋中迷失自己?！吨v話》的問題性是攫住我們的引力，為什么要提出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什么是最大的政治？為什么要強化對“文化的軍隊”的領導？對黨外的文藝工作者如何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既有團結又有斗爭？對這些仍然閃耀著生命力的問題性的把捉要回到烽火歲月的抗戰(zhàn)語境，特別是要關聯(lián)中國共產黨從1942年開始的全黨范圍的整風運動進行深刻領會。延安文藝座談會本身就是整風運動的一部分，《講話》是延安整風運動的文獻之一，強化文藝工作者與人民的結合是整風運動的重要任務?！包h從1942年開始在全黨進行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收到巨大成效”。13《講話》使很多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豁然開朗，許多作家藝術家真正感受到了時代之“新”。會后，延安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在延安革命工作者的帶動下，革命根據(jù)地及中國的文藝運動走向一個嶄新的階段，在斗爭實踐中創(chuàng)造出一大批深受工農兵歡迎的文藝作品。如在戲劇戲曲方面有新歌劇《兄妹開荒》《白毛女》《夫妻識字》，中央黨校京劇俱樂部出品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劇院的《三打祝家莊》；在新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有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組詩《黃河大合唱》、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等。在此期間，在看了京劇《逼上梁山》的當晚，毛澤東還在給編劇楊紹萱和齊燕銘的信中寫道：“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tǒng)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xiàn)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4

受《講話》思想的影響和精神鼓舞，陜甘寧邊區(qū)和各抗日根據(jù)地當時迅即掀起了文化創(chuàng)作的熱潮，涌現(xiàn)了一系列廣受歡迎的作品。在國統(tǒng)區(qū)，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文化創(chuàng)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講話》的影響。胡喬木同志當時曾親耳聆聽毛澤東在延安座談會上的講話，后來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高度評價其重要價值和深遠影響：“（從延安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文學藝術的整個歷程與毛主席的講話密切相關?！?5從今天的歷史回望，整風運動賦予新文藝以政治的革命倫理指向，《講話》自身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堅實一環(huán)?！叭绻f‘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那么延安整風運動就在思想上真正解決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的大地上生根成長，并且越來越成熟了?！?6不僅中國新文藝發(fā)展明確了服務工農兵的方向，而且形成了有中國話語特色的文藝研究新范式?？梢哉f，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與《講話》的發(fā)表，在一個較長時段始終規(guī)制著文藝為工農兵的發(fā)展方向，受《講話》的規(guī)約與影響，延安文藝創(chuàng)作與批評沿著服務人民大眾的方向發(fā)展，其影響滲入當代文藝各領域，甚至占據(jù)著當代文藝直接發(fā)展源頭的重要地位。周揚認為《講話》規(guī)定了中國文藝的全新發(fā)展方向，并且認定其為唯一正確的中國無產階級文藝發(fā)展方向。17針對《講話》，《解放日報》第二天旋即發(fā)布了一則來自中央的通知。該通知做出重要指示，對于毛澤東的這篇講話給予高度評價。該通知強調，這一講話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文明建設提供了又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范本。

伴隨《講話》在1943年10月19日于《解放日報》的發(fā)表，針對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的整風運動走向深入，新文藝的創(chuàng)作和批評出現(xiàn)了方向性轉變，作家個人出現(xiàn)了思想認知和創(chuàng)作風格的轉變，涌現(xiàn)出一系列值得研究的現(xiàn)象，如“趙樹理現(xiàn)象”“周立波現(xiàn)象”“丁玲現(xiàn)象”等。賀桂梅在《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中以丁玲為例，分析了她在延安文藝整風前后創(chuàng)作風格的轉變，以此對延安文藝整風改造進行研究，特別是對作家與政治權力之間發(fā)生的矛盾與問題的解決作了學術闡釋。18《講話》發(fā)表后，文藝工作逐漸被納入革命事業(yè)的總體實踐中，文藝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參與到革命戰(zhàn)爭中，為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作為《講話》背景的整風運動的核心訴求——無產階級意識的培育和強化

深刻理解《講話》必須關聯(lián)時代語境下真實的中國問題，以及中國共產黨當時正在做的事情——思想整風運動，在這樣的歷史視野中才能領會其總體性意味。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整風運動的一部分，《講話》是整風運動的重要文獻之一，必然體現(xiàn)整風運動的訴求——培育和增強無產階級意識，借以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抵御外侮。通過整風運動使延安文藝界的很多突出問題充分暴露出來，甚至有些問題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嚴重程度。延安文藝界的很多人士是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從上海等大城市過來的，他們在心理上滿懷救國熱情，但在現(xiàn)實中卻對同工農兵結合的思想準備不夠充分。他們習慣了在國統(tǒng)區(qū)那里，政府把工農兵和革命文藝完全隔絕的現(xiàn)狀，卻忽視了在革命根據(jù)地出現(xiàn)的新情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jù)地鼓勵文藝與人民大眾的結合。問題是這些革命文藝工作者到了根據(jù)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jù)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19。他們還沒有從思想上認識到延安根據(jù)地的“新時代”意識。如周揚指出的，“他們沒感覺到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沒感覺到有一個要熟悉面前這些新對象的問題。他們還是上海時代的思想，覺得工農兵頭腦簡單，所以老是想著要發(fā)表東西，要在重慶在全國發(fā)表，要和文藝界來往，還是要過那種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這怎么成呢？”20在文藝界內部，相互之間也因著歷史的現(xiàn)實的原因，出現(xiàn)一些包括宗派主義等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

作為《講話》最切近的背景是中國共產黨從1942年春天開始在全黨范圍內發(fā)動的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以這樣大的力量和這樣長的時間開展整風運動？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一再指出，整風運動的目的是從根本上解決黨內指導思想的分歧問題，即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按具體情況辦事，還是想當然地憑主觀主義或照著某些“本本”辦事？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解決，就談不上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的統(tǒng)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如何去同心同德地奪取勝利？“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斗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而要進行斗爭，加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1就整風運動的訴求而言，毛澤東指出整頓三風“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全黨干部和黨員要結合學習檢查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22在此背景下，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主持座談會并首先發(fā)言。5月16日，黨中央又舉行第二次文藝座談會。5月23日，文藝座談會舉行閉幕會，毛澤東作最后結論。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部分，其指導思想和指導方針與整風運動基本一致。指導思想上都是針對不正之風，目的是使黨更好地負擔起領導責任，使革命文藝更好地服務革命；指導方針上都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查找并糾正黨和政府自身存在的各種缺點和錯誤。正是基于政黨領袖的立場決定了《講話》的話語表達邏輯與方法論運用的有效性，出于對革命任務和“文化的軍隊”的高度重視，《講話》切中肯綮地提出文藝的根本問題是文藝與群眾的結合以及文藝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因此《講話》要求作家藝術家強化無產階級意識，這是由時代境況與當時的革命任務決定的，有其合乎邏輯的必然性。毛澤東指出：“由于現(xiàn)實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現(xiàn)實的中國新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23現(xiàn)實境遇要求文藝工作者必須向工農兵學習，把情感立場轉到人民大眾，“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24，大眾化才能使文藝真正發(fā)揮教育民眾、鼓動人民的作用?！笆裁唇凶龃蟊娀兀烤褪俏覀兊奈乃嚬ぷ髡叩乃枷敫星楹凸まr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5毛澤東以其親身經歷講了思想情感轉變的過程，認為工人農民是最干凈的，知識分子必須加強思想感情的改造。究其根本，必須在思想上認識到：“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guī)定的革命任務的。”26在毛澤東看來，只有經由立場和情感的轉變，正確處理文藝工作與革命工作的關系，才能使我們黨實實在在地掌握“文化的軍隊”和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這是《講話》對作家藝術家的期望，也是全黨整風運動的價值訴求之一。

現(xiàn)實地看，《講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語境的產物，必然高度契合其總體性戰(zhàn)略訴求和目標指向。誠如毛澤東指出的，“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27。因此，《講話》高度重視作家藝術家的思想改造，要求他們站到無產階級立場轉變情感態(tài)度和人民大眾結合?！芭袛嘁粋€黨，一個醫(y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8《講話》以其話語表達邏輯的政治訴求強化作家藝術家無產階級意識的養(yǎng)成，以及革命文藝是無產階級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表明毛澤東充分意識到階級意識的養(yǎng)成對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根本性意義。從黨的百年奮斗的大歷史視野來看，中華民族能夠站起來離不開精神的獨立，對工農兵大眾和中國共產黨而言，對無產階級意識的自我認同和強化是精神獨立的表征。精神面貌的煥然一新，“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對無產階級意識的強化，旨在掌握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核心訴求之一。“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9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xiàn)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文化的軍隊”在其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梢哉f，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化戰(zhàn)線在中國革命事業(yè)中一直可圈可點，強有力地配合了中國革命事業(yè)的偉大探索。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么文化‘圍剿’也一敗涂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革命的偉人?！?0覺醒的中國人和為著新文化運動所啟蒙的人，必然會選擇和追隨中國共產黨，歷史無可辯駁地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是人民的選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以其胸懷和眼界成功處理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把文藝擺在了革命事業(yè)的正確位置上。因此，《講話》話語表達邏輯的政治訴求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以理服人、層層推進的說理方式使話語產生了強大力量，它與在文藝發(fā)展中強調藝術創(chuàng)作自由和對激勵作品對藝術性的追求毫無捍格。

為著團結抗戰(zhàn)抵御外侮，一方面，在文藝界統(tǒng)一戰(zhàn)線廣泛動員起來的各種力量中，小資產階級藝術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進步力量；一方面，在革命文藝陣營內部，小資產階級思想對于無產階級思想來說又是有害的，需要在整風運動中加以糾正和純化。毛澤東指出：“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xiàn)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1這種思想意識如果不加以改造甚至任其蔓延，必然會危及到黨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領導權。因此，毛澤東指出：“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2解決問題的路徑是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大眾的結合，真正實現(xiàn)文藝的大眾化。問題的關鍵是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有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感情，立場即世界觀和價值觀是根本。只有引導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才有可能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黨內關系”，即如何處理好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全部工作大局之間的關系，如何在黨的工作中發(fā)揮文藝工作的獨特優(yōu)勢；一是“黨外關系”，即如何處理好黨內文藝工作和黨外文藝工作的關系，如何廣泛聯(lián)合起來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經過整風，文藝工作者的感情大大改變了，“小資產階級的王國”受到了空前的沖擊。

總體上看，《講話》的話語表達邏輯始終抓住“中國問題”和強化“中國意識”，在理論研究中積極倡導“古今中外法”。“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fā)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澤東強調，“研究中國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拔覀円疡R、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chuàng)造出一些新的東西?！?3正是通過“古今中外法”，《講話》立足時代語境提煉了關于文藝發(fā)展的問題性，以其高超的話語表達能力與方法論運用，使其煥發(fā)出超越時代的普遍性價值。

三、歷史的回響與問題性的激蕩

回望歷史，無論是帶領中華民族追求站起來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爭，還是在改革開放中追求富起來與新時代邁入強起來的新發(fā)展階段，始終都有著中國精神的凝聚和煥發(fā)的問題，《講話》無疑是其中最具有真理性力量的閃光點之一，它啟發(fā)并點燃了中國精神。

就《講話》話語表達邏輯的政治訴求而言，有學者認為：“毛澤東主要是從政治領袖的視角談文藝的，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在不同時空范圍內表達的文藝觀點、制定的文藝方針與政策與當時特定的政治需求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毛澤東文藝思想體系主要側重于文藝的方向、方針、原則等文藝政策思想和藝術哲學理論，有些文藝問題則很少涉及?！?4如若僅就《講話》而言，固然毛澤東談的是文藝問題，洞察《講話》的話語表達邏輯，可謂是關乎革命事業(yè)成敗的政治問題，是“文化的軍隊”的領導權問題和革命文藝發(fā)展原則與方向問題，其話語表達邏輯的政治訴求與問題導向高度契合。一定意義上，《講話》不是關于文藝的理論務虛，而是實實在在地解決文藝發(fā)展的根本問題。

對于這一點，李澤厚從思想史視角有過分析，但其分析對《講話》的巨大理論張力和積極性評價不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終于出來了，于是有《王貴與李香香》《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有《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毛澤東算了此愿，中國文藝中終于出現(xiàn)了真實的農民群眾、真實的農村生活及其苦難和斗爭。知識者的個性（以及個性解放）、知識給他們帶來的高貴氣派、多愁善感、纖細復雜、優(yōu)雅恬靜……在這里都沒有地位以致消失了。頭纏羊肚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腳上有著牛屎’的樸素、粗曠、單純的美取代了一切?！枷肭楦蟹绞健B同它的生活視野變得既單純又狹窄，既樸實又單調；國際的、都市的、中上層社會的生活、文化、心理，都不見了。如果以這些作品對比一下路翎以至艾青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這距離已是多么之大。為工農寫兵，為工農兵寫，工農兵是文學描寫的主角……這便是延安整風運動以后所來的近現(xiàn)代中國文藝歷史的轉折點的變革。這變革所造成的創(chuàng)作上和理論上的統(tǒng)治局面，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有所變化?！?5新人新話語新國家，這是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出新文化的一種藝術想象，所著眼的是一種真正的人民的文藝，有著人民精神上站起來的意味，固然其中的理想主義為“左傾化”解讀提供了某種依據(jù)。作為一種新的范式和話語體系因其政治邏輯的強勢和巨大理論慣性而生成某種統(tǒng)攝性力量，甚至影響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初期文藝發(fā)展的“一體化”話語和組織體系的建構。這其中有著時代性局限下“左傾化”的某種強制解讀和不顧及語境變化的機械運用，當然也與《講話》自身話語表達邏輯的政治訴求不無關聯(lián)，但無疑存在著把《講話》的政治關切下降為一般性文藝問題或簡單化地視為文化政治問題，并將其具體應用于文藝發(fā)展的微觀領域，從而造成對《講話》深刻意蘊的某種誤讀。

通過引導作家藝術家轉變情感和立場，不僅在和人民大眾結合中使自身獲得無產階級意識，還使普通大眾在增強階級認同中實現(xiàn)精神上的團結。對于舊中國民眾一盤散沙的狀況，青年毛澤東有著切身的感受和深刻洞察，因此，從青年時代毛澤東就深刻意識到民眾團結和聯(lián)合的重要性。他在《湘江評論》上發(fā)表連載于第二、三、四期的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中提出，“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聯(lián)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lián)合”36。毛澤東開始號召民眾的聯(lián)合，文章中作為主詞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們”，在相當程度上這反映了青年毛澤東思想的深刻變化。“從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單純個人的力量，而總是把自己置身于民眾之內，依靠民眾的大聯(lián)合，來實現(xiàn)救國救民的理想?！?7民眾的團結和聯(lián)合實際上是一種階級的認同和階級意識的強化，這是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在毛澤東看來，軍隊除了打仗還是革命事業(yè)的組織員和宣傳員，需要在革命斗爭中最廣泛地發(fā)動群眾使之投身革命事業(yè)。1929年的古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決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必須同時擔負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三大任務。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不重視根據(jù)地的流寇思想，把宣傳工作當成“第一個重大任務”。部隊的文藝演出要服務于“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古田會議決議“系統(tǒng)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這樣的軍隊是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38對紅軍的要求如此，革命文藝更要自覺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在喚醒人民大眾的無產階級意識中發(fā)揮獨特作用。毛澤東盡管是農民出身，但他對農民力量的真正認識有一個過程。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毛澤東受主席團指定，參加修改《農民運動決議案》。他在《決議案》中指出：“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唯有首在解放農民?！睆拇?，毛澤東對國民革命和農民問題的認識，站到了新的起點上。國民黨二大后，毛澤東參加了新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同時，毛澤東在1926年開始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毛澤東以中央農委書記身份在漢口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講話》中毛澤東講了自身情感的轉變過程，正是立場情感的轉變使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中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做出突出性貢獻，與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工作作風密切相關?！懊珴蓶|在對待理論工作上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在他看來，有了正確的理論，才能使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不停留在初級的感性階段，而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認清事物的本質和它的內部規(guī)律性，用來自覺地指導行動；而這種正確的理論，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只能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接受檢驗和繼續(xù)發(fā)展。”39這種以實踐為主要源泉，充滿實事求是的創(chuàng)造精神和方法論創(chuàng)新的思想論述，形成了具有濃厚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具有鮮明的“毛氏風格”的毛澤東思想，體現(xiàn)了毛澤東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成熟運用。毛澤東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40何為辯證唯物論？毛澤東指出：人的認識過程有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發(fā)展到理性認識。”“認識開始于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薄罢J識的感性階段有待于發(fā)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1其實，理論與實踐是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提出：由感性認識進到理性認識，并不意味著認識過程的完結，它只是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理論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客觀世界的規(guī)律性，不能由主觀感覺判斷來決定，而是要應用理論于實踐，看其是否能達到預想的結果，在實踐中檢驗其真理性?！皩嵺`、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huán)往復以致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huán)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tǒng)一觀?！?2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是在血與火的斗爭實踐中煉成的，是歷經大風大浪檢驗的。毛澤東說：“在抗日戰(zhàn)爭前夜和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論持久戰(zhàn)》、《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fā)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guī)律?！彼f，只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在抗日時期，“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43。毛澤東思想的有效性、前瞻性和戰(zhàn)略性，一方面源于他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和認識的升華；一方面得益于他從不放松讀書和理論研究，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從實踐經驗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他多次為抗大講課，非常強調要“提高戰(zhàn)略空氣”。毛澤東高度重視戰(zhàn)略問題研究，始終保持一種戰(zhàn)略思維。他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指出：“戰(zhàn)爭是有規(guī)律的。戰(zhàn)略問題是研究戰(zhàn)爭全局規(guī)律的東西。戰(zhàn)爭的勝負不僅取決于作戰(zhàn)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而且還取決于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因此，任何指導戰(zhàn)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這個問題?！?4指導戰(zhàn)爭是如此，領導黨的文藝工作同樣要尊重規(guī)律和需要戰(zhàn)略思維，從而使文藝工作在民族復興偉業(yè)中擔當重要使命。

在我看來，得《講話》個中真味的是李書磊的解讀。他認為：“精神文化尤其是文學作為廣義的社會文化的直接體現(xiàn)，它也不得不受制于現(xiàn)代化或稱為現(xiàn)代性在中國的實現(xiàn)過程。1942年毛澤東主持的文藝整風運動的主要目標——實用化與集中化——都體現(xiàn)了這一過程的要求：實用化指向文化的普及，集中化指向社會的統(tǒng)一，這都是社會整合的基本內容。同時，也可以把文化的實用化與集中化要求看做一個有能力實現(xiàn)社會整合的政黨在其革命過程中必然具有的嚴厲本性的一種體現(xiàn)。”45從革命發(fā)展的政治視角看，在特定歷史語境下文藝作為“齒輪和螺絲釘”被納入革命機器的總體運轉中，是文藝工作服從革命事業(yè)需求的邏輯必然，既是政黨意志的體現(xiàn)，也是時代對文藝工作者的要求使然。

結 語

時至今日，《講話》仍以其對中國發(fā)展的問題性的提煉與闡發(fā)給予我們諸多啟示，是新時代尊重文藝發(fā)展規(guī)律和建構文藝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與理論資源。問題導向（文藝大眾化）和目標導向（團結工農兵打擊敵人）決定了《講話》話語表達的政治訴求，這種話語表達邏輯會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具有新的價值指向。新時代文藝人民性（個人出彩的機會，守江山就是守民心）的彰顯，指向的是在世界舞臺上中華民族的強起來，話語表達邏輯的政治訴求與文藝的人民情懷沒有發(fā)生根本性改變?！吨v話》中強烈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功利，在今天看來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這在當時條件下是難以避免的。胡喬木在晚年曾評價說：“《講話》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也必然帶有其歷史局限性的一面?！?6他還特別舉出郭沫若的例子：“《講話》正式發(fā)表后不久，郭說‘凡事有經有權’。毛主席很欣賞這個說法，認為是得到了一個知音?！?7作為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文獻，我們既需要傳承和弘揚其“經”的方面，也要與時俱進地闡釋其“權”的有效性及其界域，不能機械地將之教條化。對我們黨的文藝道路而言，《講話》對問題性的提煉具有經的特點，在一脈相承中體現(xiàn)了黨的初心和使命！至于方法論的啟示，它本身就是鮮活的，時時起作用的，不斷促使黨的文藝路線方針政策走向文化善治?！吨v話》高舉文藝人民性的旗幟，確立了文藝和人民大眾結合的方針政策，開辟了中國新文藝發(fā)展的“延安道路”，為中國新文藝指明了發(fā)展方向，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文藝成就。為中國文藝道路的成功探索奠定了理論上和方向上的基礎。習近平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文藝戰(zhàn)線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tǒng)、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fā)展道路，為我國文藝繁榮發(fā)展指明了前進方向?！?8新時代新方位，在統(tǒng)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全局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新時代文藝如何擔當時代使命和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仍需要立足文藝發(fā)展的“中國問題”提煉具有時代特點的問題性。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與新時代中國文藝理論學術體系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8ZD00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周揚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作家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②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頁。

③ 13《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27頁。

④ ⑩ 19 24 25 26 28 31 32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0、49、67、52、69、78、80-81、80頁。

⑤ ⑧ ⑨ 48習近平：《在中國文聯(lián)十一大、中國作協(xié)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12、13、3-4頁。

⑥習近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求是》2019年第8期。

⑦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頁。

11[日]藏原惟人：《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藝報》1957年第7期。

12轉引自劉振瀛等《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日本》，《文學評論》1960年第3期。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頁。

15 46 47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342、343頁。

16周揚：《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頁。

17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文學運動史料選》（第5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84頁。

18賀桂梅：《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0周揚：《與趙浩生談歷史功過》，《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頁。

21 33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1、407頁。

22 27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49、567、568頁。

23 30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6頁。

34黃曼君主編《毛澤東文藝思想與中國文藝實踐》，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19頁。

35李澤厚：《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258-260頁。

36毛澤東：《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湘江評論》第2號，1919年7月21日。

37 38 39 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13、437、444頁。

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頁。

41 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291、297頁。

43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5、826頁。

45李書磊：《1942：走向民間》，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序言第2-3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