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舊藏第一書房版《浮世繪版畫名作集》
編者按：2022年4月，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觀日文叢”四卷，王中忱《地之緣》、趙京華《思想構筑未來》、陳言《萬壑有聲》、張明杰《海東游藝》從中日思想文化的種種“接點”出發(fā)，呈現(xiàn)兩種文化雙向交叉、彼此對話的關系。其中亦包括很多現(xiàn)代文學時期兩國文化交流往事。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張明杰《魯迅舊藏第一書房版<浮世繪版畫名作集>》一文發(fā)布，以饗讀者。
“觀日文叢”，2022年4月，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
在魯迅生前所藏十余種浮世繪版畫及書籍中，可以說，第一書房版《浮世繪版畫名作集》（第二期）最有價值。順便補充一下，關于魯迅所藏十余種浮世繪版畫及書籍，可參見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內部資料）》（1956）中的日文書部分，以及江小惠“從魯迅藏書看魯迅——魯迅與日本浮世繪”的系列文章（《魯迅研究動態(tài)》1988年第3—4期）等文獻資料。這套浮世繪在日本早已絕版，而且目前在日本的國立國會圖書館及各大學圖書館也鮮有收藏。僅就此而言，其珍貴程度可見一斑。況且，這套浮世繪版畫并非以普通工藝印刷而成，而是根據“遠治遺版”手工復制的。
那么，“遠治遺版”是怎么回事呢?
簡單地講，高見澤遠治（1890~1927）是一位浮世繪修復與復制的高手，甚或說是天才，主要活躍于大正時代（1912~1926），可惜英年早逝。“遺版”則是指其去世后遺留下來的浮世繪復制本版。
高見澤遠治是一個傳奇人物，但如果沒有高見澤鷹子多年走訪調查撰寫的《一浮世繪師的遺產——高見澤遠治紀略》（東京書籍株式會社1978年版）一書，那么，我們還可能對他所知甚少。該書作者為高見澤遠治三弟高見澤忠雄之女，即高見澤遠治的侄女，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從事編輯等工作之后轉為自由撰稿人。當然，不可否認，書中夾雜著一些感情成分，但不管怎么說，這本書把一個與浮世繪相關的人物活生生地呈現(xiàn)了出來。
高見澤遠治生于東京的一個棉織品商家庭，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原本家庭圓滿。但不幸的是，十五歲時遠治喪母，十九歲時又喪父，兄弟幾人不得不早早獨立。遠治幼年和少年時期，一直在福澤諭吉主導的慶應義塾接受教育。從普通部畢業(yè)后，他不顧父親的反對，學習油畫，并立志成為洋畫家。然而，父親正值其借宿在外、努力學畫期間病逝，令其被迫放棄成為畫家之夢想。后來，高見澤遠治熱衷于收集浮世繪古版畫，并在與浮世繪商的交往中，對修復殘破版畫產生興趣，其復原技藝也在實踐中日趨成熟。在二十三歲那年（1913）結婚成家后，他就主要靠修復浮世繪版畫為生。
作為表現(xiàn)日常生活與情趣的藝術形式，浮世繪始終受到日本普通民眾的喜愛。在浮世繪興盛的江戶時代（1603~1867），其價格極為低廉，買一張浮世繪等同于吃一碗養(yǎng)麥面。明治維新后，浮世繪得到歐美人士，尤其是印象派畫家青睞后，身價倍增，而且被源源不斷地從日本輸出海外。受此影響，近代日本國內也出現(xiàn)了收藏熱。及至明治末期與大正初期，日本市面上的浮世繪古版畫已越來越少，甚至有人驚呼近于告罄。剩余的多為保存狀況極差的次品，有的被老鼠啃咬，有的遭水浸漬，已不能作為商品看待。這種狀況，催生了浮世繪修復業(yè)，并維持了其景氣。高見澤遠治正是這一行業(yè)的能工巧匠。他天資聰穎，又肯鉆研，尤其在紙質的選擇以及著色與拼接等方面，極為講究，甚至連粘貼用的糨糊都要親自熬制。一幅幅破爛不堪的古版畫，經其修整后，猶如死而復生，有的甚至比原畫還要精彩。他的修復技術堪稱一絕，也得到了浮世繪商的認可。上門求助者絡繹不絕。
對于酷愛浮世繪鑒藏的高見澤遠治來說，修復浮世繪版畫既是其所好，又是其賴以謀生的手段，能一舉兩得，再好不過。然而，高見澤遠治的實際生活卻不盡如人意。由于他生來固執(zhí)任性，金錢意識淡薄，又嗜好飲酒與歌舞伎，常隨興之所至而揮霍無度，結婚僅三四年的時間，妻子就拋棄他和年幼的兒子與人私奔了。因此，他生活的狼狽狀態(tài)便不難推知。而且，就在此時，他最投入的事業(yè)也遇到了打擊。一天高見澤遠治外出時，兩名警察突然到家里搜查，理由是他涉嫌偽造浮世繪版畫。后來，高見澤遠治也被司法當局傳喚，而這次事件起因于浮世繪收藏大家賴特的控告。賴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是美國20世紀著名的建筑家，自1905年起多次出入日本，尤以東京帝國飯店的建筑設計而著稱。賴特同時還是地道的浮世繪愛好者，曾收集過數量驚人的浮世繪版畫。現(xiàn)在波士頓美術館等的館藏浮世繪多與他有關。賴特發(fā)現(xiàn)自己所購的浮世繪中的偽作，來自一向信賴的浮世繪商林某，于是將林某帶入飯店的房間，反鎖房門，用手槍威逼其說出真相。結果，在林某供出的相關人員中，有高見澤遠治的名字。原來，奸商林某出于牟利目的，或通過高見澤遠治的親朋好友，或以直接的方式，頻繁地將有問題的版畫送到高見澤遠治那里，請求修復或改裝，然后將這些畫事先存放在地方寺院或故家之中，再帶賴特前去，以貌似發(fā)現(xiàn)新的古版畫的方式，引誘賴特購買。賴特得知真相后，一怒之下，將高見澤遠治等相關人員一并控告。
后來，雖查明此事件與高見澤遠治無直接關系，他只是被浮世繪商人惡意利用而已，但偽造的惡名卻時時伴隨。事實上，當時流入市場的一些浮世繪改造之作，確實與高見澤遠治不無關系。由于當時普通浮世繪價格一路飆升，而大膽露骨的所謂“春畫”（類似于春宮畫）卻不太受歡迎，即便是裸露乳房之類的畫作，在市場上也多被“敬而遠之”。當時春畫的價格低廉，基本上只有普通浮世繪的十分之一。高見澤遠治憑借高超而熟練的技術，結合對每位浮世繪師繪畫特點的感悟，不時改造這類春畫，或消去露骨部分，或給裸女重新著裝，或將艷情場面中的男性移離。最后，近乎猥褻的春畫竟變成了艷麗動人的美人畫。關于日本近代春畫的改造問題，《藝術新潮》雜志曾于1994年6月號上有過相關特輯。
圍繞高見澤遠治的浮世繪修復改造問題，在當時的浮世繪協(xié)會中出現(xiàn)了今后不予承認或加以抵制的強硬論調，當然也有為他辯護的。但無論怎么辯護，這種將春畫改造成普通美人畫的行為，終究也擺脫不了偽造之嫌。
由于賴特事件及春畫改造等問題造成的不良影響，高見澤遠治深陷令人質疑的境地。1918年，在其弟上村益郎（由高見澤家轉為上村家養(yǎng)子）和吉田幸三郎的建議下，他毅然決定關門停業(yè)，不再做修復，轉而從事浮世繪版畫的復制工作。
經過多年修復工作的磨煉，高見澤遠治積累了豐富的版畫鑒賞和再現(xiàn)知識，加上他曾學過油畫，畫得一手好水彩，對圖案、色彩、顏料、畫具等十分敏銳，為復制浮世繪提供了有利條件。他比照自身收集的浮世繪原畫，在著色拓印上刻苦鉆研，反復操練，精益求精，終于找到了可神奇再現(xiàn)古版畫的拓印方法。他復制的浮世繪版畫極為逼真，有的甚至比原畫還精美。他的復制技術得到了日本美術院的一些畫家的首肯，如小林古徑、前田青邨、安田靫彥等著名畫家。他們主動與高見澤遠治來往，有時還出入其作坊觀摩學習。
復制技術的地位確立后，高見澤遠治與其弟上村益郎等便籌劃成立了浮世繪保存刊行會（以下簡稱刊行會）。弟弟負責外聯(lián)，他則專注于復制?？袝嵭袝T制，限定一百五十名會員，會費先期支付者為每年九十日元，分期繳納者則為每月八日元?？袝慕瓚翦\繪中精選代表作，每月復制兩幅為一回（輯），定期發(fā)給會員。當時的贊助會員中有泉鏡花、永井荷風、前田青邨、小林古徑、野口米次郎、安田靫彥、岡田三郎助等著名人物?？袝淖谥紩统鲎杂谰娠L之手。
雖說是復制的畫作，但除畫師手繪部分之外，制作工序與江戶時代基本相同，即由雕版師依據原畫雕刻木板，再由拓印師根據雕版層層刷印。高見澤遠治家有常駐雕版師，也有拓印工。他除親自拓印之外，還負責全盤監(jiān)督和指導工作。
當時的復制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再現(xiàn)原畫剛拓印后的色彩，另一種則是按照有不同程度褪色的原畫的現(xiàn)實狀況，如實地再現(xiàn)。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版畫，其顏料使用廉價的植物或礦物性材料制成，時間久了，畫作容易褪色或發(fā)生變化，而從審美角度來講，自然褪色的版畫卻另有魅力。高見澤遠治的復制風格屬于后者，這也是由其審美意識決定的。當然，這種復制技術難度也大。比如，僅就褪色而言，畫面中心部位與邊緣部位的程度就不相同，但他能很好地把握這種褪色狀態(tài)和色澤層次，通過重復刷印，恰到好處地呈現(xiàn)出自然立體的效果。因此，對浮世繪愛好者來說，通過高見澤遠治的復制品，也可享受與欣賞原畫時同樣的藝術美感。有的美術商甚至認為，經過一定年代后，其復制品的價值幾乎可與原畫匹敵。
1921年年末，三十一歲的高見澤遠治再婚，從此他的起居生活中又有了幫手，復制工作也進展順利。另外，他還結識了畫家岸田劉生。這兩個有江戶氣質的人，在浮世繪、歌舞伎、傳統(tǒng)小曲等方面趣味相投，很快成為摯友，常一起豪飲豪游，朝夕與共。但1923年9月的關東大地震，無情地奪走了這種生活和工作的平和。為生活所迫，高見澤遠治只好接受關西一家古董商之請，攜家?guī)Э谝凭哟筅?，繼續(xù)從事浮世繪的復制工作。那是一個錦繪批發(fā)商，其與高見澤遠治約定，從江戶浮世繪版畫中選出二三十幅限量復制，并待三年后出售。在人生地不熟的大阪，高見澤遠治常牢騷滿腹。不過，值得安慰的是，震災后，好友岸田劉生一家也遷居京都。兩人穿梭于京阪兩地之間，交往更為密切。若翻閱岸田劉生的日記［《劉生繪日記》，龍星閣1952年版，或《岸田劉生全集》（5—10卷）巖波書店1979年版］，就會發(fā)現(xiàn)兩人親密交往的大量記錄。
震災稍恢復后，巖波書店便計劃出版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浮世繪，決定從有名的“松方收藏”（實業(yè)家松方幸次郎長年于法國精心收集的大量繪畫、雕刻等美術品。浮世繪為其中一部分，現(xiàn)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中選取部分名品加以復制，并聘請文藝評論家小宮豐隆、東京大學美術史教授藤懸靜也、浮世繪研究家田中喜作擔任編委。1925年秋，巖波茂雄帶領三位編委奔赴大阪，與高見澤遠治及其刊行會成員商談復制事宜。圍繞復制形式，高見澤遠治與藤懸靜也教授發(fā)生意見對立：高見澤遠治堅持再現(xiàn)原畫目前色調，而藤懸靜也則認為這樣易被誤會是“做假”，主張應復制出原畫發(fā)行時的鮮艷狀態(tài)。為增強說服力，也是為了證實自身的實力，高見澤遠治最后答應，根據對方從藏家借出的兩幅原作，即歌川豐春與東洲齋寫樂的作品各一幅，試做樣品。高見澤遠治與手下的雕版師通力合作，僅用三天時間即趕制出平時需旬日才能完成的兩幅復制作品。結果，當原畫和復制品拿出來時，連三位專家也難辨孰真孰贗。后來，三人差點錯將復制品當作原畫歸還藏家，這成為一時笑談。直到高見澤遠治去世后的1928年，藤懸靜也教授參加文藝春秋社舉辦的“浮世繪座談會”時還坦言：“高見澤君精心制作的復制品與原畫真贗難斷”。（《文藝春秋》1928年8月號）這次“浮世繪座談會”由作家菊池寬主持，出席者有田中喜作、小島鳥水、野口米次郎、藤懸靜也等。
然而，在尚未具體落實巖波書店的復制出版計劃時，高見澤遠治便被告知患上了重癥結核病，雖后來移居鐮倉療養(yǎng)，但病情終未好轉，于1927年6月撒手人寰。去世的前一年，他在鐮倉與摯友岸田劉生不期又為近鄰，還趕上了為其新著《初期肉筆浮世繪》（巖波書店1926年版）的出版慶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兩人還交往不絕。高見澤遠治的早逝令岸田劉生異常悲傷。他在其去世當晩趕到高見澤家，又哭又唱，整整一晚。在岸田劉生看來，失去的不僅是一位好友，還是一個無法復制的、身懷獨門絕技的藝術才子，因為岸田劉生一向認為“他的‘復制’并非職業(yè)，而是他的藝術，同時也是他的生命”。（《諸家對高見澤版畫復制之感想》，載《高見澤遺版復制<浮世繪版畫名作集>》第二期預約的征訂冊子，第一書房發(fā)行）不曾想，在兩年后的1929年12月，岸田劉生自中國東北旅行回國之途次，突然病倒而亡，享年三十八歲。不知是否有什么因緣，這兩位意趣相投的藝術鬼才均不到四十歲就相繼離世，宛若日本近代藝術史上的彗星。
從以上經歷不難看出，高見澤遠治既是一位藝術天才，又是一個頗受爭議的人物。論技藝，他堪稱日本“人間國寶”。因為他的工作，使浮世繪這一藝術瑰寶得以普及和傳承，也使無力問津原版畫作的讀者得到幾乎等同于欣賞原版的藝術享受。然而，因其修復或復制的浮世繪被奸商利用當作原畫流通，給美術市場帶來諸多麻煩，甚至在當今世界著名文博機構收藏的浮世繪古版畫中，也都難保沒有其復制的作品混雜其中。在當代浮世繪出版物以及大型拍賣會上，將其復制品誤認為原畫的例子更是屢見不鮮。因此，高見澤遠治不免為世人詬病。不過，正如野口米次郎（1875—1947）在“浮世繪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所預言的那樣：
高見澤是復制天才，將來恐怕不會出現(xiàn)第二個高見澤?！绻f，他這種藝術家，領會原作的意境，然后制作了最接近于這種意境的作品，那么，其價值絕不可輕視。不難想象將來他的復制品的價值會越來越高。
的確，高見澤遠治去世后，世間對其生前的復制品更為關注，評價也越來越高。但由于當時是會員制發(fā)行，能欣賞到的人極為有限，而市場上又稀見，甚至一畫難求。有鑒于此，日本第一書房捷足先登，征得其遺族同意，得以用“遠治遺版”復制刊行。
與此同時，高見澤遠治之弟益郎、忠雄等也發(fā)起并成立了“高見澤版未刊浮世繪版畫刊行會”，準備以高見澤木版社之名義，將日益受歡迎的高見澤版浮世繪陸續(xù)復制刊行。不過其真正的刊發(fā)，還是在第一書房復制版之后，而在征訂的小冊子中，其還對第一書房的復制頗有微詞。這說明兩者之間曾存在分歧或利益之爭。1930年后，以高見澤木版社名義復制刊行的高見澤版浮世繪，主要有《浮世繪稀版畫集》（四十幅）、《浮世繪名作秘版畫集》（四十八幅）、《浮世繪江戶版畫集》（六十五幅）、《浮世繪名作百版畫》（明信片型一百張）等。高見澤木版社在其用于征訂《浮世繪稀版畫集》的小冊子以及吉田暎二著《浮世繪讀本》（高見澤木版社1939年版）中曾指出，他們只是以“遠治遺版”轉讓的名義與第一書房簽約，對讀者反映的復制質量問題概不負責。順便附帶一句，作為《日本裸婦美術全集》之贈品，魯迅曾獲得過高見澤木版社復制的現(xiàn)代版畫一枚，即山村耕花版畫《裸婦》。（《魯迅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由高見澤家族之外的出版社據“遠治遺版”而做出的復制刊行，第一書房可謂首次，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次。第一書房原本是東京的一家綜合性出版社，由長谷川巳之吉于1923年創(chuàng)立，以出版文學、歷史等領域的書籍為主。這樣一家后起的出版社，能得到高見澤遺版的轉讓，非同尋常，想必與野口米次郎、岸田劉生等人不無關系。
野口米次郎既是詩人、小說家，又是評論家，加之有在歐美留學和講學的經歷，在當時的日本文壇相當活躍。順便一提，1935年10月21日，野口米次郎還曾于上海拜會魯迅，后在東京《朝日新聞》發(fā)表《一個詩人的魯迅會談記》，歪曲與魯迅的談話，引起魯迅不滿。
野口米次郎對浮世繪的收集與研究很用心，尤以推介葛飾北齋、鳥居清長、喜多川歌麿、鈴木春信、東洲齋寫樂與安藤廣重所謂的“六大浮世繪師”著稱，其出版的《六大浮世繪師》（巖波書店1919年版）影響甚大。在1925年至1927年短短的兩三年時間里，他又推出“野口米次郎系列圖書”三十五冊，其中包括《歌麿北齋廣重論》《春信與清長》《寫樂》和《春信清長寫樂論》（出版時間均為1926年）等。可以說，野口米次郎對“六大浮世繪師”的研究和推介貢獻尤大。繼第一書房版后，他從1930年開始相繼推出私家版，最后由誠文堂精裝出版六卷本“六大浮世繪師決定版”，即《喜多川歌麿》《東洲齋寫樂》《鳥居清長》《葛飾北齋》《鈴木春信》和《一立齋廣重》（出版時間為1932年至1933年），并附帶野口米次郎親筆簽名的精美書篋。每卷除囊括近百幅浮世繪師的代表作作為插圖之外，還附有英文目次和解說。魯迅當時也及時購買了這套書（現(xiàn)藏于北京魯迅博物館）。野口米次郎還于1929年編譯出版《龔古爾的歌麿》。
這些書大多是由第一書房出版的，所以野口米次郎與第一書房的關系可見一斑。同時，作為浮世繪保存刊行會之重要贊助成員，野口米次郎與高見澤遠治及其家族也保持著親密關系。同樣，與兩者都有密切關系的還有岸田劉生。或許因為有了他們的斡旋，第一書房才得以獲準使用“遠治遺版”進行復制。
第一書房將復制作品取名為《浮世繪版畫名作集》（以下簡稱《名作集》），由長谷川社長親自任監(jiān)察，高見澤遠治遺孀和東京美術學校出身的東坊城光長負責監(jiān)制。為證明是復制品，以避免事后被冒充為真品，所有復制品上均鈐有“土佛游水”印?！睹骷饭部辛藘善?，計六十二幅作品。全部不公開銷售，采取預約征訂方式，限量五百部，訂滿為止。第一期共三十二幅作品，自1929年6月第一回刊發(fā)，至1930年9月第十六回終結，分十六回發(fā)放給預約會員。每次為一回（輯），內含兩幅畫作及解說。第一期解說由高見澤遠治的生前好友岸田劉生擔任。第二期共三十幅作品，自1930年10月開始，分十五回復制分發(fā)。此時岸田劉生已病逝，解說由野口米次郎擔任。
第一期精選三十位浮世繪師的作品各一幅，另加兩幅無名氏之作。第一期三十二幅作品的作者分別為：奧村政信、喜多川歌麿、葛飾北齋、鳥居清正、歌川豐國、鈴木春信、一筆齋文調、西村重長、鳥高齋榮昌、鳥居清朝、鳥居清長、安藤廣重、鳥居清滿、奧村利信、歌川國政、石川豐信、鳥文齋榮之、歌川豐春、升亭北壽、近藤清春、榮松齋長喜、鳥居清忠、鳥居清正、菱川師宣、鳥居清信、勝川春章、東洲齋寫樂、鳥居清重、鳥居清廣、懷月堂安知及兩位無名氏?，F(xiàn)藏于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及京都工藝纖維大學圖書館?？梢钥闯?，第一期重視的是收錄范圍，即“面廣”。有了此次復制經驗，加之受到好評，第一書房遂決定復制出版第二期，而且打破第一期一人一作品的限制，只要是優(yōu)秀或稀見的復制作品，不限一人一作。更重要的是，與第一期相比，第二期更注重審美價值，故優(yōu)秀作品尤多，如演劇人物畫巨匠東洲齋寫樂（七幅）的大幅錦繪及“云母拓”作品，美人畫大師鳥居清倍（六幅）的艷麗漆繪及丹繪，鳥居清長（兩幅）的大幅錦繪，石川豐信（一幅）的大長幅漆繪等作品，都堪稱難得之佳作。
這些作品的真品當時已昂貴得驚人，絕非普通人財力所能及。按1930年左右的當時日本的市價，第二期復制用的三十幅真品總價高達五萬七千日元。尤其是稀見的東洲齋寫樂的畫作，每幅作品的價格不低于兩千日元，大幅錦繪《梅川忠兵衛(wèi)》市價則高達七千五百日元。石川豐信的漆繪《常磐津戀之音色》的市價也有四千日元。當時剛工作的小學教員月工資才四十五至五十日元，即使是工資較高的國家公務員，月薪也只有七十五日元。因此可以說，不管怎么喜歡浮世繪，普通人也難以購買真品欣賞。第一書房正是為了滿足愛好者的需求，才精心復制刊行的。不過，這三十幅復制品也價格不菲。征訂時規(guī)定，一次性支付款為一百日元，分期支付款則為每期七日元，還要另加郵費。
也許是沒趕上第一期征訂，魯迅所藏浮世繪為第二期的三十幅復制作品，分別由魯迅于1930年11月至翌年11月購自內山書店。每回（輯）價格十四日元至十七日元不等，總價在二百二三十日元。作為一名海外讀者，魯迅能及時購買到這種浮世繪復制品，實屬不易。鑒于目前日本主要圖書館缺乏對此的收藏，所以能看到魯迅的這一收藏，也是一種享受。
魯迅購藏浮世繪版畫及書籍，一是出于個人愛好，二是為推廣介紹，同時也是為了給其一向極力倡導和扶持的新興版畫運動提供有益的參考。魯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書簡（“19340127致山本初枝”，《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中，曾寫道：
關于日本的浮世繪師，我年輕時喜歡北齋，現(xiàn)在則是廣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寫樂曾備受德國人的贊賞，我讀了二三本書，想了解他，但始終莫名其妙。然而依我看，恐怕還是北齋適合中國一般人眼光。我早想多加些插圖予以介紹，但首先按讀書界目前的狀況，就辦不到。貴友所藏浮世繪請勿寄下。我也有數十張復制品，愈上年紀人愈忙，現(xiàn)在連拿出來看看的機會也幾乎沒有。況且中國還沒有欣賞浮世繪的人，因此我正不知將來該把我自己的東西交給誰。
這是魯迅對浮世繪及其畫師的總體評價或印象，其中談到對東洲齋寫樂很想了解，但終不甚明了。這也難免，因為在浮世繪畫師中，除葛飾北齋之外，其他人的經歷幾乎都不清楚。東洲齋寫樂更是如此，其生平事跡大多無從得知。不過，以上提到的“數十張復制品”，主要部分應該是指這套“遠治遺版”的復制品。而且從書簡中可以看出，魯迅生前一直想推介這些浮世繪，但終究未能如愿。
因為至今鮮有“曝光”或翻檢觸摸，魯迅所藏的這套浮世繪復制品，保存之完好、色澤之鮮艷，均超出想象。在魯迅先生逝去八十年后的今天，將此套浮世繪版畫復制品影印出版，提供給廣大讀者欣賞，而魯迅之舊藏則仍留在魯迅博物館永存紀念——這可以說是最好的選擇，也了卻了魯迅生前的一樁心愿。對先生來講，想必沒有比這再好的紀念了。
（原題為《第一書房版〈浮世繪版畫名作集〉的故事》，收入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藏浮世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版。后收錄于《海東游藝：中日文化交流縱橫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