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學批評何為”論壇發(fā)言
“新時代?文學批評何為”論壇發(fā)言
時間：2022年8月26日
地點：中國作家協(xié)會10樓會議室
參會人員：白燁、吳俊、洪治綱、賀仲明、楊揚、陳漢萍、張潔宇、叢治辰、南帆、郜元寶、謝有順、汪政、張燕玲、韓春燕、王春林、楊青、楊慶祥、岳雯、房偉、傅逸塵、曾攀、王金勝、陳培浩、楊輝
（本次會議部分專家發(fā)言已在《文藝報》及“文學新批評”公眾號上發(fā)表）
以古為師 拓新批評
□吳 俊
研討會的主題和我近年的一些思考有很大的關聯(lián)。其中一義就是如何以古為師創(chuàng)新新時代的文學批評。
在我個人，以古為師的批評觀念正式形成文字還是在《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60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上，那次我有過一個簡單的發(fā)言稿。后來幾年，我逐漸就把以古為師的一些想法落實在了有關文學史、批評史以及具體批評案例的實踐中。
我之所謂以古為師，含基本四義，涉及作品品評、學術研究、學科建設、人格修為四個層次。首先是作品品評，即當代文學的作品價值評估應借鑒古典文學經(jīng)驗，以古典作品為價值鏡鑒。每個時代的文學都由歷史承傳而來，古典也由“古代的當代文學”經(jīng)歷史凝練精粹而成，由此成為后世文學的楷模、示范、參照和坐標。當代文學如果違背、拋棄自己的歷史來路，不僅會喪失自己的生命之源、生命之本，而且定會陷入價值空虛混亂的無主困境，墮落為邊緣化的附屬物，不能建立自身的精神主體性?？梢哉f，古代文學作品的品評經(jīng)驗足以給當代文學批評提供、灌注巨大的審美營養(yǎng)和動力。最簡單、淺顯地說，我們應該把古典的文論、詩詞曲小說論、藝術論（包括書論、畫論、樂論等）、文史撰述中的審美論等，無論感性經(jīng)驗之論，還是理論專著作品，都盡可能地充分復活在當代文學批評的話語、方法、觀念和價值判斷的具體實踐過程中。這才是在文學審美的經(jīng)驗傳承層面上真正打通、融通了中國古今文學史和批評史。否則今天的文學批評很可能首先就會迷失自己的生命本真認知。迷失自家生命淵源的文學批評能走得遠嗎？
更進一步，復活、光大、創(chuàng)新古典文學及批評資源的當代價值，在學術上必須依賴可靠的知識傳承、專業(yè)規(guī)范、理論闡釋的合理性等，即必須依賴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換言之，當代文學批評的高水平、高質(zhì)量的保障，有賴于對于古典學術經(jīng)驗的借鑒、利用、仿效與 “拿來主義”。這可以說是一種學術專業(yè)的剛性或規(guī)定性路徑。古典學術的規(guī)范和治學經(jīng)驗可以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學術性依托。直白地說，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包括文學批評，應該更多地向古代文獻學、古代文學（史）這些相鄰且歷史悠久的成熟專業(yè)、體現(xiàn)了高水平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果的專業(yè)好好學習。以古代學術為師，有助于全面有效地提升當代文學批評的學術含金量。否則，雨打浮萍任意飄，表面咋咋呼呼而身架骨實為贏弱的當代批評總不免要被人瞧不起。這是強調(diào)治學經(jīng)驗上的以古為師之義。
提出學科建設上的以古為師，基本理由在于歷來的文學批評人力資源，大多數(shù)是大學工作的職業(yè)教師。教師的地位或?qū)ｉL當然首先建立在個人的學術成果上，不過了解“高校權利政治”的人會明白，決定利益分配的因素有很多，也有通則，不會因為個別學者個人的地位和成就而發(fā)生明顯變化。強勢的院系會有更大、更多的發(fā)言權，這個發(fā)言權的背后就附帶了具體的利益分配。支撐院系強勢的支柱則是學科的整體力量。所以，做強學科才有強勢院系的鶴立雞群。中國自有大學以來，在傳統(tǒng)綜合性大學、也是目前中國最好的大學里，毋庸說最強勢的人文學科一定是古典學科，罕見或沒有例外。在中文系或文學院，當然就是兩古或三古（古文獻、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我所在的南京大學文學院，現(xiàn)當代文學可稱強大，屬于少數(shù)出類拔萃的學科，但和同院系的兩古相比，我得承認：兩古的整體實力明顯就在現(xiàn)當代之上。這不是論文著作之類數(shù)量化標準的比較能得出的結(jié)論。原因何在？我不做全面解釋，就個人認知而言，根底就在兩古的學術傳承和學科建設的底蘊更為深厚堅實，學術生態(tài)和學科要素的分布構(gòu)造更為合理且健康。簡言之，按照目前學科建設的水平，文學批評專業(yè)的學科建設應該充分借鑒更為成熟的古代學科建設經(jīng)驗。蕭規(guī)曹隨，沒必要專營創(chuàng)新。常識上說，古代學科既已有了百多年歷史經(jīng)驗積淀，雖有保守負擔，但無論如何總該比半生不熟的現(xiàn)當代文學、文學批評要正經(jīng)嚴肅許多。一是名門正派，一是江湖新人。如果規(guī)矩門檻還沒清晰的后者竟然壓倒了前者，我可以斷言，這個中文系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多半是沒有前途的，夭折就會在眼前。這些話說得可能有些絕對，錯誤難免。但我意在強調(diào)，現(xiàn)當代文學、文學批評在大學里的學科建設應該、必須向古代學科的經(jīng)驗學習。學科建設做好了，大學里的批評人力資源才有更加強大的后盾來支撐宏觀面的文學批評。在此意義上，學科建設對文學批評具有全局影響，而關鍵路徑就是學習古典經(jīng)驗。當然，其中不諱言我潛臺詞還有，因為專業(yè)學術訓練的持久性和規(guī)范化，大學（社科院是個特色制度，但只限于中國社科院）里的批評家多數(shù)、整體上要比其他機構(gòu)單位的批評家更出色。
作品品評、學術研究、學科建設上的“以古為師”均可從技術手段、專門路徑上取法，多算是器，不是道。何謂道？最高價值標準謂之道。這就是批評家、文學批評包括作家、學者的精神人格內(nèi)涵底色。以古為師的根本要義是要學習中國古典所標識、高舉的人格風骨楷范。對此，我不想多做闡釋，以免歧義，還有點危險。但路徑仍不出其外，你在古代典籍中讀到的、看到的正面人格形象事跡，先秦諸子以下，就是我所說的人格風骨楷范。學到了、領會到了這一層，古典風骨或曰道，就在你的精神世界中了。我是個俗人，現(xiàn)在也就只會一點兒紙上談兵。
再換個角度說，學術面上的以古為師，關聯(lián)到三個關鍵詞。一是傳統(tǒng)，主流傳統(tǒng)，即文學史主流\流變支持的文學觀；二是經(jīng)典，即有文學史定評的作家作品，包括古典批評理論著述；三是經(jīng)驗，這是需要或琢磨或直覺的能力抵達會心的文化本能悟解。所謂心領神會如審美感性的呼應、詩文論的理論洞察、思維方式和邏輯范式的直觀把握等。經(jīng)驗的領域極為廣闊沒有邊界，極為細微幾乎無法言說，但其中一定有著文化的共識認同、心理定勢在起著標準和凝聚的作用。不可言傳，但可以心證。傳統(tǒng)和經(jīng)典，某種意義和程度上，也是經(jīng)驗的產(chǎn)物和結(jié)晶。
畢竟去古已遠，文學批評的近代傳統(tǒng)伏源于現(xiàn)代新文學。我有文章專門論及新文學的學術智慧和創(chuàng)新策略，那就是以古證新、由古出新、借古創(chuàng)新。新學術都從舊學問中來。對于古典學術古代文學而言，新文學以來的古典經(jīng)驗，就是古典重釋重識和再造更生的路徑拓展；新文學也就同時獲得了古典資源的強大支持。你只要看下胡適魯迅輩最初的治學門徑和批評理論領域，就能理解古今之辨、古今之變的真相。表面相爭的都是泡沫，骨子里才是真貨。他們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就是如何在現(xiàn)代語境中認識、再創(chuàng)古典經(jīng)驗及其價值實現(xiàn)的方式。現(xiàn)代語境既是中外互通互動的跨文化生態(tài)，也是中國以自己的方式從傳統(tǒng)走進現(xiàn)代、開創(chuàng)自己和世界未來的人類共同體構(gòu)建/歷史過程。新文學傳統(tǒng)中的古典經(jīng)驗視閾，也可謂以今視古（晚清民初-五四-改革開放-新時代）的一種古典發(fā)揚期待。
概言之，中國現(xiàn)當代語境中的以古為師觀念，具體呈現(xiàn)出以下特點，可以為我們現(xiàn)在所借鑒利用。一是中外融通的生態(tài)（開放而非封閉的制度機制），二是推陳出新的路徑（有別于批判、破壞、顛覆傾向的“破舊立新”的創(chuàng)新策略），三是改良維新的過程（漸進主義而非激進革命的歷史發(fā)展邏輯），四是舊體新傳的結(jié)果 （與其說新傳統(tǒng)的創(chuàng)建，不如強調(diào)歷史傳統(tǒng)的文化更續(xù)和新生）。在這樣一種看上去相對保守的文化姿態(tài)中，實現(xiàn)以古為師、以我為主的當代文化拓新建構(gòu)。
我認為宏觀上這也是當代文學批評的一條可持續(xù)發(fā)展道路。特別是，廣義的世界文學構(gòu)建也需要我們中國文學及文學批評的參與和貢獻。以古為師的最終目的是在拓新當代批評，加持助力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繁榮發(fā)展，進而為世界文學提供中國經(jīng)驗的資源支持——源自中國古典的文學經(jīng)驗。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克服批評的焦慮與難度
□郜元寶
近來文學研究界流行一種說法：“要以治古典文學之法治現(xiàn)代文學，以治現(xiàn)代文學之法治當代文學?！敝鸺壪陆档摹皩W科鄙視鏈”毫無遮掩。如果只看學科歷史、研究對象與成熟度，這也并非完全空穴來風。古代文學學科歷史最久遠、研究對象體量最大、學科成熟度最高、學術評價標準也更加穩(wěn)定?，F(xiàn)代文學處在幾千年難得一遇的古今中外交匯點上（劉勇教授有“一點難求”之說），這一“點”只屬現(xiàn)代文學，不僅當代文學無法望其項背，古代文學任何一個階段也不能與之相提并論，所以現(xiàn)代文學學科在上述“鄙視鏈”中的地位還可以再提高一點。古代文學與“去古未遠”的現(xiàn)代文學具有天然親緣關系。古代文學學科轉(zhuǎn)型完成于現(xiàn)代，基本學術范式也大抵成熟于現(xiàn)代?，F(xiàn)代文學逐漸脫離本來與之“分形同氣”的當代文學，后者以其似乎可以一直延伸下去的獨特時間性，逐漸將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推到三代以上”，使之更加遠離當代，靠近古代。上述各種因素的合力令現(xiàn)代文學在研究方法上更接近古代文學，不妨稱之為“治古（現(xiàn)）代文學之法”。
面對古（現(xiàn)）代文學的學科優(yōu)勢，當代文學除了立足當下，仿佛不再有別的優(yōu)勢，因此當代文學理應學習借鑒更加成熟的“治古（現(xiàn)）代文學之法”，比如應該更加注重原始材料的收集整理，強調(diào)研究主體與客體要拉開情感距離以確保客觀公正的學術立場，而古（現(xiàn)）代文學則要努力避免當代文學研究中常見的主觀任意之類的弊病。實際上，目前許多當代文學研究者已經(jīng)開始像模像樣地構(gòu)造學術研究的歷史化標準，努力向“治古（現(xiàn)）代文學之法”看齊，希望最終消除上述“學科鄙視鏈”了。
文學批評通常隸屬于“當代文學學科”，它甚至還沒有資格進入上述“學科鄙視鏈”。上述當代文學研究者紛紛追求“治古（現(xiàn)）代文學之法”，一般就并不包括文學批評。這還只是在文學史的古代、現(xiàn)代、當代三段論中看問題。如果再考慮到比較文學/世界文學、文藝理論（它們對三段論文學史具有普遍的借鑒和指導意義），那么壓在文學批評頭上的就不止三座大山了。文學批評的地位何其卑下，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討論文學批評的地位，不能僅僅考慮它對于當代文學學科的歸屬性，更不必過多考慮當代文學學科與古（現(xiàn)）代文學學科現(xiàn)實地位的懸殊。從中外文學史經(jīng)驗來看，文學批評完全可以被進一步抽離出來，使之與作為連續(xù)性整體的古（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學科相對而立。文學批評在現(xiàn)行學科體系中固然歸屬于當代文學，但批評并不局限于當代文學，正如它雖然會不時涉及古代、現(xiàn)代、比較/世界文學、文藝理論的基本話題與知識譜系，卻并不隸屬于這些學科。批評完全可以自由穿行于古代、現(xiàn)代、當代文學甚至比較/世界文學、文學理論之間，擁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空間。
文學批評必須解脫其固化的學科歸屬。文學批評不僅是“運動中的美學”（基于它和文學理論的關系），也可以是靈活展開的“文學史”（基于它和古代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世界文學的關系）。文學批評不必完成上述各學科的規(guī)定性動作，它可以更加自由地與任何一個文學研究學科結(jié)緣，而不怕為其拘限和纏累。
倘若能這樣看待文學批評，或許就可以克服批評的焦慮。批評者們可以不卑不亢，坦然介入一個又一個文學批評的現(xiàn)場。批評的現(xiàn)場正是批評者的主場。批評者在這里可以得心應手，得其所哉。批評者對于同時代作家、作品與文學現(xiàn)象的一些不可重復的感受與妙悟、判斷與剖析，看似剎那間靈感爆發(fā)，卻往往要凝固為永恒，成為文學史研究無法繞過的史實。出于對這種有效的文學批評的企慕與敬重，有些文學史家（譬如夏志清）也宣稱他們首先就是一個批評家（一個不具備批評家素養(yǎng)的文學史家絕不是好的文學史家）。有些文學理論家也要在他們的論著中迫不及待地展示其批評的才具，甚至他們的理論最初就是具體的文學批評，因為寫得好，后來就被推崇為理論史或文論史上的豐碑了，比如《漢堡劇評》，“別、車、杜”許多批評名文，羅蘭?巴特《S/Z》，鐘嶸《詩品》和劉勰《文心雕龍》部分章節(jié)。
文學批評可以解脫學科歸屬，卻不能漠視任何學科的知識規(guī)范。批評者為了精確定位批評對象所屬的文學史脈絡，為了從批評對象引出某種普遍的理論啟迪，為了論證批評對象在“跨學科”領域的普遍價值，或者只是為了給批評的操作建立臨時性腳手架，經(jīng)常不得不頻繁穿行于不同學科的壁壘之間，以獲取更多合用的思想援助。然而在這過程中，批評者是很容易“碰傷”的。如果你犯了這些學科的知識性和常識性錯誤，那是“硬傷”（許多批評者往往因此被人輕視）。如果你從其他學科借來案例、經(jīng)驗、規(guī)則、方法論、話語或花絮趣聞之類來助力批評，作家和讀者便都有理由詢問這些知識的細節(jié)與碎片跟正在討論的批評對象究竟有何關系？倘若沒什么關系，只是為了滿足你旁征博引、炫耀學問的癖好，只是為了緩解你面對其他優(yōu)勢學科時的自卑與焦慮，那就可謂“軟傷”（有時讀李健吾《咀華集》《咀華二集》也不免有此困惑）。
避免“硬傷”“軟傷”，是批評必須克服的最起碼的難度。
有過實際批評經(jīng)驗而又不憚于反思的批評者都會明白，批評絕非自來水，一擰龍頭便汩汩而出；更非噴泉，一按開關，就狂瀉不止。這樣的批評一定是廉價的。固然有過美好的邂逅。你并不熟悉某個作家，偶爾讀到其作品，再略微了解其創(chuàng)作經(jīng)緯，不知不覺便有了批評的沖動，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是也。可惜這樣的邂逅并不多。對職業(yè)批評者來說，批評實踐往往都是勉為其難。
譬如你也熟悉某作家（甚至寫過評論），但面對其后來的創(chuàng)作，即使一讀再讀，也提不起勁兒。隨著視野與心性的改變，或者受到批評界同行的影響與刺激，有些作家作品本來還可以說上兩句，但沖動并不十分強烈，稍不留神，就意興闌珊了。更多的情況是僧多粥少，即創(chuàng)作固然相當“繁榮”，但真正優(yōu)秀作品或者自己覺得可以一說佳作的并不多。批評界同行又總是那么勤奮，你稍微慢半拍，他（她）們就占得先機，很快便不止一個“崔顥題詩在上頭”了。
或者水漲船高。當你盡心竭力，自以為準備充足、可以發(fā)力了，猛然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有太多崇論弘議。除非你后來居上，后出轉(zhuǎn)精，不僅能說出大家已經(jīng)說出的，更能說出大家未曾說出或雖然說出但尚未畫龍點睛的內(nèi)容。這又談何容易。
對于那些被許多批評者掘地三尺、精耕細作的名家名篇，你就更容易望而生畏，望洋興嘆了。必須承認，你絕不能批評一切。尤其當你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過了頻頻出手的年齡，已經(jīng)不再擁有批評所必須的饑不擇食的吞噬性閱讀、似乎無堅不摧的爆發(fā)力與穿透力、令人目不暇接的想象力（你狀態(tài)良好時無懼“硬傷”“軟傷”）、對誰都恨不得“說個不夠”的傾吐欲的時候，你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
大家都向批評要求速度、力度（烈度）、深度、廣度、高度、溫度，卻少有人體察批評的難度。久矣夫，批評被大家看得太容易，門檻太低，地位太卑微，但其實不然?！爸羝潆y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劉勰此言真的太夸張嗎？
信乎，“音實難知”，批評對象的隱微確實很難得到批評者曲盡其妙的闡釋。
信乎，“知實難逢”，各種因緣湊在一起、洵為“不二之選”的夠格的批評者，千載之下，難得一遇。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語言的失效與整體性的難度
□謝有順
文學正在發(fā)生巨變，與之相隨的批評數(shù)量和批評從業(yè)人口也越來越多，但批評似乎正在失效，至少達不到我們所期盼的理想狀態(tài)，無法影響我們想影響的人，這確實是一個尖銳的問題。這次會議主題里也專門提到了一個問題，關于批評的有效性的問題。但我并不贊成把批評衰微的原因，簡單歸結(jié)為社會輿論和文學環(huán)境的變化，我們這些評論工作者也需自我反省。與會的很多是教授，在大學每年都指導很多論文，可我們都知道，很多論文其實都是無效繁殖，意義不大，同類問題研究的人很多，大同小異，學術變成了圈子內(nèi)的游戲，自得其樂而已。
首要的問題，批評的失效主要是語言的失效。我們對這些語言，對這一套話語系統(tǒng)缺少一種親近的愿望，有些甚至還到了不忍卒讀的地步。語言的效率問題，應該成為文學批評界的首要問題。由此我想到小說，我們現(xiàn)在讀巴爾扎克的小說、雨果的小說，仍然會覺得他們很偉大，但我們絕對不會容忍現(xiàn)在的人像他們那樣寫小說。原因是19世紀的小說，在敘事上的總體特征是添磚加瓦、添枝加葉，非常繁復、非常冗長。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它對于表現(xiàn)現(xiàn)代生活而言，敘事的效率和語言的有效性是非常低的。而現(xiàn)代小說為什么篇幅短且更深刻，其實就是動用了心理分析、個人內(nèi)省、故事流動性等元素，讓敘事變得更簡約、更有效了。海明威的寫作就非常典型，他的小說被稱之為“板斧寫作”，那些枝枝蔓蔓的東西被截斷了，留下枝干，留下故事的骨架。這樣的講述不同于雨果他們的寫作。包括魯迅的寫作，也是概括性的，無論是風景描寫還是人物塑造，都是概括性的。他的人物描寫，一個人背后就站著一種類型的人。
現(xiàn)代小說革命包含著敘事的有效性和語言的有效性的問題，這個問題，批評也應該面對。剛才郜元寶老師、吳俊老師的觀點中，都提到了向古典文學學習，其實無論哪一種方法，哪一種論文，都要面對這樣的問題。古典文學的論文我也看了不少，但很多古典文學研究可能也沒有我們想的那么高明。南京大學有個周勛初教授，他在一個訪談里說，其實很多的老先生并不會寫文章，為什么？因為古典論文里，原來他們只有歸納法，往往自己說一個觀點，下面排一堆材料，他們還不太會演繹、推論和假設。所以周勛初號召他的學生，要做王國維式的學問，做陳寅恪式的學問，當然也要做胡適這樣的學問，引進現(xiàn)代學問的方法，除了歸納以外，還要有演繹和推論，讓文章變得更復雜、更有論證的邏輯層次。什么是王國維式、陳寅恪式的學問？指的是他們不但有學術能力，還有文化情懷貫注其中，所以經(jīng)常有人討論他們的文化人格。但這樣一種現(xiàn)代學術同樣也有一個學術語言的有效性問題，比如胡適就說，陳寅恪的學問很好，但文章不行，陳先生的文章非常煩瑣、滯澀，甚至還有世家子弟那種炫耀的東西。當年錢穆指導余英時寫論文，也特別指出這一點，也說到陳寅恪的文章過于搖曳多姿，過于繁復了，以至于沒有辦法把文章寫得比較清通。這方面，同樣是世家子弟的錢鐘書就要好很多，他真正的學術論文其實不是很多，其中有幾篇很長的論文，引用論證也很煩瑣，但我覺得錢先生的文章還是寫得比較明快且不乏風趣的。也就是說，即便堆砌了很多知識、很多材料，只要語言和敘事是有效的，讓人讀了明白，有意思，仍然不失是一種好的寫作方式。現(xiàn)在的文學批評慢慢被邊緣化，相反，朋友圈或微博甚至網(wǎng)民的一些議論反而具有了引領性，這就得力于他們的語言明快、自由、生動、直抒胸臆、擊中要害。因此，語言的有效性問題，關乎批評的有效性，這個問題值得重新思考。
第二，批評還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對文學進行整體性的把握。現(xiàn)在一些文章，文本分析很好，文章也做得很仔細，但是讀完之后總覺得作者缺少對文學整體性把握的能力。這種整體性視野的匱乏，使得很多人不知道應該在什么樣的背景里定位一個作品和一個作家。剛才郜元寶老師也提到了，有一些考據(jù)是不是過于仔細了，看起來很有學問，但是在當下就做過于貼身的考證，它究竟有多大的意義，我是深表懷疑的。比如，有人專門考證某個作家究竟哪一年、哪一月讀的《百年孤獨》和《喧嘩與騷動》，考證得井井有條，可是你就這問題問作家本人，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他接受三次訪談，說了三個時間，不是故意說錯，是這個真的記不清楚了。這種考證有什么意義？作家隨口說，研究者反而當真了。還有引證當下作家發(fā)表的日記和書信，我覺得意義也不大。因為現(xiàn)在媒介這么發(fā)達，作家們的自我包裝意識如此濃，多少作家是在寫一種為發(fā)表而寫的日記，多少作家是在寫為發(fā)表而寫的信？魯迅、胡適他們?nèi)沼浀哪欠N真實感沒有了，因為現(xiàn)在的作家寫日記、書信時就知道這些是研究材料了，難免有偽飾的成分。史學界有一個說法叫“庸俗的微觀史學”，就是你知道1789年法國面包的價格，但你不知道這一年發(fā)生了法國大革命，這就是庸俗的微觀史學。文學研究也要避免落到這樣一個困境當中，在非常繁冗的細小問題上糾結(jié)，而缺少對主體性的把握，缺少對文學整體趨勢的觀察。當然，我這不是說細部研究、文本分析不重要，而是說，沒有整體性的把握，可能會造成對一個作家和作品作出荒謬的判斷，既夸大小問題的意義，也無視一個作家寫作史的總體貢獻，而總是徘徊在細枝末節(jié)上，沒有開新、創(chuàng)新的氣魄，也沒有對整個文學現(xiàn)狀和趨勢作出前瞻性判斷的勇氣。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文學批評的難度與可能性
□張燕玲
提高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已成了一個常提常新的話題，當討論如何提高如何有效時，我們其實是在討論：身處新時代，文學批評在參與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圖景的重新構(gòu)建時，如何為中國文學貢獻出自己獨特的定義？如何以自己有效的批評提升文學的影響力，并為自身創(chuàng)造更多的可能性？這是文學批評的難度，也是繁榮文學批評的可能性。
作為一名文學批評和文論期刊工作者，我特別關注時代對文學批評和陣地建設的要求。我們知道，去年中央對文藝評論工作以及社科學術期刊要求的強度、力度是從未有過的。從習近平總書記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到中宣部等五部委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發(fā)《關于推動學術期刊繁榮發(fā)展的意見》，以及十一次文代會、十次作代會的相關論述，我們深感新的時代文學理論與評論任重道遠。因為新時代倡導文學評論工作者必須立足新時代中國的巨大變革，立足新時代文學的豐富實踐，立足文藝發(fā)展規(guī)律，構(gòu)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評論話語體系，著力推動、研究和闡釋中國的文學實踐和作品，從而擔當起文學理論和批評新的時代使命。
我們知道時代對文藝評論的高度重視，是文藝走向自覺與成熟、走向繁榮發(fā)展的重要標志。那么如何奉獻更多與時代匹配的，并充滿活力的文學理論和評論，真正抵達創(chuàng)作與批評“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互砥礪、相互啟迪的良性互動關系。我以為主管部門應強化文學批評的引領功能和人才建設，發(fā)揮引導創(chuàng)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作用，營造學術民主，鼓勵文藝爭鳴，倡導批評的擔當精神（如剜爛蘋果精神），講真話，更講道理。同時，促進批評與新媒體的有效融合。如此等等，提升批評的有效性才有可能。
由于種種功利、誤解或屈從語境，不少批評家不再忠于自己的藝術觀感和閱讀感受，出現(xiàn)一些不良現(xiàn)象，以至于批評失效。如表揚和自我表揚、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勢和自我造勢相結(jié)合；又如缺乏善意和理性的偏激、意氣用事或求全責備的批評，都不是良好的批評生態(tài)和批評倫理。其實，講真話，更要講道理，在學術民主中真誠交流與爭鳴，這是一種批評的能力。只有保持對文學的真誠執(zhí)著，遵循藝術規(guī)律，堅持藝術理想，批評的有效性才成為可能。所以，有效的批評是今天有難度的文學批評，也是批評家是否有藝術良知與擔當精神的一個標識。
我想，具體到《南方文壇》，就需在堅持學術理想和學術規(guī)范的同時，還要擁有和時代和歷史共振的情懷和能力，并具體落實在期刊內(nèi)容的時代表達，以及表達方式的時代性上。比如，以品質(zhì)為上的文論期刊，沒有新媒體支撐，好內(nèi)容未必不能傳播，但缺乏更大的傳播力。然而如何辯證地以內(nèi)容為王、融媒為體達到深度融合，以多樣化實現(xiàn)文學評論和文論期刊的時代表達，以及創(chuàng)新發(fā)展，有效提升評論的力量，我們還面臨著難度和可能性，以及尋找新路。比如《南方文壇》品牌欄目“今日批評家”，這兩年再經(jīng)中國作家網(wǎng)聯(lián)手新華網(wǎng)推陳出新，每周以公眾號重新推送，每位批評家點擊率都在10萬＋以上（甚至20萬）。而不少作品研討會的報道，在新華社客戶端閱讀量高達90萬＋，還有“學習強國”平臺等，都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梢?，文學批評，面對新媒體的挑戰(zhàn)，需要在推動傳承、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以及文學精品創(chuàng)作與傳播、文化與科技融合發(fā)展等話題中展開跨界交流，以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提高文學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既然我們以文學批評為志業(yè)，就應該堅持藝術理想、忠于這份志業(yè)，以自己有效的批評提升文學的影響力和創(chuàng)造力。
[作者單位：南方文壇雜志社]
回歸大眾的文學批評
□汪 政
對于文學來講，對于文藝來講，今年是個特殊的年份，今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fā)表八十周年。1940年代的時候，文藝批評所面對的現(xiàn)狀是什么？文藝批評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它應該是面對大眾，引領大眾?，F(xiàn)在文藝批評跟大眾脫節(jié)的問題非常嚴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現(xiàn)在處在一個人人都是批評家的時代。不是人民不需要批評，而是人民自己就能夠批評?，F(xiàn)在的國民教育程度跟毛澤東當年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時候完全不是一回事。20世紀40年代，人民不識字，所以只能聽批評家去談，因此批評家們?nèi)绾沃v，毛澤東就很重視，所以要整風，所以要反對黨八股，所以要改造我們的學習?，F(xiàn)在人民大眾自己就能夠批評。去年和今年熱播的電視劇，專業(yè)媒體包括新聞來評價時，很少引用專業(yè)批評家的觀點，他們看重的是收視率，是點擊率?，F(xiàn)在的國民教育就很重視文藝評論，課程標準里面提出要提高學生審美教育水平，在寫作里面要求寫作文學評論和文藝評論。當整個國民教育程度提高之后，人民群眾已經(jīng)有了自己鑒賞的能力，同時又能夠?qū)⒆约旱蔫b賞經(jīng)驗語文化，不管口頭的還是書面的。只要一個作品出來，人們可以在豆瓣上看評分，可以看各種排行榜，可以看各種評獎。在公共空間里，我們隨時可以聽到廣大人民群眾在談文藝。不是不需要文學批評，不是不需要文藝評論方法的革新，也不是不需要評論方向的調(diào)整，只是在考慮這些革新與調(diào)整的時候，要把大眾的文學批評能力，把國民教育程度，把國家體現(xiàn)國家教育意志的課程標準，把各種各樣的、能夠表達公眾意志的審美評價、審美需要的這樣一些符號、指數(shù)等等納入到我們的文藝批評的視野當中。一旦納入了之后，對文藝批評、文學批評會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這就需要我們認真研究了?？傊乃嚺u可能不只是為了未來而寫作，也不僅僅是為了學術研究，或者為文藝史寫作，也并不僅僅是為了文藝作品的經(jīng)典化做前期的篩選的工作，而是要在場，要與文藝創(chuàng)作、文藝接受、文藝傳播構(gòu)成關系。
[作者單位：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
文學批評的公共性、敏感性和創(chuàng)造性
□楊慶祥
大概是在2014年，《文藝報》曾經(jīng)組織過一次關于文學批評的討論，當時討論的主題是“如何發(fā)揮文學批評的有效性”。我就此話題專門寫過一篇短文《文學批評的有效和無效》，其中有些看法今天看來還沒有“過時”，且引一段如下：“嚴肅意義上的批評今天面臨著兩難之境，一方面它必須保持開放的姿態(tài)，接納各種技術和不斷增長的知識對它的挑戰(zhàn)，它必須不斷放棄既有的規(guī)范，投身到媒體所制造出來的話語泡沫中去，并力爭在這個‘泡沫’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與此同時，它又必須保持或者先鋒或者保守的姿態(tài)（總之是與眾不同的態(tài)度），去刺破那些虛假的批評泡沫，為自己在知識、道德、信用和效果等方面作全盤的辯護?！蔽膶W批評，尤其是當代文學批評，其實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艾略特說：“文學批評當隨時代而轉(zhuǎn)變”，大概指的是這么一種情況：當代文學批評是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因而也是具有高度歷史性的命題。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不會墨守一些教科書式的范式和陳規(guī)，努力發(fā)現(xiàn)并反思當代文學批評存在的問題和可能。
我第一個想談的問題是文學批評的公共性。這個問題主要是受到一個學生的啟發(fā)。這個學生是“90后”的青年批評家，在最近的一次見面中她向我講述了她的困惑。她的批評文章以當代作家作品論居多，每寫完一篇，作家們都很喜歡，因為她的藝術感知能力很好，文字也很好，能夠貼住作品的問題寫，既使是批評也批評得很得體、委婉，讓作家很舒服。于是每評論一個作家，作家就成了她的好朋友。但是她的困惑也在于此，她懷疑這種批評文章的有效性究竟何在？我覺得她意識到了一個挺重要的問題，當代文學批評因為其現(xiàn)場性，有時候會淪為社交的工具。批評家當然會因為友誼寫文章，福斯特就曾經(jīng)說過友誼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美學。但問題在于批評除了跟朋友交流，詩酒唱酬等私人性的功能外，還有它作為整個文化遴選機制的一部分的功能，這是批評所具有的的公共性面向，在很多時候，我們談論文學批評的“失語”“無力”“無效”等等，其實都是在擔心批評公共性面向的喪失。
文學批評公共性的建構(gòu)，在某種意義上又跟文學批評工業(yè)化沒有必然的關系。我特別想強調(diào)的一點是，今天文學批評從產(chǎn)量上看并不衰弱，恰恰相反，今天的文學批評，因為大學體制的要求，因為抖音、快手、B站等新媒體的需求，因為普通民眾對于閱讀的熱情，文學批評和小說、詩歌寫作一樣，已經(jīng)開始越來越工業(yè)化，越來越商業(yè)化。我去年在“《當代》長篇小說論壇”上作了一個關于當下長篇小說寫作的發(fā)言，其中就談到文學已經(jīng)變成了工業(yè)生產(chǎn)，長篇小說屬于這一規(guī)劃中的“重工業(yè)”。但是文學工業(yè)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意味著文學得到了提高，文學批評同理。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否提出真正的問題，而不是偽問題、假問題。文學批評對于一般的作品、普通的作品很有效，但是面對一部杰作的時候，往往就會犯難。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一部很好的作品經(jīng)過批評家一解讀，怎么變得這么普通了？批評讓一般的作品升維，卻讓優(yōu)秀的作品降維——這是批評對我們的反諷。我想究其根本，在于批評家的工具箱、理論武器、生命經(jīng)驗、思想能力、文字表達都出現(xiàn)了問題。因此，文學批評公共性的建構(gòu)，不在于產(chǎn)量和點擊率，而在于批評能否真正提出問題。舉個例子，比如詹姆遜的《六十年代》那篇長文，如果放到網(wǎng)站上去估計也不會有太多人去閱讀，但這是真正提出問題的文學批評，要理解1960年代的文化，這一篇文章無法繞過。批評的公共性在此就凸顯出來了，它解決的不是量的問題，而是質(zhì)的問題，它通過發(fā)現(xiàn)真正的問題為時代把脈、立心。
第二點我想講的是文學批評的敏感性。文學批評和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需要保持一種高度的敏感，每一個文學批評家都應該是一個詩人。這一敏感性包括很多層面，對語言的敏感、對題材的敏感，對作品形式的敏感，甚至是對作家作為一個具體生命的敏感：當你第一眼看到某位作家，能夠意識到他究竟能走多遠——這也是一種敏感。但我覺得目前文學批評最缺失的是一種抽象的敏感，當批評家看到某部作品，能否意識到這部作品所包含的時代情緒，并能夠通過一種“共情”，將作家表達的時代情緒通過批評的方式予以建構(gòu)，如果沒有這種敏感性和共情力，批評往往就很難找到切身感。這么說可能比較纏繞，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批評界對“90后”青年作家陳春成的反應。他的作品最早是在豆瓣上發(fā)表，我第一次讀《音樂家》的時候，對他本人完全不了解，但意識到是一部非常杰出的作品，其對歷史結(jié)構(gòu)的把握得非常準確，又以豐富的想象力將歷史當下化。后來又讀到他的《夜晚的潛水艇》等一系列作品，很驚艷，這些作品太敏感了，是一種對時代情緒的敏感，他表達的正是青年一代的時代情緒，與“50后”“60后”熱愛世俗生活，理想主義甚至是功利主義相比，這一代年輕人普遍厭倦，不是追求更高、更好、更強，而是放棄、躺平甚至逃逸。《夜晚的潛水艇》是陳春成的第一部短篇集，不聲不響就賣了十多萬冊。實際上，批評界對陳春成的反應是滯后的，而且有些反應是無效的反應，比如批評陳春成的作品不夠“現(xiàn)實主義”，或者認為其過于追求形式感。這些反應都是缺乏足夠“共情”和“敏感”的反應，是從一種陳規(guī)思路出發(fā)的判斷。批評家如果自身都沒有感知到時代的生命意志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厭倦和失望已經(jīng)構(gòu)成了主要的“情緒共同體”，那么，對陳春成這樣的作家只可能作出誤判。這種誤判同時就會讓批評的公共性喪失，作家和讀者都會因此對批評充滿失望甚至不屑，一個事實是，當下很多文學批評就處于這樣一種尷尬的境地。
順便說一句，我最近還關注一位叫蛇從革的網(wǎng)絡作家——當然在我的觀念中，只有好作家和不好的作家的區(qū)別，沒有網(wǎng)絡作家（文學）和傳統(tǒng)作家（文學）的區(qū)別。他的幾部作品《三銅》《南宋四大道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從批評的敏感性這一點來談，就是我作為一個批評家意識到了道教這一題材將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文學類型。據(jù)我的觀察，大量的年輕人正重燃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熱情，其中尤其對于道教、陰陽、五行等等興趣濃烈，這是特定歷史語境下的一種自救，如果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去分析會有很多理論發(fā)現(xiàn)。但是文學的敏感性就在于它直接就用作品和閱讀作出了最快的呈現(xiàn)。我覺得蛇從革的道教系列可以跟
杰克?羅琳的魔法師系列媲美，即使從文化工業(yè)的角度看，我們也一直缺少這樣的產(chǎn)品和產(chǎn)品線。當代文學充滿各種可能，這也要求當代文學批評能夠保持足夠的敏感和活力，這樣寫作和批評才能夠比翼齊飛，相向而行。
第三點，無論是公共性還是敏感性，最終都要落實到創(chuàng)造性。文學批評的創(chuàng)造性也是一個老話題，創(chuàng)造性取決于方方面面：知識、視野、經(jīng)驗等等。從操作的層面上看，知識的更新是第一位的。這兩年我明顯感覺到自己的知識不夠用，比如最近我讀了一部長篇小說《暗子》，作者是一位“90后”的工科生。里面使用了很多理工科的知識和思維，如果我們還是用傳統(tǒng)諸如人物形象，主題，語言去進行分析可能就無法形成有效的對話。文學批評不能固守傳統(tǒng)，也不能以“研究”為托詞躲進故紙堆。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恰恰在于其無定法，無常態(tài)，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恰好是它的變化和變道?！拔淖?nèi)竞跏狼?，興廢系乎時序”，不斷地進行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在時代變化中把握世道人心，文學批評的公共性、敏感性、創(chuàng)造性才能夠形成一個既自洽又開放的圓環(huán)，文學批評也才能贏得它自己的位置和尊重。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發(fā)現(xiàn)新質(zhì)的文學要素
□韓春燕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技術的進步，新的文學形式以及新的敘事方式會不斷出現(xiàn)，面對這樣一種情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如何與時俱進，如何適應文學自身發(fā)展的要求？談到了資源問題，我覺得無論是面向古典文學文論，還是西方文論，要做的是對其整合，而且要在整合的基礎上有所發(fā)展。因為今天的文學跟過去的文學不一樣，我們的理論如果完全停留在過的階段，肯定跟不上當前文學的發(fā)展。所以，在面對當下文學現(xiàn)場的時候，無論是個人的文學批評還是集體性的文學批評，比如說文學研討、文學評獎、文學排行榜等等，其實更多的是要發(fā)現(xiàn)一些新質(zhì)的文學要素，豐富和發(fā)展文學批評的理論資源。批評應該能夠真正的面對文學現(xiàn)象有話要說、有話能說，并說得清楚明白。有一大批文學批評從業(yè)人員，他們的文學素養(yǎng)，文學感受力、領悟力這方面確實跟作家比要差很多，有很多作家對于文學作品的評判比文學批評家還準確。作家本身接受過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理論資源儲備，他們在寫作上又有天份，所以他們可能對今天的文學批評有所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學批評從業(yè)人員要提高自身的文學能力。當然，任何時代的文學批評都無法影響天才的寫作者，但是經(jīng)過努力可以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學。天才作家給我們這個時代提供一些新鮮的文學經(jīng)驗，那么文學批評其實要對一個時代的文學負責。當一些新的東西出現(xiàn)的時候，批評家面對新的文學形式、新的敘事方式和新的文學質(zhì)素的出現(xiàn)，如何做出反應，如何把它當作文學批評的生長點，讓整個文學批評的場域能夠更加適應文學的發(fā)展？這個可能是現(xiàn)在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作為文學期刊，我們也確實要擔負起這樣一個責任，就是要發(fā)現(xiàn)新的文學經(jīng)驗，培養(yǎng)文學新的生力軍。我們雜志有一個欄目，原來叫“聚焦新銳”，現(xiàn)在我們的封三和封底也都是在推新人，就是關注一些新出現(xiàn)的年輕作家和批評家，尤其將一些年輕作家納入我們批評視野，發(fā)現(xiàn)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為這個時代提供了哪些新的經(jīng)驗。確實，文學批評跟創(chuàng)作差不多，可能會有框住我們的一些東西，這個沒辦法，但在這樣一個有限制的情形下，我們應按能夠更多地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為當下文學批的發(fā)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作者單位：當代作家評論雜志社]
編輯即批評
□曾 攀
我首先是個編輯，這是我從事文學批評的一個前提，或說準備。編輯是做嫁衣者，是提衣人，是批評成型與呈現(xiàn)的中介；但更是一種志業(yè)、一個視閾、一重方法，以及對于批評的構(gòu)想和實踐的事功。作為編輯，尤其是當代文論期刊的編輯，我對批評的理解，常常為前沿的文本和學術的觀念所影響，有時意味著牽引、提領，有時則是有待降解、消化的過程；然也取決于內(nèi)在的批評倫理，包括雜志的與個人的品味、格調(diào)，以及立場、取徑。不同的聲音是相互激蕩的，時而能達成高度的契合，但在碰撞、周旋和抵忤中，更能呈現(xiàn)批評自身的復雜與完整。
好的編輯與作者是如影隨形的，簡單說是同行，精神相契便成同路人，形成共同體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我此前參加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特邀/客座研究員的聘任儀式。如李敬澤在會上所言：“我們要永遠充滿活力，絕不僵化，我們也要永遠充滿責任感和使命，絕不猥瑣和茍且，我們也要永遠銳利，絕不油膩，我們要永遠向著新的廣闊的生活、精神和知識的天地敞開，絕不懈怠。”這也讓我不由得想起我所供職的《南方文壇》持續(xù)了二十多年的“今日批評家”欄目，迄今也推介了近140位批評家，他們大多活躍于當代文學的現(xiàn)場，不少已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中堅。在“凝聚批評新力量，互啟文學新思想”中，“催生了中國新生代青年批評家的成長和成熟”。從“凝聚”到“互啟”，這是一個親密無間的群體，獨異而共鳴。張燕玲認為，這是一種“名家同道間相攜而行的文學傳統(tǒng)”，“這個欄目既提升了刊物的品位和文化影響力，又通過對新銳批評家的關注，推動了當代文學批評的發(fā)展”。
推進一步說，好的編輯，是引導者甚或引領者，能為文學及其批評提供一種場域、一個陣地。當然這里面除了少數(shù)的學派顯明或具既定理論立場的刊物——事實上“同人”之間也常常充滿差異性乃至對抗性——更多的不是異“口”同“聲”，而是匯聚共名與喧嘩，是兼容并包。很難想象一本雜志只有一重視點、一種聲音，缺乏內(nèi)部的對話，起碼如此不可持久。
我一直相信編學相長，編輯與學術的結(jié)合能夠使得學者型編輯、或說編輯型評論家站在學術前沿，了解知悉學人、作家的動向，清楚學術研究、文藝評論的洞見與盲視；而且好的編輯對當代文藝政策、國家文化戰(zhàn)略等意識形態(tài)有著自然的敏感，循此策劃選題，或可引導方向。也就是說，編輯是旁觀者，也是在場者。不消說，編輯與學術和批評相融合、相激蕩、相促進的關系有著自身的傳統(tǒng)，近現(xiàn)代以來的眾多作家、評論家和學者都編過刊物，如此甚至構(gòu)成了重要的學術譜系。
說得具體些，編輯是一個接收、判斷、選擇，以及修訂、綜合和呈現(xiàn)的過程，其中表征的是行業(yè)的共識，同時滲透個體的意志。不單如此，編輯的理念和識見，決定了一本雜志的方向與高度，以及得到外界認同的可能，這是一個持之以恒的過程，每一個字詞、句子、段落、篇章，都意味著職責和操守，他們堆疊起來，就是刊物的品位。批評的呈現(xiàn)方式，代表著編輯的價值觀念和學術理路，其中所包孕的定位和傾向本身，就意味著對自我及世界的辨認，是價值輸出得以最終實現(xiàn)的精神操持。
編輯的過程，也須經(jīng)歷不斷修改和揚棄，因而編輯通常又是尖銳而苛刻的，始終在改弦更張中舍棄與發(fā)揚。我一直覺得，批評的文風是講究氣韻的，作為文論期刊的編輯，我讀過不少評論文章，有的滿是鋒芒銳氣，有的卻是暮氣沉沉，這無關乎年齡，卻考驗的是寫作者的心氣、才情。評論很容易寫，卻很容易寫不好。好與不好，編輯能一眼讀出來，這是長久的修煉，也是本能的直覺。
值得一提的是，編輯的工作非常細碎，因而亟待一種整體性的提升，這便需要不斷地爬梳、凝聚，走進去，又跳出來。文論期刊編輯在約稿與拒稿、校對與刪改、判斷和取舍以及最后的排列和呈示中，通過不同開本的期刊，營造或決絕、或協(xié)商、或沖突的場域。而正是經(jīng)由這樣的周旋和挪移，往往意味著意義的構(gòu)筑、價值的形塑。
因而，不得不提到同時作為批評現(xiàn)象與批評主體的編輯自身。作者可以有倦怠之時，編輯則往往無退卻之路。時時需要統(tǒng)籌兼顧，又要運籌帷幄，甚至乎每一個編輯都是完美主義者；而且圍繞其間的還有種種的研討、出版等活動，處處事事都得勞心勞力。對于編輯的批評實踐而言，趣味和調(diào)性何其重要自不必說，與此相對的，則是他的批評永遠處于危機之中，其不僅要時時刻刻追著不用涌現(xiàn)的文本、現(xiàn)象和理論跑，而且還不得不應對自身內(nèi)部的革變，以及來自于他者的不可回避的“影響的焦慮”，如果沒有實現(xiàn)真正有效的批評，那么無疑將遭受失語和崩解。
談了這么多，這里有一個共識便是，文學批評需要立于歷史的前端，當然不一定是指新的作者和理論，但思想應有開新，更遑論在面對那些前衛(wèi)的與先鋒的文本，沒有創(chuàng)造性的讀法，顯然是把捉不到其中精義的，也談不上剜爛蘋果式的批評。而且文學批評還不得不去回應關乎時代與前沿的命題，在具有發(fā)散性和生產(chǎn)力的裝置中，催促價值的成型。
從這個意義而言，在當代文學與批評的實驗場中，好的編輯的職責在于樹立專業(yè)的標準與標桿，呈現(xiàn)學術規(guī)范和新義，凝聚批評的共識及共同體，在一個側(cè)面或反面排斥那些臃余的乏味的批評，開放盡可能多維度的疆界，以不斷試探新的可能。依此可見，編輯既站在后臺，也立于中心。
末了，還想說的是，編輯兼具溫情與冷峻，他們極可親可愛，但有時又近乎嚴苛而顯得面目可憎。然而，一篇好的批評文章遭遇一個好的編輯的過程，必將是一個奇妙的旅途，自我及他者，以及異見與同心，包括道術和常變，都終將穿越偏見和時間的壁壘，尋求思想的碰撞和理念的激蕩，最終相互點染、照亮。
[作者單位：南方文壇雜志社]
[網(wǎng)絡編輯：陳澤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