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閱讀接受的起伏
內容提要：從1982年《人生》至今的四十年間，各種社會和文學思潮席卷而來并介入其中，令路遙閱讀接受的過程起伏不已。在這個意義上，認識這一問題，不單要有文學史的維度，同時也要引入社會史的維度，以達至辯證性的理解框架。但目前為止，人們面對的依然是文學史和大眾接受的不和諧狀態(tài)，對此，不能以贊同或不贊同的方式來處理。本文以材料為基礎，佐以敘述和剖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試圖進入對這一問題的再討論過程。
關鍵詞：路遙 閱讀接受 文學界 大眾讀者 陜西地方文學史
路遙的閱讀接受，包括文學評論、研究和大眾讀者閱讀等方面。這些方面，既有文學史的意義，也有社會史的意義。從他故世（1992）至今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路遙，尤其是像他這種把觸角從文學深觸到大眾化的社會問題（即農村青年的社會階層上升）的作家，就很難不二者兼及。也由于如此，社會史急劇起伏，也帶動了文學史的起伏，路遙的“評價史”，就處于這一歷史進程之中。本文想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文學界從熱評到趨冷
1982年底，路遙中篇《人生》甫一問世，就好評如潮。首先作出反應的，是梁永安同年10月7日發(fā)在《文匯報》上的《可喜的農村新人——也談高加林》、曹錦清的《一個孤獨的奮斗者形象——談〈人生〉中的高加林》、邱明正的《贊巧珍》等三篇文章。①更具職業(yè)批評家特點的蔡翔的《高加林和巧珍》、雷達的《簡論高加林的悲劇》、陳駿濤的《對變革現(xiàn)實的深情呼喚》、白燁的《執(zhí)著而嚴肅的藝術追求》、王愚的《在交叉地帶耕耘》、李劼的《高加林論》、李星的《深沉宏大的藝術世界》、曹增渝和梅蕙蘭的《人生之旅與人性之夢》等接連跟進，由此形成對這位青年作家的“熱捧效應”②。在那個年代，一個作家想不在這個語境中出名都很難。這一轟動效應，正像一部文學史教材追述的：“作者顯然已經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學’中對人物及其處境作二元對立的簡單化處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會變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層面，以城鄉(xiāng)交叉地帶為了望（恐為“瞭望”筆誤）社會人生的窗口，從一個年輕人的視角切入社會，既敏銳地捕捉著嬗遞著的時代脈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樸素深沉的美，又把對社會變遷的觀察融入個人人生選擇中的矛盾和思考當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給讀者的同時，也把啟示給予了讀者。”③
不過，今天的人們終于意識到，1980年代文學界都“無意識地”把所有“社會問題”聚焦為“知識分子問題”這一中心，對一切奉行“拿來主義”。他們“贊巧珍”，無非是拿她的“犧牲”來襯托高加林個人奮斗的“悲劇”。這里，只有高加林的主體性，而無巧珍的主體性?；蛘f后者的“主體性”是為前者的“主體性”服務的。與巧珍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普通人的“社會問題”，在1980年代文學中，實際是一個認識的“死角”。當然，我們現(xiàn)在只能這樣去理解，1990年代的“打工問題”還沒有出現(xiàn)，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和文化研究等“跨學科”知識，直到十年后才介入其中，然而，這并非是回避批評責任的理由。
梁永安說：“一個嶄新的青年農民形象，從黃土高原崎嶇不平的小道上向我們走來。他，就是中篇小說《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這個藝術形象的出現(xiàn)，使我們?yōu)橹恳恍?。”④雷達說，“《人生》的中心內容，是描繪農村知識青年高加林的悲劇性格和悲劇性的人生追求。不過，這是一出明麗的悲劇，是在積極的社會主義生活背景下的發(fā)人深思的悲劇”，“新時期的悲劇作品該是什么樣子，《人生》以創(chuàng)作實績進行了勇敢的探索?！雹堇顒逻M一步說：“作為一個當代青年的形象，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現(xiàn)的許多青年詩作里可以看到高加林的胚胎。當人們諦聽著那一支支或深沉明快、或哀婉或纏綿、或雄渾或寧靜的旋律時，眼前浮現(xiàn)的是一個個年輕詩人的自我形象。他們有過孤寂，有過迷惘，然而他們在追求，在奮斗，因為他們自信?！雹藓茱@然，評論家在積極肯定高加林的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歷史正當性的時候，字里行間，也納入了自己曾經遭遇過的挫折、苦悶和奮斗經歷。他們愿意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并把這些“抽象的影子”，投射到作家作品之中。這種“雙向循環(huán)”，構成了1980年代文學對“青年問題”的代表性評價。這一“時代主旋律”，很容易就壓倒了王愚的關于“作家對這個人物又寄予過多的同情，這樣一來，不僅在道德上多少開脫了高加林”⑦，以及，李星的高加林形象是“因其廣泛的生活概括力、豐富又深刻的性格內涵受到了普遍的好評”，而他“多質”和“許多矛盾”的形象，則未被人注意的等等，⑧實際不太及時的提醒。
——在文學史的過過往往中，像這種一方克服另一方，陰差陽錯糾纏在一起、撕扯在一起，猶如一團亂麻，直到許多年，才被人們看清楚前因后果，但已無法補救的現(xiàn)象，是層出不窮的——今天也沒必要為之遺憾。
因為我們知道，由于文學的“八五轉折”，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發(fā)表受挫，他被拋到當代文學的主軌道外，逐漸“被遺忘”等諸多原因，直接導致了路遙閱讀接受的大幅度地起伏。1986年至1989年的四年間，刊物只發(fā)表了李勇的《路遙論》、曾鎮(zhèn)南的《現(xiàn)實主義的新創(chuàng)獲》、李星的《無法回避的選擇》、王愚的《直接經歷著歷史的人們》、常智奇的《在苦難意識中戰(zhàn)士人的內在性》5篇文章，不及前一階段文章的一半。這種文學界的“趨冷”現(xiàn)象，給人深刻的印象。它顯然在提醒，當時已是尋根文學、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的“一統(tǒng)天下”，像路遙這種現(xiàn)實主義作家，已被認為“過時”“過氣”，不足為道。這也可以看到，路遙和他的小說，這時候已經、也事實上從“文學史”中“出局”。
二、大眾讀者的持續(xù)熱捧
事實上，1980年代中期后，路遙的閱讀接受已在不斷下滑，即使后來《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熱播、獲得茅盾文學獎，也未能止住這一趨勢。究其原因，除在先鋒文學的重新布局中，現(xiàn)實主義文學逐漸被排斥這一因素，還因當時社會的世俗化氛圍，也令精英讀者在逐漸遠離這位嚴肅的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趙勇教授對路遙在文學界和大眾讀者之間的“一冷”和“一熱”現(xiàn)象進行了富有啟發(fā)性的分析。⑨趙文認為，之所以在路遙“經典化”過程中，造成這種“不平衡”現(xiàn)象，存在著“兩本文學史”，是由于精英集團（指學院派）和大眾陣營之間的巨大認識差異，是從二者社會階層、地位的懸殊中產生的。本論文擬采用趙勇教授文章的材料。不過，本文想向“社會史”有所傾斜。
在法國社會學家埃斯卡皮的經典分析中，“大眾讀者”嚴格受制于“文學圈子”的限定（指的是書商、批評家和教授的作品鑒定權，及他們的文學評價“標準”）。即是說，這個圈子供給社會文學產品。有什么樣的“文學圈子”，才會有什么樣的“大眾讀者”——離開前者，后者根本上是不成立的。⑩由于埃斯卡皮是就法國“讀者”來進行的研究，他的觀點在這個意義上自然頗有價值；然而，這種理論“舶來”到中國現(xiàn)實文化土壤之后，是否還能夠對號入住，也應打一個小問號。這種規(guī)律，遭到了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眾讀者”的否定。我對中國“大眾讀者”的定義，是指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讀者”，即有知識的大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而是流布在全國各城鄉(xiāng)之間，為“個人處境”而存在的“打工青年”，包括在中學階段，因讀路遙《平凡的世界》而持續(xù)奮斗，最終進入“精英階層”的原先屬于社會底層的知識青年，也包括在211、985高校就讀的普通大學生——他們是孫少平的忠實讀者。孫少平的人生哲學，由此成為他們的人生哲學。而之所以形成這一“獨特現(xiàn)象”，是跟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國情，有極大的關系。于是，就在《平凡的世界》在1986年至1989年間“遇冷”的背景中，它受到了大眾讀者的熱捧。
以下，是本文引用的諸多大眾讀者“閱讀接受”的材料：
我還獲得了一份來自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外借圖書排行榜（2005年1月1日—2010 年5月1日）的統(tǒng)計資料。資料顯示，排名前兩位的分別是白壽彝的《中國通史》（外借1350次）和《平凡的世界》（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6年版，外借1314次）。但實際上，這一排行榜中還有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外借197次。兩個版本相加，《平凡的世界》實際外借次數(shù)1511次，已穩(wěn)居第一。此外，據報道，《平凡的世界》近年來在全國許多高校的“出鏡率”都很高，并連續(xù)四年（2012—2015）榮登“浙江大學圖書館年度借閱排行榜”榜首。更有專業(yè)人士通過對國內20所“985工程”高校圖書借閱排行榜分析，得出一項重要數(shù)據：《平凡的世界》在2015年度登榜頻次最高，位居22種圖書之首。作者因此形成的一個結論是：“該書在2015年最受高校讀者歡迎?！?1
遺憾在于，從本材料列舉的兩所大學北師大、浙江大學來說，《平凡的世界》“借閱者”可能來自不同院系。北師大的“百度百科”顯示，該校目前有27個學院、2個系；1998年，一口吞并下杭州本地三所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yè)大學和浙江醫(yī)科大學）的新浙江大學，“百度百科”顯示的院系更是遠超北師大，乃一個巨無霸存在：39個專業(yè)學院（系）、1個工程師學院，學科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藝術學、理學、工學、農學、醫(yī)學、管理學、交叉學科等13個門類。對上述受眾，我仍稱之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眾讀者”，因為他們不受中文系“文學經典標準”束縛，可以憑個人經驗和一己愛好選擇作家作品。在對北師大文學院《關于路遙的調查問卷》中，趙教授也含蓄承認，情況并不太樂觀。雖然課堂學生85%“讀過路遙”，不過在 “你是通過什么方式讀到路遙作品的？”問題之下，所獲答案卻五花八門。這說明，經過“文學經典”訓練的文學院學生，在選擇閱讀作家作品時，要比非“中文”專業(yè)的大學生理性或者更為多元。不過，大眾讀者“跟風”追捧某種文化的現(xiàn)象，卻值得注意；對更為龐雜社會大眾文學的受眾統(tǒng)計能否做到客觀、準確，其能否作為判斷問題的根本依據，也需留意。
2000年后，隨著中國加入關貿總協(xié)定，市場經濟向深水區(qū)大力推進，在經濟發(fā)展高速增長、人們生活日益富裕的同時，也在刺激和加持“貧富分化”的態(tài)勢。大學生們在這一社會結構的調整中難逃干系，因為隨著家庭收入縮水，他們切身感知到了“分化”對自己就學就業(yè)的威脅。這種極不愉快的現(xiàn)實感受，勢必會滲透他們的社會觀感，把觀感帶入作家作品的閱讀選擇，而同情底層青年、激勵其奮斗向上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說恰逢其時。這種情況下，誰還會沉溺在“陽春白雪”的純文學之中呢？更何況，當代文學的“純文學”創(chuàng)作和閱讀群體，越來越“小眾化”，這更招致了大眾讀者的反感。有些作家作品“脫離實際”（中國國情）的個人書寫，即使沒有互聯(lián)網對大眾閱讀的強力轉移，也會遭到大眾文學受眾、尤其被有著自覺選擇能力大學生們的無情拋棄。
與此同時還應注意，除路遙《平凡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高度照應或回應著社會轉型期大學生的“社會觀感”這一功能外，12這部當代小說杰作，對廣大未成年的農村少年的“勵志”功能，也應當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因為有些研究者已這樣認為。13這些回憶材料對他們的心路歷程，給予了充分顯示。
一個叫林夕的讀者在《被路遙改變的人生——紀念路遙逝世12周年》里回憶：
1984年，我剛從農村初中考入縣城第二中學，此前已讀了《人生》“好多遍”，那時家里很窮，與許多城里孩子同堂上課，“自覺低人一等”。在沒有朋友，孤獨、貧窮、屈辱之中，“只有路遙的小說陪伴著我”之后，16歲失學，我開始了“打工生涯”，在黃河岸邊，整日“背石砌岸、挖土整堤”，有時，“真想跳進黃河一二百了”。但正是路遙，讓我重新取得師范學歷，1992年12月，我考入武漢某高校就讀。后來，又在武漢一家雜志供職。也就在剛進大學的時候，無意在閱報欄前看到路遙——“引導我解讀人生的導師”——逝世的消息，我禁不住丟掉飯碗，“躺在床上蒙頭啜泣”。
一位化名“sdlywrh”的讀者，在一篇題為《路遙的〈人生〉與我的路》里說：
高考落榜那年，一次偶然機會，收音機里正播放的《人生》廣播劇吸引了我。那時候剛剛經歷打擊，幫家里人干活，“總是帶著個草帽，更怕遇到老師，怕人家笑話我”。躺在群山之中，我開始思考如何像高加林那樣，不讓自己“困在這大山之中”，而是走出去闖一番事業(yè)。經過三年奮斗，我有了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也邂逅了生命中的“劉巧珍”。二十多年過去了，我“感謝路遙的《人生》，讓我學會了理性地思考”，沒有它，“我不會有今天的成功?！?/span>
據讀者楊殊回憶，高考臨近的時候，原本成績不錯的自己，一度陷入“苦悶和悲哀”中，不能自拔。“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平凡的世界》，看到了那盞人生道路上的明燈。在作品里，我分明看到了一幅中國十年來城鄉(xiāng)社會的全景圖，它里面包含了一代人的挫折和追求、痛苦和歡樂、人生和愛情。最令我激動的人物是孫少平和田曉霞，我甚至覺得小說中的孫少平就是我自己?！?994年7月，在走出高考考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用十元二角錢買了一套《平凡的世界》，不久，我收到了北方一所著名大學的通知書。路遙，我未曾謀面的良師！”
還有一位網名叫不語不行的讀者寫道，“路遙去世已經十年了，我想即使再過幾十個年頭，我依然還會記得有個叫路遙的作家，寫過一部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說。今天想來，作者在作品中告訴了人們一個道理，這就是，在平凡中尚存高尚，在平凡中還存有價值。我希望自己就這樣平凡而且干凈地活”14。
以上各位回憶者，有一個共同的人生經歷：由貧苦自卑的鄉(xiāng)下青少年，通過高考或文學創(chuàng)作，成為“成功人士”，其中有記者、作家、職場人士等。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出一個規(guī)律，這即，盡管中國市場經濟在進入深水區(qū)探索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貧富分化”，但通過閱讀路遙《人生》《平凡的世界》重新獲取的巨大精神力量，通過高考和其他奮斗方式，他們也有從社會底層躍升到社會中上層的機會。
三、重回陜西本地學者的“文學史”
大概2000年前后，路遙閱讀接受在經歷了從“文學界”到“大眾讀者”下旋之后，開始止跌回升。一個令人矚目的現(xiàn)象是，與大眾讀者效應同步進行、并交叉展開的，是陜西本地學者對路遙的“重新研究”。這個本省“文學界”雖然小于前期的全國“文學界”，成績卻不可小覷。
據不完全統(tǒng)計，陜西本省路遙的研究資料有：厚夫的《路遙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海波的《我所認識的路遙》，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路遙》（此書在前書基礎上修訂完成），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航宇的《路遙在最后的日子里》，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航宇另作《路遙的時間》，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曉雷、李星編《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馬一夫、厚夫主編《路遙研究資料匯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文琴編《路遙研究資料》，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路遙紀念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申曉主編《守望路遙》，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李建軍編《路遙十五年祭》，新世紀出版社2007年版；王剛編著《路遙紀事》，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版；王剛著《路遙年譜》，北京時代文化書局2016年版等。以及路遙紀念館編，北京時代文化書局出版的半年刊《路遙研究》2015年和2016年春夏卷、秋冬卷等一些資料。在路遙研究在全國學界普遍“遇冷”的背景下，陜西憑一己之力奮然崛起，無論從社會史還是從文學史角度，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匪夷所思的現(xiàn)象。他們相信（以下是屠格涅夫1860年一次演講里的話），“他活著是為了別人，為了自己的兄弟”，“他從來不考慮自己，他充滿一種自我犧牲精神——請諸位認清這詞的分量！——他相信真理，堅信不移，而且義無反顧。因此他才無所畏懼，堅韌不拔”，因為“事實上，一切真正的寫作都是給予性的，都致力于塑造具有‘給予性’精神的‘美好的人物’”15。據筆者所知，在“50后”作家中，迄今還沒有一個人能擁有這么豐富的文學史資料，有如此扎實詳細的材料考證。不過，也有學者提醒，對此應保持一定的“限度”。16
盡管，目前還不能對上述研究煥發(fā)出巨大熱情的內在原因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但它無疑在學術研究，尤其是在對路遙材料爬梳的艱辛工作上，取得了引人注意的成就。如果說，1985年之前的“路遙研究”是評論性的，那么這次則是文學史的，它對路遙的閱讀接受是充滿激情的、但又是理性的，它對路遙的認識是體貼入微、但又是細致扎實的，這一切，都使路遙研究邁上了一個新臺階，也使這位傾心為普通民眾寫作的作家形象更為多元、復雜、立體和豐富了。王剛《路遙年譜》在“1985年 36歲”比較原始材料與作者自述的關系時，把二者之間的“裂隙”，也展露在讀者面前：“10月21日，作家秦兆陽來陜訪問，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舉辦的座談會上發(fā)表了講話（此處‘中國作協(xié)’，疑為‘陜西省作協(xié)’，因為秦是‘來陜’）。路遙知道秦兆陽到西安后，便聯(lián)系趕往回西安的車。車到半路，連綿的陰雨使礦區(qū)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斷了。眾人幫忙，又聯(lián)系坐上了一輛有履帶的拖拉機，準備通過另一條簡易路出山。結果山上因路滑被拒七個小時不能越過，最后返回。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曾祈求秦老諒解：‘這時候，有人給我打來一個長途電話，說秦兆陽先生和他的老伴來西安了。這消息使我停下了筆?！瓗缀踉谝粍x那間，我就決定趕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幾天。當然，在當時的狀態(tài)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會猶豫是否要丟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內心中對老秦的感情卻是獨特而不可替代的?！?7該書作者寫出了路遙內心的“皺褶”，總比硬性把它扯平，一味去維護和贊美要好。航宇的《路遙在最后的日子里》《路遙的時間》兩書，是記述、復原和研究作家在人世最后三個月心路歷程中，少見的研究成果。其中，對路遙最鐘愛的四弟王天樂，在大哥彌留之際，仍王顧左右而言他的行為，進行了批評。然而，邰科祥在《路遙家人回憶錄》（一）（二）中，卻對航宇觀點提出了異議：
三弟王天云回憶：
在我大哥（路遙）的病沒有住院之前，除過我，其他兄弟們都沒感覺，也沒有檢查過，大哥倒下以后，全家其他人都去做了檢查，結果是兄弟們都有，但程度不一。當時，聽說有了這個病，我們都非常害怕，醫(yī)生說，這種病交叉感染更嚴重。
天樂也是在這時間檢查出來并已進入治療狀態(tài)，但他和路遙不可能住一塊，不能一起做治療，特別是不能讓大哥知道，怕影響他的情緒，同時也不能讓別人知道，讓人們以為我們家有什么怪事。……天樂沒及時去看他，就是因為自己也查出了病，我弟媳不讓過去。大哥就覺得很不理解，也很生氣……這就導致了外人想象著他們關系“失和”或者“反目”。
關于我四弟與大哥在醫(yī)院里不愉快的原因就是這樣，是兄弟之間善意的隱瞞所造成的誤解，哪有航宇寫的那么不堪、激烈。我們弟兄們的感情一直很好。
天云的看法是，天樂查出乙肝后，因憂心探望大哥產生交叉感染，加上妻子的阻止，所以才因隱瞞病情導致了路遙的誤解，并非故意如此。
小妹王瑛對抹黑四哥也很生氣，她與天云的說法相同：
四哥也查出了肝病，但不知道是遺傳還是傳染的？查出來后，就要治療，畢竟發(fā)現(xiàn)的早……我聽到這個消息后就感嘆老天為什么這樣不公？！讓我們家三個哥哥都害上這種病，在此之前，三哥最早查出患了此病。
由于四哥也有了肝病，他想去醫(yī)院看望大哥，我四嫂就堅決不讓他出門?！纳ξ宜母缯f，你以前沒查出病前去照顧路遙，我沒意見，也沒阻撓，但現(xiàn)在你病了，就不行。所以，四哥就被擋在銅川的家里出不來。
……直到大哥逝世的前幾日，九娃與四哥商量后才用林達已回北京，遠遠沒人照顧的理由給我大哥做解釋，這樣才算勉強取得了大哥的諒解。
現(xiàn)在，不了解真相的人胡亂猜測，甚至抹黑我四哥的名譽。你想想，我四哥對大哥什么都能付出，難道大哥有病了卻不愿侍候，這正常嗎？這不符合人之常情，更不符合我四哥的性格。18
這種研究分歧從人際關系的方面看，自然令人不安；然而，在不疑處疑也是對路遙研究的有益推進，多幾個旁證，總比一個孤證最后輕易成為“結論”，更能體現(xiàn)文學史研究的嚴肅性、公正性，從而促成對事實真相的繼續(xù)探討。對此，《路遙傳》作者梁向陽認為對研究的“傳主”，既應當有“歷史之同情”，也有保持一定距離的必要性?！耙獙懗鲆槐灸軌蚩康米〉摹攀贰?，最核心的工作是對資料的收集與甄別?！甭愤b病逝后，社會生活出現(xiàn)了大量回憶文章，“許多撰寫者按照自身的立場敘述事件”，既有“為尊者諱，為亡者諱”的問題，也有記憶不確和“夸大事實”的情況，“這就要對材料認真辨析”19。另外，何西來也強調，陜西“重新”研究路遙，是對大眾讀者在閱讀接受路遙過程中出現(xiàn)的某些“低洼地帶”的，一次有益的“回填”。因為，這些材料“是從多棱多鏡面的心靈鏡體上見出的”，而且必須看到，“陜西有一個以柳青的名字為標識的二十世紀的文學現(xiàn)實主義風格流派”，它們“都對周秦故地的農民的歷史命運有濃得花解不開的牽系”。20
陜西本地路遙研究的“回填式”工作，隱含著對1980年代中期“當代文學轉折”，造成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衰落原因的深度失望。通過路遙這一個案，他們的研究對當代文學史來說，也具有了“反思”的味道。這是由于，它與“大眾讀者持續(xù)熱捧”雖幾乎同步，但明顯與后者有了一定差異和距離。在其看來，大眾讀者的“閱讀接受”多半是感性、潮流性的，因時勢而聚變，并不能真正證實作家作品的價值。
四、陜西能否“四兩撥千斤”？
顯然，我們提出陜西本地學者的“文學史”研究問題，已近乎提出“四兩撥千斤”的命題，即一省的“地方文學史”，能否反抗全國的“當代文學史”？至少，在路遙閱讀接受這一問題上，令后者的結論翻盤？或者在農村題材的評價問題上，讓后者難堪？
陜西位于我國中部偏西之處，秦嶺、黃河的四處環(huán)繞，使這里僅有關中這一較小的富庶平原，自唐代以來陜西就缺糧食。就其封閉性的地理位置看，這里隔離于經濟沸騰的東部之外，它的環(huán)境、氣候、自然條件、文化傳統(tǒng)和內向性的社會風俗，造成了其歷來是重農之地。為什么當代文學農村題材的三主將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都出自本地，且都未曾離開本鄉(xiāng)本土去外地發(fā)展，也與此有一定關系。21換句話說，農村題材小說才是最古老和正宗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
盧卡奇對巴爾扎克長篇小說《農民》的評價可作為一個參考。盧卡奇意在說明，在完成《農民》之前，巴爾扎克已在他的兩部小說《鄉(xiāng)村醫(yī)生》和《鄉(xiāng)村神甫》里，表明了對英國在進行工業(yè)革命的過程中，通過貴族和資本家之間的妥協(xié)與利益雙贏，完整地保留了“莊園”，維護了農村農民的根基——而不是像法國那樣，借助暴力手段使本國農村社會分崩離析的思想態(tài)度?！八谶@里不得不用現(xiàn)實主義的力量具體表現(xiàn)出來的，卻是農民只得聯(lián)合他們所憎恨的高利貸者去跟大莊園斗爭。農民為了獲得一小塊土地、為了獲得自己的一小塊地產而對封建剝削殘余進行的斗爭，必然要使他們成為他們所依賴的高利貸資本家的同伙。行將就木的貴族莊園的悲劇，變成了農民的小塊土地的悲劇；農民從封建剝削下取得解放這件事，由于資本主義剝削的出現(xiàn)，悲慘地化成了泡影?！薄稗r民就像這樣處在兩面夾攻之中。”盧卡奇通過評論巴爾扎克《農民》，看到了農民在新的經濟關系中必然成為犧牲品、無法阻擋其發(fā)展的趨勢，同時在描繪了這一切的作者身上看到，“他在這部小說里實際做到的，恰恰和他準備要做的相反”，這一主觀意圖和客觀實踐之間的矛盾，也即政治思想家巴爾扎克與《人間喜劇》作者巴爾扎克之間的矛盾，“構成了巴爾扎克的歷史偉大性”。恩格斯同時指出：“他的偉大之處是對于上流社會的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挽歌！”22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專家黃宗智《我是如何思考中國小農的》這篇小文，在提到他1980年代撰寫的兩部著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與《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時的一些自我反思，可以作為另一個參考。黃先生提到，長期以來，他在感情和理智上一直經受雙重文化的拉鋸和斗爭。父親是1911辛亥年庚子賠款的留學生、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深深認同自由主義思想和傳統(tǒng)。而他的母親則是來自無錫農村耕讀世家的閨秀，不懂英文（但寫得一手好字）。自己因此是真正意義的“雙重文化人”。所以，通過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層矛盾，認識到自己最需要做的，是通過扎實的研究來解答、解決心中的矛盾和疑惑。
《華北》一書突出“貧農經濟”和貧農社區(qū)的形成過程。土地貧瘠和人地壓力是當時最為現(xiàn)實的兩個基本因素。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民國時期軍閥混戰(zhàn)、日本軍國主義的蹂躪，促使之前華北地區(qū)眾多以中農為主的農村緊密社區(qū)走向解體。在生產關系方面，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都在遞增，并且不再帶有原有的親鄰間的道義約束和禮儀；部分具有穩(wěn)定和緊密人際關系的社區(qū)越來越多地成為松散的、沒有人情可言的村莊；由社區(qū)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來承擔領導責任的傳統(tǒng)逐步衰落，到戰(zhàn)亂時期越來越多地由“惡霸”型流氓或逐利型小人來充當村長，魚肉村民；越來越多的中農淪為自家土地不足，必須依賴打短工來維持生計的“貧農”；同時，國家的臨時攤派日益繁重和苛刻。無論在“階級關系”上，還是村民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上，矛盾都比較突出。這是一個相對其他地區(qū)更可能響應中國革命號召的地區(qū)。
《長江》旨在說明，長江三角洲不一樣。這里土地相對肥沃高產，生態(tài)穩(wěn)定，生活相對富裕。佃農所占比例雖然要比華北高好幾倍，但村民擁有長期穩(wěn)定租種的土地的“田面權”，擁有“田底權”的地主則主要居住在城鎮(zhèn)。城鎮(zhèn)中“田底”交易雖然頻繁，但并不影響農村“田面”的穩(wěn)定耕作。由于土地總產較高，“田面”地租相對顯得并不十分苛刻，“階級矛盾”并不顯著，租種“田面”的小農比較像華北的自耕中農。23
兩本書將“華北”和“長江”兩個地區(qū)農村經濟相比較，拉出了本文需要的一個參照性視角。這就是，雖然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農村，跟幾十年前相比，已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狀況不能同日而語。不過，某些“原在”的東西，恐怕也沒有完全逝去。跟華北地理相接的陜西，農村農民在這方面的實際情況可能更糟。路遙小說所極力塑造的高加林、孫少平等底層農民形象，在社會結構重組、經濟利益配置，發(fā)生了更有利于城市、而不利于當時農村的格局之中，正是要從農村逃出去、但又不知自己最終結局的文學人物。這一從“小人物”看“大格局”的歷史視野，亦被陜西當?shù)氐呐u家們看到。早在1993年，資深編輯兼批評家李小巴就提出應注意路遙和他作品的總體氣質：“好多評論文章只看到路遙是‘農民的兒子’這一點，而忽略了另外的卻是很重要的一點，即路遙始終在努力擺脫‘農民兒子’帶給他的局限性、狹隘性。他總是努力‘脫出殼來’回首觀察自己熟悉的農村社會生活。他總是努力把分析社會生活的立足點提到能夠全景式俯瞰的高度。這給他的作品提供了較大的構架，也使他的作品有一種逼人的氣勢?！睘榇怂麖娬{，路遙“對文學表現(xiàn)出的美很注重，也有自己的個性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在格調上表現(xiàn)出高尚的莊重感”24。王愚也看到，憑借路遙對陜西“封閉環(huán)境”歷史短板的深刻認識，他給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個農民“進城”的分析視角。因此他把這種“不甘心”寄寓到高加林、孫少平等農村知識青年的身上，他們“展現(xiàn)了轉折時期城鄉(xiāng)交叉的社會矛盾，揭示了重疊復雜的人生糾葛，把新一代農村知識青年（也不僅僅是農村青年）的思索、追求、理想、奮爭以及他們‘先天不足’的弱點和‘后天失調’的缺陷一一披露出來，顯示了當代青年崎嶇不平而又充滿生氣的人生道路”，這是作品和人物“引起了相當廣泛的影響”的根本原因。25而在并非陜籍、但因原籍甘肅跟此地接壤、因此對“西北農民”在封閉環(huán)境中的困苦有深切體驗的批評家雷達，則認為《平凡的世界》雖不及巴爾扎克《農民》所達到的“歷史偉大性”，以及黃宗智這種田野調查的具體細致，但它“具有史的骨架、詩的品格，它的內心涌動著深沉的激情，這是它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來源”，從這里，可以看到作家塑造的人物拼命要掙脫“西北落后性”這種歷史性“宿命”的堅韌努力。孫少平最令人激動之處，就是對“環(huán)境”“出身”“命運”所安排給他的糟踐人生說“不”，“他的故事，是一個‘關于新人的故事’，他在今天農村現(xiàn)實里，也許剛剛誕生，為數(shù)甚少，是有如普列漢諾夫常說的‘拉赫美托夫氣質的人’”26。
在中國，僅僅從文學史的角度看，至今沒有一個以一省“地方文學史”來反抗全國的“當代文學史”成功的例子。然而在如此狹小的范圍內，以一省有關路遙的“文學史研究”，來校正、反思全國“文學史研究”認識上的缺陷點，卻不能說它沒有成功。這是因為，盧卡奇和黃宗智從他們自己角度提出的問題，就在路遙作品中深層次地存在著，同樣也在對路遙閱讀接受過程中存在著，否則它不會在幾十年的光陰中這么反反復復、起起伏伏，并以如此尖銳的方式一回回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對于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而言，“農村農民問題”并沒有成為“過去”，相反，它夾纏著現(xiàn)代化列車的巨輪之間，令其進一步又退兩步，它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困惑和歷史幽靈，也存放在我們每個人心靈世界的深處，須臾都沒有散去。《平凡的世界》里，在田曉霞死后，孫少平精神上也從死亡中回到現(xiàn)世之中，他告訴讀者：“生活總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間又是如此短促。”而且他相信，曉霞假如地下有靈，一定會這樣囑咐他：“既然活著，就應該好好地活?！庇谑?，他返回了大牙灣，“當孫少平從宿舍走向隊區(qū)辦公樓準備下井的時候，一路上望著礦區(qū)閃爍的燈火，望著滿天繁密的星斗，猛然感到了一種突發(fā)的激動，以致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來了”。在某種程度上，孫少平的“心靈史”，實際也是在不斷與現(xiàn)代化列車巨輪糾纏、搏斗然而奮然前行的“農村農民問題”的一部“心靈史”。陜西學者不以路遙被當代文學史遺忘而頑強堅持的“本地文學史”，是“周秦故地”人的性格（也即“秦人”）的寫照，也是對本地“農村農民問題”的寫照，這是他們理解路遙和閱讀接受路遙的唯一方式，雖然這種研究在全國意義上的當代文學史研究水準上，并不能屬于最高。
顯然，僅憑一省之力是無法反抗全國的“當代文學史”結論的，不過，它挾持的“路遙問題”之重，則是能夠構成反抗性的、甚至否定性的實力。因為路遙的閱讀接受，已遠超出當代文學史對路遙價值的最初評估，27實際上，現(xiàn)實主義文學價值的認定、闡發(fā)，離不開“社會史”這一巨大的歷史實體，盧卡奇、黃宗智的言論已經昭然若揭。也可以說，全國“當代文學史”撰寫者目前只能從“純文學”的范圍，從事路遙閱讀接受的工作；而大眾讀者所進行的，是一種脫離“文學史”的個人自述，可以說是一種非文學性的閱讀接受；而陜西本地學者，盡管還沒有能力重提“社會史”，然而，通過他們對路遙“傳記材料”的大量掘發(fā)，則無意識地在向這一個方面默默推進。
然而，“社會史”究竟能否完成對一個作家的“文學史重塑”？也還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路遙閱讀接受的起伏，固然印照著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進程的坎坎坷坷，社會重組引起的未能平息下來的震蕩性，但是更明確的指出的，卻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在當代文學史敘述中不斷下滑的命運。這里面，交織著的文學史家與讀者、社會史家與研究者、大眾命運與純文學等來自不同方面的對話性，至今都是眾聲喧嘩、莫衷一是的。
注釋：
①《文匯報》為什么會先全國一步，率先發(fā)出熱評這位剛露頭的青年作家的一批評論，可能跟《人生》初刊于《收獲》1982年第6期有關。但評論還要早于作品問世兩個月發(fā)表，則也許是由于這家文學雜志提前所做的安排。詳細材料待考。
②以上11篇評論，發(fā)在《文匯報》3篇，《人民日報》2篇，《當代作家評論》4篇，其余，《上海文學》和《青年文學》各1篇。對當時的作家來說，這可都是“一線媒體”。
③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頁。
④梁永安：《可喜的農村新人——也談高加林》，《文匯報》1982年10月7日。
⑤雷達：《簡論高加林的悲劇》，《青年文學》1983年第2期。
⑥李劼：《高加林論》，《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1期。
⑦王愚：《在交叉地帶耕耘》，《當代作家評論》1984年第2期。因為王愚和李星等當?shù)嘏u家，比較了解路遙的歷史真實境遇，和他在新舊交替時期充滿矛盾和掙扎的心路歷程，因此在評價中，不唯“個人奮斗”歷史意識的是非為是非，能有自己獨特的決斷，但這種獨特性，并未受到人們特別的注意。
⑧李星：《深沉宏大的藝術世界》，《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3期。
⑨11趙勇：《在大眾陣營與“精英集團”之間——路遙“經典化”的外部考察》，《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
⑩[法]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于沛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61頁。
12應該指出，路遙在創(chuàng)作這部杰出的多卷本的當代小說的時候，并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他對農村知識青年的深切同情，對他們奮斗向上精神的謳歌贊美，是其完成這部作品的最大動力。路遙生前，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作品，會在更長的社會時段里，產生這么深遠持續(xù)的反響。在研究“路遙現(xiàn)象”時，應當理性地看到這一點。
13黃平：《從“勞動者”到“勞動力——‘勵志性’讀法、改革文學與〈平凡的世界〉”》，《文藝爭鳴》2010年第3期。
14以上路遙作品讀者的文章，均引自李建軍編《路遙十五年祭》一書，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66頁。
15李建軍編《路遙十五年祭?代序》，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近年來，李建軍對路遙進行了具有歷史深度的研究，有一系列值得關注的研究成果。作者雖是陜西籍，但因不在本省工作，故在本文中未予討論。
16楊慶祥：《妥協(xié)的結局和解放的難度——重讀〈人生〉》，《南方文壇》2011年第2期。
17王剛：《路遙年譜》，北京時代文化書局2016年版，第199、200頁。
18邰科祥：《路遙家人回憶錄》（一）（二），未刊作。
19梁向陽：《路遙傳?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
20何西來：《路遙紀念集?序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21拙作《寫在陜北》一文，試圖對此有所探討：“‘陜北’不僅是路遙的故鄉(xiāng)，也是他寫作幾部重要代表作的地方。這很容易令人想到陜西作家創(chuàng)作的‘封閉性’問題。陜西省南有巴山蜀水阻隔，東有函谷關（潼關）屏障，北為陜北高原，歷來是易守難攻的省份。在冷兵器的古代社會，這是最易建立國都之地。以現(xiàn)代社會眼光來看，則造就了它本身封閉保守的地域文化性格?！薄盀槭裁搓兾髯骷也魂P注全國性文學話題，在思潮流派性的文學作品中，很少能見過他們的身影？”對這個問題，郜元寶也持類似的看法：“和具有群體認同的‘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相比，賈平凹的時代意識并不明顯。他加入‘新時期文學’的合唱，主要不是依靠‘右派作家’或‘知青作家’的可以迅速社會化、合法化的集體記憶和思考，而是與生俱來的鄉(xiāng)村知識分子難以歸類的原始情思，以及西北落后閉塞的農村格調特異的風俗畫卷?！眳⒁姟段乃囇芯俊?018年第7期。
22[匈]盧卡奇：《農民》，《盧卡奇文學論文集》，黃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169、171、163頁。
23該文見《文化縱橫》2022年10月刊。
24李小巴：《留在我記憶中的》，《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頁。
25王愚：《在交叉地帶耕耘》，《當代作家評論》1984年第2期。
26雷達：《詩與史的恢宏畫卷——論〈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
27從目前幾本有影響的當代文學史教材來看，其對路遙小說的認識，仍停留在高加林這種“農村個人主義”，或說1980年代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理念的基礎之上，而不能含括高加林和孫少平形象所夾持的當代“社會史”；幾本教材作者對這一社會史的認識是單薄的，也許沒有什么建設性，這必然遮蔽了它們進一步完成關于這位作家的“重評”工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