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本文基于史料，通過對學科的完整構成與發(fā)展歷程的回顧，對學科理論批評導向的反思，對學科資料的積累、清理與編纂和學術團體建構對學科建設的貢獻，以及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進展和成果等方面，對我國當代文學學科七十多年作了多視角的論述。并提出對學科進一步完善的希冀和展望，指出在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中華民族迎來偉大復興和建設人類共同體的美好未來的歷史前景，我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研究也必將迎來新的高潮，學科建設必須為攀上新的高地做充分的準備和努力。

關鍵詞：當代文學學科 理論導向 資料積累 文學史建構

一

一個學科的建立，必須有獨特公認的研究對象，有本身必要的知識構成、資料積累與相近學科的有關知識背景和理論的支持，還得有宏大的孜孜以求的研究隊伍。

我國當代文學學科的雛形雖肇始于1950年代末，它的走向成熟，卻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逐步形成的。之前，在學校教學中，它附屬于現代文學學科。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的文學作為當代文學，以區(qū)別于1919年至1949年的現代文學，文學史家的這種劃分，借鑒于歷史學家關于歷史分期的某些標準，在學界自然有個約定俗成的歷史過程。當代文學學科的內涵包括研究當代作家作品、當代文學現象、流派、運動、思潮和文學發(fā)展歷程，既涵蓋文學評論，也涵蓋文學史建構。而相關的文學作品、文學理論、歷史知識，特別是我國古代到現代的文學史知識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則是當代文學學科構建過程的必要知識支撐和理論導向。

關于當代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曾有兩種意見，大多數學者贊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文學為研究對象；也有學者主張以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的人民革命根據地文學為當代文學的起點，理由是新中國建立后的文學，其基本題材、主題、形式和風格均肇始于延安時期，創(chuàng)作模式一脈相承。

無疑，我國當代文學是“五四”以來現代新文學的繼承和發(fā)展。它繼承了現代新文學的許多積極傳統(tǒng)，如以白話取代傳統(tǒng)的文言，使之成為文學發(fā)展的主要語言媒介，并且大量借鑒世界其他國家文學的取材視角、表現方法和技巧；在此基礎上使我國文學的題材、主題、形式和風格空前多樣化，更廣泛地表現現實生活，表現人們復雜而豐富的思想情感、行為性格，特別是表現平民和走向平民，致力于文學形式、風格的民族化和大眾化等。但當代文學畢竟產生和發(fā)展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時代，表現革命歷史斗爭、歌頌社會主義建設成為其題材、主題的主旋律，廣泛描寫工農兵等人民群眾、特別是英雄人物的形象，構成當代文學人物畫廊的主體，而形式、風格的民族化大眾化更成為眾多作家的自覺追求?！叭嗣駥憽焙汀盀槿嗣瘛毕嗟靡嬲茫餍膳c多樣化的共存互補，成為我國當代文學發(fā)展的突出歷史特征。因而，它確實又區(qū)別于現代文學。盡管它與此前的人民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qū)的文學有直接的淵源，但前者畢竟限于民主革命時期的時代和地域特色。而文學的分期，還必須考慮到文學的歷史土壤的整體變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劃時代的因素。

在我國歷史上，當代文學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即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建設的歷史時期。由于社會現實天翻地覆，文學的思想內容必然呈現相應的深刻歷史烙印。而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中西文化的大規(guī)模撞擊，西方現代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想的涌入，也不能不給當代文學帶來積極與消極的影響。在這時期，我國作家所表現的文學創(chuàng)造性在不同的具體歷史階段，也有不同的特色。而文學規(guī)模的大發(fā)展，作家作品的空前增多，總體上進入人民文學的新時代，更是我國當代文學超越以往文學的劃時代的突出標志。這一切都為當代文學學科的研究帶來新的特點與難點。

二

回顧當代文學學科的形成與發(fā)展，自然應該注意其不同歷史時段文學創(chuàng)作和學者研究的特色。從實際情況看，大體可以分為如下的幾個歷史時段：

（一）當代文學學科的雛形期（1949—1966），也即共和國初期的十七年。彼時，當代文學迎來共和國初立，經歷朝鮮戰(zhàn)爭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在時代坎坷中文學創(chuàng)作走向初步繁榮。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包括兒童文學、科幻文學創(chuàng)作都有相當的發(fā)展，當代文學研究雖也產生部分專題著作，其主要成果則為當代文學評論。由于那時曾不斷掀起對特定思想傾向和作家作品的批判運動，如對“小資產階級傾向”、對電影《武訓傳》、對“《紅樓夢》研究”及胡適唯心論、對胡風文藝思想、對所謂“右派文藝思想”以及對所謂“修正主義”及人性、人道主義思想的批判，等等。因此，當代文學研究，也無不受其影響，產生一定的偏向。“文革”前夕對《海瑞罷官》等作品的批判，以及林彪委托江青等制定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對1930年代以來許多作品和作家的全面否定，更使當代文學的正常研究很難以進行。盡管如此，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文學評論家對于系列“紅色經典”作品和眾多優(yōu)秀之作的肯定，至今看來還大多經得起歷史的檢驗。1950年代末出現的編寫當代文學史的嘗試也十分可貴。如1959年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和出版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對其時文學做了簡介性的評述；還有山東大學、華中師范學院分別編寫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史稿》，雖屬對若干影響較大的作家作品評論的匯集，畢竟也屬于史著的嘗試。那個時段畢竟較短，當代文學學科尚難以確立，只現雛形，在高校教學中或附屬于現代文學，或全然闕如。

（二）當代文學研究的停頓期（1966—1976）。十年動亂，由于學校停課鬧“革命”，各文學報刊、出版社、研究機構先是被停，后期雖有局部恢復，但文學研究基本停擺。姚文元之流的極左評論無科學性可言。流毒所致，使當時罕有的文學研究無不受其影響。如遼寧大學曾出版《文藝思潮三十年》一書，也不免帶有當時左傾思潮的烙印。1970年代初，文學報刊與出版社的業(yè)務有所恢復，為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資料積累，然而科學院和高校研究機構還處于停頓狀態(tài)，嚴格地說，直到1976年，尚無比較扎實的著作可以撐起當代文學學科。

（三）當代文學學科的全面創(chuàng)建期（1979—2000），也即國家進入改革開放的前期。其時在理論上倡導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文學創(chuàng)作先是歡呼粉碎“四人幫”的勝利，接著出現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知青文學、新寫實文學、新女性文學等現象，還萌生了朦朧詩、意識流小說、探索性戲劇。大批文學評論家在批判“左傾”危害的同時，滿懷熱情為新的文學現象鳴鑼開道。當時高等院?；謴驼猩?，迫切需要教材。相關研究機構也相繼恢復。而當代文學的發(fā)展已近三十年。如何評價此段文學，必須在課堂有所交代。一些高校也開始從現代文學教研室和寫作教研室分流出一部分教師，組建當代文學教研室。除獨立編寫教材外，還開始跨校聯合，串聯多所學校的教師力量，集體編寫當代文學史的著作。北京大學當代文學教研室集體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觀》和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教師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3卷），是當時教研室編寫的代表著作。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郭志剛牽頭的十院校教師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師陸士清牽頭、二十三所院校教師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3卷），就屬多校教師聯合編寫的成果。而中國社科院在原當代文學組的基礎上成立當代文學研究室，中國文聯和作家協(xié)會系統(tǒng)先后也成立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方面的研究部，各文學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人員，同樣奮身參與當代文學的理論批評。以故，當代文學學科在評論發(fā)展、資料整理、文學史著作等方面都迅速出現新的局面。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由馮牧等主編的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家叢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選編了當代二十多位著名理論批評家的評論作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學者評論家叢書》、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評論家叢書》、陜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紀文叢》等當代文學評論選著相繼問世，陸續(xù)展現其時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家的實績。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支持的、由該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與復旦大學、杭州大學、蘇州大學等數十所高校老師編輯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8卷）陸續(xù)問世。還有中國社科院學者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以及高占祥、李準主編的《新時期文學藝術成就總論》等帶有階段文學史性質的著作出版，另有劉魁立主編的二十多種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史著陸續(xù)問世，有些文本也涉及當代文學，更有其他學者編著的各種當代文學史著也紛紛出版。僅從文學評論、文學史研究和文學資料積累三個方面，以斐然可觀的學術成果，標志著當代文學學科的確立和顯著發(fā)展。

（四）當代文學學科的拓展期（2001—2022）。這一時段，文學創(chuàng)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完善的條件下，走向新的繁榮，也涌現新的問題。學術界先是在科學發(fā)展觀的引導下，因國家實施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建設工程，學術體系的新建構被更加重視。黨的十八大之后，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有關文藝論述的指引下，十分重視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并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精神，糾正文學發(fā)展中的新的偏差，促進文學創(chuàng)作健康發(fā)展。在這二十年中，當代文學研究也涌現新的風貌：新世紀文學、包括新崛起的網絡文學，成為文學評論的熱點，宏觀與微觀評論都有發(fā)展，批評視角和方法更見多元。文學史研究方面尤涌現許多具有新意之作。世紀之交即有些學者提出重寫文學史的主張。個人撰寫當代文學史之風逐漸結出引人注目的成果。繼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后，新世紀陸續(xù)涌現了陳思和、陳曉明、程光煒和孟繁華等分別編寫的當代文學史新著，還有申金漢主編、集體撰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等。比之首批的文學史只寫到共和國前三十年文學，新一輪出版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內容則延伸到1990年代。謝冕的專著《論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嚴家炎和孔范今、張毓茂分別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朱棟霖主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在觀點與寫法上各有自己的特點，因其打通現代與當代，對百年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做了新的考察而新人耳目。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推出的《中國文學通史》（12卷）的當代文學史部分（共3卷）也在集體努力下，不僅涵蓋全國各民族、各地區(qū)（包括港澳臺地區(qū)）的文學，還涵蓋詩歌、小說、散文、戲劇、電影、報告文學、傳記文學、兒童文學、科幻文學等各類體裁的作家作品的評介，其全面性和論述作家作品之多都為以往的當代文學史著所未見。同時，當代小說史、詩歌史、戲劇史、網絡文學史和地區(qū)文學史都涌現了新作，中南大學歐陽友權團隊對網絡文學所作的系統(tǒng)研究，尤令人矚目。更有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和地區(qū)性文學史等相繼出版，從各個方面和視角豐富了當代文學史的研究。

2009年新中國建立60周年之際，作家出版社不僅推出新中國建立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各方面的優(yōu)秀作品集，還出版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書系》，其中包括謝冕、何西來、何鎮(zhèn)邦、雷達、李炳銀、孟繁華、白燁、陳曉明、閻晶明、李敬澤、吳義勤、謝有順等仍然活躍于文壇的評論家的評論集，展示了新世紀文學評論的實績。其他評論家如陳思和、郜元寶、洪治綱、王堯、孫紹振、劉登翰等，以及許多新銳評論家也紛紛出版了新的個人評論集。盡管文學評論仍然趕不上創(chuàng)作的迅速發(fā)展，而評論的多樣化和評論家開始介入網絡文學，卻屬可喜的現象。大批新的評論家茁壯成長，特別是大量具有博士、博士后學歷的青年學者加入當代文學研究隊伍，從文化人類學到文藝心理學，從傳統(tǒng)批評到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多種視角和方法的評論，都新作不絕，促進了當代文學學科的拓展。

在當代文學學科形成的過程中，對前27年和改革開放后的文學的評價曾產生差異。由于兩個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價值取向以及思想與藝術標準的差異，學者中既有貶低十七年文學、否定十年“文革”文學而全面肯定新時期文學的，也有肯定十七年文學而對新時期文學取負面評價的，后來也有對“文革”時段的文學不一概否定，如對某些“樣板戲”和未受左傾思潮影響的作品取適當肯定的。重寫文學史的浪潮曾反映了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分歧。但之后，大多史著皆取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既不以新時期文學的眼光去否定以往的文學，也不以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思想和藝術取向來否定改革開放以后的文學。而趨向論述不同時段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色、表現形式和風格產生的原因，對不同時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均做出比較客觀的評價，體現出當代文學學科的發(fā)展越加實事求是的走勢。

三

反思上述不同時段當代文學學科的發(fā)展，我們首先當然應當看到，其建設離不開正確理論的導向，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及其中國化時代化分不開。而它的缺失，也與歷史過程中偏離馬克思主義的左傾和右傾錯誤思潮相關。

“五四”時代先是西方人文主義思潮風行，“人的文學”被大加提倡。而馬克思主義在俄羅斯“十月革命”后才大舉傳入我國，并在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倡導下，日益影響到文學。與“五四”后的現代文學不同，人民共和國成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迅速成為當代文學及其研究的主流思想導向，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更長期成為我國文藝工作者的前進指南。之后，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思想、胡錦濤的科學發(fā)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于文藝問題的系列論述，對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發(fā)展，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與文藝實踐相結合，深刻地揭示了文藝的本質和多層次、多側面的規(guī)律，涉及文學的人民性、現實性、審美性，涵蓋文學的本質論、創(chuàng)作論、批評論、發(fā)展論、生態(tài)論，而在結合中國文藝實踐和吸納中外新的科學成就的過程中，走向中國化時代化。雖然我國在具體實踐中曾出現過或左或右的偏差，以及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點的繼續(xù)存在，引起文藝理論問題的多方面激烈的爭論，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真理性及其對當代文學研究產生主導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我國當代文學七十多年的發(fā)展中，茅盾、周揚、馮雪峰、邵荃麟、林默涵、張光年、何其芳、蔡儀、陳荒煤、馮牧、陳涌、秦兆陽、葉以群等老一輩我國文藝理論家，盡管程度不同地受到當年左傾思潮的影響，但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肯定當代文學優(yōu)秀作家和作品方面都作出了過不懈的努力。他們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大多仍健在，并在理論上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事求是作出貢獻。1980年代新崛起的文藝理論家如錢中文、陸貴山、童慶炳、胡經之、

杜書瀛、董學文、朱立元、王元驤、曾繁仁、李衍柱、南帆、姚文放等也勇于對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做新的探索，并以自己的著作影響了當代文學研究的發(fā)展?？傮w而論，除了動亂十年中“四人幫”一伙的“極左”理論觀點曾給當代文學產生很大危害外，后四十多年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fā)展對我國當代文學沿著健康軌道前行，無疑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間，圍繞傷痕文學、藝術思維、人性與人道主義、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文學主體性、新人文精神、古典文論的現代化諸問題產生過熱烈的討論，應該說，塵埃落定后，對促進當代文學研究都產生了良性的影響。而習近平有關文藝問題的論述，更成為我國文藝攀登高峰的指路明燈。事實表明，離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正確軌道，總使我國當代文學及其研究走向歧途，產生迷誤。

四

當代文學評論的蓬勃發(fā)展，構成當代文學學科的一大特色。文學評論向來是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作家與讀者的橋梁，文學評論不獨為讀者闡述和評論作家的作品，也向作家反饋讀者的反響。它既要獨具慧眼地反映作家的創(chuàng)作成就，又體現時代的某種文學理論觀點和批評標準。宏觀的文學評論還要對創(chuàng)作流派、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文學運動作出具有歷史眼光的評價與分析，或對某時段全國性的文學現象作出概括與檢討。因而文學評論不但構成當代文學學科發(fā)展的重要成果，它必然成為文學史研究積累重要的參照，也為文學理論的發(fā)展提供思考的啟示。我國當代文學評論同樣起著上述的重要作用。

毋庸諱言，在當代我國文學七十年的發(fā)展中，文學評論不獨受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主導，也受到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中的“左”、右傾向的影響，還受到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沖擊和干擾。當代文學評論中出現的種種偏差，如歷次掀起的帶有“左”傾偏向的批判運動，或曲解否定《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來自右傾理論觀點的挑戰(zhàn)，往往都與受到錯誤的文藝理論觀點的影響相關。從總體上說，七十年間當代文學評論也在坎坷中前行，不同時期并不平衡。但成績還是主要的。違背“實事求是”原則的錯誤傾向以及姚文元之流所代表的“棍子式”評論被淘汰，自屬歷史的必然。

七十年間對當代文學評論做出貢獻的既有上述老一代理論批評家，也有1950年代后產生影響的朱寨、李希凡、藍翎、閆綱、嚴家炎、陳丹晨、謝冕、楊匡漢、劉錫誠、顧驤、繆俊杰、蔡葵、張韌、韓瑞亭、思忖、范詠戈等，更有1980年代后成長的白燁、楊匡漢、陳思和、丁帆、賀紹俊、包明德、孟繁華、陳曉明、曾鎮(zhèn)南、朱向前、張陵、李潔非、樊發(fā)稼、於可訓、王堯、王彬彬、李敬澤、吳義勤、何向陽、吳俊、汪政、張志忠、張學昕、張清華、南帆、施戰(zhàn)軍、郜元寶、洪治綱、李建軍、黃發(fā)有、賀仲明、閻晶明、梁鴻鷹、謝有順、王兆勝、李炳銀、陳美蘭、王菲、張新穎、賀桂梅、韓春燕、董之林等。新起的評論家更舉不勝舉。他們在評壇皆產生各自的影響。

七十年來由于眾多評論家和學者的努力，一大批對作家、作品的專題研究著作獲得出版，包括作家論、作品論和作家評傳。如曉雪的《生活的牧歌——論艾青的創(chuàng)作》，葉子銘的《茅盾的創(chuàng)作道路》，董健的《田漢傳》，陳丹晨的《巴金傳》，周良沛和李向東，王增如等的多本《丁玲傳》，曾鎮(zhèn)南的《王蒙論》，楊匡漢，楊匡滿的《戰(zhàn)士與詩人郭小川》和《艾青傳論》，陸耀東的《馮至傳》，凌宇的《沈從文傳》，嚴家炎的《金庸小說論稿》等，總共有數百種之多。

除了作家作品的專題研究外，還有對文學流派、現象和地域文學的研究成果。如關于以周立波為代表的“茶子花”派、關于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關于以孫犁為代表的“白洋淀”派等都有研究著作問世。曹文軒的《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和其他作者的《雪域文化與雪域文學》（馬麗華著）、《山西文學五十年縱橫論》（蔡潤田主編）等便堪稱文學現象和地域文學研究的著作。此外，吳義勤的《中國當代新潮小說論》、雷達的《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癥候分析》、白燁的《文壇新觀察》、陳曉明的《無邊的挑戰(zhàn)——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修訂本）、閻晶明的《獨白與對話》、洪治綱的《困頓中的掙扎——賈平凹論》、趙樹勤的《找尋夏娃——中國當代女性文學透視》等評論集，均從不同的視角，從宏觀與微觀，論述和評價了這時期豐富的文學。為當代文學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福建人民出版社《閩籍學者文叢》（30卷）的出版，更展現了當代重要的閩籍文學評論家的實績。

雖然文學評論家的著作并非沒有缺失，但大多理論批評工作者基本堅持美學的歷史的批評標準，在撥亂反正、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歷史反思中，站在時代潮頭，劈浪前進！在促進文學沿著正確導向發(fā)展方面，功不可沒！為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中，做出自己的貢獻。在歷史反思中，我們不能不看到文學評論上述主導的方面。

五

在當代文學學科的發(fā)展上，文學史的撰寫相當重要。它屬于對文學發(fā)展的宏觀研究著作。雖然各家編寫的文學史書籍詳略不一，各有優(yōu)缺點，但畢竟是文學發(fā)展史實的論述，也是對作家作品歷史貢獻評價和有關知識的系統(tǒng)展示，是讀者了解文學發(fā)展歷程不可或缺的著作。如上所述，當代文學學科發(fā)展的成熟，與大批當代文學史著作的涌現有著密切的關系。

七十多年來，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呈現由簡到繁，由淺到深，并有集體編寫與個人編寫、小分隊作戰(zhàn)與大隊伍協(xié)作的不同方式，其內容涵蓋也從短時段進到長時段，從主要文學體裁到擴及所有文學體裁的論述，并擴展到各少數民族和港澳臺地區(qū)，有著研究范圍不斷擴大和深入的過程。

前文說到，這方面最初的著作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于1959年出版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它堪稱簡史的代表，十多人參加編寫。而稍后山東大學、華中師大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史稿》也屬集體撰寫，它篇幅大增，所寫時段仍為十年左右。而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華中師范學院改為華中師大，其當代文學史的撰寫班子則出版了3卷本和2卷本的史著，均為王慶生主編，后者被國家教育部定為教材，內容則擴及三十多年的文學。彼時北京大學當代文學教研室集體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師范大學聯合十一院校老師共同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和復旦大學串聯二十二所院校教師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3卷），也于1980年前后出版，都是代表團隊集體協(xié)作的成果。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金漢等主編的《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史》還附有《臺灣當代文學概況》和《香港當代文學概況》，內容已有擴展。而盛英等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2卷）中便有一卷撰寫當代女性文學。上述著作也皆有自己學術拓展的意義。

于1990年代末和新世紀，文學史研究界出現重寫文學史的思潮。新一波史著則多屬個人書寫，并多出于高校的課堂講稿，并有新意和個人著作的特色。其中，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首次把中國作家協(xié)會作為新中國文學管理體制所產生的影響列為文學史研究對象。陳思和著《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則把“文革”中未能發(fā)表的作家作品列為“潛在寫作”加以發(fā)掘和介紹，都引人注目。此外，還有程光煒、孟繁華和陳曉明、丁帆等各高校教授的新著。趙樹勤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出版于2015年，其內容更涵蓋了1949—2012年的文學。這些當代文學史因篇幅比較適中，被多所高校作為教材，但多因缺席我國多民族和港澳臺地區(qū)的文學，欠于完整。1990年代追求全面書寫當代文學而見稱的則有《中華文學通史》（10卷），其中的當代文學部分，計3卷150萬字。此作由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人員為主，并得到中國作家協(xié)會創(chuàng)作研究部、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解放軍藝術學院和福建、廣東社科院等單位的支援而集體撰成，堪稱大兵團作戰(zhàn)，于1997年出版。到了新世紀，經過修改補充，此著被列入《中國文學通史》（12卷本），于2011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并被單列于2019年印行，成為第一部涵蓋中國各民族和港澳臺地區(qū)的當代文學史。其內容涉及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報告文學、傳記文學、雜文隨筆以及電影文學、科幻文學、兒童文學等。

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從1980年代到新世紀還出現分文體、分地區(qū)、分民族的史著。如李鴻然著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論》、吳重陽的《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概觀》、趙俊賢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綜史》、特·賽音巴雅爾主編的《中國蒙古族當代文學史》、蔣風著的《中國兒童文學史》以及歐陽友權所著的《網絡文學發(fā)展史》，金燕玉的《中國童話史》等，還產生了當代詩歌史、小說史、散文史、戲劇史的專著。上述著作對填補當代文學史的空缺，均起了可貴的作用。而朱向前主編的《軍旅文學五十年》則是對新中國半個世紀軍事文學成就的全面巡閱和帶有總結性的著作。張炯、楊匡漢分別主編的《共和國文學60年》也為當代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不同的有益的學術參照。大批當代文學史著先后問世，雖然各有長短，皆為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奠定了豐實的基礎。

六

學科建設，資料為先。當代文學研究參考的資料十分廣泛，它包括作家生平、作品創(chuàng)作、流派形成、思潮涌動方面的資料，也包括作品形成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的資料，如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活動對文學產生影響的資料，等等。涉及國家檔案、作家回憶、記者采訪以及文學作品出版、傳播的狀況等資料。它散見于作家自述、報刊文章和書信、日記、采訪記錄等各種文字中。當然文學研究的最重要的資料乃是作家的作品呈現，包括作品創(chuàng)作的過程、出版的日期與不同的版本、多媒體的傳播、作品在國內外產生的反響，等等。這方面大批跨越現當代的作家文集和全集的出版，如《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曹禺全集》《艾青全集》《丁玲全集》《何其芳全集》《郭小川全集》以及賀敬之、王蒙、鐵凝、賈平凹、汪曾祺等大批作家文集，都為研究這些作家的成就提供了可靠的作品根據。謝冕先后主持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叢書》（10卷），《百年中國文學總系》(11卷)，并主編了《中國百年文學經典文庫》（10卷）、《中國新詩總系》等，可謂為文學作品資料的經典化，做了可貴的努力。此外還有多種作品選集的出版，如《新文學大系》的當代諸卷、荒煤、馮牧、李庚主編的《新文藝大系》的文學諸卷、作家出版社邀請名家分別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文學名作文庫》、林非主編的《當代散文大系》，均具各種選家眼光，都為當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當代文藝報刊在資料積累方面起著很大的作用。如《文藝報》《文學報》，還有像《人民文學》《詩刊》《當代》《十月》《收獲》《鐘山》《花城》等諸多文學期刊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文學史料》。它們都為當代文學學科的資料積累做了突出的貢獻。

此外，大量尚未公布的檔案資料和內部刊物也保存有可供當代文學研究的大量資料，如國家檔案館和各級作家協(xié)會的重要會議資料和刊登文學發(fā)展動態(tài)的資料，還有如《人民日報》文藝部、《文藝報》編輯部、文學研究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等編輯的內部資料刊物等。

在資料的系統(tǒng)編輯方面，上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高等院校出資支持編輯、由二十多家出版社承擔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具有重要的意義。該叢書分作家研究專集與作品體裁研究專集兩類，前者收集作家生平傳記（包括自述）、作品出版年表以及有關作品的評論，已出版88卷，所選均為比較有定評的作家。后者已出版《長篇小說研究專集》（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4卷）。尚有《詩歌研究專集》等二十種已編就，因經費不足，未能出版。此套叢書最初由復旦大學唐金海、杭州大學何寅泰、蘇州大學卜仲康等老師發(fā)起，聯合三十三所高校老師分頭編輯，后申請納為中國社科院項目，加入張炯、蔣守謙為常務編委、何火任為編委，歷時十多年與具體編輯文本的高校教師共同努力而先后出版。其后，王堯、吳義勤等繼續(xù)推進此項工作，又出版了若干卷。上述已成規(guī)模的叢書的編撰與出版，為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發(fā)展留下了可貴的生命檔案。

此外，國家新聞出版局的《中國出版年鑒》、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輯的《中國文學年鑒》、白燁的年度《中國文情報告》等，也都為當代文學學科的資料編纂和積累作出了貢獻。從而資料學也構成當代文學學科的重要部分。

七

在建設當代文學學科方面，學術團體的建立，在活躍當代文學研究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視。眾多民間學術團體的建立是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新現象。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和中國新文學學會的先后成立，對當代文學學科的發(fā)展都作出各自不同的貢獻。

1979年4月開始籌備，同年8月成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是當時最早成立的民間學術團體之一。它每隔兩年召開一次全國當代文學研討會。它所屬各種專業(yè)委員會所召開的研討會更多，從而迅速成為全國當代文學研究界相互交流和彼此促進的重要學術平臺。它所召開的1980年的昆明會議、1982年的南京會議、1984年的呼和浩特會議、1986年的蘭州會議，每次都有二三百人參加，皆產生了全國性的重大影響，其后在北京、蘇州、無錫、長沙、武漢、西安等其他城市召開的研討會，也都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其所屬的詩歌委員會、女性文學委員會都召開過多次全國性研討會。為開展學術交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在沒有經費、沒有固定辦公房子、沒有專門工作人員編制的情況下，依靠會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先后創(chuàng)辦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詩探索》季刊、《作品與爭鳴》月刊、《評論選刊》《中國熱點文學》月刊和內部交流刊物《當代文學研究信息與資料》，還開展了中國當代文學優(yōu)秀研究成果獎每兩年評選一次的活動。從而提供和擴大了當代文學研究成果的發(fā)表園地，拓展了這方面的信息交流渠道。其中，《詩探索》季刊和《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內刊迄今已創(chuàng)辦四十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進入新世紀獲得中國作家協(xié)會出資大力支持，先是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合并為月刊，2019年后又獨立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仍為研究會的會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還在1980年代為培養(yǎng)急需的當代文學教師和研究人才，先后開辦了暑期高校當代文學教師培訓班三期，培養(yǎng)學員一千多人；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合作，開辦中國當代文學函授中心，先后培養(yǎng)學員一萬八千人；創(chuàng)辦中國文學函授大學三年，培養(yǎng)學員三萬五千人；與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合作舉辦了當代文學研究生班，培養(yǎng)學員五十多人；與《電影藝術》編輯部合作舉辦了一期百年電影講習班，獲得國家文化部電影資料庫的支持，借調放映了180 部近百年的中外著名電影，培養(yǎng)了高校講授《中國電影史》課程的教師一百多人。上述工作，當時為迅速壯大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研究與教學人才提供了可貴的幫助。

中國新文學學會實際上也以研究當代文學為主。1979年成立以來在當代文學學科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每年均舉行學術研討會，并且分別在大同、泰山兩地舉辦了兩次會員優(yōu)秀論文評獎活動。每次年會都緊密結合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教學實際有針對性地圍繞一兩個中心議題進行討論，促進了中國當代文學教學和文學理論批評的發(fā)展。2012年創(chuàng)辦《新文學評論》季刊，作為學會交流學術論作的平臺。學會會員也在《文藝報》《文學理論和批評》《文學評論》等報刊發(fā)表著作。學會還主編和出版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講》(上、下冊)（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中國當代分類文學史叢書》（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中國當代小說史》《中國當代戲劇文學史》《中國當代散文史》《臺灣當代文學史》等。

此外，還有小說學會、散文學會以及具體作家的研究團體等也都起著促進有關研究開展的作用。

總之，基于廣大會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有關學會都為我國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和發(fā)展做了許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在團結、聯系、組織各方面的當代文學研究人員發(fā)揮潛力上，做出不可替代的各自貢獻。

八

今天，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在新的歷史方位下，無疑更應加強。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導下，我們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未來而努力奮斗。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更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現代化擘畫更加壯麗的藍圖。我國的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必須跟上歷史前進的步伐，正視世界的大變局，牢記自己的大目標，為登攀文藝高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做出新的努力。

當前，理應高舉黨的二十大的旗幟，在歷史新的變局中，不迷失方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論述中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繼承我國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反映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澎湃浪潮，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精神，更加重視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精益求精，以崇高的理想、美好的道德堅守和健康的審美創(chuàng)造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于當代文藝的需求，為塑造新的英雄形象、新的審美作品、新的具有真理性的研究著作，作出新的努力。

當代文學學科作為科學，自應守正創(chuàng)新，更加實事求是，更加貼近歷史前進的步伐，堅持美學的歷史的評論標準，為發(fā)揚文藝的正確方向，反對危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不良傾向，求真務實，激濁揚清，重視學術的系統(tǒng)觀念，繼續(xù)深化歷史的反思和吸納各國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相互研討中，為促進當代文學的新的繁榮發(fā)揮自己的功能。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認為，“關于自然界所有過程都處在一種系統(tǒng)聯系中的認識，推動科學從個別部分和整體上到處去證明這種系統(tǒng)聯系”①。當今系統(tǒng)論、控制論、信息論的發(fā)展，證明了經典作家的上述洞見。我國當代文學研究者理應進一步樹立系統(tǒng)觀念，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在古今中外系統(tǒng)的相互聯系和比較的研究中做出極大的努力，從文藝自身的系統(tǒng)結構及其跟歷史環(huán)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中，從當代文學各門類的系統(tǒng)構成要素的深入探析中，去辨別是與非，分清主流與支流，更好地認識當代作家作品的歷史貢獻及其不足。

當代文學學科的最大特點是它的研究對象隨著年代前進而不斷在延伸和擴大，無論是當代文學評論還是文學史研究都如此。總體上，面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處理好研究具體作家作品的微觀評論與研究不同題材、主題、形式、風格的全國性、地區(qū)性、時段性的宏觀評論，開創(chuàng)更多視角、方法的文學探析，對于繁榮文學評論和推進文學史研究都很重要。而重寫文學史，則是這個學科成長的重要特色。共和國七十年已經歷過幾撥文學史的重寫，深化文學史研究，已成為當代文學研究者難以避免的選擇。在廣闊的視角中，把握歷史的主脈，在重視研究題材、主題開拓的廣度和深度的同時，也重視研究形式、風格開拓的藝術創(chuàng)新，從而寫出更加實事求是、更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更有歷史感的卓具新意的當代文學史，無疑應成為更多文學史家努力的重點。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在文藝的新繁榮中，“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fā)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②。這些現象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總書記的批評深刻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當前文藝所存在問題和弊端的意見和憂慮。上述問題的解決，雖然需要綜合治理，我們當代文學研究者，尤應正視上述現象，必須列出系列專題，進一步加強研究、特別是必須充分發(fā)揮文學評論激濁揚清的戰(zhàn)斗作用。

由于科技迅捷發(fā)展，多媒體對于文學的傳播，促進了影視文學和網絡文學的迅捷發(fā)展。人類已進入大數據時代。文學研究掌握數字傳播和檢索已成為現實。如今網絡文學興起，它的題材從幻想走向現實已成時代趨向，作者更加群眾化青春化，傳播更加多態(tài)化和全球化，作品數量及其影響力驚人。據《文藝報》報道，迄今除玄幻、仙俠、修真、武俠、歷史超越等作品外，現實題材的作品藏量已逾130萬部，因而網絡文學更加引起人們的重視，它成為當代文學學科必須研究的重要對象，乃屬歷史的必然。我們必須認識到網絡文學的理論升華和研究、評論的突進，有助于發(fā)揮網絡文學價值引導、精神引領、審美啟迪的作用，從而促進網絡文學創(chuàng)作提升精神高度、文化內涵和審美價值。同時，云空間和互聯網已成為當代文學資料傳播、儲藏和檢索運用的快速手段，為資料的收集、查閱提供了新的方便，在當代文學研究方面，各種網絡資料的快速服務，已不可或缺。而大數據，更為宏觀研究，包括文學史研究提供歷史現象的可靠依據。當然，在第一手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積累方面，仍然需要研究者長持不懈的工作，必須繼續(xù)重視。有關作家生平的資料、作家流派和創(chuàng)作現象與潮流的資料，以及尚未解密的資料、作家原稿和作品版本的資料，都需要我們去發(fā)掘。面對浩如煙海的作家作品，包括網絡文學的作家作品，只有依靠新技術和大數據，才能幫助研究者更好地識別其中的優(yōu)秀者。如今僅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已超過萬人，許多有貢獻的作家都無人研究。據《文藝報》報道，網絡文學的作者更逾三千萬。可喜的是，這方面，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介入，各級作家協(xié)會的研究機構也已重視，但投入力量仍待加強。而有關資料的開掘和積累，從當代文學學科的整體而論，像《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這樣的工作，當后繼有人，應引起有關部門和研究單位的重視以及資金的支持。

迄今當代文學研究的主力仍然在各級社會科學院和作家、戲劇家、電視家、電影家、評論家諸協(xié)會以及各高等院校的有關教研室。但如何充分發(fā)揮民間學術團體的作用，仍然需要重視。四十年來像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新文學學會和小說、散文學會等學術團體在團結、聯絡、組織各科研機構和出版社、文學雜志社方面的作用無疑應當得到堅持和拓展，有關主管部門也應在財力方面給予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使之在當代文學學科發(fā)展上發(fā)揮更大的作用，開展更多的工作，并把作為重要學術交流平臺的全國性研討會和有關刊物辦得更好。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院、高等學校的項目基金也應對當代文學學科的研究項目給予更多的關注。如今越來越多高學歷的年輕研究者加入當代文學評論和文學史研究，相信他們一定會對學科的新發(fā)展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貢獻。

注釋：

①[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頁。

②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社2015年10月15日。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