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文學研究發(fā)展報告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蔽膶W總是同一個時代的精神脈動、社會氛圍息息相通。2022年，是全國人民喜迎二十大、砥礪新征程的一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2022年的文學研究，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用更宏大的歷史觀、更包容的文明觀、更開放的學科觀，研究中國問題、時代問題，積極構建中國特色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其主體意識、文化自覺和中國特色愈發(fā)鮮明。人民文藝引領學術主潮，傳統(tǒng)文化厚植文化自信，文明互鑒深化思想境界，基礎研究筑牢學科之根，方法創(chuàng)新拓寬研究視界，成為文學研究的鮮明特征。
人民文藝引領學術主潮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fā)展的動力所在”。人民文藝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價值旨歸，人民文藝也成為文學研究的中心話語。圍繞著人民文藝，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新時代文藝、延安《講話》成為三個關鍵詞，分別從理論、實踐和歷史三個維度展開對人民文藝的新詮釋。
（一）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
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就是一部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的歷史。推進和深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是理論批評界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使命。張江認為，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深入人心，文藝理論和批評才能接地氣，有活力；只有提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當代中國文藝現象、文藝現場的闡釋能力，才能彰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導力量。黨圣元認為，深化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研究，一要在“為何”和“何為”的體用兩個維度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思想；二要突出通經致用、明體達用，建立起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的新的闡釋原則；三要以豐富多樣的學術研究實踐回答時代之問，使文藝理論批評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體系之中。宋偉提出，應從“范式革命”的視域出發(fā)，重申馬克思哲學“革命性轉變”的真正內涵，彰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當代性、現實性和實踐性。段吉方認為，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要著眼于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創(chuàng)新與自主構建。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之路，也是促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當代化的重要條件。譚好哲認為，在理論演進的層面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傳統(tǒng)文藝相結合是以“民族形式”的追求為起點的。王杰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的藝術創(chuàng)新是中國審美現代性的重要理論特征。泓峻考察了傳統(tǒng)觀念介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建構的具體方式。
（二）新時代文藝
新時代新征程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歷史方位。鐵凝認為，如何展現時代精神的高度，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是新時代文學面臨的根本命題。李云雷從主題之新、意識之新、經驗之新、格局之新闡釋中國文學在新時代的巨大變化與革新，探索新時代文學如何將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轉化為新的故事、新的藝術、新的經典。李遇春認為，新時代文學在人民性、時代性和傳統(tǒng)性上都呈現出了新的理論特質。張跣強調，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是每個作家必須面對的根本性問題，真正的作家必須植根時代而又超越時代、照亮生活。
鄉(xiāng)村文學和工業(yè)題材創(chuàng)作成為文學批評關注焦點。吳義勤認為，無論聚焦新時代農村變化還是挖掘鄉(xiāng)土傳統(tǒng)，現時代鄉(xiāng)土文學不斷豐富內容構成，提升主體厚重感，蘊含豐富的故事資源和思想能量。王堯、張麗軍、張凡聚焦新時代以來的鄉(xiāng)村文學創(chuàng)作，從思想內涵、文化價值、創(chuàng)作風格、敘事特征、美學取向以及存在問題等方面分析當下鄉(xiāng)村文學書寫的新質，在與之前鄉(xiāng)村文學創(chuàng)作的比較中指出其未來發(fā)展路向。白燁、孟繁華、賀紹俊、張學昕強調人民是文學創(chuàng)作表現的主體，也是接受和評判的主體，提倡應著力挖掘新時代工業(yè)題材作品如何書寫人民走進歷史、創(chuàng)造歷史的生動感人歷程。
（三）延安《講話》
2022年，適逢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80周年。趙學勇認為，《講話》確立了“為人民大眾”的文藝方向、人民大眾文化創(chuàng)造的主體地位以及人的解放的價值追求，使中國文藝的發(fā)展獲得了空前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和拓展了《講話》的文化創(chuàng)造精神和文藝的人民性內涵，為新時代中國文藝的文化創(chuàng)造提供了根本遵循。李繼凱認為，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關于文藝工作的三個重要文本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文藝工作的三次非同凡響的論說，標志著革命文藝觀不變的價值內核以及與時代相適應的豐富發(fā)展，彰顯了人民本位文藝觀的繼承性和創(chuàng)新性。賀桂梅從《講話》解決的核心問題出發(fā)，討論人民文藝的原點性問題。姜濤以沙汀作品為例，討論《講話》在國統(tǒng)區(qū)的影響以及現實主義在國統(tǒng)區(qū)的可能路徑。程凱突破文藝論的視角，將《講話》放置在整個中國革命運動的大坐標中研究。魏然討論《講話》作為中國理論與經驗在阿根廷的接受和啟示。
傳統(tǒng)文化厚植文化自信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來源，是中華民族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精神動力。對于如何在繼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上下功夫，增強文化自覺、增進文化認同、彰顯文化自信，文學研究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
（一）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董學文認為，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是打開對傳統(tǒng)文化實現批判、繼承、發(fā)展統(tǒng)一之門的金鑰匙，是對實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途徑給出的新答案。高建平認為，把握好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對傳統(tǒng)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將中華美學精神與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當今美學研究者的重要任務。張晶認為，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的文藝路徑的大框架下，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是指導我國美學理論研究和當下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實踐的重要理論命題。
（二）激活經典闡釋傳統(tǒng)構建當代學術話語
創(chuàng)建中國自己的闡釋學是幾代學者的夙愿，激活中國經典闡釋傳統(tǒng)成為構建當代學術話語的重要途徑。張江提出，中國學術傳統(tǒng)中雖無闡釋學的概念和學科，但有豐富的闡釋學思想和經驗，這是構建當代中國闡釋學的可靠資源和堅實基礎，我們要學習借鑒西方，但不是用西方闡釋學的已有框架來裁剪或規(guī)制中國闡釋學經驗和思想。李紅巖認為，建構中國闡釋學首先需要在與西方的比較中明晰我們民族的語言特色和闡釋特色，以字詞義為對象的訓詁學是古典語文學形式的闡釋學，《春秋》學所定釋經宗旨、原則與方法，具有為古典闡釋學立法之意義。谷鵬飛提出將西方哲學闡釋學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闡釋學各自具有的“創(chuàng)造的詮釋學”內涵作“共現”“分梳”“比堪”“融通”的“對位闡釋”，形成一種以文本的言內之義與言外之義為雙向闡釋路徑，以文本的真理性意義生發(fā)與闡釋者生存意義的獲得為雙向闡釋目標。鄭偉認為，如果說西方人通過“理解”將“闡釋”封閉在此在的生命世界，進而把文本當成了思想的試驗場，則中國人更傾向于通過“闡釋”把“理解”導向社會生活的實踐領域。
（三）探究現當代文學中的傳統(tǒng)文化基因
現當代文學文化中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基因得到細致探究，這在魯迅研究中體現明顯。汪衛(wèi)東、何欣潼突破從現代文學性入手探討魯迅雜文文學價值的常規(guī)，將其放到中國固有的文章傳統(tǒng)中考察，認為魯迅雜文創(chuàng)造性地承續(xù)了千年文章傳統(tǒng)。劉春勇指出魯迅對中國傳統(tǒng)“文章”進行兩種創(chuàng)造性轉化，正因此成為偉大而獨特的文學行動者。孫郁對魯迅戲劇觀念的復雜性進行再解讀，認為魯迅批判舊戲劇的同時，也珍視鄉(xiāng)間藝術，戲劇影響了其藝術審美。譚桂林、黃喬生分別考證魯迅抄習佛經的具體史實，指出魯迅的精神和人格受到幾次佛學修習的影響。
將對現當代文學的討論放置在中華文學史的長時段中進行審視亦是一個趨勢。錢理群總結20世紀中國文學經驗，認為開放、包容、獨創(chuàng)性，“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的結合，堅守思想和藝術的獨立探索是其重要特征。汪衛(wèi)東從源遠流長的中國散文發(fā)展演變的歷史脈絡中尋找中國現代散文理論的血脈和基因，突破了僅在現代文學格局中研究散文的思路。張清華指出，20世紀90年代的長篇小說真正找回了屬于中國人自己的講故事的方法，它們不僅使用了一套古老的講故事的套路，更重要的是使用了中國傳統(tǒng)小說中的時間觀與世界觀。沈慶利重思現代白話小說的起點問題，探討《紅樓夢》等古典小說的現代性特征以及《孽?；ā贰独蠚堄斡洝返鹊拈_端意義。李浴洋討論“整理國故”運動對朱自清“新文學”思想生成的影響。吳俊、樊星、王宏圖、何平等著力開掘了格非等當代作家作品與傳統(tǒng)小說的勾連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識。
文明互鑒深化思想境界
“和羹之美，在于合異?！比祟悮v史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鑒的宏偉畫卷，世界學術也是一部不同思想相互影響滲透的壯麗史詩。以學術研究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以交流互鑒深化學術研究，這是2022年文學研究的一大著力點。
（一）以比較的視野觀照中國文論
建構當代中國文論，需要在中西對照中明晰中國文論的范式和特質，并在時代的發(fā)展中賦予這些特質當代內涵。高楠認為，文學理論中國范式可以概括為理論建構的超越機制與雙域調節(jié)機制，這樣的機制與西方理論范式的非超越的延續(xù)機制具有明顯差異。李建中認為，中國文學濫觴期的《詩經》和“詩言志”，以詩學與經學的兼合在源頭上鑄成中國文學觀念的兼性特征，在世界文學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中國性”。張法從虛實關系的角度重新梳理了中西文論的傳統(tǒng)和新變，指出理解西方文論的基本特點和演進歷程對中國文論重建的特殊意義。曾軍提出，“多元網絡”的外在多樣性、“西學中的中學”和“中學中的西學”的內在多樣性、“西化與化西的雙重變奏”的未完成性以及以“今中”作為學術立場的“古今中西的對話”，構成了“在世界中”的中西對話何以可能的方法論基礎。
（二）以主體的目光打量中外文學
立足于當代中國文論的主體性，我們對西方文論的研究也應當加入文化比較的視野和眼光，促進中西文論的互鑒互融。張隆溪對后理論時代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再探討、陳眾議對中外文學原理的討論、方維規(guī)分析誤譯背后的概念史問題，均視野開闊，論述透辟。王寧認為，在國際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領域，應當從根本上改變世界文學版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格局。蔣承勇提出，跨文化、跨學科研究是拓展與深化西方文學思潮研究的兩個重要維度。張西平對作為一種文明觀的文明互鑒的討論、劉耘華對19世紀德國的中國形象的研究、朱振武對非洲文學與文明多樣性關系的分析、高旭東對文學倫理學中國資源的挖掘、紀建勛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季進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李慶本從跨文化闡釋角度分析中國文學“走出去”問題，均有助于在學理層面深化對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解和認識。
（三）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元素成為思考熱點
文學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學的世界性與民族性往往交相輝映。洪子誠以1954 年《文藝學習》第5期刊登的一份書目為切入點，考察了當代文學在建構自身的過程中，如何采用移植、挪用、吸納、改寫等手法處理外國文學資源。趙京華對《阿Q正傳》在日本九十年的傳播和接受進行梳理，探討經典之作的世界意義。梁海軍、尹鵬凱探討丁玲作品在法國的接受，為從女權主義視角審視丁玲提供了外部視角參考。張珣分析了法國對中國當代文學譯介的成敗得失。顧文艷論述了德語文學機制中的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出版呈現出的學術、商業(yè)與經典三種機制導向。劉建軍分析了翻譯與“中國的外國文學”知識再造的關系。孫藝風討論了翻譯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提出要更加穩(wěn)妥地處理好跨文化的不可譯性問題，同時在中西文學之間建立更具活力和成效的對話機制。
基礎研究筑牢學科之根
沒有基礎研究的扎實根基，學術研究就缺乏穩(wěn)健發(fā)展的根本保證；沒有基礎學科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學術研究就缺乏緊跟時代的持續(xù)動力。對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創(chuàng)新性研究，是本年度文學研究的重心。
（一）經典理論問題的深入闡發(fā)
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經典命題進行富于時代氣息的新闡發(fā)，是激活其內在活力和現實意義的基本途徑。張永清探索了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這一經典理論命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拓展與突破，對反映論與主體論、生產論、價值論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作出了富有歷史意味的探索。趙炎秋和黨圣元則分別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考察了現實主義理論原則和創(chuàng)作方法。趙炎秋認為，與歐美現實主義文論相比，中國文學理論的現實主義底色具有濃厚的浪漫色彩、強烈的政治性和理論的先導性，中國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形成是現實選擇的結果。黨圣元則認為，在當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發(fā)展語境中，現實主義文論呈現出新態(tài)勢、面臨著新挑戰(zhàn)，現實主義“何為”與“為何”，成為亟須厘清和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在新的現實中重新思考文學理論基礎問題，是文學研究創(chuàng)新發(fā)展永不枯竭的生長點。通過以歷史化眼光對雅俗這對重要的文化概念的重新審視，南帆強調，每一個歷史階段對于雅俗的重新理解，往往表明審美趣味與歷史之間正在重新建立聯系，雅俗之辯始終是文化參與歷史的見證。針對闡釋學研究中的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傾向，張江強調公共性是闡釋的根本特征之一，公共理性是激發(fā)和推動闡釋的積極動力，是約束和規(guī)范闡釋的框架標準，是衡量闡釋有效性的基本尺度。圍繞當代社會“文學何為”的問題，金惠敏辨析文學與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認為文學的前途在于文化化，而文化化則意味著建構一種文化差異共同體。針對“藝術何為”的問題，杜衛(wèi)探討了經典藝術對人的全面發(fā)展和人生境界的特殊價值，認為藝術人生是一種闊達的“天地境界”，既是對現實人生的超越，更是對現實人生的一種有效介入和必要補充。
（二）重要學術話語的價值重估
在重要學術話語重釋方面，羅鋼認為，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方能準確理解中西詩學中“比興”和“諷寓”兩個重要觀念“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的內涵及其歷史、文化差異。過常寶認為，“詩言志”在先秦時期還不是一個詩學概念，從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建構到教化詩學的施行，“詩言志”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進。王秀臣采取生成性而不是定型化觀念，動態(tài)理解六藝以及中國古典學術的發(fā)展過程，闡發(fā)其內涵的豐富性、語境的具體性、影響的深刻性。肖鷹認為，從“風骨”“氣象”到“神韻”的美學追求，是關于中國詩歌和中國藝術的本體精神建構，是中國詩學之本。錢志熙認為，南朝至唐代“人文化成”文學觀流行，不僅具文學復古、文學教化意義，而且有緣飾上層文治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功能。陳維昭認為，“演”應被視為明清小說學的核心理念，不應忽略理念推演在作家營造藝境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獨創(chuàng)性。
（三）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深化
經典作家作品是取之不盡的文學寶藏。圍繞經典作品、作家和學術現象，研究界揭示新角度，提出新論斷，推動研究向縱深發(fā)展。劉毓慶等通過探討《詩經》相關篇章與春秋史實的關聯，再論《詩》、史互補互證之學術命題。王小盾等認為，以《樂府詩集》的結構為思想路線的研究工作，使作為對象的《樂府詩集》呈現出作為方法的意義。蔣寅重提李杜優(yōu)劣論背后的學理問題，從經典化的視角提出杜甫的詩歌史意義超過李白的理由在于杜詩創(chuàng)造了一種與古典審美理想相聯系的有關“老”境的詩歌美學。葛曉音對韓愈“以文為詩”重新考辨，認為韓愈長篇古詩的節(jié)奏處理，并未以散文的概念和邏輯來取代詩歌應有的情緒、感受和言外之意。莫礪鋒重估羅隱的文學史地位，認為其詩歌總體成就在思想內容與藝術造詣兩個方面都達到了唐末詩歌的最高水平。朱剛重新解讀了蘇軾詩歌中的“江湖”書寫，將其建構為一個具有豐富人文景觀的詩意空間。吳承學認為，《滄浪詩話》與宋代理學的關系可以從詩歌理想與人格理想、詩歌境界與圣賢氣象、學詩門徑與學理門徑等方面找到關聯。左東嶺則從易代之際文學思想演變的角度對元明之際和陶詩進行研究，從一個側面呈現易代之際的文學風尚。
吳曉東通過對魯迅、郁達夫、郭沫若文學作品的討論，分析五四時期現代主體的特征和精神經驗。張旭東從魯迅文學歷史形成和風格自我重現兩個方面，對作為批評對象的魯迅文學進行總體性考察，界定了魯迅文學風格的復雜性、統(tǒng)一性與歷史性。郜元寶以《故事新編》部分篇目的題目修改為例，展示魯迅文學創(chuàng)作的嚴肅態(tài)度，探討現當代作家手稿的研究方法。陳曉明認為只有放在“漫長的20世紀”的經驗中，才能理解《平凡的世界》揭示的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生變革的歷史意義。王兆勝認為林語堂有一個獨特的少年兒童世界，形成獨到的少年兒童思想，突出體現在自由、快樂、游戲、夢想中成長的問題等方面。周保欣力圖融通文學與史學、地學，分析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中形成的輿地學寫作特征。王澤龍則在路徑問題上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重釋的歷史語境與再問題化、現代價值觀與知識體系更新、詩性關注與理論創(chuàng)新予以關注。
方法創(chuàng)新拓寬研究視界
方法創(chuàng)新是學術創(chuàng)新的關鍵。方法是工具，提高效能；方法是路徑，引導方向；方法是視野，拓展可能性。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為本年度的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風貌。
（一）以闡釋學方法重思理論創(chuàng)造新路徑
闡釋學以理解和解釋為中心，是基礎學科中的基礎學科，既是本體論的思考，也是方法論的凝聚。李春青提出，文學闡釋學把文學的“虛擬空間”“意義世界”“關系網絡”均視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通過不同層次的意義建構將方法論和本體論融為一體，從而成為一種有效的文學研究路向。傅其林認為，文學闡釋的悖論既是對文學活動的復雜性、悖論性的回應，也是對文學理解與闡釋的實質性與豐富性的確認，文學闡釋的悖論并不意味著闡釋的困惑或旋渦，而是在悖論中發(fā)現意義，在矛盾中尋覓生機，在張力中傳承革新。劉彥順認為，文學闡釋學的對象不是文學作品，也不是文學文本，而是在意義上呈現出時機化的、在時態(tài)上正在進行著的、在時體上流暢的且構成方式是絕對同時性的文學閱讀生活。曹順慶提出了一種“比較文學闡釋學”的構想，借由這一研究模式，比較文學可以為文明互釋、東西互鑒正名。劉月新提出，創(chuàng)新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話語體系，應該從傳統(tǒng)的立法型文學理論走向現代的闡釋型文學理論，在對中西方文學理論的基本概念、文學觀念與當代文學現象的闡釋中從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
（二）多維度拓展文學研究方法論
朝戈金認為，應立足口頭文學之本體，圍繞口頭文學之問題，引入多學科視域構建全觀詩學的文學闡釋體系，實現分析方法與整體方法的深度結合。景海峰從口傳到書寫的視角，探討了儒家經典形式轉換的詮釋學意義。馮勝利提出漢語韻律文學史的學術構想，認為漢語韻律文學史為文學史理論的構建提供了以語言為基礎發(fā)掘不同文學藝術之美的新方法和研究路徑。梅新林認為要引入文學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對既有學術研究體系進行系統(tǒng)性變革，為古代小說研究重構一種新型空間闡釋模式。陸胤認為，近代文學研究至今仍面臨著經典化不足的困難，根據近代文學的文獻特點和學科特性，應重視近代文學研究的生活史維度。王慶華重視文學研究的物質文化因素，提示對話本小說發(fā)生起源研究的學術爭論，應深化文獻綜合研究，揭示作品作為書籍的歷史存在全過程。沙先一等從文學、藝術交融角度，關注了清詞自度曲的創(chuàng)作方式及其音樂、文本的雙重形態(tài)意義。劉勇強提出小說知識學的建構，認為需從知識角度審視中國古代小說。史偉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了西方語言學尤其是語義學的觀念、方法對近現代文學史觀念的影響。
（三）借力數字革命開啟文學研究新契機
數字人文的發(fā)展為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變革提供了可能。劉石認為隨著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及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數字人文的興起，更具方法論和本體論意義的“Information Science”已經出現，應在傳統(tǒng)文獻學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數字文獻學”。王兆鵬認為，數字人文研究應在文獻數據化的基礎上，逐步走向可操作的計算批評實踐。趙薇認為，隨著數字人文的發(fā)展，量化方法在古代文學研究諸多問題上進展迅速，計算技術與文學闡釋結合，形成了可操作的批評路徑。
新媒介、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概念層出不窮，與經典的文學理論產生了張力，為文學理論話語創(chuàng)新帶來了契機。通過反思元宇宙的限度，南帆認為，元宇宙僅僅是感官感覺真實，元宇宙與現實社會在經濟文化上相互依賴。單小曦提出，“元宇宙”文藝世界要素的根本特質體現在它是一個自創(chuàng)生信息系統(tǒng)，形成了數字信息化的存在方式。劉方喜則以“腦工的終結”標識這個人工智能的時代。黎楊全提出建設一種數字時代大文藝觀的構想，將作品外的“活動”包括在內，并使之交流貫穿。通過考察圖像隱喻的運作機制，牛宏寶指出對圖像隱喻的思考，可以把我們帶入對圖像符號意義生成的自覺中。
反思與展望
文學傳承著歷史，牽系著未來?；赝?022年的文學研究，可以看到，學術與時代之間相互促進、相互交融的關系越發(fā)明顯，文學研究回答時代之問、時代之問深化文學研究的良性互動格局日漸明晰，主體意識、中國特色和文化自覺正成為文學研究界新的共識。同時也應該看到，在原創(chuàng)性理論、標識性概念、跨文化視野以及對新的文學文化現象的敏銳把捉和深入思考方面，文學研究仍然存在諸多薄弱環(huán)節(jié)。
今后的文學研究應當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植根時代，超越時代，強化主體意識，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把握文學研究守正創(chuàng)新的內在邏輯，鍛造學術精品，弘揚中國精神，不斷推動文學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行穩(wěn)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