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nèi)容提要：作為90后小說家的代表之一，三三不再執(zhí)迷于敘述以“自我”或是附屬代表的“本我”，而是很早地將目光聚焦于“他者”上，通過對諸多具體可感的社會問題的描繪建立起自己的寫作版圖。三三在小說中從不回避任何關(guān)于罪惡與苦難的書寫，同時作為學院派寫作者，小說中呈現(xiàn)現(xiàn)實悲劇的同時，她又有意識地對小說人物的個人困境進行了深入探索，對其來路與去途進行了冷靜的思考。這些思考很好地依托故事得以建立，使小說思想充沛的同時可讀性也得到保證。

關(guān)鍵詞：90后 三三 世俗困境 罪惡 信仰 道德

從21世紀初創(chuàng)意寫作的概念進入中國，到各大高校紛紛開辦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創(chuàng)造性寫作），寫作的專業(yè)化進入公眾的視野，同時催生了作家是否能培養(yǎng)這一話題并再度引發(fā)討論。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不管作為成名作家再教育的基地或是專注于普通學生的創(chuàng)意型發(fā)展，無疑都對這一代青年作家有所滋養(yǎng)，而90后寫作者群體中的高學歷化——相比其他代際，更大比重地受過專業(yè)的寫作訓練或文學訓練，成為學院派寫作者，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創(chuàng)意寫作進入中國。其中碩士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創(chuàng)造性寫作專業(yè)、現(xiàn)博士就讀于南師大文學院的三三則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位。

與同代青年寫作者不同，三三不再執(zhí)迷于敘述以“自我”或是附屬代表的“本我”，而是很早地將目光聚焦于“他者”上，通過對諸多具體可感的社會問題的描繪建立起自己的寫作版圖。作為郁達夫小說獎中的首位90后獲得者，三三在小說中從不回避任何關(guān)于罪惡與苦難的書寫，同時作為學院派寫作者，小說中呈現(xiàn)現(xiàn)實悲劇的同時，她又有意識地對小說人物的個人困境進行了深入探索，對對抗悲劇可能性的出路進行了思考。這些思考很好地依托故事得以建立，使小說思想充沛的同時可讀性也得到保證。

世俗困境如何而來，什么是人物在困境中可行的路，而人物具體的選擇與選項又會給他們帶來什么樣的結(jié)果，這都是三三的小說想要重點解決的問題。而作為傳統(tǒng)指南工具的信仰和道德，能否在世俗困境中給予人解脫，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終使他們落入了這種境地，則是本文立足于三三的小說，試圖討論和思考的三個問題。

一、與世俗困境對抗的信仰

1849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站上刑場后被姍姍來遲的信使宣布改死刑為流放西伯利亞，尼古拉一世玩弄的小伎倆被他錯誤地理解成上帝聽其禱告給予了他第二次機會，從而將余生大部分熱情投入宗教與救贖的主題創(chuàng)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處的19世紀，沙皇俄國意識形態(tài)上秉持著“東正教、專制制度和民族”的原則，這一原則的核心體現(xiàn)為“信仰、沙皇和祖國”，這個由謝爾蓋·烏瓦洛夫在1833年提出的“官方的人民性”的理論在順序上十分重要1，信仰排在了沙皇和民族主義之前。與此同時拿破侖的東征給俄國帶來了啟蒙思想與工業(yè)革命，傳統(tǒng)信仰與理性科學不斷產(chǎn)生著沖突。在此背景下，信仰中的贖罪儀式對民眾是否仍具可行性、人們要如何完成對罪惡的消弭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中反復思考的問題。百余年后的今天，宗教讓位于世俗生活，但罪惡并沒有隨之消亡，同時作為惡的后置性結(jié)果，作惡者同樣渴求尋找疏散罪惡的出口。在以惡為具體形式的困境面前，信仰是否能帶領(lǐng)人們完成對惡的排解，罪惡能否得到救贖，這些都是三三繼承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善與惡的思考，使其成為小說討論的重要主題。

相比部分寫作者對罪惡的諱莫如深，三三在小說中大量描繪了社會性尚未完善的孩童的原生之惡。與作惡前深思熟慮的成年人不同，孩童因無法清楚認知行為結(jié)果，在善惡意識成形后則會陷入對曾經(jīng)的惡的痛苦追溯?！稅河袗簣蟆分械纳倌陥F體作惡時播放高雅音樂來激發(fā)原始野性，他們從虐殺動物開始磨煉技能和勇氣，繼而把目標定為殺死畸形女孩。但最終他們沒有殺人，也沒有按計劃燒掉監(jiān)護人老頭兒的寓所，在放棄作惡中完成了從少年到成人的轉(zhuǎn)變。小說的核心故事嵌套在敘述者和M的書信中，信中表明敘述者父親是三個作惡少年之一，他請求敘述者講述這個故事，“讓別人知道你的痛苦”2，以此求得救贖。敘述者懷疑父親對當年之事沒有完全坦白，同時也理解父親多年后仍無法直視幼時的過錯，而隱瞞意味著父親不認為自己能得到救贖。《瘋魚》中作惡的同樣是孩童，“我”為了在擁有一切的刁蠻妹妹面前維護自尊，夸大了所養(yǎng)金魚的神奇，而母親為了討好舅舅勒令“我”滿足妹妹的占有欲。在嘗試過仍無法保全金魚后，“我”做出了令自己后悔終生的舉動，將它們倒入燒熱的油鍋。

兩篇小說的主人公都在成人之后的歲月里背負著童年所犯罪惡的枷鎖，渴望通過講述（篡改）使自己獲得解脫。由此救贖的主題已初步彰顯，當人們無法面對罪惡及將要到來的懲罰時，常會尋找排解的出口，敘述是其一，其二則是訴諸信仰。

與理性與世俗困境對抗的信仰在當下被大大拓展了外延，不再僅僅局限于宗教。為了展示與世俗生活的對立，作者塑造了一批不為常人理解的堅持者，他們憑借一腔熱血向世人販賣荒謬的想法——《補天》的一藏堅稱自己是女媧的使者，承載著補天的重任，《圓周定律》的任天時相信自己發(fā)明的六條圓周定律能改變世界。作為對照組的“我”則是世俗生活的仆從，淹沒于日?，嵥?，不安于現(xiàn)狀又沒有勇氣改變。兩者間的對抗是循規(guī)蹈矩的世俗困境與驚世駭俗的信仰的對抗，《補天》中“我”深信一藏為了騙錢——他也從未隱瞞自己需要資金完成補天的工作的意圖——但仍被他的堅持所打動，這份堅持與自己沒有勇氣辭職考研的生活形成反差。同樣的反差在《圓周定律》中則體現(xiàn)為從事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業(yè)的“我”在得知內(nèi)幕時的羞恥與任天時多年來生活困頓妻離子散也要堅持打版權(quán)官司間的碰撞。但小說中的這種反差并沒有為突出信仰的偉大服務，而僅僅是泡沫破碎的前菜。沖突沒有轉(zhuǎn)變?yōu)槿魏斡行袨?，或者還未來得及產(chǎn)生影響，“我”就幡然醒悟——自己不過是任天時博取眼球的武器，感動自己的堅持和信仰僅是任天時和一藏構(gòu)建出的自洽邏輯。主人公一度從理性帶來的糟糕處境中往信仰上游移，但最終還是回到了現(xiàn)實這一邊?！拔沂莻€碌碌無為的人，只想和其他人一樣?！?主人公試圖用信仰帶自己走出世俗困境的失敗，則代表著信仰力量的不可傳遞性及其在世俗困境面前的蒼白無力。

信仰在世俗困境前的蒼白無力并不僅僅通過堅持者與碌碌無為者的沖突展現(xiàn)，小說中常出現(xiàn)人物去尋找寺廟的情節(jié)，作者將找尋信仰作為逃離困境的隱喻。《即興戲劇》中一行四人徒步，面對平凡日常與當下的困苦，“我”總覺得“到了潭柘寺，一切都會好的”。可真正到達時，寺廟已經(jīng)關(guān)門，信仰也許不能解決任何實際的問題，而在元小說的另一層敘述中，“我”甚至失足墜崖而亡，信仰導致的后果更加殘酷。相比《即興戲劇》中的信仰落空，《羽人》中從小受到詛咒的梁夢真家庭變故突發(fā)癲癇被送來五佛廟，卻因爬到了大殿上試圖鋸掉佛像的頭而被趕出寺廟。她想依靠帶佛頭回家來獲得安寧，但信仰中已經(jīng)無她的容身之地。唯一不同的是《尼尼微神跡》中的嚴超，他去西班牙神學院讀書并留下來當了牧師，試圖以此消散痛苦尋找活著的意義，但他本身也未能從宗教中獲得力量，在他心中牧師僅是一份工作。作為他的對照，擁有真正信仰的師姐反倒沒有他過得好。最終嚴超回到了世俗中，通過信仰解決現(xiàn)存問題，找尋自己的神跡，終是不可得之事。

惡作為世俗困境的表現(xiàn)形式，渴望通過信仰與之對抗更是無從談起?！稅河袗簣蟆分谐袚倌晔┍┑氖芎φ叱０哑兴_掛在嘴邊，認為女兒是菩薩賜給他的禮物，即使妻子難產(chǎn)而死、女兒畸形也皆是菩薩給他成為更好的人的機會。信仰與罪惡呈現(xiàn)在完全對立的被害人與施暴人身上，對施暴者來說受害者口中“好人有好報”的說辭荒謬可笑。面對信仰的具體體現(xiàn)，少年依然做出了暴力的舉動，那憑什么指望多年之后可以靠信仰來完成救贖消弭曾經(jīng)的罪惡呢？《火山紀》中受害者被性侵的過程中只能反復盯著施暴人佩戴的佛陀掛墜，念叨著如果真的有神明，為什么面對丑惡會無動于衷，若真有救贖存在，也非靠信仰就能一葦以航。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一段著名的討論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伊萬的口問阿廖沙，世上是否有人有權(quán)利能夠?qū)捤∫磺械淖飷?，阿廖沙熱情地給予肯定，表示天父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試圖籍此傳達信仰必須純粹，即使是面對著猛烈抨擊它的理性思考。與陀翁不同，面對理性與信仰的對抗，三三完全倒向了理性這邊。不管是惡還是世俗困境的別的表現(xiàn)形式，信仰在其面前都不具有拯救的效力。如同《惡有惡報》中的受害者和敘述者父親，他們其實也明白“善惡有報”不過是安慰人心的東西，但在世俗困境面前，他們沒有更好的方式，只能寄希望于大眾約定俗成的東西?；蚪栊叛?，再如下文論述的傳統(tǒng)道德，來完成與世俗困境的對抗。作者通過質(zhì)疑信仰本身完成了對贖罪這一行為的證偽，在對信仰與世俗困境的沖突中，作者展現(xiàn)出這一代青年作家的思考，而信仰也遠不是三三作為小說家唯一思考的母題。

二、作為方法論的婚姻道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死刑臺上走下來的一個月后，大洋另一邊納撒尼爾·霍桑的《紅字》付梓成書。出版前霍桑曾因書中表達的觀點質(zhì)疑過它的銷路，但很快證實對背叛、原罪、贖罪等進行的討論無法阻礙作品的廣泛傳播。七年后的2月7日，法院判決福樓拜無罪，《包法利夫人》一字不改地進入市場則為作家們在小說中探討道德問題進一步鋪平了道路。從現(xiàn)代小說成熟始，小說家們不會放棄任何機會描寫福樓拜口中名著的唯一主題——通奸，并闡發(fā)對時下道德律的議論，但無論是18世紀的《紅與黑》《安娜卡列尼娜》，19世紀的《法國中尉的女人》或是近年來的《英國情人》，幾乎所有小說都落腳于因果輪回的道德教育——背叛者或背上道德枷鎖，或一意孤行不得善終。而三三不落窠臼，其筆下則對婚姻道德進行了另一個維度的討論。

在以“自由”“顛覆”等為主題的出軌故事中，道德往往沒有存在的位置，但在三三的小說中，出軌行為與道德正義并行不悖。《長夜》的鏡頭架在停經(jīng)不久的中年女子身前，講述其二十余年膽戰(zhàn)心驚的婚姻生活。兒子病逝后，妻子將害怕失去放在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無法承受再失去丈夫的風險。她渴望得到丈夫的愛和關(guān)心，當意識到自己未被無視時，批評也令她歡欣鼓舞。為了保住家庭，妻子甚至主動替丈夫擺平了另一個女人對其“出軌”的勒索。在塑造完這一婚姻生活的受害者形象后，劇情急轉(zhuǎn)直下，丈夫在無意聽到妻子訴苦說從未被愛過之時，表示自己曾短暫愛過妻子?？烧煞虿恢赖氖?，在兒子死后的第二天，妻子就不管不顧地奔向了愛慕者的懷抱，去追尋那份自以為從未擁有過的愛?；橐龅赖轮械牡谝晃粺o疑是忠貞于感情，但當忠貞與生活中的感情訴求相悖時，堅持道德正義是否是最好的選擇呢？在敘述中作者摒棄了傳統(tǒng)道德體系中的背叛者和原諒者的二元對立，轉(zhuǎn)而關(guān)注兩者心理地位的變換以及具體行為的矛盾——妻子沉浸于自己塑造的受害者氛圍中，卻早已背離了婚姻。而有過出軌風波的丈夫反倒成為想把日子好好過下去的那個。

對于《長夜》中的妻子來說，道德正義更像是她背負的枷鎖，一切行為——半夜在廚房偷吃黃油填補孤獨，拒絕丈夫再生一個孩子的要求，與愛慕者偷情，維持著半死不活的生活狀態(tài)——本質(zhì)上都源于婚姻中的無愛與喪子，讓她認為自己不配擁有過上好生活的可能性。而丈夫的表白使她意識到根本不需要以受害者的身份來克服道德困境，結(jié)尾決定離婚也預示著妻子放下了道德枷鎖，決定去開啟新的生活。在劇情上模糊背叛者和原諒者的還有《一個道德故事》，與《長夜》一樣，小說的敘述者是實質(zhì)背離感情者，利用敘述的不可靠完成對利己主義的出軌在道德層面上的合法化（兩篇皆是與當前伴侶感情不和）。但不同之處在于《長夜》中妻子甘愿背上枷鎖，而“我”則試圖通過模糊概念完成道德層面的逃脫。

小說中“我”與閨蜜的男友宋有染，閨蜜卻認為情敵另有其人，請求“我”陪伴她參加假想敵七仔家的聚會。閨蜜口中七仔靠著一個個異性爬到越來越高的位置，在聚會的辯論上七仔也自證了這點，她無懼“見一個愛一個”的壞名聲，堅稱現(xiàn)行的準則和道德已經(jīng)淪為人們口中的武器，而這些武器無法攻擊到她。在得知“我”是編輯后，七仔將自傳性小說投稿給“我”，并指出“我”與小說中被背叛的女人一樣只是自詡道德正義罷了。在與“我”的一番漫長爭論后，七仔發(fā)出審判式的疑問，“在婚姻中，你有過什么不道德的時刻？”巧的是，小說的結(jié)尾，出軌的另一方宋也被閨蜜問到這個問題，“我”與宋皆隱瞞了彼此的交往，宋與閨蜜順利完婚，而“我”則能繼續(xù)以“道德君子”的面孔站在七仔面前?？捎凇拔摇弊约憾?，面對七仔這面道德之鏡，“我”已原形畢露。

不為道德所束縛的七仔與表面臣服道德但不受其規(guī)訓的“我”在小說中產(chǎn)生了巧妙的對抗，這份對抗也顯示出世俗道德的偽善與無力。面對審判，不管選擇坦白還是隱瞞，不管如何合理化自己的初衷，都無法改變違背道德背離婚姻的事實。主人公們深知這一點，但仍堅定地數(shù)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世俗道德并不會因為擁有引起出軌者內(nèi)疚的效力而起到維護婚姻和家庭的作用，相反與上文所論述的信仰一樣，道德也不過只是用來說服自己和輿論，尋求自我安慰的工具，從而最終達成出軌行為與道德本身的并行不悖。

道德觀念通常被背叛者利用，但當背叛者迷途知返時，它則成為受害者重獲尊嚴的武器，通過道德層面上的拒絕原諒完成強弱局面的翻盤。在《一個道德故事》里，閨蜜曾試圖就年少時的背叛道歉時，“我”表示早已淡忘，籍此作為受害者剝奪了背叛者獲得原諒的機會。在七仔寫的小說中，被背叛的女人拒絕離婚的原因正是依仗著受害者的身份可以獲得社交圈的同情、認可和尊嚴，這是離婚無法給她帶來的?！侗瘋麔u嶼》中受丈夫出軌困擾的妻子發(fā)現(xiàn)丈夫決心回歸家庭時，她的選擇從單一地等待丈夫回頭變?yōu)樵徟c否，意識到選項增多后她發(fā)現(xiàn)自己對丈夫的愛已經(jīng)不復存在，之前的堅持不過是婚姻道德罷了。由此在強弱地位的翻轉(zhuǎn)中，妻子重建了自己的尊嚴。

作者通過這些小說反復論證，世俗道德并不總站在正義的一方，更多時候則是看被哪方拿在手里?！堕_羅紫玫瑰》中的陳慎多年來面對學生李曼的示好，一直進行著天人交戰(zhàn)，一面是道德、家庭與底線，一面是共同興趣、回憶與“愛情”。最后一次見面時李曼向自己哭訴后，一切向不可挽回的方向行進，可關(guān)鍵時刻陳慎卻因想到另一個男人的平凡生活，最終果斷放棄。這時的放棄已經(jīng)對他們進行到一半的“背叛行為”造成了背叛，他放下了心中的道德，可道德卻被李曼撿起來當成了攻訐的方法論。他被李曼指責性侵，卻無法進行任何辯駁。小說在控訴中休止，陳慎意識到也許李曼在多年以前無法實現(xiàn)占有欲時就已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只是在自己放棄道德的保護時才發(fā)芽，道德法則的可利用性則進一步觸發(fā)讀者進行深入思考。

出軌引發(fā)的矛盾本質(zhì)上源于婚姻道德層面的獨占性，而獨占性同樣會給愛情帶來毀滅性的結(jié)果?！堕_羅紫玫瑰》側(cè)重于懸而未決，《鳳凰于飛》和《晚春》講的則是多年后的進退維谷?！而P凰于飛》中年邁的包外婆在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后砍死了同樣年邁的丈夫，鄰里并不認可精神病的判決，認為包外婆并無異常，只是“處心積慮地做出了報復，報復對象是自己的人生”4。她過著并不如意的生活，沒有任何的轉(zhuǎn)機，同時還受著婚姻道德的牽絆，最終選擇了毀滅——毀掉丈夫的生命和丈夫的生活。但作為敘述者的年幼的“我”在聽聞這些時，一直抱有疑問，“如果真的有所忌恨，為什么不干脆離婚呢？”5這在郁達夫小說獎獲作品《晚春》中給出了答案。離婚會讓當事人暴露在輿論體系下，他們不愿意接受眾人的評判，所以選擇了通過極端行徑來證明自己行為的必要性，幫自己站上道德高地?！锻泶骸分械臄⑹鰧ο筠D(zhuǎn)變?yōu)楹ε鲁蔀槭芎φ叩恼煞?，插隊時丈夫一心想調(diào)進工廠，放棄了等候在上海的雅紅，多年后重新走到一起后，他始終擔心自己會被雅紅謀害。他深知對雅紅的背叛無可原諒，唯有相信雅紅會謀害自己才能使自身的罪惡感得以緩解，最終疑心病將他壓死在人生的終點線上。如果他沒有那么強的道德負擔，用變通的方法將婚姻道德這一方法論為己所用，也許會有更輕松的結(jié)局。

這些小說共同完成了對現(xiàn)行道德的思考，道德和信仰看似是人們精神追求的立足之柱，但更多時候卻成了可利用的空中樓閣。需要時拿出來給自己增加理論自信，不需要時則棄之如敝履，三三在一系列小說中殘忍地揭示了這點，也是通過這些思考給予其筆下一個個不太美滿的人物的悲劇以合理性的解答。與此同時，三三的哲學思考并沒有脫離故事本身，進入假大空的序列，這主要依托于其思想羽翼之下對故事與人物間關(guān)系的生動刻畫，這將在下一節(jié)重點敘述。

三、畸形占有欲下的關(guān)系紛爭

在莎士比亞的時代，當作者要點出小說蘊含的哲學思想時，他們常會讓主人公站在桌前念上一段冗長的獨白，讀者會牢牢記住議論的每一個字。到了亨利詹姆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紀，哲學被蘊含在你來我往的對話之中，《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擁有驚人思想高度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是依托著兄弟二人的對話。但這兩種在小說中引出思想的方法不再適用于今天，虛構(gòu)作品與哲學的差異意味著它不能丟掉故事的魅力，將道理生硬地塞在其中。巧妙平衡思想與故事是三三的另一個過人之處。讀者感覺不到小說中的刻意說教與思想高峰，正因為它佇立在人物關(guān)系描摹的高原之上，而一系列的關(guān)系紛爭同時又是人物悲劇性結(jié)局與造成他們世俗困境的根源，由此我們很難不把目光聚集到這些關(guān)系的載體，即關(guān)于家庭的描繪上。

與傳統(tǒng)意義的穩(wěn)定三角不同，三三筆下家庭關(guān)系的三條邊從未牢固相連，僅憑著有限的社會性紐帶勉強維系在脆弱的共同體中。同時社會性紐帶起不到有力捆綁的作用，反倒加劇摩擦，增添了爆發(fā)沖突的可能。其中產(chǎn)生齟齬最多的是最先相交的兩條邊，即夫妻間的爭斗。小說中支撐家庭的暴躁妻子和無能丈夫的形象，他們的沖突源于上節(jié)所述婚姻道德糾紛引發(fā)的女性對另一半的怨恨?！动傯~》中悲劇緣起于母親責怪父親無能，下崗后只能找到超市理貨員的工作，這才收起自尊宴請嫌貧愛富的舅媽來吃飯，企圖讓舅舅給父親找份新工作?！洞髲B將崩》中母親同樣怨恨父親一事無成。這些故事中男性始終處于從屬地位，小說忽略了男性無能的具體行為，轉(zhuǎn)而后置性地描寫女性與其關(guān)系中向下的“成長”，展現(xiàn)女性在家庭關(guān)系中的絕望。這份絕望在更深層面可歸結(jié)為女性由于家庭及婚姻關(guān)系的捆綁失去了向未來飛翔的可能性，《鳳凰于飛》本講的是夫婦和鳴雙宿雙飛之美事，可具體到現(xiàn)實生活中，則被束縛住手腳再也無法飛翔。這種沖突趨向于單方面，男性并沒有對抗性的舉動，而“無能男性”的非對抗被“暴躁妻子”理解成自暴自棄不知悔改，從而刺激妻子的怨懟更深了一層。這種怨懟日積月累，最終將妻子引向無限接近于極端行徑的路——即《鳳凰于飛》中向丈夫舉起了屠刀。

在這種環(huán)境下，我們不禁要問，難道沒有“娜拉出走”的可能嗎？在小說中，作者塑造的“暴躁女性”們并沒有成為娜拉的意愿，一方面當然是受世俗道德的“約束”，另一方面則是占有欲作祟。對伴侶的占有屬于婚姻道德的范疇，但深陷泥潭中還是不肯放手，寧可做出極端行為，帶上殺人犯的帽子，也不愿離婚放另一半擁有正?；蛐腋５幕橐錾?，這種占有欲趨向于畸形，在某種層面上，女性對抗的當然是將她代入糟糕處境的“無能男性”，但在另一層面，她對抗的是將她自己割裂出原有生活的可能性。這種占有欲在《唯余荒野》中得到更好展現(xiàn)，小說中斗爭的雙方變?yōu)榱艘粚蒙?，姑嫂相爭，爭的是丈夫的關(guān)注。年輕時因小姑子的拆散未能走到一起的舊日情侶多年后終成眷屬，因殘疾而獨居的小姑子成了橫亙在夫妻感情中的一堵心墻?；榍捌拮泳鸵笳煞虿辉倥c妹妹見面，丈夫滿口答應卻無法落實，妻子處處設(shè)限也無法讓妹妹在丈夫的生活中消失，無法做到對丈夫完全占有。小說最后結(jié)尾丈夫突發(fā)惡疾，在臨終看護中妻子明白家人才是第一位的，最終達成了姑嫂和解。結(jié)尾點出主題稍顯刻意，但無礙其塑造了一對擁有畸形占有欲的女子形象。

《唯余荒野》中早娘這一因自身殘疾而對周遭事物有極強占有欲的小姑子形象并非孤例，早娘始終不愿意嫂子將哥哥帶出自己的生活，而《瘋魚》中的“我”不得不將摯愛之物讓給幾乎擁有了一切的妹妹，僅因為她具有先天性兔唇。比《唯余荒野》更殘酷的在于，《瘋魚》中畸形占有欲與家庭關(guān)系完成了交鋒，交鋒者也不局限于夫妻二人，而是拉入了第三方——經(jīng)由不諳世事的孩子的視角展現(xiàn)家庭生活的絕望。小說中的女性在妻子和母親角色上的行為具有一致性，在孩童面前，母親同樣會喋喋不休地講述父親的種種不堪童年時母親口中父親的無能與成長中缺位的父親的事實重疊使“我”倒向母親，可隨著成長“我”漸漸意識到母親強烈的占有欲及敘述的不可靠，從而使偏向性得到修正?！栋兹蘸诙础分虚L大后的“我”回憶童年時在海邊父親用盡了全部的力氣為“我”吹一個救生圈，記憶中的救生圈無疑是逃生的隱喻，父親渴望我做他做不到的事，即脫離母親占有欲的控制。隨著叛逆期的到來，子女開始對母親對逝去父親形象的“再塑造”產(chǎn)生質(zhì)疑，這種質(zhì)疑隨著時間推延越發(fā)堅定，由《白日黑洞》中的聽之任之到《大廈將崩》中不予搭理，最終在《百合學家》里轉(zhuǎn)換為怨恨和反抗。

《百合學家》少見地通篇描寫女兒對母親的怨恨，女兒潛意識認為是母親害死了父親——她逼迫父親年三十仍出車賺錢，最終釀成苦果。父親在出發(fā)前告知“我”，魚缸中的一只魚吃掉了自己的同伴則預示著人會被最親密的人害死。母親害死了父親，而“我”在某種意義上則促成了母親的死亡。母親將父親意外的責任推脫給安全措施及運送品危險，而這使“我”站到了母親的對立面，“我”甚至立志成為百合學家，栽培世界上最大的百合花而把母親隔離于外來報復她，只因母親最愛的是百合花。怨恨在小說中無處不在，這得益于作者采取的后置性視角——在故事的結(jié)果業(yè)已形成后，來回溯整件事。后置性視角幾乎被運用在每一篇有“我”介入的第一人稱描寫家庭關(guān)系的小說中，這也意味著把家庭破裂造成的深重影響放到了故事的重要部分，而將后置性敘述置于時間的當下又指向本文論述的第一部分——對世俗困境的解脫，即求得救贖。母親知道與“我”的關(guān)系并不存在和解的可能，于是在發(fā)現(xiàn)火情后，通過見義勇為的方式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母親的英雄行為幫“我”通過面試仍沒有軟化“我”的心，真正讓我放下心防的則是在整理母親遺物時，鄰居告訴我母親當時沖進火場的神態(tài)就像“故意想死的”。6而母親年輕時的照片讓“我”意識到她同樣是當年父親失事的受害者，她同樣無法原諒自己。與《唯余荒野》一樣，“我”在最后一刻達成了與對方同時也是與過去的自己的和解。

《大廈將崩》中面對不堪的父親的死，“我”有過這樣的感嘆：“那一天來臨時，所有人都相互諒解， 好讓死者體面地走下人生最后一格臺階”，7似乎原諒會隨著死亡同時來臨，但《暗室》中的外公則沒有這么幸運?！栋凳摇仿≈氐孛枥L了兩場死亡，夾縫中敘述了外公炳南喪偶后渴望續(xù)弦，母親得知早在外婆在世時炳南已開始偷偷運作，情感上一時無法接受，但這種抗拒最終還是為時間所消解，反倒是對此看得很淡，說出“他這個人，確實是這樣的”8的舅舅，走向了炳南相反的方向，與之再無聯(lián)系。而炳南自身，即使再婚生活不如意，也不愿當著母親的面表露后悔，余生都只能依靠自我消解度日。而不管對“我”、對母親、舅舅，還是對炳南來說，最美好的莫過于曾經(jīng)還能憑占有欲團聚的日子，可那早已為時間所淹沒，只留下了隔閡與遺憾，還有無用的原諒。

縱使擁有原諒，這份原諒與曾經(jīng)的傷害相比都毫無意義，如第一部分所論述的，世俗信仰無法作為對抗世俗困境的武器，救贖終不可得，同時也毫無意義。也許人們會因為做出的補救舉動獲得心靈的寬慰，但卻無法改變家庭受傷害的事實，而這份事實則反過來又加劇了文本層面?zhèn)Φ纳顚右饬x，從而使人物因占有欲而錯亂的關(guān)系顯得更為立體，更為深入人心。

誠然，作為90后年輕作家，三三的一些作品會給人以強烈的主題先行之感，讀者很輕易地感受到作者想表達之物，從而使道理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故事本身的魅力。而在她傳達思想的方式上，她對結(jié)尾處讓“靈感”突然降臨到主角頭上，以內(nèi)心獨白的形式點出主題的偏愛，籍此主題能被明顯凸顯，好的一面可以說作者通過延宕主題來強化讀者對故事內(nèi)核的好奇，壞的一面則易于讓讀者產(chǎn)生一種被教化感。但這是小說中哲理性思考的一體兩面，并且也不能阻礙其思想的發(fā)光發(fā)熱。

在更大意義上，這也許代表著90后一代作家對上一代作家關(guān)于時代關(guān)于使命以及關(guān)于人類存在的核心問題思考的傳承和延續(xù)。這一延續(xù)需要漫長的時間去完成，去等待青年寫作者受閱歷的滋養(yǎng)而完成對小說核心的理解。而三三作為手握接力棒者，在同代人還在沉浸于對自身進行描繪或是著力塑造幻想世界時，她通過對現(xiàn)實的觀察以及洞明的思考已經(jīng)跑在了前列。因年齡的局限，這份思考體現(xiàn)在文本中，難免有不成熟之處，但可以想象，隨著閱歷和思想的進一步延宕，三三的小說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驚喜和新的方向。

注釋：

1 [美]尼古拉·梁贊諾夫、斯基馬克·斯坦伯格：《俄羅斯史》，楊燁、卿文輝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頁。

2 3 4 6三三：《俄羅斯套娃》，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49、99、73、218頁。

5三三：《晚春》，《人民文學》2021年第7期。

7三三：《大廈將崩》，《西湖》2018年第11期。

8三三：《暗室》，《長江文藝》2019年第12期。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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