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俄羅斯短篇小說——新時代社會情緒的探測儀
關于以短篇小說為代表的小體裁作品，俄國杰出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有過一段精妙的論述：
有些事件，有些情況，還不足以寫成劇本或長篇小說，但這些事件如此深刻，在一瞬間就集中了幾個世紀都無法經歷過的生活。小體裁作品抓住了它們，并將它們包孕在自己緊湊的框架中。它的形式可以含納你所想要的一切——對習俗風尚的輕描淡寫，對人與社會的挖苦諷刺，對心靈奧秘的深入探求，以及同欲望展開的殘酷游戲。它短小而精悍，輕松且深刻，從一個主題遷越到另一個主題，將生活碾成細枝末節(jié)，從偉大的生命之書中擷取一片又一片葉子，然后將它們裝訂成冊，這會是一本多么豐富的書、一部多么宏闊的長篇小說、一首多么浩繁的長詩啊……對于這樣一部書，我們將之命名為“人與生活！”——該有多好??！
別林斯基以其與生俱來的敏銳感知力覺察并道出了短篇小說的特質：它能夠靈活游走在社會現場和人性空間的各個角落，深入掃描并捕捉之前時代從未涌現過的問題、經驗或意識，將其凝縮于靈動而小巧的敘事形式之中。這一頁頁采擷自“偉大的生命之書”的故事，匯集起來，同樣可以形成一部關于某個時代的波瀾壯闊的史詩或長篇小說。
俄語短篇小說輝煌的發(fā)展歷程，是對別林斯基上述關于短篇小說特點之論述的最佳詮釋。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普希金的《別爾金小說集》開創(chuàng)了俄語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先河；隨后，果戈理的一篇篇作品極大拓展了該體裁創(chuàng)作的廣度與深度；繼而，屠格涅夫的《木木》等作品集奠定了俄語短篇小說多樣性的基礎；再往后，契訶夫的作品讓俄語短篇小說如長篇小說一樣臻于成熟并登上世界文學的高峰。此外，十九世紀以鴻篇巨制舉世聞名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師，在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領域也顯示了非凡的造詣。及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列斯科夫、布寧、普里什文、高爾基、巴別爾等文學大家的創(chuàng)作不僅讓我們看到了現代俄語短篇小說的復興，更讓我們發(fā)現了其不同于以往同類體裁作品的明顯質變。二十世紀以來，卡扎科夫的抒情小說，肖洛霍夫等作家的衛(wèi)國戰(zhàn)爭小說，舒克申、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等人的鄉(xiāng)村小說等等，無不敏于感應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以點繪的方式描畫出了俄羅斯生活的宏闊圖景，并構建了一座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畫廊，從中我們可以讀取這百年間俄羅斯人的生活樣態(tài)、精神狀貌和情緒“頻譜”。
普希金和《別爾金小說集》
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戈爾巴喬夫改革給蘇聯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都帶來根本性變化。從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開始，俄羅斯社會經歷了長達十多年的混亂狀態(tài)：政治和社會不穩(wěn)定、經濟危機出現、恐怖主義抬頭、犯罪率上升、車臣戰(zhàn)爭爆發(fā)、民族矛盾加深。直接后果是俄羅斯相當一部分人口陷入貧困與邊緣狀態(tài)，社會結構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社會流動功能失調。針對這種狀況，社會學家安德烈·富爾索夫指出，在新時期，這種“社會主體性”被悄然消滅殆盡，而這種主體性曾經是蘇聯人借以遠離剝削、貧困、人口下降乃至阻擋侵略的盾牌。國家之“社會主體性”的消失導致了全方位的社會文化危機，道德精神基礎不斷被削弱，從而使整個社會陷入意識形態(tài)真空和道德迷途之中，末世論觀點普遍流行，到處彌漫著虛無主義的壓抑與否定情緒。同時，這種否定情緒也全面滲透到人們對社會歷史及民族認同的反思之中：有的人試圖對當代俄羅斯意識形態(tài)進行批判性思考；有的人試圖讓自己的內在微觀世界回歸寧靜，以對沖外在世界的混亂；有的人則在支離破碎的不和諧氛圍中發(fā)現一種邏輯和美感，即“在黑暗深淵的邊緣體驗戰(zhàn)斗的快感”（俄羅斯學者葉蓮娜·謝夫留金娜語）。進入二十一世紀后，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科技水平的突飛猛進與人類意識的不斷發(fā)展，俄羅斯人也和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受到諸多急劇變化的強烈沖擊而對未來產生深深的憂患意識。以上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造就了當代社會整體上極不穩(wěn)定、沒有定規(guī)卻又有著無限可能性的文化環(huán)境，由此也就孕育出同步反映各種社會情緒、各種風格與價值符號相混雜的俄羅斯短篇小說新樣態(tài)。這些短篇小說不僅探討個體的俄羅斯人乃至整個民族的出路，也在揭示全人類所面臨的精神困境，即在當今世界日益走向混亂、無序以及逐步喪失種種準則的境況下，人類所感受到或表現出的恐懼、厭惡、消極、憂慮乃至徹底迷失方向的精神狀態(tài)。這種新樣態(tài)在以鄉(xiāng)村、戰(zhàn)爭、歷史以及后人類作為書寫主題的短篇小說中體現得尤為鮮明。
“鄉(xiāng)村散文”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蘇聯文壇上相當重要的一種文學現象。它以描寫鄉(xiāng)村和農民的生活為主，但所揭示的問題遠遠超出了農村及農民生活的范疇，而是像多棱鏡一樣，折射出整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嚴峻挑戰(zhàn)與危機，并嘗試為之找尋解決之道。當代俄羅斯文學研究家利波維茨基認為，“鄉(xiāng)村散文”詩學整體上是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之外“尋找民族生活的深刻基礎”；而“鄉(xiāng)村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拉斯普京則指出：“‘鄉(xiāng)村散文’更多著眼于人的道德健康——這既是對現在的人而言，也是對未來的人而言?！笨梢姟班l(xiāng)村散文”所反映的不僅是國家的現實問題，更是人的根本性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所以它具有超越時代性及民族性的特點。到了蘇聯解體之初，作家們筆下的“鄉(xiāng)村散文”一方面表現出對農村日益衰敗的憂憤，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則是表達了“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根基在農村”這一現實仍未改變的核心理念。而隨著時間推進到我們所處的新世紀，當下的“鄉(xiāng)村散文”則與彌漫在整個社會中的灰暗底調產生了同頻共振，流露出對鄉(xiāng)村已徹底走向頹勢、無可挽回的絕望情緒。現時，土地與東正教的形象已經無法承載以往體現作者對俄羅斯民族未來之厚望的功能，因而在“鄉(xiāng)村散文”中渺不可尋，于是“鄉(xiāng)村散文”的標記僅僅模糊地顯現在作品中那些老樹、祖屋等物象上以及或倔強或隱忍的女性形象上。無論是在老一代作家鮑里斯·葉基莫夫還是在新一代作家娜塔莉婭·克柳恰廖娃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這一點均有所體現。
葉基莫夫是俄羅斯文壇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滿懷深情和熱愛，以最純正的俄語描繪他最熟悉的頓河流域這片土地以及在這里生活的俄羅斯人所遭受的種種苦難——無休止的危機、戰(zhàn)爭、農村的變遷……在他的作品中，帶著新鮮泥土氣息的大自然與人物鮮活的靈魂以某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仿佛五彩斑斕的玻璃碎片組合成了一幅完整的生活畫面。他描寫普通人的日常工作與生活，觸及所有平民百姓都能理解的主題；每個人都能在他描寫的人物身上發(fā)現自己、發(fā)現自己身邊的人。正是對俄羅斯邊遠地區(qū)痛苦狀態(tài)的憂慮和深刻描寫、對俄羅斯人無上尊嚴的反映，使得他的作品深入人心。評論家德米特里·謝瓦洛夫認為：“任何一個哪怕只讀過葉基莫夫一部小說的人都能記住這位作家。盡管他所有的主人公都只是頓河河畔的農民，但每個人都會說：這是在講我的、我們的生活。作家憑借自己的才華和愛的力量小心翼翼地將生活的碎片集合在敘述中，這種敘述將長期留存在俄羅斯文學中，作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中所經歷的一切的誠實見證?！笨梢哉f，葉基莫夫在自己的一篇篇小說里試圖勾勒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鄉(xiāng)村的變遷歷程。無數俄羅斯人心中累積的傷痛與年深日久的怨憤，都能穿透文字的表層，在他的藝術“傳感器”中得以解析、顯影或成像。
閱讀葉基莫夫早期到近些年的作品，我們可以明顯體味到作家對現實“黑云壓城”般的感受、愈益強烈的批判態(tài)度和在沉默中爆發(fā)的果決勇氣?！恫灰奁肪褪堑湫偷睦C。小說講述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女主人公娜佳為生活所迫，帶著母親和女兒來到異鄉(xiāng)求生，卻受到當地強力人物米什卡的控制和占有，最終，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娜佳放火燒死了米什卡。這篇小說中不具名的農莊里生活混亂無序，盡顯敗像，比葉基莫夫以往作品（如他的中篇小說代表作《皮諾切特》）中所描述的鄉(xiāng)村更加衰敗。而比物質匱乏更加可怕的是人心的失落：娜佳的家鄉(xiāng)是不時燃起戰(zhàn)火的車臣首府格羅茲尼。在武裝分子的脅迫與哄騙下，她和家人從城里的大房子里遷出，被強行安置到偏遠鄉(xiāng)下一處徒有四壁的破敗宅院里。為了活下去，娜佳不得不委身于坐過牢、后來靠本領和威勢在當地站穩(wěn)腳跟的米什卡。他在娜佳一家初來農莊時向她們提供了必要的幫助，這意味著他還保有一定的同情心；而與娜佳交往對他來說也確實有利可圖。在長期的相處中，米什卡真正愛上了娜佳，但在他的意識里，愛等同于控制。因為“吃醋”，他時常惡毒地威脅娜佳，并因此招致死亡的禍端。為了活下去，為了保全家人，善良的娜佳被逼上了縱火殺人的“絕路”。生存的危險解除了，但她卻懷上了米什卡的遺腹子……
葉基莫夫在這個短篇小說中表達了越來越明確的態(tài)度：在人變得比野獸更危險的時候，如果沒有合法的方式來保護家庭，那么善良必須與“拳頭”相伴。受壓迫者娜佳——在極其艱難的環(huán)境中仍然保持淳樸的本性和基本的做人準則——就做出了這樣的抉擇，在一塊被拋棄的土地上以“狼性”十足的行為擊敗了強權與暴力的實施者?！安灰奁边@個標題，既是娜佳的母親時常安慰女兒和外孫女的話語，同時也是作者發(fā)出的呼吁：當整個家庭、整個社會都遭受了太長時間的痛苦和煎熬時，就“不要哭泣”了，而是果斷采取行動，捍衛(wèi)自己的家人、家園以及人類共存的法則。而這正是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所爆發(fā)的最決絕的吶喊與抗爭。
如果說老一代“鄉(xiāng)村散文”作家葉基莫夫以一種相對直白的方式對鄉(xiāng)村現狀發(fā)出仰天長嘯式的吶喊，那么，新一代作家娜塔莉婭·克柳恰廖娃的悲鳴則更加沉郁、更加絕望，仿佛跌入谷底般痛徹心扉卻又無法聲張。她的短篇小說《天堂一載》以自白的口吻講述了主人公莫名其妙在一處名為“天堂村”的破敗村莊里買下一棟老房子并在其中居住一年的經歷。這篇小說仿佛現實主義場景下的一則寓言，作家異?？酥频睾喕巳宋锱c情節(jié)描寫，但是賦予每個人物、每個細節(jié)以耐人尋味的象征意義。在小說中，人們的現實生活似乎已經與傳統割裂開來。主人公是城市生活的棄兒，遭遇挫折后，他在夢境的指引下，稀里糊涂地來到了鄉(xiāng)村，卻看到了一幅行將就木的鄉(xiāng)村圖景。主人公的爺爺是二戰(zhàn)期間長眠地下的軍人，他們那代人用生命為國家、為百姓換來的勝利果實（不論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到了孫輩所處的時代幾乎已經遺失殆盡。村里房屋破敗，人煙稀少，只有幾個孤寡老太婆還在堅守故土，而她們也一個接一個地離開或死去，以不同方式告別了家園；與她們相依為命的小動物也有著同樣的命運。小說末尾，只剩主人公一個人獨自在村子里生活。他是否能堅持下去？他喜歡的女大學生會回來找他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天堂一載》可以說是一首關于鄉(xiāng)土俄羅斯之衰亡的挽歌。故事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是主人公居室里那幅掛在墻上的俄羅斯地圖：剛買下房子時，主人公就注意到墻上的地圖已經破舊不堪，搖搖欲墜。隨著情節(jié)的推進，地圖上不同部位的紙片也在一點一點地掉落，而且饒有意味的是，整幅地圖掉落的進程是從遠東地區(qū)開始，隨后逐步向西部蔓延的。最后，故事結束時，殘余的地圖從墻上陡然滑落，徹底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主人公急忙去“用雙手托住”，轉身“用后背抵著”它，努力“用自己的身軀支撐著整個祖國”。這是否喻示著鄉(xiāng)土俄羅斯，這個曾經輝煌過、曾經無限美好的“天堂村”，在二十一世紀已然徹底衰落，成為被上帝遺忘的角落？
作為一種在表現手法上操作性較強的文體，短篇小說在即時反映急劇變化的國家局勢和感知社會癥候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這一特性在當代俄羅斯以戰(zhàn)爭為主題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如果說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是蘇聯時期俄語文學中戰(zhàn)爭小說的主要焦點，那么，俄聯邦獨立后爆發(fā)的兩次車臣戰(zhàn)爭則是新世紀戰(zhàn)爭題材小說的鮮活素材。新一代戰(zhàn)爭小說作家無意于描寫戰(zhàn)爭的宏闊場面，不愿過多關注具體的戰(zhàn)事。他們更感興趣的是表現戰(zhàn)爭對小人物命運的影響、給他們造成的損失，以及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一般人的心理變化等等，以多點定位的方式引領讀者進入那些被卷入災難、為戰(zhàn)爭所裹挾的普通人的世界。而普通百姓在戰(zhàn)爭中所面臨的日?？简灐獙ふ冶茈y所、在炮彈的威脅下生活、在難民營中深受折磨——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小說家探察和記錄的對象。他們在創(chuàng)作中探尋戰(zhàn)爭危機在當今俄羅斯大地上爆發(fā)的根源，研究車臣民族性格的本體論密碼，呈現戰(zhàn)爭在全社會精神與道德方面所帶來的沉重后果，并對思考的結果做進一步的升華，最終從哲學和世界觀的層面審視當代戰(zhàn)爭。需要指出的是，書寫車臣戰(zhàn)爭的小說家多是戰(zhàn)事的親歷者，通過創(chuàng)作，他們也使自己在意識和潛意識中擺脫了參與和見證戰(zhàn)爭所帶來的傷痛，得到了心理上的自我療愈。
阿爾卡季·巴布琴科是新世紀以來創(chuàng)作以戰(zhàn)爭為主題的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家，他在二○○一年十二月以短篇小說系列《戰(zhàn)爭十輯》獲得了“車臣戰(zhàn)爭文學第一人”的稱號。在這個系列短篇中，巴布琴科以他本人二十四歲時參加車臣戰(zhàn)爭的親身經歷為藍本，像拍攝紀錄片一樣，用文字真切、詳實地描述了他親眼所見的戰(zhàn)爭，展現了一個真實存在的恐怖而邪惡的世界：在這里，不僅有永遠泥濘的道路、冰冷潮濕的防空洞，而且殺人已成為司空見慣甚至如家常便飯般的尋常事。作家并不刻意追求新穎的文字表達方式，也沒有把著力點投放到對文本的復雜建構上，而是通過最大限度地貼近事實、運用樸素的寫實筆法，來突出小說中所述內容的嚴酷性與真實感，從而更加凸顯出他對生命與死亡、戰(zhàn)爭之罪責、存在的意義等重大問題的悲劇性思考。
除“鄉(xiāng)村散文”和戰(zhàn)爭小說外，在當今某些追溯與反思過往的歷史題材作品中，同樣縈繞著揮之不去的悲抑與惶惑情緒。這從短篇小說《麻雀》和《晚間來電1995》中可見一斑。
《麻雀》的故事背景是蘇聯歷史上一段諱莫如深、不堪回首的沉重往事——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的烏克蘭大饑荒。那是一幅凄慘陰森、觸目驚心的畫面：女主人公徒手殺死一只麻雀為自己的孩子熬湯充饑，但還是沒能挽救孩子的性命。當時有很多人在那讓人絕望的饑寒交迫中沉沉睡去，再也沒有醒來。女主人公雖然僥幸活了下來，但是饑餓奪去了她所有最親近家人的生命。若干年后，敘述者結識了孑然一身、已經步入老年的女主人公，她平靜地向敘述者講述自己一生中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包括大饑荒時期那段積壓在心頭的往事。此時的她，依然和當年經歷失去親人的劫難時一樣，不肯“閉嘴”，但也沒有流露太多的怨恨與悲傷。如何在漫長而艱難的歲月中生存下來并保持不變的本性，這是對人以及人性的巨大考驗。特殊時代發(fā)生在親人身上的生死劫難沒有從肉體上，更沒有從精神上擊垮女主人公，她從容講述種種往事的模樣甚至引發(fā)了敘述者深入的哲學思考。從她身上，敘述者看到了生的希望和意義，所以，他有此感嘆：“上帝當初要取泥土造人，為的是魂靈能從人體里，甚至從亡者的軀殼中生長出來，如同植物一樣……”這句話的意涵是：上帝造人，人從泥土中誕生，人經歷一生之后又如同麻雀一樣回歸大自然，變成泥土和植物生長的一部分，如此循環(huán)往復，從而達成了萬物一體……用蘊含在這種循環(huán)中的希望來沖淡和平復傷痛，或許是創(chuàng)作者給予特殊時代受害者用以療傷的一劑方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小說的作者亞歷山大·伊利切夫斯基在描寫女主人公為求生而殺生的慘烈、可怖場景時，運用了歐洲印象畫派的風格，以散文詩的語言使這個場景栩栩如生地“顯像”在讀者眼前。這種筆法無疑加深了小說所營造的悲愴凄涼氛圍。
如果說《麻雀》揭開的是一種可以公之于眾的民族傷痛，那么在另一部短篇小說《晚間來電1995》里，主人公所承受的則是一種內傷式的，只能深藏心底、羞于啟齒的創(chuàng)傷。小說的作者列昂尼德·尤澤福維奇將創(chuàng)作視野推移到距今更遠的年代——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國內戰(zhàn)爭時期。作者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了一個有關歷史細節(jié)的故事：一對父子給傳記作家“我”打來電話，為“我”在書中歪曲事實、給他們的一位先輩潑污水而深感憤怒。事實上，小說中包含了顯在的和隱在的兩個悲劇。顯在的悲劇是作家使用大量筆墨講述的一對白軍夫婦從軍隊中逃亡，結果事敗人亡的故事。隱在的悲劇則是父子倆的那位先輩因為“莫須有”的邪惡罪名而使家人長期蒙羞受辱。據這對父子的判斷，他們的先輩不僅無罪，甚至還有可能是含冤受屈的紅軍特工英雄。白軍夫婦的悲劇雖然令人唏噓，但是終究隨著他倆的離世而成為歷史的一抹煙塵，早已消散得了無蹤跡。而那位先輩的遭遇，卻給他的親人、后代留下了錐心刺骨、遷延不愈的痛。其實，對于“我”來說，那個先輩只是“我”在大量文獻證據基礎上構建的宏偉歷史畫卷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元素，僅僅是在他所引用的一位軍官回憶錄中出現過的一個名字而已，而恰恰是這個名字——而非事情的真相——給那些相關的人帶來了噩夢般的、永遠揮之不去的影響。作者由此暗示歷史記載的“真相”未必可靠，“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的真理未必永遠成立。一個可悲的結論！或許，這才是歷史書寫的真相？列昂尼德·尤澤福維奇是一位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兼歷史學家，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始終伴隨著他對歷史學科的精進鉆研，具有層層推導歷史謎題的性質。他的《晚間來電1995》提醒我們，絕對客觀、透明、詳盡的歷史書寫是不可求的，即使是那些看似顯而易見、耳熟能詳的事情，也可能有通向另一維度的缺口。文學也是如此，創(chuàng)作與生活、虛構與真實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文學并不質疑歷史書寫的巨大作用，但是可以對其所書寫內容的客觀性和徹底查明真相的可能性提出質疑。
新世紀，隨著人工智能、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fā)展和元宇宙概念的提出，人類社會逐步進入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并存的時代，而且二者之間甚至呈現出界限模糊、互相包孕的趨勢。長此以往，人類的形態(tài)將發(fā)生怎樣的變化？人類文明將何去何從？這些都是身處當今世界的我們不得不面對、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對于這些疑惑，以熱衷人類永恒問題著稱的俄羅斯作家自然不會置之不理，他們也開始嘗試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來探討不遠未來的人類處境。格爾曼·卡納別耶夫的短篇小說《一周》（載于《世界文學》2023年第5期）講述了一位人機合體的新人類一周的生活。此人雖有人形，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但是完全受控于植入大腦的模塊。他只需在系統提供的菜單中做出選擇，便能獲得日常所需的一切便利，就連他的妻子也是算法為他篩選、匹配的。在這個未來世界，“信任系統就能幸?！?。然而，在服膺于系統、獲得“幸福”的同時，你卻失去了人最為珍視的東西——自由。主人公意識到了這一點，并試圖通過自殺來擺脫系統，換取徹底的自由。然而，他的反抗終究是徒勞的，在系統的操控下，他被迫復活，繼續(xù)茍活于世間。人機結合的結果是人的個性被徹底抹殺、人的自由意志被全面剝奪——這就是作家對未來世界人之處境的一種預判。誠然，如果有一天人類連死亡都不能自決，那時又怎么可能擁有個性和自由呢？這篇小說通篇都是對后人類社會的可怕前瞻、對未來人類被技術異化的嚴肅預警，讀來令人不寒而栗。
總體看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俄羅斯短篇小說并沒有像有些評論所說的那樣，像一朵凋零的花被遺忘在角落。它依然是別林斯基所說的“人與生活”之書中的常青葉、永生花。在當代俄羅斯的生活現場，短篇小說就像是一臺精巧、靈敏的探測儀，它的探頭伸入現實土壤，敏銳地探察時代痛點，捕捉社會情緒的變化，并將這些信號轉化為引發(fā)共鳴的創(chuàng)意符號、藝術形象或審美形式。如今的俄羅斯短篇小說正迎來一個思想異常開放、藝術實驗相當活躍、充滿潛能和機遇的時代。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