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yōu)選中短篇 | 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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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小說的篇幅，在當下的中篇小說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它的意旨和內涵卻非常豐富。在我看來，它至少包括了四個方面的意旨。首先，就小說的題目《瞳距》來說，戴眼鏡的讀者應該都知道“瞳距”這個詞的意思，它指的是兩個眼睛瞳孔之間的距離，這是配眼鏡時的一個重要指標。小說的男主人公武靜國是一個“院士”級別的專家，在外人看來，他呼風喚雨，風光無限，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中龍鳳，也有自己的心理隱疾。他在配眼鏡的時候偶遇了身為眼鏡店員工的女主人公尹芳，在不得不讓她看到自己不戴眼鏡的樣子的同時，又從她身上體會到了一種“安心”的感覺，并進而對尹芳產生了愛意；而從小就在一個貧寒家庭里長大的尹芳，在日后的接觸中也對這個比自己大十一歲的男人產生了一種“很模糊的心疼”的感覺，從而與他締結了一段有較大年齡差距的婚姻。顯然，這段婚姻的基礎是不牢固的，因此在三年之后必然產生了裂痕。其次，“瞳距”又暗指男女主人公之間社會地位、家庭出身之間的巨大差異。第三，小說中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就是尹芳的弟弟尹翔。尹翔的悲劇，既有原生家庭的原因，又與社會階層之間的巨大差距不無關系。
小說的結尾，尹芳與武靜國正式離婚。兩個人完成了形式上的離婚，尹芳獲得了形式上的心理勝利，但是作為悲劇根源的心理陰影和階層差距并沒有消失，就像人的兩只眼睛之間永遠存在“瞳距”一樣。這，才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
《命運慢跑團》書寫了一個在城市工作的年輕人，在辦理完父親的葬禮后，離開家鄉(xiāng)，離開母親，兩年沒有回去。故事是從他回到家鄉(xiāng)后開始的。他著力塑造了一個叫黑昌的人，這個人是他父親特別好的朋友，他借助這個人物，講述了父親不為人知的多面。尤其是父親年輕時，以及中風前后如何對待兒子的故事。黑昌的講述，以及母親對父親的講述，讓父親的形象在主人公心中愈發(fā)鮮活可觸。主人公逐漸懂得了父親，更加體悟了父愛。
《命運慢跑團》敘事簡潔明快，語言樸素誠摯，作者使用散文的筆法，娓娓講述源自生命深處的體驗與感受。作品中的人物很成功，這群人各有特點，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生活面前，不管多么困難，他們始終樂觀，并且有一種強悍的生命力，在朋友，親戚，家人面前，又是無限柔和，充滿深情。整個作品情感豐沛又節(jié)制，意蘊豐富。可以看作是致敬父輩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對成長的思索，還可以看作是對希望的書寫。
《佛羅里達有多遠》是較為典型的“易性敘事”，即男性作家借女性視角來講述故事，小說并未采用主人公的第一人稱，但充分發(fā)揮了女性主人公有限視角的限定功能，摹寫心理絲絲入扣，細膩傳遞出蘇粒的感知和感喟，也在敘事內部制造一個又一個的波折和波動。
《佛羅里達有多遠》首先觸動我們的，是蘇粒在小說中表現(xiàn)出一種超越固化性別認知的復雜性。因為一次年輕的放縱，蘇粒成為一名單身媽媽。未婚先孕，女兒發(fā)育遲緩，獨自撫養(yǎng)的經濟壓力，與母親的緊張關系，這一切都緊緊地壓迫她，直到從事的教培行業(yè)整體地垮掉，再也無力獨自支撐下去的蘇粒選擇帶女兒南下昆明投奔孩子的生父。小說并沒有因為要贊美女性，就讓蘇粒輕易擺脫“第二性”的標簽，而是從她選擇南下那一刻起，便把她置入一個兩難的境地。但另一方面，小說也展示了蘇粒的韌性，面對女兒生病、疫情漫漶、行業(yè)退市、人生無常、性別秩序牢固的暗影，她依然有夢和憧憬，讓人們看到“永恒之女性，引領我們上升”不止是浪漫的想象，讓人們知道，困在宿命里的人也有不倦追求的勇氣，小說的題記選用王安石的《詠梅》正是為了證明這勇氣的“重量”！
在《母親的懸崖》中，蔣佳蘭把自己推到了日常生活的懸崖上，因為她賭氣式的一意孤行地生下了被醫(yī)生診斷為高危異常的胎兒。她甚至來不及做好準備，就成了一個智障兒的母親。于是，她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團糟，不得不離職、離婚，又只能在父母去世后獨自承擔起照顧女兒的責任。伍倩把蔣佳蘭鑲嵌在日常生活的縫隙中，讓她時時面對自由與責任、權利與義務、愛與耐心、付出與擁有的痛苦撕扯。這縫隙狹窄逼仄，毫無回旋的余地。最后，立在“懸崖”上的蔣佳蘭終于能夠平靜接受、坦然面對生活給與她的一切，那是“有它們挺好，沒它們，一條命也能好好的”的釋然。伍倩在這種種矛盾、撕扯和掙扎中寫女人的精神成長。通過磨礪，蔣家蘭最終成為能擔得起生命磨損的人，這意味著能夠擔負責任、成就自我也成就他人。伍倩以和解的方式，給她筆下的人物以出路，顯然，和解不是被動的退卻，而是主動的接納，是以一種更柔軟、更有韌性的生存方式在俗世中成長。
小說以久違的北京口語寫作，呈現(xiàn)了凡俗瑣碎的北京生活，展現(xiàn)出高大上的北京城背后市井日常的一面。小說中的米樂夫婦買不起學區(qū)房，但為了孩子上學，竟然買了輛房車，在里面吃喝拉撒，這也就是小說中所謂“四輪學區(qū)房”的來源。小說以這樣一個既現(xiàn)實又荒誕且極富想象力的“騷操作”展開故事，引出我們今天城市中產急需嚴肅思考的問題：“卷”還是“不卷”？小說中，米樂老婆想不通的是，為什么自己的家庭卡在底層中產向高階中產進軍的路上，而讓米樂想不通的是，為什么老婆要如此力爭上游地“卷”，如此過度內耗地“雞娃”。事實上今天，人民群眾的內部矛盾已然演變成躺平的與不躺平的人之間的矛盾，變成了過度內卷和遵從內心的矛盾。這背后固然體現(xiàn)了世俗功利與隨性純粹這兩種不同的人生態(tài)度，小說也將其設置成二元對立的結構。而且在這個結構中，作者的立場是極為鮮明的，體現(xiàn)了孫睿一貫的情感態(tài)度。但是我們同樣需要追問的是，城里的996和城外的音樂節(jié)，難道一定是對立的嗎？有沒有可能它們本身就是相輔相成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孫睿提出的有趣的問題，其實是值得我們深入思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