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錢理群先生1990年代的學術與思想
內(nèi)容提要：錢理群先生1990年代的學術研究不僅創(chuàng)獲頗豐，而且深切地回應了1990年代的問題，同時使得作為思想者的錢理群形象更為深厚、動人。錢先生1980年代末即已意識到作為1980年代啟蒙思想延續(xù)的1990年代將出現(xiàn)諸多新問題，故而主動反思啟蒙主義和理想主義，通過研究周作人、曹禺以及“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通過研究1940年代的知識分子心靈史和小說史，重新討論知識分子的位置和獨特價值。深厚的學養(yǎng)與深刻的思想力相互激活，錢先生的學術研究和思想構成了1990年代重要的學術和思想現(xiàn)象，因此是研究1990年代的重要個案
關鍵詞：錢理群 啟蒙主義 理想主義 知識分子 文學史家
錢理群先生著述極豐，目前已有百部之多，其中1990至2000年出版的《周作人傳》（1990）、《周作人論》（1991）、《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1993）、《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1994）、《1948：天地玄黃》（1998）、《對話與漫游：四十年代小說研讀》（1999）、《走進當代的魯迅》（1999）、《話說周氏兄弟——北大演講錄》（1999）等書，影響尤大，澤被廣遠，允稱代表；這些著述不僅進一步穩(wěn)固了錢先生在《心靈的探尋》（1988）一書中展現(xiàn)出來的學術個性，而且拓展深廣，全面呈現(xiàn)和豐富了錢先生的學術視野和學術個性。而由于錢理群先生的學術研究總是起源于對于時代問題的洞悉以及相應的危機意識，“1990年代”1就不僅是錢先生學術上重要的創(chuàng)獲期，也是他思想上重要的沉淀和變化期，研究錢先生1990年代的學術和思想無疑具有獨立的價值。
一
強調(diào)“1990年代”之于錢理群先生的重要性，并不是一個新鮮話題，錢先生本人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精神自傳》中即有諸多論述和省思。該書上編《我的回顧與反思》系錢先生2002年3—6月在北大講“最后一門課”的講稿，其中針對自己1980年代在《心靈的探尋》中強調(diào)“個人的魯迅”的省思特別具有癥候性：
問題是，這樣的只談個人主義，身邊瑣事，高談玄學，海外天邊，而漠視現(xiàn)實社會問題的傾向，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已經(jīng)成為中國思想、文化、文學、學術的主要潮流。知識分子縮回了象牙塔。我因此就想起了九十年代初，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當然，不能否認這樣的討論的意義和價值，但其中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知識分子只是關心自身的邊緣化，而同時發(fā)生的中國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現(xiàn)象卻根本沒有進入知識分子的視野。我們的思考和研究與整個社會脫了節(jié)！這難道不應該引起警戒和反思嗎？2
錢先生的省思代表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一貫的重要品質(zhì)，即以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而非學究的態(tài)度討論問題，總是從對于社會和時代的理解中建立、調(diào)整自己的思想和研究。這種具有原理性的文學研究思路也許在“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3的1990年代有些引人質(zhì)疑，卻是最可貴的研究思路。而正是因為以此研究思路為貴，1990年代才能由于錢先生的自覺而內(nèi)在于其學術和思想的表達。
“1990年代”作為錢先生學術和思想的內(nèi)在問題的起點約略見于1989年1月1日寫作的《由歷史引出的隱憂》一文。在該文中，他開門見山對其時“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充分發(fā)揮知識分子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的要求表示贊同之后，隨即表示自己其時正在研究周作人及五四以來的歷史，發(fā)現(xiàn)“一部‘五四’以后的中國思想文化史，就是中國知識分子互相殘殺的歷史”，對“專家治國”深感憂慮不安，故而認為“我們現(xiàn)在又處于歷史的轉(zhuǎn)折、過渡時期，各種選擇的互相爭論已經(jīng)到處可以聽到了”，為了避免類似于五四以后“中國知識分子互相殘殺的歷史”重現(xiàn)，“要‘啟蒙’，先得‘啟’知識分子之‘蒙’；要‘改造國民性’，先要改造知識分子的‘劣根性’”，如“酋長思想”“二元論思維定勢”和“嗜殺”傾向。4錢先生在《周作人傳》中的確寫到了作為自由主義者的周作人如何反對現(xiàn)代政黨政治崛起過程中陳獨秀非此即彼的思維5，寫到了周作人對“現(xiàn)代青年”的“酋長思想”和“嗜殺”傾向的批判6，并充分肯定了周作人所謂“凡人的悲哀”，認為周作人“不僅要否認知識分子對于民眾的引導作用，而且要從根本上否認知識分子干預歷史、時代、社會發(fā)展的任何可能性，從而把知識分子（及自我）從‘精英’、‘貴族’徹底還原為‘凡人’，并由此獲得一種‘凡人的悲哀’的自我感覺”。7這就意味著，在歷史和現(xiàn)實相互軸合的可能性中，錢先生通過對周作人思想的研究洞悉了1980年代啟蒙主義思潮發(fā)展的一些后果及將要到來的1990年代可能出現(xiàn)的一些危機。學術研究因此就像是一支拋入時代大海的錨，錨定了錢先生發(fā)言的姿態(tài)和立場，使他得以在1990年代到來之后的各種思想論戰(zhàn)中“回到鐘擺的中點，追求動態(tài)的平衡”8。不過，在思想分歧十分深刻而不可通約的1990年代9，錢理群先生的追求注定是不討好的。當他1993年以《中國知識者“想”、“說”、“寫”的困惑》一文在韓國學術會議上作報告時，文章既質(zhì)疑啟蒙主義又堅持啟蒙主義的說法就引起了韓國朋友的震驚，引起了王富仁先生掏心掏肺的勸誡，希望錢先生：“無論啟蒙主義有多大問題，你可要堅持下去?。 ?0
錢理群先生在1990年代當然仍是啟蒙主義者和“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11，他在1990年代寫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中，就處處肯定曹禺的理想主義氣質(zhì)。但與此同時，他又接過胡風對曹禺的批評，認為曹禺這類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常使他們對現(xiàn)實缺乏更清醒的認識”，強調(diào)胡風對曹禺的“內(nèi)在危機的揭示是超前的”。12錢先生又在書中認為劇作《家》“寫出美的極致”，“自然是表現(xiàn)了劇作家獨特的美學思想的”，但因這一追求“發(fā)生在動亂的戰(zhàn)爭年代，而劇作家曹禺本人又正陷入家庭生活的不幸糾纏中”，故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13這種對曹禺創(chuàng)作《家》的心境的體貼，也在同情中隱含一些對于理想主義的不滿。由此可見，錢先生是激賞胡風的超前意識的，彼時他自己其實也正是在超前的意義上展開對于1990年代的研究和批判。因此，1996年對錢先生的曹禺研究做出過“一個近距離的觀察”14的吳曉東說得好：
理想主義與啟蒙主義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啟蒙主義在根柢里是靠著一種理想化的生命、人格、道德、倫理以及社會形態(tài)的存在作為遠景支撐的，因而，啟蒙主義的價值論預設與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屬性最終打成一片，無法剝離，兩者構成了80年代中國人文思潮的主體部分。然而錢先生是在一個特殊的時段創(chuàng)作了《大小舞臺之間》的。我不知道這本書寫成于80年代會是什么樣子，但它注定寫于90年代第一個春秋之季，從而也就注定了它在理想主義的基調(diào)外還兼容了更復雜的意蘊，這就是錢理群在堅持啟蒙主義的同時已經(jīng)開始質(zhì)疑啟蒙主義。這種質(zhì)疑預示著作者在90年代最早感受到了文化心理和人文學術領域某種轉(zhuǎn)型的時代氣息，盡管他當時還很難意識到90年代最終帶給我們的究竟是些什么，但正是這種敏銳的預感使本書成為歷史蛻變期的產(chǎn)物和見證。15
錢先生的曹禺研究便內(nèi)含著對于1980年代啟蒙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反思，并進一步表達了清醒認識1990年代現(xiàn)實的思想要求。而且，這一思想要求更多地是通過反思知識分子的“劣根性”而得以展開的。
二
延續(xù)《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后記》中關于“一切認真的知識分子都必然面臨‘演戲或者無所為’的兩難選擇”16的思考，錢理群先生在1993 年底寫的《中國知識者“想”、“說”、“寫”的困惑》一文中借助“讀魯迅作品札記”的名義進一步發(fā)揮道：“啟蒙主義知識者不僅眼睜睜看著做戲的世界的完結，自己也在極其尷尬的狀態(tài)中隨之一起‘完結’——而這種完結是不會給人以任何悲壯感的?！?7這種發(fā)揮的要義在于強調(diào)啟蒙主義的困境，文中更為緊要的討論也許在于一種憂慮：“知識者的‘思想’與‘語言’一旦與‘權力’相結合，成為大一統(tǒng)權力結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的功能就不再是交流，而成為一種思想與語言的專制，走向自己的反面?！?8這種憂慮在1994年初再次借助“讀魯迅作品札記”名義寫的《“幫忙”、“幫閑”的陷阱》一文中有相對充分的展開，錢先生在該文中針對1990年代的狀況表示，“在新的社會格局中，我們一方面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對政治權力的從屬，卻同時增加了成為‘商人’的‘幫閑’、‘幫忙’與‘大眾’的‘幫閑’、‘幫忙’的危險，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的作家與人文學者）還需要在痛苦的掙扎中尋找自己的路”。19錢先生所討論的“困惑”和“陷阱”既是針對1990年代現(xiàn)實而產(chǎn)生的憂慮，也是對知識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種省思。如果說對周作人和曹禺的研究啟發(fā)和推動了錢先生思考知識分子自身“劣根性”的命題，對魯迅的研究推動了相關思考走向深入，那么對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東移現(xiàn)象的研究就大大拓展了相關思考的深度和廣度。
從錢理群先生的自述來看，他研究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有四條線索值得重視：其一是1980年代黃子平先生在《關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對話》中關于世界性文學現(xiàn)象如哈姆雷特、浮士德、于連、“多余的人”……東移的討論；其二是錢先生自己研究了魯迅、周作人、曹禺三個“點”之后渴望從“面”上展現(xiàn)“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歷程”，而研究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是“較為理想的總結、擴展和升華”；其三是錢先生發(fā)現(xiàn)自己及同代人身上存在“堂吉訶德氣、哈姆雷特氣”，是“新中國的第一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重要側(cè)面”；其四是“自我拯救”的需要，錢先生表示：“也許是因為哈姆雷特的懷疑精神突然變得‘可疑’，也許是因為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受到?jīng)_擊，我為一種失落感壓抑感所攫住，并且像陷入了‘無物之陣’似的，無以擺脫?！?0這四條線索在《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有具體表現(xiàn)。從理論上來說，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兩個藝術形象誕生之后所發(fā)生的世界旅行，因為其中既可以鉤稽一些相同的結構性要素，也可以找到諸多差異的結構性要素，故而既可以理解為一種世界性的形成過程，也可以理解為不同的地方性（或民族性）凸顯的過程。錢先生也注意到了雙方面事實的并存，但在論述中凸顯的則是世界性面相，譬如梳理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移動到德國的情況時，他就充滿感情地總結道：
而德國人對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親切感又反過來促成了“世界文學”的概念的形成。人們終于明白，人類在根本的“人性”上是相通的，文學從根底上是“人類”的……21
這種對于普遍性的理解和想象充滿著1980年代提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時的啟蒙主義激情，22使人產(chǎn)生走向世界的沖動。但事實當然沒有這么簡單，錢先生在論述時的側(cè)重點其實也落腳于：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是如何在東移過程中逐漸變成知識分子的轉(zhuǎn)喻形象的？正因如此，錢先生從一開始就把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視為“人類精神”的概括，并且強調(diào)其引起了讀者、特別是知識分子讀者的“強烈共鳴”。23這也就意味著，雖然《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讀者絕大多數(shù)肯定不是知識分子，但錢先生感興趣的重點是知識分子的“強烈共鳴”。因此，即使不是受制于材料，錢先生的論述也一定會循著知識分子的“強烈共鳴”來展開。在這樣的展開過程中，錢先生認為“作家在創(chuàng)造堂吉訶德形象過程中，越來越從堂吉訶德身上發(fā)現(xiàn)了自己，他在分析堂吉訶德時，同時也在審視著自己及同時代人”24，認為莎士比亞賦予哈姆雷特“以‘知識分子’的特殊品格與氣質(zhì)”，使哈姆雷特“與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知識分子共命運，成為他們自我審視，自我批判的‘一面鏡子’”25。
同時，因為重點關注的是知識分子的“劣根性”問題，錢理群先生梳理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過程會特別重視屠格涅夫的《羅亭》。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下半截是哈姆雷特，上半截卻是堂吉訶德式的”26，身上存在“啟蒙者的專橫”，一種“堂吉訶德的專制”，錢先生因此認為“專制主義的浪漫主義者”和“獨裁政治的堂吉訶德”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7表現(xiàn)出對啟蒙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批判眼光和復雜態(tài)度。但這并不意味著錢先生走向了民粹主義，事實上，他反而更加重視知識分子，強調(diào)哈姆雷特的懷疑主義具有非同尋常的價值。在錢先生看來：
正因為徹底拋棄了一勞永逸地結束一切矛盾與痛苦的自欺欺人的精神幻夢，用徹底懷疑的眼光看待已知與未知的一切，就永遠不會停止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探索與追求。這樣，哈姆雷特式的命題也就必然成為人類一切時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自覺的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題……28
這種雄辯的普遍性論述意味著在錢先生看來，哈姆雷特的懷疑精神相對于堂吉訶德的獨裁或?qū)Ｖ苼碚f，是一味解毒劑，是知識分子之為知識分子的獨特價值所在。因為如此重視哈姆雷特的懷疑主義，在論述屠格涅夫小說《父與子》中的巴札羅夫時，錢先生才會特別強調(diào)不能以“勞動者”的鐵的邏輯否定堂吉訶德的精神幻覺和哈姆雷特的精神痛苦，認為“以物質(zhì)的東西抹煞了全部精神，也就否定了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基礎”。29這種獨具慧眼的論述思路當然凝聚著錢理群先生對20世紀革命的反思，但也不無針對1990年代正漸趨豐富的物質(zhì)社會的意味。雖然形式上已經(jīng)不是“腦體倒掛”的1980年代，但1990年代才是讓“腦體倒掛”凝固成為“不成問題的問題”的時代吧；在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以后，錢理群先生所討論的獨屬于知識分子的精神范疇，也都免不了要被掂斤拈兩地計算吧。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錢先生通過海涅的堂吉訶德論所提出的命題“思想的實現(xiàn)即思想自身以及思想者的毀滅”30和通過周作人的懷疑主義精神所提出的命題“還思想于思想者”31，就不僅是反思20世紀革命，也是即時反思1990年代對作為思想者的知識分子來說意味著什么。
三
再一次受惠于學術工作的反哺，錢理群先生1994年底在《自說自話：我的選擇》一文中強調(diào)知識分子的唯一職責和職能是思想，并表示自己終有了個人定位，即“自覺地站在邊緣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說（關心）時代的中心話題”，用偏于“史”的考察來對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進行整體反思，對20世紀知識分子心靈史（精神史）進行研究。32此前，錢先生的學術工作和思想實踐也許表現(xiàn)了更為明顯的主體意志和熱情，此后，就增添了很重的史家意識。這當然不是說錢先生此前缺乏史家意識，而是強調(diào)此后他的史家意識越發(fā)自覺罷了。正如吳曉東在評價錢先生此后的代表作《1948：天地玄黃》時所說的那樣：
在所有可能的稱謂中，錢理群先生最傾向于認同和接受的也許是 “文學史家”的稱呼。……對文學史的理論、觀念、方法一直保持自覺的探索激情，并始終執(zhí)迷于文學史的敘述體例和敘述形式。33
錢先生的確“始終執(zhí)迷于文學史的敘述體例和敘述形式”：《周作人傳》寫系獄的傳主童心未失而作兒童雜事詩時，即曾飄然來一筆，“周作人也許會聽說，離老虎橋監(jiān)獄后墻不遠，有一所小學?！保暗^不會想到，有一個小男孩每當看見這神秘的高墻（他從老師那里知道高墻后面是‘監(jiān)獄’），總要停下步來”34，這“小男孩”就是錢先生本人，他以這種敘述方法讓沉睡的歷史對象與自己發(fā)生了生命關聯(lián)；《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引用曹禺關于《雷雨》創(chuàng)作過程的未發(fā)表手稿之后展開敘述，并強調(diào)曹禺“他什么都不知道。這是一切都成為歷史以后，人們才注意到的事實”35，這意味著錢先生打算充分占據(jù)和使用歷史后來者的優(yōu)勢，將事實的碎片植入敘述中，完成歷史的建構；《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借助屠格涅夫的著名演講《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中的說法“散文作家”“可以希望他的讀者（或聽眾）愿意和他一同漫游”，36錢先生將自己的敘述身份設想為導游，既將讀者意識前置，加強了與讀者的互動，又不動聲色地啟動了啟蒙主義知識分子的功能。應當說，對文學史的敘述體例和敘述形式的執(zhí)迷背后，是錢先生對介入歷史和現(xiàn)實的方法論自覺，他深知人就在歷史之中，必須通過不斷的輾轉(zhuǎn)騰挪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從后續(xù)寫作實踐來看，《對話與漫游——四十年代小說研讀》進一步拓展了錢先生設計的導游帶領讀者一起漫游的敘述方法，開篇《請作一次精神對話與學術漫游》強調(diào)學術研究就是“精神對話”和“精神漫游”，引領學生共同上路，37接下來的《漫話四十年代小說思潮》和《且談戰(zhàn)爭歲月作家心態(tài)》是1940年代小說概論，提供了給學生深度游之前的旅游指南，而在學生眾聲喧嘩的討論中，錢先生也總是保持有機的介入，并在結束篇《四十年代小說的歷史地位與總體結構》中，給出定性和定位的論述。錢先生《對話與漫游——四十年代小說研讀》中對“邊緣”與“超前”關系的說法表明，錢先生自覺邊緣的定位，不僅不是不關心時代的中心話題，而且是為了獲得超前性的一種努力。面對時代的中心話題，他不但要求保持距離以保持冷靜，而且要求拉開距離以提供前瞻性的意見。大理石一般的理智和火一般的熱情，就這樣辯證地統(tǒng)一在錢理群先生的學術和思想實踐中。
由于史家意識的充分自覺，錢先生的代表作《1948：天地玄黃》表現(xiàn)出極富才華的歷史敘述的智慧，而且充分踐行了他所謂“自覺地站在邊緣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說（關心）時代的中心話題”的個人定位。錢先生在該書代后記《我怎樣想與寫這本書？》中曾坦誠地提及對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明顯借鑒，同時強調(diào)“一旦借用，就已經(jīng)發(fā)生變異”，38借鑒表現(xiàn)在以一年寫一個時代，以幾個重要人物寫出歷史的褶皺，變異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其一是錢先生創(chuàng)造了葉圣陶的日記摘抄和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歷史敘述者平行的雙線敘述；其二是錢先生注意到了更多無力左右歷史發(fā)展，而且只能在歷史中沉浮的歷史中人；其三是錢先生試圖“多少擺脫一下持續(xù)多年的主體投入的研究方式”，但“最終還是卷入主客體的交戰(zhàn)之中不能自拔”39。因為這些變異，錢先生的歷史敘述既獲得了超越葉圣陶等1948年的歷史中人的位置，可以接續(xù)黃仁宇融解一切史料來講述歷史的方式，又同時以一種建構的形態(tài)存在，與葉圣陶當年的日記并置，使得讀者不得不思考錢先生的歷史敘述與本真的歷史之間的關系。吳曉東曾指出：“錢理群的文學史觀中仍有一種追求歷史的本真性的執(zhí)著，即相信有那么一種真實的歷史存在。這就意味著，他在確立了懷疑主義的基本立場，打破了決定論和本質(zhì)主義的歷史觀之后，仍有其最后的支撐，那就是對本真歷史存在的信仰?！?0錢先生大概沒有把葉圣陶日記當成本真歷史的存在本身，但他確信與一身痛癢密切相關的對1948年的敘述（即對現(xiàn)代史的敘述）是“作為一種‘回憶’的歷史敘述”，“必 須努力尋找‘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三維視點，并且能夠取得在三者之間轉(zhuǎn)移、滑動的靈活性”41，本真的歷史即存在于轉(zhuǎn)移和滑動的歷史敘述之中，并不是可以一勞永逸地捕獲的。而由于本真的歷史存在于歷史敘述實踐之中，進行歷史敘述實踐的個體作為“現(xiàn)在”也就充分參與了“本真的歷史”，成為本真意義上的歷史中人。這樣的歷史中人當然是難以占據(jù)時代的中心位置的，時代的中心話題也因此不是由一個人或幾個人占據(jù)的，而是由一群人的各種各樣的相互關系營構出來的。每一個人都不在中心位置，每一個人又都與時代的中心話題攸關，這也許是錢先生《1948：天地玄黃》提供的與“本真意義上的歷史中人”具有同等智慧含量的歷史和現(xiàn)實發(fā)現(xiàn)吧。
最值得闡發(fā)的可能仍要推錢先生發(fā)明的雙線敘述。《1948:天地玄黃》第三章“校園風暴”梳理的是1948年全國各大中學的反美學潮“四月風暴”，錢先生細致描述了“四月風暴”的前因后果、校園政治以“歌和詩、畫與劇”展開和影響全國民眾的形式42、各方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反響，最后得出1948年各方人士的時代共識，“要爭取全中國人民的集體自由，然后個人的自由才有保障”43。不從國共兩黨以及背后的美蘇對立展開歷史敘述，而以學潮為中心打開歷史，這是一種從邊緣看中心的方式，所得結論既令人信服，又令人感到親切。有意思的是，知識分子在校園風暴中的委屈心事如何，擅長探究知識分子心靈史的錢先生并未花費多少筆墨，其中著墨較多的蕭乾心事如何，也不是很清晰。在敘述群體性事件時，確實難以在較短的篇幅內(nèi)展開對知識分子心靈史的探尋，這并不是第三人稱全知敘述者的過錯。在這樣的情形下，錢先生的雙線敘述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摘抄的葉圣陶日記留下了知識分子心靈史的鮮活證據(jù)。在1948年6月26日的日記中，葉圣陶寫道：
交大學生因前之反美扶日運動，發(fā)動游行，為上海市長吳國楨所質(zhì)問，意謂其受“職業(yè)學生”之指使，非公眾自發(fā)者。并謂若不能滿意答復，即將公開傳訊。學生亦不弱，定今晚開公斷會，邀市長議長及社會人士出席，評斷學生此舉究竟是否錯誤。有學生來邀余，余憚此等集會，謝之，為書數(shù)百字與之。云問題在美國究竟有否扶日之事實。既事實昭昭，反對之為當然，其行動屬于道義，余認為絕無錯誤云。44
查《葉圣陶集》知葉圣陶此日所記另有一行“下午作雜事，并看香港寄回之教本稿”45，次日有“閑看《談藝錄》”及“觀電影于永安，片名《舞宮鶯燕》，多舞蹈場面，頗可娛目”的記錄46。錢先生的摘抄表明葉圣陶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一方面密切關注校園風暴，另一方面則有自己的考慮，不敢答應學生參加集會，但表現(xiàn)在公共政治領域的態(tài)度是清晰可辨的，即以事實為據(jù)，反對上海市長吳國楨對學生的政治構陷。而結合錢先生未抄錄的日記內(nèi)容來看，則可以推知葉圣陶雖然關注校園風暴，但并未憂結于心，仍然照常工作和娛樂。這就意味著，錢先生試圖通過日記摘抄構建的是一個更為時代的中心話題所影響的知識分子形象，而葉圣陶本人雖然談不上刻意疏離時代的中心話題，但卻是仍有自我的空間和選擇的。在錢先生的歷史觀中，即使是日記這樣的歷史材料，也主要是供選擇的事實的碎片，只有經(jīng)過后來者的歷史敘述，才能成為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1948：天地玄黃》的寫作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錢理群先生的思想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錢先生后來在《我的精神自傳》中討論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系時反扣魯迅左轉(zhuǎn)之后在《門外文談》一文中的表達，是具有象征性的。魯迅說：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yè)。47
難以確定的是，錢先生對于“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的理解是不是會跟他對周作人所謂“凡人的悲哀”的理解發(fā)生奇妙的聯(lián)系；可以確定的是，錢先生又一次有意識地約束了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希望在知識分子是與弱勢平民站在一起的意義上理解自己的學術和思想工作48，從而也就在1990年代知識分子陣營分裂的狀況中顯現(xiàn)出了難以歸類的特征。
對于錢理群先生而言，他在1990年代所完成的一系列學術和思想實踐，為他建構了堅實的批判和研究1990年代的思想和話語基礎，為他反復重新發(fā)明魯迅及20世紀中國歷史的可能性提供了支援，也為他進入更加復雜的21世紀做了學術和思想上的準備。而21世紀的確是更為復雜的時代，舉凡國際國內(nèi)都出現(xiàn)了更多具有時代性意味的事件，錢理群先生因應著時代的變化，繼續(xù)以其學術工作為錨，發(fā)揮思想鐘擺的作用，追求著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這也許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錢先生樂此不疲。他的學術和思想實踐因此發(fā)展出更多有意思的內(nèi)容和面相，也許是更值得后人研究的。
注釋：
1 “90年代”是一個獨立的問題域，早在21世紀開端的幾年，就出現(xiàn)了羅崗、倪文尖編的《90年代思想文選》（三卷本，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許紀霖、羅崗著的《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最近更是集中出現(xiàn)了一批針對“90年代”的專門研究，茲不贅述。
2 8 10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79、164、118頁。
3 語出李澤厚。參見李澤厚《思想與學問》，《李澤厚散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301—304頁。
4 錢理群：《由歷史引出的隱憂》，《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41頁。
5 6 7 34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257、334、350、519頁。
9 許紀霖、羅崗等：《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14頁。
11 12 13 16 35 錢理群：《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136—137、173、422頁。
14 錢理群：《〈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的評論》，《六十劫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頁。
15 吳曉東：《從“郁熱”到“沉靜”？》，《讀書》1996年第8期。
17 18 錢理群：《中國知識者“想”、“說”、“寫”的困惑》，《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71頁。
19 錢理群：《“幫忙”“幫閑”的陷阱》，《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188頁。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6 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8、78、4、11、23—24、127、128—129、29—30、144—145、95、196—197、1頁。
22 “世界性”的問題是錢理群先生始終思考的問題。參見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3頁。
32 錢理群：《自說自話：我的選擇》，《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2頁。
33 40 吳曉東：《錢理群的文學史觀》，《文藝爭鳴》1999年第3期。
37 錢理群：《對話與漫游——四十年代小說研讀》，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38 39 41 42 43 44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8—329、329、59、80、50頁。
45 46 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1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293頁。
47 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5頁。
48 參見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105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wǎng)絡編輯：陳澤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