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的學理創(chuàng)新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的新概念，形成了構建和堅定當代中國文化自我的新理論，這一理論具有多方面的學理創(chuàng)新。一是突破了西方長期以來的文化自我認同的“我—他”關系模式，實際上開創(chuàng)和踐行了一種“我—你”關系的文化自我認同模式。二是不同于西方文化發(fā)展中傳統(tǒng)與現代二元斷裂思維，明確了一種文化自我更新、賡續(xù)的新思維。三是與西方建立在主客體場域關系中的文化主體性本質不同，中國文化主體性是建立在主體間場域關系中的文化主體性，具有獨立性、主導性、超越性特征，突出立己達人。這些創(chuàng)新對于中國和人類的文化實踐，對于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理論研究，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自我 文化主體性 文化認同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這一重要的新概念。作為自我的國家、民族有著多重面相，而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血脈和靈魂，文化意義上的自我即文化自我是一個國家、民族之自我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從“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的角度看，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乃是當代中國文化的自我認知與自我擔當；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路線圖和任務書，乃是當代中國如何構建文化自我的行動指南；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實踐展開，乃是當代中國文化的自我建設、自我發(fā)展和自我實現，本質上是當代中國文化自我的構建。事實上，習近平總書記圍繞當代中國文化意義上的“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的本質規(guī)定是什么”“我如何成為堅定的自我”等核心問題，形成了構建和堅定當代中國文化自我的新理論。這一新理論是習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的學理內涵之一，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貢獻了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新智慧。這一理論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無論對于我國新時代文化建設和人類文化實踐，還是對于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理論研究，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創(chuàng)新性影響。
01 文化認同理論從“我—他”走向“我—你”關系模式
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民族，自我認同從來就不僅僅是“自我”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同時，“人對自身的任何關系，只有通過人對他人的關系才得到實現和表現”。認同的實質在文化認同，任何文化自我也只有在與文化他者交往中凸顯差異性才能獲得自己清晰的自我認同。文明是文化的積淀，文化塑造著文明。在文明交往中，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所反映的價值追求、精神品質、思維方式、行為習慣，是其區(qū)別于其他國家、民族的根本特征和獨特標識，這是其文化自我最直觀的體現。長期以來，人們在討論文化認同問題時，都自覺不自覺地服膺于西方“自我—他者”（Self-Other）的關系分析模式（簡稱“‘我—他’關系模式”）。迄今這一模式雖然經歷了一個不斷精致化的過程，但其核心觀點沒有發(fā)生實質性變化，即認為每一文化單元的自我建構不僅需要與其相異質的他者的建構，而且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是對立、沖突的。黑格爾曾在《精神現象學》中論述道：自我與他者都在意識中顯現，但最初自我意識“通過排斥任何它在于自身之外，而自身與自身同一”；自我是“本質性”的存在，他者是“非本質的”“帶有否定性的印跡”的存在，彼此是“相互對立著的”。當然，黑格爾這一思想還只是在精神現象學意義上涉及自我意識的低級階段，更未論及民族文化自我認同層面。不過，當人們很自然地對不同民族及其文化進行人格化的比喻性理解時，黑格爾的哲學思辨倒恰恰如他自己所說的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這種自我意識最初的特點很符合西方視野中的歷史文化發(fā)生。
正如薩義德曾揭示的，在西方人看來，世界歷史以他們?yōu)橹行恼归_，他們壟斷敘事話語，以西方為標準，凝視、審查、規(guī)訓非西方；東方是被西方發(fā)現甚至是發(fā)明、構建的他者，最終將被西方所收編。馬克思當年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以文明自居，迫使所謂“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時至今日，由于西方的左派運動，這種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因“政治正確”問題而有所收斂，甚至出現某些“善待他者”的理論。例如，哈貝馬斯強調“包容他者”；列維納斯強調朝向他者、擁有他者視野，“為他人負責”。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復雜的歷史文化原因，這些“善意”不僅未曾真正成為主流，而且本身依然是一種主體的俯視。在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近年重受青睞。但正如德國學者米勒指出的，亨廷頓的理論正是基于一種簡單二元對立的美國式科學研究方法——“政治學摩尼教”， “‘摩尼教’情結在美國的歷史以及政治文化生活中確實有很深的根基”，美國總是把世界分為對抗的兩極——光明和黑暗的對抗決定著世界的命運，進而根據自己所擁護的派別以“我們”反對“他們”?？梢哉f，美國正是當今世界上信奉和執(zhí)行文化自我認同“我—他”關系模式的典型。這也正是當今世界并不太平，矛盾加劇、沖突頻仍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
在兩個大局特別是世界思想文化空前激蕩的大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講清楚中國是什么樣的文明和什么樣的國家”，首先要強調中華民族的精神獨特性，強調傳承和保持這些精神基因和獨特標識，堅守中華文化立場。他指出，與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具有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在今天，我們要共同創(chuàng)造的新文化是“我們”的文化，要建設的是“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這里的“我們”“中華民族”就意味著與別的民族的文化相區(qū)分，新時代新文化、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本質上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tài)——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中國特色”和九個“本質要求”，不僅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區(qū)別于西方現代化的特質，也體現了與之對應的文化形態(tài)區(qū)別于別的文化形態(tài)的鮮明特質。
但是，中國在強調文化自我的突出特性、獨特標識時，并不將自我與他者看成是對立的，更不是以改變他者為目的，而是開創(chuàng)和踐行了一種新的文化認同模式。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走到了關鍵當口之時，中國旗幟鮮明地反對二元對立、意識形態(tài)對抗，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強調要促進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fā)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ōu)越”。這無疑與西方獨斷論的、建立在二元對立思維基礎上的、本質上是同一性邏輯的、自我收編他者的文化認同模式不一樣。這一與西方立場全然不同、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文明觀的系統(tǒng)提出和始終堅守，塑造了當代中國可信、可愛、可敬的文化形象，本身就鮮明地標識著當代中國文化自我的特性。當代中國對這一文化自我的堅守，一方面對內起到一種凝聚、引領和塑造的作用，使各族人民構成緊致的“我們”，形成強大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另一方面，對外在確認差異的基礎上秉持開放包容，吸收借鑒人類一切優(yōu)秀文化成果，與不同民族和國家平等、和平相處，以真誠行動最終把一切他者轉化為可以見面和對話的“你”，實質上實現了整個文化認同從“我—他”關系模式向“我—你”關系模式的革命性轉換。正是在主體平等的“我和你”的相遇、公共討論中，中國通過設置議題，使自己的不少主張逐漸成為全人類的“我們”的主張，從而引領人類進步潮流。
02 文化發(fā)展思維從傳統(tǒng)與現代二元斷裂轉向文化自我更新
無論是對個人還是民族、國家而言，自我不僅要在與他者相異中獲得自我認同，而且這種自我認同也是對自己歷史經歷進行反思性理解而得來的?，F代化（modernization）是現代社會的總特征、總趨勢，基于這一大背景，一個民族、國家對自己歷史經歷的反思性理解在宏觀上集中體現為傳統(tǒng)與現代的關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tǒng)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眾所周知，現代化起于西方，而西方對現代化的理解又與發(fā)端于啟蒙時代的現代性（modernity）本質關聯。一方面，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理解為現代性的歷史展開與不斷實現；另一方面，現代性又表現為現代化形成的本質特征與狀態(tài)。人們對現代性的理解殊別，但過往都意味著將古代、傳統(tǒng)作為自我規(guī)定的“他者”，現代性被本質性地視為一種后傳統(tǒng)的秩序。與此相應，正如羅榮渠指出的，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基本結構建立在‘傳統(tǒng)與現代性’這對對立的概念上”。美國現代化理論家羅茲曼也確認，在西方，在“要么……要么……”的邏輯下，“‘古’與‘今’之間多種多樣形式下的斗爭，是當代最突出的矛盾之一”。當中國從近代落后挨打的歷史教訓中走向現代化時，曾經長期內蘊著對落后的恐懼和追趕西方的焦慮，這種恐懼和焦慮反過來產生了一種強大的內省式歸因邏輯與決絕的行動取向，那就是徹底甚或是矯枉過正式地批判自己的傳統(tǒng)及文化。近代歷史上這種文化發(fā)展的波折，恰恰是因為因襲現代與傳統(tǒng)二元對立的西方邏輯造成的。
馬克思主義有著與此不同的辯證、科學態(tài)度，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人形成了對現代與傳統(tǒng)關系的正確態(tài)度。馬克思認為，“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從毛澤東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就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視為自己的“老祖宗”，強調歷史文化的傳承。習近平文化思想則自覺從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及其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大歷史視野理解今天的中國和中國式現代化，實質上蘊含著這樣一種文化自我觀：當今中國的文化自我是歷史上中國文化自我的賡續(xù)，只有植根于自己深厚的歷史文化才能獲得穩(wěn)固的自我認同，才能形成堅定的文化自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正是 “中華文明5000多年綿延不斷、經久不衰，在長期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這是我們區(qū)別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也就是說，我們與其他國家、民族相區(qū)別的獨特性是由5000多年的文明、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決定的。中華文明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是歷史性地形成的，是源遠流長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塑造出來的。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中國式現代化都深深植根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沒有中華5000多年的文明，就沒有中國特色，就沒有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yōu)勢”，才能理解和積極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化自我?！爸腥A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我們自信的底氣”。今天的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在其本質上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一個有著堅定文化自信、歷史自信的民族才能擁有堅定的文化自我，才能立得住、站得穩(wěn)、行得遠。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也是文化強國、文明重光的康莊大道。從大歷史觀及本質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xù)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爸腥A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當然，當今中國的文化自我之所以有如此恢宏氣象、格局，最根本的一條在于中國共產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這一法寶。當代中國的文化自我不僅是有根——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自我，而且是有靈魂的自我，當代中國文化自我的靈魂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高度契合。中國共產黨堅持“第二個結合”，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則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在兩者的相互成就中發(fā)展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tài)，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便是當代中國的文化自我。
可見，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論述中，我們看到當代中國文化自我和歷史自我的高度連續(xù)性。不僅沒有把歷史文化傳統(tǒng)看成自我發(fā)展的包袱，反而自覺開掘自我發(fā)展更為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更為牢固扎實的文化根基，將歷史文化傳統(tǒng)視為中國崛起、發(fā)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豐富文化家底，是當代中國最突出的優(yōu)勢、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03 文化主體性從主客體關系場域轉變?yōu)橹黧w間關系場域
主體性是個現代哲學概念，是指主體所具有的性質和根本規(guī)定，體現為在主體與客體、主體與主體、自我與他者關系中所展現出來的主體的自覺性、主動性、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和獨立性等。相對于無主體性或缺乏主體性而言，主體性突出的是主體的自主自為、自信自強。文化主體性（Cultural Subjectivity）是指作為主體的文化自我所具有的主體性，直接表現為文化發(fā)展中的自信自立自強。綜觀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文化主體性的論述，主要涉及文化主體性的極端重要性，中華民族有無文化主體性、現在怎么樣、體現在哪里、怎么得來的，我們今天為什么要有文化主體性、怎么樣才能堅持鞏固文化主體性等方面，形成了全面、透徹，既有哲理高度又有現實策略的完整體系。一如自我的個性不在于差異性而在于主體性，文化自我最本質的體現、最根本的依托就在于文化主體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習近平總書記揭示了這樣一個普遍規(guī)律，即“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他同時還指出，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tài)發(fā)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一直具有“自我發(fā)展、回應挑戰(zhàn)、開創(chuàng)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到了近代以后，中國文化自我曾經一度缺失主體性，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才使得中國人在精神文化上由被動轉向主動，在百年奮斗中建立和鞏固了現代意義的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從黨的百年歷程特別是新時代的創(chuàng)新奮斗中揭示了建立文化主體性的三條基本經驗：“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fā)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yōu)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绷暯娇倳浿塾诿褡?、國家、中華文明的前途和黨的事業(yè)深刻論述了堅持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大意義。他指出，有了文化主體性，有了堅定的文化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在新時代，以“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為本質規(guī)定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chuàng)立，是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在多樣的文明、文化場域中，文化主體性的問題事實上一直存在。正如西方文化自我認同的“我—他”關系模式一樣，西方主流的文化主體性是一種在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中所展現出來的主體性，總是蘊含著以行動力（agency）對客體施加權力性影響的意思，極致地說就是主客二分、主客對立，把其他文化視為客體，在影響、審視甚至改造、支配作為客體的其他文化的過程中構建自己的主體性。英國學者維克托·基爾南指出，要讓西方人理解自己的文明與人類文明有差別是很有難度的，西方殖民者“都盡力讓自己相信，他們不只是在創(chuàng)造世界秩序，更是在傳布文明”，而其他種族雖然落后，但都有“吸收新文明的潛力”。同西方現代思想家提出過包容他者的思想相對，現代西方思想也提出了主體間、主體際的思想，相應地，哲學也從主體性思想發(fā)展出了主體間性思想。但是，這些始終只是作為一種思想而存在，并未在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高度自覺表現出來，西方世界至今在民族、國家交往中所表現出的仍然是一種主客體關系的主體性。中國則十分明確地提出和堅持文化、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沒有優(yōu)劣高下之分，不僅在思想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真正做到不同文化主體之間的平等，不僅強調要秉持獨立自主原則，而且強調“弘揚立己達人精神，增強現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走共建共享共贏之路”。中國文化自我所體現的文化主體性是一種真正主體間而非主客體之間的主體性。
這種文化主體性不僅體現為獨立性、主導性，還體現為超越性。獨立性是相對于其他主體而言的，是在一種平等的普遍聯系中的獨立性，強調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主導性是相對于國內思想文化的多樣性而言的，就是要扶元守正，守好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守好“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好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超越性體現為具有大歷史觀、胸懷天下的視野和情懷、為人類謀進步的格局和境界，進行有原則高度的文化實踐。構建當代中國的文化自我不僅要求有知人之明，更要求有自知之明和先見之明。知人之明就是要秉持開放包容，不狹隘、封閉，善于汲取人類文明精華；自知之明就是不僅看到自己的長處，而且能正確面對自己的不足，不斷超越自己，自勝者強。先見之明在于開拓創(chuàng)新，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不懼新挑戰(zhàn)、勇于接受新事物，以昂揚向上的風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態(tài)，以守正創(chuàng)新的正氣和銳氣，融通古今中西，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此意義上，新時代的文化主體性也意味著一種能力，一種融通古今中西、統(tǒng)籌過去現在未來、不斷開創(chuàng)新局的能力。
總之，深入體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這一重要概念，就能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隱含著的一條重要線索：新時代新使命所要創(chuàng)造的新文化，正是當代中國要構建的文化自我，而堅持鞏固文化主體性則是構建當代中國文化自我的核心要求。習近平文化思想中構建和堅定當代中國文化自我的新理論，在學理上實現了一系列創(chuàng)新，實現了文化自我構建理論的范式革命。
〔本文注釋內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