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傳奇人生與學術選擇

黎保榮：我拜讀了您的自傳性散文《知識的滋養(yǎng)與生命的豐盈》，甚為感慨，覺得您的人生具有一定的傳奇色彩，似乎可以拍攝成影視劇。尤其是第三次高考失敗后，那個陌生人對您這個農(nóng)家子弟的鼓勵，讓我忽然想起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結尾的幾句詩：“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愿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終成眷屬/愿你在塵世獲得幸福。”那個陌生人后來成了您的岳父，您后來的人生，也與這幾句詩比較吻合，表現(xiàn)為一個先苦后甜的過程。再如第四次高考，以及后來的考博建議、婚姻，您的岳父對您確實很好。

您有沒有想過，當時，假如沒有陌生人的鼓勵，您是否能繼續(xù)第四次高考？或者說，假如沒有陌生人鼓勵，您的人生將會怎樣？有了這樣的經(jīng)歷，您對相對陌生的作者或學人，會加以鼓勵和施以援手嗎？

王兆勝：作為一個農(nóng)民之子，我的人生之路充滿坎坷，也是在一個未知的道路上艱難前行。我之所以有了后來的廣闊美好人生，離不開無數(shù)人的關愛、幫助與呵護，特別是我的岳父母。如沒遇上那個陌生人（后來成為我的岳父），我的第四次高考很可能就不會發(fā)生，也就談不上之后的讀碩士、博士，以及走上學術研究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后來，我也想過，如無陌生人的幫助與鼓勵，考不上大學，我最有可能成為一名農(nóng)民工。我單位附近有個高樓大廈建筑工地，我?？吹睫r(nóng)民工在那里低頭吃午飯。他們蹲在路旁，頭戴安全帽，左手端個大碗，外加兩個饅頭，咬一口饅頭，喝一口菜湯，目光中充滿迷茫與未知。此時，我看到他們的碗里是清水煮白菜，沒有肉，也無營養(yǎng)，常感到心中酸楚。我邊走邊將自己幻化成他們，想象作為農(nóng)民工的“我”，與他們不會有多大區(qū)別，如果有，也可能是多了一點渴求的目光，那是對知識的渴望與懷想，以及對大城市既近又遠的感情。我還曾設想過，如考不上大學，當了農(nóng)民工，受不了高強度的工地勞作，很可能改行去收垃圾廢品。這個工作臟亂，但會輕松自由些，說不好因喜愛讀書，通過閱讀收購的廢品書，知識增長，學問大增，并愛上寫作，成為一個作家。每每想到這里，我的心中就會生出一絲苦澀的滋味，其間還有一些希望的火星在閃動。

因為經(jīng)歷特殊，我對陌生人，特別是受苦人，一直抱著內在的同情。比如，有工人來我家修理空調，在結賬時我總給他外加50 元，讓他買水喝。又如，對那些貧寒子弟，我總是全力幫助，希望他們快速成長。在我的幫助與援手下，不少年輕學者獲得了不斷成長的機會。

黎保榮：您的第二個稍具傳奇色彩的經(jīng)歷是，您的岳父建議您考博。他說，如考不上再按您的意愿行事，結果您考博成功，最終與學術結緣。您的博士導師是林非先生，您本來要跟他研究魯迅，但您后來根據(jù)自己的興趣、性情和積累，選擇以林語堂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如果說，您原來的做法是隨遇而安，這次卻是您的主動選擇。您的博士論文《林語堂的文化情懷》成為國內第一部研究林語堂的博士論文，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文庫”，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出版。

據(jù)此，我想請問您兩個問題。第一，現(xiàn)在，不少博士生導師不許學生做感興趣的自選題，而希望學生跟著導師的研究方向做研究，您對此有何看法？第二，當時，您研究的林語堂還是個邊緣作家，您如何看待研究邊緣研究對象這個問題？

王兆勝：我的岳父讓我考博，是個明智之舉。否則，我會在隨遇而安中迷失自己。我的博士導師林非先生同意我放棄研究魯迅的博士論文題目，改為研究林語堂，也是英明之舉?，F(xiàn)在，不少導師讓學生跟著自己做課題，從開拓視野來說，也是可以的；但若一定要按老師的愿望強迫學生選博士論文題目，一定是弊大于利的。這既會影響學生的自主選擇，又會忽略學生的優(yōu)勢與興趣，也是一種自私行為。好的博士論文選題應以學生為主，在師生之間形成一個對話與互動。

至于選邊緣的研究對象作為博士論文，我認為要慎之又慎。這是因為：一是要以“有無重要價值”為準則。目前，不少邊緣甚至被封禁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沒有多少價值，因為它們是被歷史證明過的。二是博士論文是要過關和接受檢驗的，如不加甄別和任性選題就很有可能在答辯時過不了關，至少是頗具爭議，自找麻煩和自尋煩惱。

當前，不少博士論文過于追求去邊緣尋寶和進行解禁探索，精神是可嘉的，但有點過度闡釋。當年，我選擇林語堂這個邊緣作家作為博士論文研究對象，主要有三點考量：其一，林語堂是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大作家，尤其在文化選擇上頗有個性，也很有代表性。其二，林語堂提倡的和諧、閑適、幽默、文化自信、天地之道等代表著時代社會發(fā)展的方向，也代表了世界健康發(fā)展的潮流。其三，長期以來，林語堂研究處于觀念的固化甚至僵化狀態(tài)，特別是一直存在以魯迅的眼光簡單地看林語堂的局限，這是需要突破和超越的思維定式和研究模式?？傊吘夁x題是把雙刃劍，做博士論文時要格外用心考量。

黎保榮：您原來讀博時也讀了不少魯迅著作，之后才決定研究林語堂，您對這兩個作家的閱讀感受是怎樣的？

王兆勝：我原來的確讀了很多魯迅的作品、傳記以及研究魯迅的著作，我的博士生導師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林非研究員。林非是魯迅研究會會長，著名魯迅研究專家，他的《魯迅傳》（第二作者為劉再復）與《魯迅和中國文化》等影響很大，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其魯迅研究曾被稱為“林非現(xiàn)象”。林非先生給我授課的內容主要是魯迅研究，我們當時連博士論文題目都擬好了，是“魯迅的潛意識心理研究”。如無意外或后來變化，我肯定會做這個題目的。

當時，林非先生有所不知，我在研究魯迅的潛意識心理時，一面從魯迅那里獲益很多，一面又常感到孤獨虛妄，尤其是受到其消極悲觀思想的影響，所以活得并不快樂。然而，當我讀了林語堂的大量作品，心中一下子變得明亮通透起來，仿佛沖破了烏云密布，重見了天日。換句話說，讀林語堂時如沐春風、其樂融融，有一種被溫暖撫摸和陽光照亮的感覺，也有大光照臨和天道開啟的感受。另外，我當時選擇林語堂還有兩個考慮：一是在學術價值上，我完成的將是國內第一本研究林語堂的博士論文；二是在閱讀時，我對林語堂比魯迅更有感覺。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我轉向研究林語堂，并不是否認魯迅的價值，因為閱讀魯迅也讓我獲益匪淺，魯迅墊高了我的思想，提升了我的觀念，特別是批判意識與硬骨頭精神最令我佩服，還有文字的精凝。更準確地說，是魯迅與林語堂兩人共同成就了我的學術人生，只是理念與方法不同而已。如無魯迅的孤獨寂寞和悲劇感，我就很難理解人生的本質，也不容易進入林語堂的“一團矛盾”，更不要說體會到林語堂在超越悲劇時所做的努力與創(chuàng)造。

黎保榮：您研究林語堂，出版了《林語堂的文化情懷》《林語堂與中國文化》《林語堂兩腳踏中西文化》《林語堂的文化選擇》《林語堂大傳》《林語堂正傳》《林語堂與中外名人》《生活的藝術家——林語堂》《閑話林語堂》《解讀林語堂經(jīng)典—風行水上的瀟灑》等多本著作，其中的關鍵詞是“文化”，有對中國文化的會心，也有對中西文化的比較。

您認為，林語堂對21 世紀的文學或文化研究與文學創(chuàng)作有什么啟發(fā)？對您個人的研究有什么啟發(fā)？

王兆勝：長期以來，研究者主要從政治角度研究林語堂，于是否定其政治主張，并對他多有貶低，某種程度上說這不無道理。但是，這里可能忽略了兩個問題：一是林語堂的政治觀確實是偏激的，但遠不像人們所貼的標簽那樣簡單，完全將他推到我們的對立面也是一種誤解。二是從文化角度研究林語堂，就會看到政治視角所忽略的方面，如林語堂倡導“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他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現(xiàn)代文明批評嚴厲，他強調中國文化的自信、和諧、博愛、友善，他喜愛老北京的精神、老北京的輝煌，特別是非常欣賞中國人的生活的藝術，這都是21 世紀的主題與核心詞。還有，林語堂喜用“夢”，即“個人夢”“國家夢”來闡釋文化精神。也可以說，林語堂的文化思想具有前瞻性、未來性與超前性，這是對其他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一種補充或超越。其實，21 世紀的思想文化的不少方面在林語堂那里都可以找到思想資源的。

就我個人而言，從林語堂那里較早獲得了與一般研究者不同的價值觀與文化理念。比如，林語堂對于“天地之道”的重視，這有助于我對“人的文學”進行反思；又如，林語堂對于西方現(xiàn)代性的批判，這使我對西方文化與西方現(xiàn)代性的弊端一直保持理性的清醒認知；再如，林語堂由早年的反傳統(tǒng)到后來的轉向弘揚中國文化精神，令我心懷敬意，并一直保持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尊重；還有，林語堂倡導閑適與幽默，特別是重視生活的藝術，也使我獲得了新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這對克服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化悲劇觀與絕望感是大有益處的。

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林語堂是個“異類”，他以自己的獨特個性與超前性繞開了大多數(shù)人，進入21世紀的“文化場域”。從這個方面說，林語堂的文化思想具有先鋒性、引領性和前瞻性，是不可忽略的一筆寶貴遺產(chǎn)。

散文研究的會心之頃

黎保榮：您研究散文的著作有《20 世紀中國散文精神》《新時期散文的發(fā)展向度》《散文文體的張力與魅力》《天地之心與散文境界》等，編著有《百年中國性靈散文》《精美散文詩讀本》《享受健康》及散文年選20 多部，您也曾獲得首屆冰心散文理論獎等多項獎勵?；诤尉売桑鷱牧终Z堂轉向散文研究？

王兆勝：我的散文研究和散文創(chuàng)作也要歸功于我的博士生導師林非先生。林非先生還是著名的散文研究專家，曾為散文學會會長，在散文理論上有開拓和建構之功。同時，林非先生還出版大量的散文集，散文作品以高屋建瓴和富有思想深度見長，以學者散文家享有盛譽。在我研究林語堂時，林非先生希望我多花些時間研究散文，最好能動筆寫散文，以避免學院派研究的枯澀生硬。這一面讓我能不斷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提升自己的鑒賞眼光，另一面也能在散文創(chuàng)作實踐中有所體會。我不知道林非老師這樣要求，是不是看到我性情中有散文般促膝閑談的一面，但他的指點確實打開了我的胸襟，改變了我的思維方式，這是我要特別感謝林非先生的地方。正因為林非先生的高見，多年來，除了研究林語堂，我還能在散文研究與創(chuàng)作上不斷推進，并多有創(chuàng)獲。至今，我已出版多本散文研究著作，發(fā)表相關論文百余篇，有多本散文隨筆集問世。如果說林語堂研究是我的一只翅膀，散文研究與創(chuàng)作就是另一只，雙翅合力才能離開地面，向天際飛去。

黎保榮：您也寫過散文，出版了《天地人心》《逍遙的境界》《負道抱器》《情之一字》《給精神留一條回家的路》《陽光心房》等多本散文隨筆集，作品多入選中學教材、中高考試題和散文選本。其中《與姐姐永別》《大愛無邊》等尤為感人，還有《詩化人生》《高山積雪》《老村與老屋》影響廣遠。您覺得散文創(chuàng)作對您的散文研究，有什么影響或啟發(fā)呢？

王兆勝：當下，學界存在著非常突出的一種怪現(xiàn)象：不少文學研究變成知識生產(chǎn)，有的甚至沒有了文學性和審美性，充斥著大量的資料堆積、理論堆砌、概念兜售、強制闡釋，讓人難以卒讀。多年來，我一直堅持散文寫作，這使自己的學術研究不至于枯燥乏味，也有了審美參與和生命的全身心投入。具體說來，散文創(chuàng)作在以下方面大大豐富、補充、提升了我的散文研究和學術人生。

首先，增加了敏銳性與發(fā)現(xiàn)之美。散文寫作重在細節(jié)，特別是能發(fā)現(xiàn)日常生活中的點滴靈光，這有助于克服概念化與理論先行式研究帶來的感覺遲鈍與循規(guī)蹈矩。以郁達夫散文《故都的秋》為例，以往我們總是從“人的文學”“現(xiàn)代性”等觀念入手，進行強制闡釋，往往很難奏效；但是，從閱讀感受和發(fā)現(xiàn)之美中則會獲得一種新意，即郁達夫對“物”非常敏感，這超出了“人的文學”觀，進入“物性”與“天地之道”。這也是為什么郁達夫能將故都的秋寫得那樣充滿生命的質感，也能在悲感中獲得一種瀟灑自然、了然與超然。其次，重視性靈、審美與文學性。在論文中，堅守學術規(guī)范與理性邏輯力量固然重要，但我盡量擺脫時下文章的八股氣，以“性靈”“文學性”與“美”為內驅力，充分顯示漢語的詩性靈光。如談到“大文化散文”的不足，我用“思想之累與心靈之蔽”來概括，形象的比喻也常使論文充滿生機活力。最后，強化心靈的巨大力量。與西方文化相對重理性邏輯不同，中國文化包括中國學人往往更推崇“心靈”，是一種關于“心”的學問。王陽明的“心學”就很有代表性。散文創(chuàng)作最益于修心養(yǎng)性，是關于心靈的藝術表達，也是一種心語，即心靈的對語。這也是為什么梁啟超的文章有同情之理解，是“心”的張揚與舒放，即使他在學術文章中也能“動情”“走意”，讓“心靈”開花。我的散文研究有情有意，也有“心靈”的舒放，就像是被陽光照亮了一樣。比如在《真誠與自由——20 世紀中國散文精神》一書中，我用“心靈”的維度作為研究的一個透視點，于是許多理論難題迎刃而解。

黎保榮：您母親非常重視您的讀書，也正是母親的這種鞭策，促成了您后來對讀書、研究的孜孜不倦。您寫有《母親的光輝》《母親的遺物》《母親的細節(jié)》等散文，而且，我發(fā)現(xiàn)，您第一篇關于母親的論文就發(fā)表在《文學評論》1989 年第6 期，題目是《賢妻良母：一個古典的審美文化模式》，后來您又發(fā)表《寡婦道德與傳統(tǒng)文化：兼論〈寒夜〉的愛情悲劇根源》《論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思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散文的“母愛敘事”》等與母親有關的學術論文。您是感懷母親，還是有意為之？

王兆勝：母親，是人的生命之源。我一直固執(zhí)地認為，一個人能成為什么樣的人，直接取決于他或她有一個什么樣的母親。一個人有個好母親，他就不會壞到哪里去。母親像船帆，也像指南針，她會導引子女向著正確、善良的方向行進。相反，一個惡母的子女恐怕就堪憂了，很難想象“惡之花”能結出善果。這也是為什么，我一直關注母親，并對賢妻良母與惡劣之母進行研究。蘇東坡的母親讓兒子看到了充盈天地間的一股浩然正氣，所以在教兒子讀《范沱傳》時，她才能說出要做“范沱母親”那樣的人，蘇東坡也是立志要做范沱那樣的人。我的母親識字不多，但善良、美麗、仁愛，并有見識，在我十多歲她就去世了，但給予我很多。我能成為今天的我，是后面一直有母親的眼睛，也有母親的光輝。林語堂也有一位慈母，在他筆下，母親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然則，他卻說：母親的愛無法形容，它卻忽焉在前、忽焉在后，春風化雨般滋潤著心田。因此，像所有天下的好男兒一樣，我敬愛自己的母親，也尊重和祝福天底下所有的慈母。

黎保榮：我在拜讀您的散文研究論著時，發(fā)現(xiàn)您很有問題意識，很有會心，有一些觀念是與中小學語文教材不同的。如您認為的，散文“形不散，神不散，心散”，就與語文教材的散文“形散神不散”存在著較大差異。您對此的具體見解是什么？這是您專門對語文教材提出異議，還是基于散文研究與創(chuàng)作的自然而然的結晶？您還有哪些散文觀念是與中小學教參的說法存在差異的？

王兆勝：散文的“形”即形體，主要是指散文的結構布局、用詞遣句；散文的“神”可理解為“精神”“神韻”甚至是主旨，這兩方面都不能散，要做到“形聚神凝”，這就是我所說的散文“形不散，神不散”。那么，散文之“散”體現(xiàn)在哪里呢？我認為，關鍵在于“心散”，換言之，散文要有一顆寧靜、自然、自由、散淡、超然、溫潤的心靈。這是基于散文研究與創(chuàng)作自然而然得出的結論。我還有些散文觀與中小學教參或文學史的說法不同，如針對“散文詩”的概念，我提出它是“詩”，而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散文”。我認為，散文詩、詩化散文、詩的散文這三個概念是不同的，其詩性是逐漸減少的。散文寫作在借鑒“詩”時，一定要有“度”，否則極容易使散文文體異化。如楊朔說，他的散文寫作秘訣，是“拿散文當詩寫”，這一觀點一直被包括楊朔在內的人們奉為散文寫作之圭臬；其實，這一看法是有問題的，它是造成其散文容易傷情、濫情的內因，也是散文中過度用“詩”的必然結果，余光中、余秋雨的散文均有此弊。

黎保榮：您曾研究過文化散文、學者散文、藝術家散文、女性散文、游記散文、憶舊散文等不同類型的散文，對散文的類型與特征頗有心得。從1990 年代以來，學界、作家圈就對“散文能否虛構”頗有爭議，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兆勝：我認為，散文的精神是真誠與自由，如散文都可以虛構，那它與小說、戲劇就沒什么差異了。所以，一般意義上說，我是反對散文虛構的。但是，有的散文家以奇特的想象進行獨具個性、藝術性的書寫，展示了一個類似虛構的世界，如魯迅《野草》中的離形之影（《影的告別》）、死而復燃的火（《死火》）、狗對人的反駁（《狗的駁詰》）、亡靈自噬其身（《墓碣文》）、死后重新看世界（《死后》）、地獄中鬼魂的反抗（《失掉的好地獄》）、無物之陣中舉起投槍的戰(zhàn)士（《這樣的戰(zhàn)士》），想象都是非常奇特獨異的。也有作家用夢境虛幻甚至后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手法使散文進入一個自由境界的，如魯迅《野草》中多次出現(xiàn)“我夢見”，何其芳《畫夢錄》、巴金《夢》、斯妤《旅行袋里的故事》等都是如此。當然，有時作者因記憶遺漏導致散文中有事實錯漏，這卻是情有可原的。有時，出于一種真誠或遺憾，在散文中假設回到過去，或幻想將來，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行的。但有一個界限不能僭越：藝術的虛構與胡編亂造的虛構是有本質不同的，我反對后者，卻贊成前者。

黎保榮：您近年來對散文文體也頗有會心的研究，出版專著《散文文體的張力與魅力》，發(fā)表諸如《活力與障力——大眾傳媒對散文文體的深度影響》《散文文體的張力與魅力》《散文文體的失衡及其平衡》《從“破體”到“失范”——當前中國散文文體的異化問題》《散文的文體價值及其魅力》等論文，請談一下您最有心得的看法。

王兆勝：散文文體比較復雜，認識也多有分歧。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跨文體的倡導，這既有助于散文文體的解放，但也是一種散文在不斷“破體”后的放肆無忌。在我看來，散文文體的平衡與有度最為重要，即在保持散文張力時，不能忽略節(jié)制的問題。詩歌可以炫張夸大，如“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小說可以虛構，不要說神界，就是虛擬空間也可自由進入。散文則有所不同，它無論怎樣夸張變形、進行藝術虛構，最后的落腳點都離不開大地，即那個平衡、寧靜與和諧之所，就像歐陽修《秋聲賦》所表現(xiàn)得那樣，由走馬之秋聲到寂靜無聲，這頗似走鋼絲。好的散文當然離不開偏于極端的張力效果，但在張力之下所包含的互補、對話、融通和再造同樣不可或缺，特別是離不開其間所包含的均衡、平衡、彈性與優(yōu)雅。以“陌生化與心靈對語”為例，在“陌生化”中，散文可以擺脫過于“熟悉”的路徑依賴，獲得一種探索性、超越性和創(chuàng)新性，尤其是形而上的哲思；但散文畢竟是一種絮語體、對話體，其陌生化不是為了追求“隔膜”和“晦澀”，而是更好地溝通交流。因此，我們要了解散文的兩種風格：一是“獨語體”，二是“閑話風”，它們之間不能絕對分開，是散文文體的兩面一體。當然，當前的散文文體還存在著異化問題：一是對散文之真的消解，缺乏事實之真，也缺乏心靈之真；二是冗長散漫的散文積勞成疾，表現(xiàn)為宣泄體、散珠結構、語言的拉雜和題目的隨意不經(jīng)；三是偏愛形式技巧的表演?？傊⑽膽撌且环N在不斷破體的過程中，尋求中正、平衡和優(yōu)雅的文體。

跨界思維與天地之道

黎保榮：您身兼編輯、學者、作家三種身份，可謂跨界學人。您的主業(yè)是編輯，身為《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文學批評》的編輯，也曾做過《中國社會科學報》的編輯，從1996 年到《中國社會科學》至今，您從事編輯工作已長達二十七年。但同時您又一直在做學術研究，這種編輯的身份對您的學術研究有沒有影響？

王兆勝：《中國社會科學》雜志要求我們成為“學者型編輯”，所以一進單位，我就將“編輯”和“學術”相結合，即所謂的“編研結合”。從這個方面說，稱我是“編輯型學者”也未嘗不可。我在《“正途”與“異路”——我的學術研究方式與路徑》一文中，曾具體談到編輯工作對我的學術研究有著深刻影響與重要意義。

一是編輯的“眼高”有助于提高學術研究的理解力與辨別力。常言道：“觀千劍而后識器，操千曲而后曉聲?！倍嗄陙恚业降鬃x過和編過多少稿件，已無從計數(shù)，在編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的過程中，看過的文章更多。通過閱讀他人的文章，尤其是第一時間讀到知名學者的優(yōu)秀之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學術的動態(tài)、熱點與焦點問題、發(fā)展及其困境。通過海量的淘金式閱讀，編輯的心中就會有一桿秤，一雙鑒別文章優(yōu)劣高下的“慧眼”。用這樣的眼光審視學術，尋找自己的研究課題，就能避免重復研究和偽命題研究。

二是編輯的時間觀念有助于惜時如金和更好地發(fā)揮學術研究的潛質。繁忙的編輯工作逼著我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從事研究工作。多年來，我沒有節(jié)假日，來北京多年還沒去過長城。在家與單位之間進行往返的數(shù)小時內，不論是坐車還是步行，我都沒有浪費時間，許多文章的腹稿都是在此形成的。我還自創(chuàng)了一種立體思維法，即“一腦多用”，同時做幾件事。在編輯過程中，我也常會受到啟示，發(fā)現(xiàn)研究的新問題。我還運用交互映照的研究法，同時進行幾篇文章的構思和寫作，其效率是非常高的。

三是編輯的“品質”會點亮學術的長路，并為研究鍍上金色。編輯工作默默無聞，但要專心、耐心、恒心、虛心，也要有奉獻精神，這直接會成為學術研究的動力源。本質上說，學術研究也要有編輯的品質，這也是為什么近現(xiàn)代以來不少學人同時也是編輯家。

四是編輯將學術研究視為“副業(yè)”，有利于更自由自主地開展研究。以學術為主業(yè)有個缺點，那就是規(guī)范太多，壓力太大，容易外在化地理解學術。作為編輯，應該寫什么文章，怎樣寫文章，我可以不管，完全按自己的興趣愛好進行自由表達。這也是為什么，我的研究不跟風，也無“急就章”，更沒有成為八股文，這都是編輯工作給我?guī)淼摹膀v挪”空間。

黎保榮：您在參加肇慶作家楊芳的西江專題散文集《守河者》研討會時，談到該書擺脫了“人的文學”觀念，書寫“物的文學”，注重物性書寫與博物觀念，您也曾發(fā)表過《中國現(xiàn)當代生態(tài)散文的物性書寫類型》《中國生態(tài)散文中的石頭意象》等論文。您能具體談談對物性書寫或“物的文學”的看法嗎？

王兆勝：“人的文學”觀以人為主題，強調人是天地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于是人變得至高無上，并可以主宰萬物。按這一思路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研究，很容易走偏，忽略天地的規(guī)則，不重視物的主體性，缺乏悲憫情懷，對自然萬物也不會愛惜，更容易失了敬畏之心。我關注“物的世界”，主張“物的文學”，不是不要“人的文學”，而是為了避免陷入“人的文學”的絕對化陷阱。

目前，中國現(xiàn)當代生態(tài)散文研究缺乏系統(tǒng)性、整體感和針對性?！拔镄浴笔莻€重要抓手和突破點，對之進行分類研究很有意義。大致說來，可從三類來理解：一是生物與非生物。生物類又有動物、植物和微生物。比較而言，微生物的散文書寫顯得更薄弱。非生物類有自然物、人造物和介乎二者之間的類型。二是現(xiàn)代時空觀下的物性書寫。在時間維度，物性書寫以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的方式展開；在空間維度，物性書寫分為城鄉(xiāng)、國內外、中心與邊緣、世俗與非世俗。三是敘事風格策略的物性書寫。這里有仰視、平視、主客體感應、密集式轟炸、物我兩忘等，這對繼承傳統(tǒng)、開拓創(chuàng)新，特別是進行現(xiàn)代性轉換是很有必要的。通過物性書寫的類型劃分，能打破當前對于中國現(xiàn)當代生態(tài)散文研究的碎片化與隨意混亂的狀態(tài)。

20 世紀以來，基本是受到“人的文學”觀主導，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比較忽略物性的描寫。然而，生態(tài)散文的物性書寫中，“石頭”意象有逐漸凸顯之勢，到新時期特別是21 世紀以來有所發(fā)展。中國生態(tài)散文加深了對于石文化的認知，有助于理解世道人心和人生智慧，強化了自我約束和生態(tài)意識。在敘述方式上，中國生態(tài)散文的石頭書寫注重辯證性，傾向虛實相生、正反相合、情理交融，有助于深入物性、人性和天地道心。目前，中國生態(tài)散文中的石頭意象書寫還有不足，主要表現(xiàn)在：作家的主體意識和生態(tài)意識不強，物性理解不夠深入，經(jīng)典性不足，這是今后需要努力加強和不斷推進的。

黎保榮：您出版過散文集《天地人心》、學術著作《天地之心與散文境界》，發(fā)表過《路遙小說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學史意義》《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研究的多維世界：以散文為中心》《林語堂與道家文化精神》等論文，可以說您研究的關鍵詞之一是“天地”，如“天地之道”“天地情懷”“天地道心”“天地之心”“天地境界”“天地之寬”“逍遙境界”，這既是您作為學者的哲學領悟、寬厚性情、學術個性之體現(xiàn)，又反映了您對好散文或好作品的超越性境界的期盼。在現(xiàn)在這樣注重頭銜、項目、獎勵等學術指標的年代，具有天地之道的學者是很少的，對此，您是否覺得遺憾？能具體談談您對文學研究中“天地之道”的見解嗎？

王兆勝：對于這種現(xiàn)象，我確實感到有些遺憾，因為過于重視“人”，過于強調世俗生活，文學必然在平面爬行，難有超越性，更不能進入天地境界。至于天地之道，簡言之，就是關于天地的法則、情懷與境界，這是“人之道”難以達到的。我的理解是，無論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研究，還是人生在世，真正的理解通道是通過“人”“物”“事”，進入“人之道”，特別是“天地大道”，這樣才會有智慧生成，最后實現(xiàn)對于“人之道”的超越。如果一直停留于“人之道”，不能與“天地之道”融通，甚至與之背離，那就難免出現(xiàn)異化現(xiàn)象。老子曾說，“人之道”是“損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正相反，是“損有余而補不足”。當一陣狂風吹過，它攜帶的沙土就會把坑洼填滿，這是天地之道；人世間卻會出現(xiàn)“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慘劇。今天，不少批評家、作家、學者更愿聽各種噪音，他們的內心像沸水一樣蒸騰不止，以至于蒸發(fā)與枯竭。少有人愿做一個“聽者”，以謙卑之心看萬物的姿容，聽大地發(fā)出的聲響。其實，只有在這樣的寧靜安詳里，才能得到一種難言的感動，以及從天地自然中發(fā)出的智慧靈光。

謝謝保榮，謝謝您多年來一直關注我的研究與創(chuàng)作，由于時間匆促，我的回答有不當之處，敬請海涵，也望廣大讀者多提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