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故事之后 ——畢飛宇《歡迎來到人間》訪談
畢飛宇
霍安琪
我看到了時間
霍安琪：畢老師您好！很高興能有機會在“云上”與您進行這次對談。我很喜歡您的新作《歡迎來到人間》，但是我最開始對它感興趣的原因之一是您在采訪中說這本書成了您的一個“噩夢”。我很好奇，什么樣的作品能成為您這樣一位成熟作家的“噩夢”？
畢飛宇：我三十五歲那一年，依仗《京劇知識一百問》，寫了《青衣》。《青衣》的成功給了我不算健康的啟示：虛構(gòu)無所不能。后來的《推拿》進一步激發(fā)了我，你看，那樣的世界我也可以自由地出入。決定寫《歡迎來到人間》之后，我在醫(yī)院里學習，從來都沒有考慮過“隔行如隔山”的“山”有多高。我得承認，那個時候我很盲目，我在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時刻開始寫作了，很快我就遇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不能出錯。寫京戲，《青衣》有容錯率，寫推拿，《推拿》也有容錯率。但是，寫外科手術(shù)，如果出錯，就成了草菅人命。這是一個很致命的感受。先不說別的，關(guān)于知識，《歡迎來到人間》就可以要我的命。寫到一半，我全部推翻了——這個故事現(xiàn)在廣為人知，你看看，這個作家多好，對自己的要求多高，寫了一半的作品他都可以推翻。我還是說實話吧，我實在繼續(xù)不下去了，我完全沒有能力去完成醫(yī)院內(nèi)部的一部小說，我能做的，只能是把小說拉到醫(yī)院的外部來。當然，這只是原因之一，但是，這個“之一”就可以構(gòu)成一個作家的噩夢。
霍安琪：很有意思，我以為您寫《青衣》的時候已經(jīng)是一個資深的梨園愛好者，沒想到依仗的竟然是《京劇知識一百問》。醫(yī)學確實艱深復雜。醫(yī)學博士比文學博士或者戲曲博士難讀多了，也就沒有《外科手術(shù)一百問》這種書可以幫您了。雖然沒能在知識或者技術(shù)上理解外科手術(shù)，但您為了準備這部小說，也在醫(yī)院里觀察了很長時間。我記得在您的新書發(fā)布會上，戴錦華老師說她在您的這部小說中，特別是在醫(yī)生、護士、病人這三者的關(guān)系中感受到了一種寓言性。您對醫(yī)生、護士、病人三者的關(guān)系有什么有意思的發(fā)現(xiàn)嗎？
畢飛宇：戴老師的話猶在耳邊，我很感謝她這么說，這是一個批評家的寬度。我們必須承認，作品的寓言性有時候就是作品的生命。不過，在這里我要做一個反向的強調(diào)，我是寫作者，寫作者過分在意寓言性，大部分時候會很危險，弄不好就會喪失你的誠實，還有可能把你帶進象征主義的泥沼。我的極端看法是，寫作者不應該糾結(jié)于作品的寓言性。相對于抵達了某種程度的作品來說，寓言性是天然的，寓言性是好作品投在大地上的影子，蒼天在上，你怎么能拒絕陰影呢？準確性到了，寓言性必然就如影隨形。某種程度上說，寓言性是作者與讀者彼此相愛的結(jié)果，它是彼此生命力的富余。我認為，作者不應該刻意提供寓言性，這個念頭他不該有，他能夠提供的僅僅是寓言的可能。作者如果把寓言性放在首位，什么都得不到。關(guān)于寓言性，我想這樣做一個總結(jié)，寓言性是非自覺的，是非自覺導致了它的必然。
霍安琪：的確，批評家和作家有著不同立場。當作家忠實地面向現(xiàn)實本身、對象本身，寓言性就會自然地生成，而批評家也就有了可以開掘的富礦。您曾說過這本書最初來自于一個 17 年前的新聞。我很好奇是一個什么樣的新聞？
畢飛宇：它其實已經(jīng)不重要了，就是一則普通的社會新聞。許多作品都存在一個第一動因的問題，對《歡迎來到人間》來說，那個新聞就是我的第一動因，它為我提供了一個人的命運。我的工作是，展現(xiàn)另一個人的另一種命運。
霍安琪：有意思的是，小說寫的是“非典”時期的故事，而小說的出版也正好趕上了后新冠時期，無意中構(gòu)成了歷史的前后呼應。您能否談談您對“非典”的記憶？這段經(jīng)驗對您創(chuàng)作《歡迎來到人間》意味著什么？
畢飛宇：我生活在江蘇，對“非典”幾乎沒有記憶，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概念，或者說，時間的刻度?！稓g迎來到人間》有相當一部分是疫情期間寫的，它和“非典”的關(guān)系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對一部小說來說，即使是概念和時間的刻度，它們都有意義。
霍安琪：您說《歡迎來到人間》有相當一部分是疫情期間寫的，是因為疫情的封控給了您大段的寫作時間？還是因為這段特殊的生活經(jīng)驗讓您對這個發(fā)生在醫(yī)院里的、有關(guān)生死的故事有了很多新的靈感？
畢飛宇：我不缺時間，時間對我來說從來都很寬裕，我感覺不到時間。我在疫情期間重新?lián)炱疬@部作品，恰恰是因為我看到了時間，時間本身。老實說，時間是不該被看到的，當一個人看到了不該看見的東西，他會驚悚。我堅信，驚悚的不只是我一個，人在驚悚的時候嘴巴一定會張開，或表達，或胡言亂語。事實上，在疫情來臨的時候，這部小說我已經(jīng)寫好了，但是，從天而降的時間讓我改變了主意，我把小說的后半部分刪去了，我覺得它配不上我的經(jīng)歷。我哪里能想到我在此生會遇上這樣的場景呢？我不想浪費它。當然，我并沒有直接去表現(xiàn)那樣的場景，我想表達的，是場景與傅睿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
霍安琪：從“感覺不到時間”到“看到了時間”，聽起來是一個不太令人愉快的變化。因為當時間被人感覺到的時候，通常伴隨著焦慮。
畢飛宇：不太令人愉快？我很羨慕你這個說法，你真年輕。
霍安琪：可能我還“不知晦朔”吧！我的下一個問題是，您說在這本書中，您想讓中國的當代以現(xiàn)代漢語的形式從您的身體里捋一遍。這里的“當代”應該不只是一個歷史的時間概念？能否說說您對“中國的當代”的理解？
畢飛宇：這當然是我對自己的期許。對一個靠虛構(gòu)為生的人來說，還有什么比“當代”更召喚虛構(gòu)的呢？生活在延續(xù)，那些時時刻刻都伴隨著你的內(nèi)容，具體的或者抽象的，它們構(gòu)成了當代。參與當代是每個人的必然，然而，表達當代不是人人都有機會的，這是極大的幸運。
霍安琪：《歡迎來到人間》達成了這種期許嗎？
畢飛宇：那當然，作品從我手上出去的，達到我的愿望我才可能放行。但是我也知道一個常識，作家的自我判斷通常一分錢都不值，能夠做出判斷的只能是未來。
霍安琪：我也很好奇未來會如何判斷。至少現(xiàn)在，我是同意您的判斷的。那么，我們來談談城市。您是從城市的空間開始寫起的，這在當代小說中倒也不少見。在南京生活過的讀者會意識到您寫的這個千里馬廣場特別像新世紀初南京的新街口。但是，我注意到您沒有給這個城市命名，真實的地名和虛構(gòu)的地名都沒有。
畢飛宇：我完全沒必要去命名。除了鄉(xiāng)村題材的“王家莊”，我的許多小說都沒有地名，《青衣》沒有，《推拿》也沒有。我不寫區(qū)域小說，我對區(qū)域文化也沒興趣，城市有沒有名字要什么緊呢。小說就這樣，即使我用了“南京”或者“武漢”，它依然是虛構(gòu)的，誰也不會把它看作“南京故事”或者“武漢故事”。有時候，用了具體的地名，反而會影響作品的涵蓋面。在這個問題上，魯迅做過極好的示范，如果阿 Q 叫趙國富，我們會得到了一個趙國富，如果他是阿 Q，讀者的所得就多的多。
霍安琪：不好意思，但我得較個真，追問一下。為什么在鄉(xiāng)村題材里，您要構(gòu)建一個具體的“王家莊”，在城市題材里卻完全沒有這種想法呢？
畢飛宇：王家莊嘛，對吧，那就該是“王家莊”?！稓g迎來到人間》重點是當代性，我覺得，哪個城市的當代性都一樣。如果發(fā)生在南京的故事到了上海或者廣州就不成立，我覺得，《歡迎來到人間》就要倒在起跑線上。
霍安琪：我很贊同您這個觀點。我覺得，現(xiàn)在的城市，如果說還有什么個性化的特質(zhì)，那這個特質(zhì)很可能是前現(xiàn)代時期就有的，遺存下來了而已。而進入現(xiàn)代化的進程以后，城市就千篇一律了?！稓g迎來到人間》中傅睿所在的這個城市，它既可以是現(xiàn)代以來誕生的大都市中的任意一個，也可以是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中現(xiàn)代化的總和。
畢飛宇：是的。
霍安琪：我感覺《歡迎來到人間》對城市化與現(xiàn)代性是有批判的。這種批判跟您這些年的城市生活經(jīng)驗有關(guān)嗎？
畢飛宇：你這么一說似乎提醒我了，有那么一點的。但是，這部小說的重點不在這里，再怎么說，這部作品的主旋律不是這個。我在年輕的時候受到一些西方觀念的影響，對現(xiàn)代性很懷疑，這個在我的小說里也有體現(xiàn)，《哺乳期的女人》里多多少少就有這個意思。后來我明白了，西方人批判現(xiàn)代性有他們的依據(jù)，他們進入現(xiàn)代性的時間是如此漫長，他們當然要反思。討論現(xiàn)代性怎么能繞得開探討理性呢？從啟蒙的興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理性是如何發(fā)展成為工具理性的？這自然要反思。但問題是，我們當初所接受的觀念、理論和我們的歷史現(xiàn)實究竟構(gòu)成了怎樣的關(guān)系呢？我的看法是，批判現(xiàn)代性也許是必須的，但是，迎接現(xiàn)代性更重要，首當其沖則是建設理性。
霍安琪：在我的印象里，小說里唯一一個確切的地點好像是舊金山。
畢飛宇：對。唯一的地點是舊金山，在那里可以回望，老趙可以眺望他的家。
霍安琪：小說的題目叫《歡迎來到人間》，一個很溫暖的名字，卻不是一個那么溫暖的故事。您是怎么理解“人間”的？為什么最終選擇了這個名字？
畢飛宇：我原先的小說名叫《琥珀》，直到把小說給了《收獲》后，我都不滿意。后來我就對程永新耍了個賴，我說我再也不想面對這個小說了，你給起個名字吧。我耍賴是有原因的，我再也不想看那個該死的文檔了，都想吐。程永新最終從小說里選了六個字，歡迎來到人間。我很喜歡這個書名。
霍安琪：其實《琥珀》也很好，但如果叫《琥珀》，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畢飛宇：我放棄它是因為它太象征了。如果是 20 年前，我會果斷地使用《琥珀》。但是，你知道，人都會變，我現(xiàn)在就很不喜歡那些東西。這個書名也充分地說明了一個問題，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是一個作家，寫完了，我已經(jīng)是另一個作家了。我也歡迎這個結(jié)果。
普通人傅睿
霍安琪：接下來聊聊親子關(guān)系吧。這些年“原生家庭”是很火的一個話題。小說中也用了很多筆墨去書寫傅睿的父母以及他們和傅睿的相處方式。
畢飛宇：在我描寫過的所有家庭里，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著力點，權(quán)力大于親情。我喜歡考察這個，它也成了我揮之不去的寫作慣性。這個問題我是當作母題來面對的。在不同的作品中，這個問題時隱時現(xiàn)。我不能說《歡迎來到人間》是一部關(guān)于家庭權(quán)力的書，但是，因為家庭的比重比較大，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書寫就變得不可避免。一般來說，我不會避開權(quán)力這個話題，對我來說，這是一生的問題。
霍安琪：為什么會有這種習慣？是源于經(jīng)驗，還是源于觀念呢？
畢飛宇：都有。
霍安琪：您在《小說生活》里好像表達過類似的觀點，說您是一個不抗拒“觀念先行”的作家。這挺酷的。大部分作家不愿意承認這一點，特別是青年作家。
畢飛宇：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作家都有他頑固的價值觀。價值觀當然是觀念，價值觀是不是“先行”，我們另說，一個沒有相對穩(wěn)定價值觀的作家通常都很可疑，那是一定走不遠的，我從不回避這一點。作品好不好，取決于作家的能力，永遠也不存在沒有觀念而可以把作品寫好的事。
霍安琪：像傅睿家這樣的城市里的核心家庭與王家莊里的鄉(xiāng)土宗族相比，其權(quán)力關(guān)系有什么本質(zhì)區(qū)別嗎？
畢飛宇：我覺得所有的區(qū)別都只發(fā)生在作家這里，如果你要表達它們，你的敘述方式確實不一樣。但是，跳過作家的敘述，就本質(zhì)而言，它們毫無區(qū)別，我沒有看到它的文化背景和心理機制有什么差異。換句話說，關(guān)于權(quán)力，我們的差別僅僅是修辭，語法則一模一樣。再換句話說，在權(quán)力的結(jié)構(gòu)上，沒有什么不同。
霍安琪：傅睿是一個很典型的“別人家的孩子”，是一個天才，一個精英。但其實，現(xiàn)代作家們通常更鐘情于書寫社會的平凡者甚至是邊緣人。您為什么會想寫一個“別人家的孩子”的故事？
畢飛宇：不，傅睿是一個普通人。
霍安琪：也就是說，他是在我們的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看來，您并非以外在的功利的標準看待所謂的“普通”和“不普通”，而是以內(nèi)在的標準。
畢飛宇：傅睿一定不是遺世獨立的，不是個別的，雖然很難說他有多大的普遍性。這個“拯救者”我并不陌生，尤其在過去的這幾年。有時候，他可能是一個醫(yī)生；有時候，他可能是一個教師；某些時候，他也可能是套著紅色袖箍的保安。他自我感動，滿懷著彌賽亞的沖動。他懷揣著遙遠的愛，他愛遠方，但他不愛自己，不愛自己的親人和身邊所有的人。他的拯救永遠伴隨著災難。關(guān)于傅睿，我們還是不要先入為主了吧，不能因為他是醫(yī)二代，高學歷，他就不再“普通”，他哪里不“普通”了呢？
霍安琪：確實，“普通”和“不普通”不能靠這些判斷。但這樣一種分類的方式卻是當下普遍存在的一個誤區(qū)。人們靠外在的標準給人歸類，把那些高學歷、高收入、高名譽的群體驅(qū)逐出了普通人的行列，使他們神化。然而從人性內(nèi)部看，這種分類并不合理。您對“拯救者”形象普遍性的表述對我很有啟發(fā)。他們愛抽象的人，而非具體的人。而愛具體的人往往比愛抽象的人難得多。不過在我看來，傅?！罢取毙〔痰男袨槌顺鲎浴斑b遠的愛”，好像還伴隨著一種更隱秘的私心。我的意思是出于嫉妒和占有欲。
畢飛宇：傅睿拯救小蔡不是我設計出來的，從他為田菲修腎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單行線上。我能做的就是盯著他，等著“那一刻”的到來，我知道，那一刻會來的，伴隨著那輛黑色的帕薩特。
霍安琪：在傅睿的家庭中還有一個人物，她在小說中很不起眼，著墨不多，但是引起了我的興趣。這個人就是傅睿的妹妹傅智。小說里著重寫了她跟母親聞蘭的關(guān)系并不好，但是從敏鹿的視角來看依稀能感覺到傅智比傅睿要活得更自洽、灑脫。
畢飛宇：在我最初的稿子里，這個人物是一個軸，許多關(guān)系都集中在她這里。但是，第一稿被我推翻了，她的作用就下降了。實際上，第二稿的后半部分也被我推翻了，她的作用只能進一步下降。老實說，她和敏鹿的關(guān)系我寫得相當好，可是再好也沒用，在最終的定稿里，她和敏鹿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沒那么重要了，屬于可有可無，那我就果斷地把這個部分刪了。你很敏感，雖然她的篇幅已經(jīng)很少了，你還是注意到了她，這讓我這個作者很愉快。最起碼，她還是一個小說人物，不是符號。我的第一稿其實是有故事的，有講故事的愿望，但是，寫到后來，我覺得這個作品去講故事毫無意義，我就放棄了故事。故事性下降了，小說沒那么“好看”了，可它的體積和密度都上去了，它成了一部質(zhì)量更好的小說。
霍安琪：原來如此。我的直覺告訴我，傅智這個人物可能通向另一個世界，但是這個世界可能并非小說試圖抵達的，所以留給讀者的只是驚鴻一瞥。您刪掉了關(guān)于她的故事線，卻沒有直接刪掉這個人物，說明她確實凝結(jié)了您的心血。雖然很好奇傅智的故事，覺得她這個人物身上還蘊含著巨大的敘事能量，但不得不說，她的退場也是值得的。
畢飛宇：在原先的小說里，老傅，也就是傅睿的父親，他出軌了。傅智，作為傅睿的妹妹，意外地知道了一切，卻什么都沒說。敏鹿也出軌，傅智同樣知道這一切，依然什么都不說。她不說是因為她在內(nèi)心把自己從這個家排除出去了。所有的欲望匯聚在她這里，她卻心如止水。當然，她什么都不說也有這樣的意思，傅睿最終失去了一切，包括他這個妹妹。我想強調(diào)一下，傅睿是一個弱者，從頭到尾都是。我現(xiàn)在最為滿意的是，我最終的定稿里體現(xiàn)了弱者的虛妄和瘋狂。
霍安琪：說到傅睿的虛妄和瘋狂，似乎正契合了我們這個時代普遍的精神癥候。網(wǎng)絡上許多人戲言，“人哪有不發(fā)瘋的？”好像發(fā)瘋的才是正常人，不發(fā)瘋的才不正常。您覺得傅睿的瘋狂更多是指向當下的時代還是更多代表了一種永恒的人本困境？
畢飛宇：這我不知道。我所關(guān)注的是烏托邦，還有烏托邦下面的工具理性。當烏托邦與工具理性見面的時候，剩下來的人都是小蔡。
霍安琪：也就是說，小蔡在烏托邦和工具理性之外。那傅睿呢？
畢飛宇：你覺得呢？工具理性不是理性，是癲狂。
霍安琪：我覺得傅睿最開始是工具理性的受害者，后來他卻成了工具理性的仆人。
畢飛宇：我同意你的這個說法。
可供寫作的生活不會停止
霍安琪：這些年您也在大學里給同學們上課。從事文學教育的這個過程，對您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畢飛宇：沒有，或者說，即使有，我也沒有意識到。
霍安琪：那么，與青年人的相處呢？在您的講堂中，聽眾大多也是青年學子。您有沒有從他們身上獲得新鮮的感受或者認知？
畢飛宇：實際上，在日常的生活里，我并不存在一個“與年輕人相處”這個理念，在我眼里，人與人的不同可比人與人的代際差別大多了。就說與年輕人相處吧，我的確能感受到年輕人的銳氣。可是，你也得承認，有些年輕人比我還要老舊。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改革開放狂飆突進的時刻成長起來的，自我革新的愿望極其強烈。我不能說現(xiàn)在的年輕人沒有自我革新的愿望，有，但是，它沒那么普遍，勢能也沒那么巨大，他們總體要安靜得多，有一個詞是怎么說的？佛系。實際上，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會避免從代際或者類別上去認知一個人，我更習慣從個體去感知。對我來說，類的感知或者說代際感知往往是靠不住的，我更認可個體，也更認可個體給我?guī)淼墓舱瘛?/p>
霍安琪：比之群體，更愿意體認個體，這是一位寫作者的敏感性。但代際特征的差異肯定也是存在的。我認可您對您這一代人精神氣質(zhì)的整體判斷。您是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我曾經(jīng)閱讀大量八十年代初的文學作品、報紙、雜志。閱讀的時候，我常常感嘆，八十年代真是黃金年代，要是我能回到那個時代上大學就好了。那個時代人人都有理想，處處充滿了希望。那是秩序新建的歷史時刻，你們認識到你們在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世界，走向一個新的紀元。但現(xiàn)在不是了。當下年輕人之所以缺乏自我革新的愿望，是由于革新的意義感減弱了。一切都被規(guī)定好了，社會已經(jīng)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秩序，秩序之外的人似乎無法得到充分的發(fā)展。所有人都擠在同一條道路上拼命競爭，意圖殺出重圍?？即髮W、考研、考公……但考上以后又發(fā)現(xiàn)自己什么也沒有得到，于是變得虛無，所以年輕人沒有精力去自我革新了。被動地參與社會內(nèi)卷，連自我都喪失了，何談革新呢？于是這一代人變得倦怠了，也就變得安靜了。我之所以和您探討這個問題，是我感覺我們這一代人里的傅?；蛟S比上一代要更多了。八十年代的文學是不會誕生像傅睿這樣的文學形象的。
畢飛宇：我覺得我面對不了你的問題。在所謂的知天命之后，我自信過幾天，我覺得我可以面對這個世界了，我甚至可以說點什么。后來的生活給了我脆亮的耳光，生活證明，我不是離生活越來越近了，相反，是越來越遠，我當然沮喪。我覺得你有一個假設，面對現(xiàn)實，我們這一代比你們有辦法，不是這樣的。我必須承認，有一度，我老氣橫秋了，對年輕人產(chǎn)生了失望，好在我很快就明白過來了，我們并沒有比年輕人做得更好。但有一點我也不想回避，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之間彼此都對對方失去了信心，這是一個詭異的場景。
霍安琪：您剛剛說生活離您越來越遠了。這是您選擇改變自己的寫作方法，不再在這部小說中“講故事”的原因嗎？
畢飛宇：不是，生活永遠不會停歇，可供寫作的生活更不會停止。是我自作聰明的、一廂情愿的生活離我遠去了。
霍安琪：可供寫作的生活不會停止，這我很認同。不過，我最近也聽到不止一位作家或者學者認為現(xiàn)實生活已經(jīng)基本被窮盡了。人生活在一個碎片化、原子化的時代，個人經(jīng)驗貶值了，所以寫個人經(jīng)驗已經(jīng)沒有什么意義了。您怎么看？
畢飛宇：我不太同意這個說法。我們先來看一看中國小說的現(xiàn)場吧，有一句話我們是很難說出口的，我們到底需要不需要這么多的小說？我們到底需要不需要這么多的作家？我們每年都會看到大量的新小說誕生，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復的經(jīng)驗，可是，這不等于說我們的經(jīng)驗窮盡了。這不是同一個問題?，F(xiàn)實生活怎么可能被窮盡？個人經(jīng)驗怎么可能貶值？如果說，個人經(jīng)驗貶值了，那只能說，個人的整體價值貶值了，這不是文學的問題，更不是小說的問題。小說的價值之一就是提升個人經(jīng)驗的價值，從而提升個人的價值。道理很簡單，構(gòu)成小說的基本元素從來都是個人，我至今沒有讀過一篇離開了個人的小說，《戰(zhàn)爭與和平》面對了如此波瀾壯闊的歷史和龐大的家族，別忘了，這一切都是通過安德烈、娜塔莎他們來體現(xiàn)的。如果我們不能從個人經(jīng)驗那里看到生動性和意義，那只能說，我們麻木了，我們體內(nèi)的勢能處在了不應期。
霍安琪：的確，哪怕是同質(zhì)的個人經(jīng)驗也有不同的表達效果和處理方式。這才是考驗一個小說家的地方。我也認為遭遇危機的不是小說本身，而是小說處理經(jīng)驗的方式遇到了考驗。說到經(jīng)驗的問題，《歡迎來到人間》中寫老趙在網(wǎng)上發(fā)帖，但是無人回應。您說他是“親手在鬼城建造了一條鬼街”。現(xiàn)在也有許多小說涉及網(wǎng)絡經(jīng)驗，但是將網(wǎng)絡世界比作一個“鬼城”，還是使我在讀到的那一刻冷汗涔涔。這是一個十分有穿透力的比喻，它穿透網(wǎng)絡的表象直達了其本質(zhì)。
畢飛宇：說起“鬼城”的這個部分，它可不是想象，它是個人經(jīng)驗，我也可以說，它是公共經(jīng)驗。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我時常站立在窗前，望著窗外的小區(qū)，這是我多么熟悉的小區(qū)，然而，它失去了人間的跡象，所有的人的行為停止了，無限的熟悉就這樣變成了無限的陌生。很多次，我?guī)缀醵家獞岩桑@是不是“史前”呢？那是不寒而栗的。我很高興你留意了這個部分。
作者單位：畢飛宇 南京大學
霍安琪 清華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