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傅小平：題為《蒜頭的世界》，這本書實際上寫的是啦啦眼中的“蒜頭的世界”。而啦啦能深入到蒜頭的世界里去，很大程度上在于她能理解蒜頭的世界，會站在蒜頭的角度去看事情、想問題，她在面對蒜頭做出各類出格的事所保持的那份冷靜、克制，讓人印象尤其深刻。這也是你作為一個作家和書中啦啦的人物原型重合的地方，因為作家的過人之處，往往就在于他們對人物有同情之理解，但不少作家在寫作時能做到這樣，在生活里卻未必能做到，不過你做到了。

袁敏：你說的“冷靜、克制”在和孩子相處的過程中真的很重要，許多家長往往會在孩子犯錯誤或者學習成績不佳時不冷靜、不克制，沖動之下做出一些偏激的行為，其后果常常是兩敗俱傷。前段時間，浙江的媒體報道學校孩子自殺的事件有六七起，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數(shù)字。有一個11歲的小女孩跳樓自殺，就是因為沒有完成作業(yè)，在學校被老師批評了，老師把家長找到學校談話，家長在接孩子回家的路上一路責罵孩子，孩子回家后就走了極端。不要以為這樣的事情是個別現(xiàn)象，我在《蒜頭的世界》中有一篇故事叫“尋找100棵大樹”，我兒子當時犯錯誤，老師把我交到學校訓話，我也是一怒之下對兒子說了狠話，兒子當時也說要去死。幸虧我及時“冷靜”下來，克制自己，事情才有了拐彎。否則，后果可能也會不堪設想?？梢韵胍?，這樣的事情很可能就近在我們身旁。這種時候，家長一定要冷處理，給自己一個緩沖，給孩子一個過渡，等雙方都冷靜下來以后結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傅小平：有意思的是，我讀作家寫孩子的書，一般都會寫到孩子與文學或圖書的淵源，但這書里似乎沒怎么寫到，不知道是不是遺漏了，還是你認為這部分并不能反映蒜頭的世界，把它給忽略了？換言之，我想進一步問的是，孩子的世界，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也是一個有著很多面向的世界，多半還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沒有寫進書里，那你在故事選材上，是怎么考慮的？

袁敏：書中有一篇《四驅車風波》，講的是蒜頭在班上賣汽車的故事，小學四年級的蒜頭學著做生意掙了100多塊錢，被學生家長告到學校。高明的老師拿出兩堂作文課讓同學們在班上展開討論，她不對蒜頭賣汽車的行為做評判，卻指出：1.你賣汽車是經(jīng)營行為，你無照經(jīng)營，非法；2.你掙了錢，有盈利，應該交稅。你沒交稅，違法。之后，蒜頭的床頭居然出現(xiàn)了一本小書：《中小企業(yè)100問》。我和孩子他爸都是文人，讀這種書肯定沒有我們的淵源，也和我們對他的人生設計大相徑庭。但他在生活中遇到事兒了，想要了解，根本不用我們指點，自己就去買來讀了。正如你所說，孩子的世界，是一個充滿可能的世界，也是一個有很多面向的世界，這個世界大人往往是不了解的。你可以嘗試去了解，但最好不要去干預或阻止。當孩子的興趣和父母的期望背道而馳時，你只能觀望，而不是扼殺。這種興趣也許是階段性的，也許是持之以恒，成為最終人生選擇的，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可能支持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

傅小平：這本書有個副標題，“快樂媽媽教育筆記”，其中的“快樂媽媽”這個理念是我特別看重的。因為一般說來，作為一個媽媽，她寧可把痛苦留給自己，也要給孩子帶去快樂，但有的時候，她越是想給孩子快樂，卻是讓自己和孩子都不快樂。就這本書里講述的故事來說，媽媽啦啦也有很多煩惱，要說她有不同之處，就在于她能把煩惱轉換為快樂。雖然你在書里沒明說，我隱約覺得你想說的是，作為一個媽媽，你要成為快樂媽媽，最重要的是要多一點平常心。

袁敏：你說得很對，現(xiàn)在有許多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期望值太高了，常常讓孩子不堪重負。前段時間我去一所學校講座，互動交流時，一個女孩問我：我想當一個幼兒音樂老師，爸爸媽媽卻要我當居里夫人，我該怎么辦？我說你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過爸爸媽媽嗎？女孩搖頭。我問她，為什么不告訴呢？女孩說，我不敢，我怕他們生氣，說我沒志向。女孩說這話時，眼里全是眼淚。我當時真的很難受，這么懂事的一個女孩，為了不讓爸爸媽媽生氣，只好自己不快樂！我給她念了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的一首詩，詩中這樣寫道：你不快樂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虛度了它。無論你怎么活，只要不快樂，你就沒有生活過。我問女孩，能把這幾句詩念給你的爸爸媽媽聽嗎？女孩說：能。我不知道女孩是否真的有勇氣把詩念給她的爸爸媽媽聽，但我很希望她的爸爸媽媽能注意到自己的女兒不快樂，了解她為什么不快樂！假如孩子不快樂，做父母的你能真的快樂嗎？

傅小平：寫這樣一本教育筆記看似容易，其實不容易。首先，作為一個成人，還原兒童經(jīng)驗就很不容易，更何況你寫的是兒子小時候的事情，記憶也很遙遠了。其次，作為一個成人作家，你得換一種孩子能接受，或說是大人孩子都能接受的語言來寫。還有，如果說這本書的敘述部分相對好寫，要寫好母子間的對話可就難了，畢竟生活是一回事，要把它寫成故事又是一回事。所以要寫好對話，你非得深諳兒童的心理才行，要不怎么看都會讓人感覺是作者替孩子在說。我讀下來，不好說這本書沒有瑕疵，但大體上看是自然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袁敏：許多看過《重返1976》的讀者都說很難相信《蒜頭的世界》是出自同一個作者之手，《重返1976》的語言風格沉郁、凝重，而《蒜頭的世界》的文筆幽默、俏皮，節(jié)奏快。其實，在寫作過程中我并沒有特別刻意地去選擇敘述的語言，好像提起筆來，自然而然地就流淌出現(xiàn)在這種味道的字句，書中許多啦啦和蒜頭的對話幾乎都是生活中的本來面目，我只是把它記錄下來了。這本書真正坐下來寫的時間很短，完成得很快，雖然都是兒子小時候的事情，時間似乎已經(jīng)久遠，可是一旦寫起來，記憶清晰地撲面而來，好像還真沒有什么思路堵塞的時候。也許，發(fā)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故事，都是拍攝在母親心上的底片吧，一翻印，一切都是那樣的清晰。

“沒什么教育寶典，想和讀者分享的，就是一種思維方式吧。”

傅小平：我看有報道稱這本書是潤物細無聲的教育真經(jīng)。說它“潤物細無聲”是沒什么錯的，“教育真經(jīng)”卻是未必，因為這本書并非講的什么真經(jīng)，即使有真經(jīng)，那也是由故事生發(fā)出來的，這也正是現(xiàn)在很多教育讀本的通病，很多類似的書，都太急于傳授所謂“真經(jīng)”了。好在這本書里，讀不到刻意傳授的“真經(jīng)”，倒是能讀到如有評論指出的“生活味道”，這讓我引申開去想，與其琢磨著讓孩子如何成功，不如先教他們懂得生活，而懂得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成功。

袁敏：我相信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什么教育真經(jīng)，每一個生命的個體都需要有與其相匹配的不同的教育方式?！端忸^的世界》也同樣，里面沒有什么教育寶典，只是一個尋常母親在育兒過程中的個人感悟。如果說想和讀者分享的，可能就是一種思維方式吧。

傅小平：贊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專家孫云曉的評價，他說，看這本書最震撼的感覺是“一個現(xiàn)代少年向你走來”。既然向我們走來的是現(xiàn)代少年，那就需要有與其成長相適應的教育。但很多情況是，孩子都成長到“現(xiàn)代”了，父母卻依然留在“前現(xiàn)代”。從這個角度看，父母在培養(yǎng)孩子成長的同時，也要真正學會“與孩子一起成長”，在這方面，你有什么樣的“真經(jīng)”可以分享？

袁敏：你又說“真經(jīng)”了，真的沒有，有的就是和孩子一起成長的點點滴滴的煩惱與快樂，這種煩惱與快樂，真的是人生中無法取代的幸福，家長們千萬不要錯過。

傅小平：你這么大跨度的寫作，讓讀者對你以后的寫作不由多了一份期待。當然總的說來，你偏向于經(jīng)驗性寫作，即使寫的是虛構作品，你也是有堅實的生活經(jīng)驗打底的，而你的人生經(jīng)驗可謂豐富，要把很多經(jīng)歷，包括你父輩的經(jīng)歷都寫出來是很可觀的，這樣就更可期待了。

袁敏：看來你對我還是比較了解，我的寫作常常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徘徊，無論厚重與淺顯，我的雙腳都踩在生活的土地上。我想，以后的寫作還是會延續(xù)自己的風格吧。上一輩跌宕起伏的經(jīng)歷和故事肯定是我會深挖的礦藏，哥哥姐姐們的知青生涯是我一直在追尋的歷史，身邊的有關教育的話題依舊會是我關注的重點。

“試圖架構一座歷史與現(xiàn)實的橋梁。”

傅小平：剛說到你父輩，以及你哥哥姐姐們的故事，我就想到你前些年出版的《重返1976》。近期重讀這本書，依然覺得挺震撼的。我想，這種震撼與其說來自你講述的遺言案本身，不如說來自于你經(jīng)由這一事件引發(fā)開去的對時代、人性和命運等深層命題的感悟和反思；與其說是你完成了對這一事件的追溯，不如說你追蹤記錄了那一重要時刻，及在當事人心靈和命運中投下的光和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本書講述的“往事”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這一事件本身，時間才是它真正的主角。

袁敏：作為對歷史的回望，我原先取的包含遺言案字眼的書名無疑更準確，對讀者的吸引力也會更大一些；但正如你所說，我在沉默三十年后首次觸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僅僅是為了完成對那段歷史的追溯和記錄。它所涵蓋的一切超越了遺言案所帶來的種種創(chuàng)痛和災難，而更多帶給我們的是從創(chuàng)痛和災難的土壤中生發(fā)出來的美麗的花朵，它和人的個體的心靈有關，也和時代的大命運密不可分！這些美麗的花朵靜悄悄地開放在大時代的角角落落、隙隙縫縫，你要回過頭去尋找它采擷它，你就得切切實實地重新回到那個已經(jīng)久遠的過去，把當下的熱鬧和喧嘩拋卻，寂寞而寧靜地去和歷史重逢。你會發(fā)現(xiàn)，當時忽略或者看不清的種種，在重返的途中會不可思議地變得清晰起來。書名最終定為《重返1976》應該說是內(nèi)容決定的。

傅小平：“寂寞而寧靜地去和歷史重逢”這句非常打動我。在當下某一特定的時刻，與歷史或自己的過往“相遇”，很多時候總讓人心潮澎湃、感慨萬千。如你這般的“寂寞而寧靜”特別耐人尋味。那是怎樣一種心緒？

袁敏：這樣的心緒就像遠山頂上的皚皚白雪，又像林深幽處掠過耳際的風，面對的是無人的空曠，當下這個時代太熱鬧了，人很容易變得浮躁，而那種重返歷史的途中，喧嘩與嘈雜被屏蔽在外，心特別的清明、安靜，沒有干擾。

傅小平：最初知道你寫這本書，并引發(fā)我強烈的興趣，主要在于書名中的“重返”一詞。重返就意味著重新返回“現(xiàn)場”：一是人的現(xiàn)場，你寫這本書時，事件的主要當事人尚且“健在”，且介入到了你的寫作過程當中；二是物的現(xiàn)場，醉白樓、留椿屋等見證了遺言案的舊跡都在，且都留下了當事人與你一起重返的身影。更令人感慨的是，所謂的現(xiàn)場并非通常說的“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也非。所以，你和當事人可謂共同進行了一次歷史與現(xiàn)實交錯的重返之旅，在時間的對照中彰顯觸目的“現(xiàn)場感”，讓你的講述始終充滿了張力。

袁敏：這些年，遺言案制造者李君旭，也就是書里的蛐蛐兒，數(shù)次病危搶救，他的狀況一直很不好。最初的起因是摔跤了，造成植入在身體中的不銹鋼股骨折斷，引起感染，炎癥后來又轉移到肺部，雖然一次次被搶救回來了，但我們?nèi)タ此麜r，發(fā)現(xiàn)他的植入股骨的腿肉都發(fā)黑了，也就是說肌肉幾乎都壞死了。這樣的狀況真的讓人心酸。

在我和當事人一起重返1976的過程中，我最最遺憾的就是：不能和蛐蛐兒一起重返。我一直期待蛐蛐兒有一天能重新站起來，我們能一起再次重返1976，他能開口說出當年的事實真相。沒想到他竟然這樣不辭而別，匆匆離去，帶走了一代人的記憶和未解的心結，也帶走了至今未破的真相。

傅小平：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也在想，假如蛐蛐兒和你們一起重返，會是怎樣一種情景？對你的寫作又會產(chǎn)生何種影響？從出版的文字看，除第一章《我所經(jīng)歷的1976》中對遺言案有總體的勾勒外，正面敘述這一事件時，你最先寫到的是處于事件最外圍的大耳朵，然后才過渡到寫主要的當事人蛐蛐兒，并按照這一順序一步步進入事件的核心。何以如此？

袁敏：曾經(jīng)不斷地有人想深入了解探究遺言案，包括多年前寫出“遺言制造者”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楊匡滿，他們都想采訪涉案人員，但除了蛐蛐兒以外，所有當事人都拒絕采訪。我的哥哥作為遺言案核心案犯更是說了這樣的話：“二十年內(nèi)我們誰都不要說這個事情。”很長時間里，這就像是一個集體的約定，當事人面對種種打探全部報以沉默。這不是一件獵奇的事情，而是一段重要歷史，當事人擔心走樣。我理解他們這種心情。等我要寫這部書稿，并約主要當事人吃飯，希望他們能夠接受我的采訪時，涉案者中已經(jīng)有年長者接連離世。我說，這樣的采訪帶有搶救歷史的意味，我們對被遮蔽的歷史是負有還原真相的責任的。我的話打動了他們，而且因為我也是當事人，我在三十年以后再做這件事情，無論是時間的沉淀，還是我和他們共同涉案的身份，都讓他們覺得是適合的。其時，幾乎主要的涉案當事人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都擔負著一定的領導職務，他們都很忙，約他們很不容易。比較而言，大耳朵只是一家農(nóng)場的普通技術人員，時間相對富裕，另外，大耳朵是這些當事人中唯一一個普通百姓的孩子，卷入這場案件在今天讓他引以自豪，他很愿意說。還有，大耳朵在粉碎四人幫前夜割腕自殺也確實驚心動魄，從寫他開始重返1976，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傅小平：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是你在《收獲》“親歷歷史”欄目發(fā)表的系列文章的結集。也因為此，幾個章節(jié)里開頭你都提到了寫作的過程，及前后發(fā)生的故事，使得通篇有很強的代入感。在讀者的感覺里，或許他們并非只是聽你在講述一段塵封的歷史，他們的印象和判斷也參與和改變了你敘述的過程。

袁敏：這是一段遙遠的歷史，三十年后重述這段歷史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如今大多的年輕人沉溺于物欲、拜金、娛樂、八卦，對理想、抱負、青春、前途，完全有了與我們當年不同的解讀。但我還是覺得，無論這個社會走到什么時代，有一種精神是亙古不變的，有一種追求是永恒的。我想你應該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你說得很對，我是在講述一段塵封的歷史，但我也試圖架構一座歷史與現(xiàn)實的橋梁，過來人可以回顧和反省，年輕人可以了解那個時代青年的熱血與情懷。當下的讀者對這段歷史的印象和判斷，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參與和改變了我敘述的角度，這種角度的選擇我以為不僅僅是文本的，更是內(nèi)涵的。

傅小平：我注意到，這本書由鳳凰聯(lián)動再版后，書名改成了《中國，漫長的一年》。這一改動似乎過于落實了，給人感覺這本書只是聚焦1976年這一特定的年度，及遺言案這一特定的事件。我想再版前后書名的改動，是能反映編者的不同歷史觀的，何以會有這樣的改動？

袁敏：你這個問題提得真是犀利，對書名的改動我其實也很糾結。我自己曾經(jīng)也是出版人，我很知道出版方對市場的考慮。如你所說，《中國，漫長的一年》只是聚焦這一特定的年度，編者的角度更多放在對懸疑的解密，這容易吊起讀者一探究竟的胃口；而《重返1976》，更多的著眼點在于“重返”，更多立足于用歷史觀照現(xiàn)實，有一種穿越，而穿越的目的是反思。

“我不是在講故事，而是在寫歷史?！?/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