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巴黎》：作為思想方式的寫作
韓東發(fā)表于《鐘山》雜志的短篇小說新作《巴黎，巴黎》，通過一對老友的口吻，講述了兩個發(fā)生于巴黎的人生片段，也可以說是上演于巴黎的兩出鬧劇，揭示了人生的荒誕性與無聊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討了“國民性”與“民族心理”等問題，是詩人與小說家的韓東再次延續(xù)思想性寫作的一個例證。兩個人物，兩個故事，兩種性格和心理，前后對比，彼此呼應，故事在老領導老張去世的消息傳來時結束。小說結構精巧，內容承載較為豐富，有哲理和思想性，讀來一面令人捧腹，一面引人深思。
敘事發(fā)生的空間是在酒館或酒吧，這里會上演人生種種與世間百態(tài)，有他人與自己，有得意與失意，有生意與情意，有傳奇與無聊。小說中的一對老友倪志云和丁路，當年一起寫詩、辦文學社，后來因為人生不同選擇而分道揚鑣，前者從政，后者繼續(xù)寫作。兜兜轉轉，兩人在已退二線的年齡，又相會于酒館，人生再次交匯。而這里自然少不了下酒菜——故事。從文化官員位子上退休的倪志云，在酒館里仍享有官威和特權。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表現(xiàn)出不同于眾人的“位置感”和“優(yōu)越感”。聚會的眾人處處小心翼翼、畢恭畢敬地圍繞、恭維他，如獲至寶一般聆聽他“揭露”那些文壇官場上的黑幕。韓東寥寥幾筆，便傳神地勾勒出一幅官場和文壇的人情世故圖，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這樣的場景，不免讓人聯(lián)想到魯迅筆下的“咸亨酒店”，那里有穿長衫的主顧，也有穿短衣的做工人，還有供人們取樂的唯一一個“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孔乙己，人們聚在這里談天說地、閑聊取樂。每每孔乙己的到來，都會讓“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栋屠?，巴黎》在這一點上與《孔乙己》神似，敘事都是在這樣既開放、流動的空間下發(fā)生和進行的，世情百態(tài)、人情冷暖依次鋪開，由此產生了一種陌生又新奇的藝術效果。
小說的兩個主要故事片段，是通過倪志云和丁路分別講述出來的，只是區(qū)別在于前者側重于講述當年自己與領導老張，特別是老張，在巴黎的人生一幕，后者講述的是自己在巴黎的親身體驗，但兩個片段都充滿了戲劇性和荒誕感。小說結構的精巧之處也在于此，倪志云和丁路是小說人物，作者講述了這兩人的故事。而這其中，倪志云講述的“領導老張”的故事和丁路講述自己在巴黎的一次體驗，又構成了全篇的核心，這種故事套故事的“套娃”式結構，讓小說讀起來十分緊湊。當然這或許并非作家有意為之，正是作者將丁路設置成一個作家的身份，老友倪志云為他提供寫作素材，如此“套娃”式結構就自然出現(xiàn)了。除了結構之外，作者在描寫倪云志與領導老張巴黎轉機，遭遇罷工滯留機場，最后設法離開，游歷巴黎的過程，充滿了喜劇感和諷刺性。那個一出場就自帶喜感的老張永遠攜著一只“搪瓷缸”，缸把上還系著一條“臟兮兮的毛巾”，同樣裝扮的他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聽從了“我”（倪志云）的計謀，作精神病發(fā)作式的表演，成功引起警察的注意和同情，從而逃離罷工人群，獲得了過境簽，得到了特殊的照顧和每天四百美元的補助，據(jù)此游歷了巴黎各大名勝古跡。盡管作者是借倪志云之口，將這一過程跌宕起伏、生動淋漓地呈現(xiàn)在了讀者眼前，但其實不難看出作者文字表達上的深厚功力和非凡才能，他對外在場景，人物動作、心理、語言、表情等的把握和描摹，形象逼真，充滿戲劇性和畫面感。而且筆觸充滿了幽默和諷刺意味，產生了令人沉浸的藝術效果。不同于長篇小說人物多、故事長、題材大、結構恢弘等一般特征，短篇小說因其篇幅限制往往更重視細節(jié)的逼真、結構的精巧、筆力的凝練、意蘊的豐厚、哲理的深刻和思想的深邃，從這幾個方面考量，《巴黎，巴黎》不失為一篇短篇佳作，值得人們反復咀嚼。
就兩個故事片段而言，二者都充滿了諷刺性和荒誕性，某種程度上似乎繼承了魯迅等現(xiàn)代作家探討和反思“國民性”的這一文學和思想脈絡。老張和“我”（倪志云）在巴黎戴高樂機場的所作所為，無疑是一場鬧劇、荒誕劇。他們利用語言、文化、文明的差異和隔閡，以裝瘋賣傻的“聰明”方式騙取了游歷巴黎的特殊機會，并且以此為樂，甚至將其當成人生之中精彩的、炫耀的經歷和談資，這種心理和行為，和“祖上先前也闊過”的阿Q、“竊書不能算偷”的孔乙己實在是沒什么兩樣，只是阿Q和孔乙己并未走出未莊和魯鎮(zhèn)，而老張和“我”卻出現(xiàn)在巴黎。與此相對的，是第二個片段中的“我”丁路，同樣是在巴黎的一次遭遇，但他卻表現(xiàn)出與老張、倪志云完全相反的心理，上演了一出“活人被尿憋死”的鬧劇。面對狹窄、逼仄但卻干凈、整潔的火車包廂，以及四個安靜的德國彪形大漢，丁路感到陌生而新奇。但他在夜間尿意洶涌緊迫之時，卻因為無論如何也打不開包廂門，而又怕影響包廂里安靜睡覺的德國人，因此飽受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他的沉默和忍受，表面上看是語言的不通和環(huán)境的陌生造成的，又可以看作是他對文明規(guī)則和秩序的自覺遵守，但或多或少是自卑、膽怯和愛面子的心理作祟，在此意義上又丁路在巴黎又是另一個“陳奐生上城”。因此當丁路向倪志云講述上述遭遇后，立即引來了倪的憤怒：“換了我，就算那車上沒有廁所，我也得讓他們現(xiàn)造一個廁所！……你他媽的也太窩囊了，太笨了！”而丁路卻回答：“我不是老張，更不是你?！毙≌f在對丁路的心理作細致描摹的過程中，充分展現(xiàn)了他的矛盾和復雜心理。兩個有關“巴黎”的片段，兩種心理和性格，前后對照，讀來十分耐人尋味。如果進一步分析，作為文化官員的老張、倪志云和作為知識分子、去德國訪學的丁路，兩者面對“巴黎”所代表的歐洲文明所體現(xiàn)出的不同心理和行為，在當下的兩類群體之中無疑是具有普遍性的。這或許會引發(fā)我們的進一步思考，面對西方現(xiàn)代文明和秩序，前者妄自尊大、投機取巧的態(tài)度自然會弄巧成拙，而后者自卑、仰視的心理同樣會自找罪受，我們急需走出和超越孔乙己或陳煥生的心態(tài)，以更加平和、包容、獨立的文化心理面對當下與未來。這或許是作者通過小說，在思想和文明觀念上所給我們的重要啟示。當然，限于短篇小說的篇幅，作者在很多方面未能進一步深入和展開，這有待于韓東在更多力作中去豐富和完成。
作者系西北大學文學院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