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鄉(xiāng)土文學視域下的農民形象嬗變小論
對1920年代以來中國鄉(xiāng)土文學中農民形象的嬗變進行研究，需要對“鄉(xiāng)土文學”“鄉(xiāng)土小說”等概念進行厘定?；谥袊F(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賦予“鄉(xiāng)土文學”的寬泛內涵①，“鄉(xiāng)土文學”大致包含如下基本意義層面：地域范圍(相對于城市的鄉(xiāng)土題材)、地域文化(審美特征)及鄉(xiāng)土精神(傳統(tǒng)文化內涵或其他從鄉(xiāng)土生發(fā)出來的文化理想、價值追求及其伴隨的感傷情調)?！班l(xiāng)土小說”的概念中，地域(題材取向)范圍——鄉(xiāng)土小說共同的敘述對象是其穩(wěn)定核心。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中國鄉(xiāng)土小說一開始就從題材上規(guī)定了它必然是以地域鄉(xiāng)土(與“城市”相對)為界，從而使“鄉(xiāng)土”作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區(qū)分概念成為鄉(xiāng)土小說的特定內涵。提及“鄉(xiāng)土”則涉及到對“農村”與“鄉(xiāng)村”的理解。“農村”“鄉(xiāng)村”與“鄉(xiāng)土”作為地域空間概念，其詞義或指稱基本是一致的，即泛指城市以外的地區(qū)。但若加以區(qū)分，它們還是有所側重或隱含著某種微妙、特殊的意義?！稗r村”主要是一個經濟概念，表明的是一種不同于城市的經濟活動方式，是與“農業(yè)”相聯(lián)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班l(xiāng)村”主要是一個社區(qū)概念，強調的是一定社區(qū)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班l(xiāng)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義，強調的是與傳統(tǒng)農耕文明相聯(lián)系的社會特性[1]44-46。在這個層面上，“鄉(xiāng)土”已經顯示出它的象征意義，它不僅是一個地理上的位置，更是作家想象的疆界。
本文以“鄉(xiāng)土文學”中的“鄉(xiāng)土小說”為討論對象。1920年代以來的中國鄉(xiāng)土文學中，詩歌、散文、戲劇等文學樣式雖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鄉(xiāng)土小說相較于其他文體在塑造“農民”這一具有豐富意蘊的人物形象譜系時，呈現(xiàn)出了更為豐富的蘊含。1920年代以魯迅、沈從文為代表的鄉(xiāng)土小說作家，1930年代以茅盾為代表的社會剖析派小說的創(chuàng)作者，1940年代以趙樹理為代表的解放區(qū)作家群，新中國成立后以柳青、浩然為代表的農村題材小說的寫作者以及中國社會進入改革開放的現(xiàn)代化進程后，以路遙、賈平凹、張煒、王潤滋、尤鳳偉、范小青、王安憶為代表的作家，都對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處于社會底層的青年農民進行了大量的書寫。受文章篇幅及個人能力的限制，同時基于對鄉(xiāng)土文學概念的把握和行文實際需要出發(fā)，面對1920年代以來中國鄉(xiāng)土文學中的眾多小說文本，本文選取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鄉(xiāng)土小說中的農民形象加以闡釋。
一、反抗的個人
自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的阿Q形象誕生以來，學術界就對這一經典形象做了很多精彩的論述。就阿Q在未莊的生存狀況來看，他有著充足的造反的理由：“阿Q作為一個‘個體生命’的存在，幾乎面臨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滿足的生的困惱（《生計問題》）、無家可歸的惶惑（《戀愛的悲劇》）、面對死亡的恐懼等”[2]38。對于“說不盡的阿Q”，這里主要把他作為一個想要造反而不知如何造反的可憐農民來看待。他身上有著模糊的反抗意識，卻不知道真正應該反抗誰；他大聲呼叫過革命，但是也只是對革命有著憧憬和向往。在他的“土谷祠”的夢里，他也只不過是想重建一個新的未莊等級結構。
如果說阿Q是農民走上反抗道路的一個起點式的人物，那么在之后的文學作品中，農民則在反抗/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農民對自身處境、對造成其悲慘命運原因的認知，也經歷了一個從朦朧到清晰的不斷加深的過程。這一過程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有著明確的呈現(xiàn)。反抗也從形而上的意識階段，轉變成了具體的反抗行動。
丁玲發(fā)表于1931年的小說《水》中做了二十年長工的李塌鼻和一渡口的災民逃難到鎮(zhèn)上，卻被阻攔在鎮(zhèn)外。他們盼著鎮(zhèn)長、縣長能開倉放糧，讓他們能夠活命。但是等來的卻是一些“安慰”：“這都是沒法的事，天災……”“鎮(zhèn)長親身上縣里替你們請米糧去了，你們應該安心的等著……”“這水太大了，別處比我們這里還大，幾百年沒有的事，真是菩薩發(fā)氣……”“你們放心，縣長也是愛民的，總有辦法來的。鎮(zhèn)長太太前天夜里還替你們上城隍廟燒香來呢。”[3]236有著反抗意識的李塌鼻則直接戳穿了這些所謂“父母官”的真面目：“說鎮(zhèn)長好，知事好，他們?yōu)槭裁床话阉麄兊膫}打開，分給我們一點呢？”[3]237“動不動天災，菩薩發(fā)氣，就真是菩薩發(fā)氣，可不應該發(fā)我們的氣！為什么他們那些拿了錢不管事，刮盡了地皮，成年打仗殺人的人又不倒霉呢？”[3]238在經歷了水災、饑餓、瘟疫和死亡后，存活下來的災民中的“覺醒者”也終于對自己身處的“吃人”的社會，對自己“做奴隸”的“被吃”的命運有了清醒的認識。小說中裸身的人一番話，就是其意識覺醒的證明：
你想想，他們坐在衙門里拿捐款的人，坐在高房子里收谷子的人，他們吃的什么？吃的我們力氣和精血呀！真是雜種！老子們被人吃的這樣瘦了，把娘老子也吃去了，還糊涂，還把別人當好人，等別人來施恩，還打算有人來救我們？哼。等著吧，把腸子也餓了出來，你看有不有米會送來？告訴你，我們的人這末多，餓死幾千幾萬不算什么，還愁不剩下一些再做奴隸么？……[3]243
對于讓富人開倉放糧的這一行為，裸身的人也與一般的災民在認識上拉開了距離。在小說中，裸身的人擔當了“領路人”的角色。在他的鼓動下，更多對其悲慘處境不自知的災民的反抗意識被激發(fā)出來，最終他們“吼著生命的奔放，比水還兇猛的，朝鎮(zhèn)上撲了過去?！?sup>[3]246
葉紫、茅盾及趙樹理等人的小說同樣存在著“壓迫—反抗”的敘事模式。無論是葉紫小說《豐收》結尾的“抗租運動”，茅盾“農村三部曲”中農民覺醒的全過程，還是趙樹理小說《福貴》中福貴的消極的抗爭，《小二黑結婚》中小二黑、小芹對婚姻自由的爭取，《李有才板話》中李有才用快板這一民間藝術形式對閻家村村長等人剝削本質的揭露，《李家莊的變遷》中身為本地富人的村長等人對外來戶鐵鎖一家的欺壓……這些小說中對受壓迫農民的各種反抗行為的書寫，無不具有農民尋求“翻身”/“解放”的重要意義。為了在小說中突顯農民成長的主題，作家大都在小說中塑造了與青年農民觀念相對立的老一代農民形象。比如《春蠶》中的老通寶、《豐收》中的云普叔、《小二黑結婚》中的二諸葛、三仙姑。《春蠶》中老通寶與多多頭之間對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多頭們清醒地意識到了自己的奴隸地位，知道單靠勤儉是過不上好日子的，“今年蠶花一定好，可是想發(fā)財卻是命里不曾來”?！缎《诮Y婚》中青年農民小二黑與父親二諸葛、小芹與母親三仙姑之間的對立沖突，表現(xiàn)了青年人對封建迷信思想、包辦婚姻的反抗。小說《福貴》中的對立，是福貴與絕大多數(shù)農民“順忍”的生活方式的對立。福貴看透了鄉(xiāng)村勞動的本質，農民累死累活也只能是給地主白出力，所以他開始了“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消極的抗爭。從一個所謂的安分守己的農民，變成了“二流子”，走上了賭錢、偷人、當忘八的路。小說最后有福貴一大段自白性質的控訴：
可是照你當日說的那種好人我實在不能當！照你給我作的計劃，每年給你住上半年長工，再種上我的四畝地，到年頭算賬，把我的工錢和地里打的糧食都給你頂了利，叫我的老婆孩子餓肚，一年又一年，到死為止。你想想我為什么要當這樣的好人啦？……因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來塊錢雜貨，怕還不了你，給你住了五年長工，沒有抵得了這筆賬，結果把四畝地繳給你，我才餓起肚來！[4]70
這種對立，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同生活道路之間的對立，即面對生活現(xiàn)狀或者說是不合理的、既存的社會規(guī)范，是順從還是抗爭。在這些作品中，無論是葉紫、茅盾還是趙樹理，都賦予了年輕人革命進取的精神面貌，把青年農民描述成打破舊世界的希望。隨著農民“組織起來”以及全民族抗戰(zhàn)的開始，這些青年農民逐漸成長為戰(zhàn)士、革命英雄。
二 、英勇的戰(zhàn)士
姚雪垠于1938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差半車麥秸》講述了農民成長為革命戰(zhàn)士的故事。在北方方言中，“差半車麥秸”是不夠數(shù)兒、不夠聰明的意思。就是這樣一個綽號為“差半車麥秸”的普通莊稼漢，在逃難途中因為身上有一面日軍軍旗而被抗日游擊隊的隊長當成漢奸俘虜。小說中交代了“差半車麥秸”身上日軍軍旗的來歷：逃難途中一家人都忍饑挨餓，為了不讓孩子餓死，他的媳婦給他縫了個日軍軍旗，好讓他在回家找食物的路上躲避日本人的槍殺?！安畎胲圎溄铡痹诟螕絷爢T的短暫接觸中，認定了游擊隊員都是“好人”，也因為“鬼子不打走，莊稼做不成”[5]8而加入了游擊隊成為一名游擊隊員。
姚雪垠在小說中講述了“差半車麥秸”這個革命新人，在老游擊隊員“我”引導下的成長過程：“茫然地微笑著”的“差半車麥秸”初入游擊隊時，怕浪費香油而在夜里熄滅了點著的油燈，因此造成了不小的混亂。他也在隊長的質問聲中害怕的兩腿打顫；在游擊隊待了一段時間后，他從自己的經驗出發(fā)，教訓整天與槍打交道的游擊隊員說話要圖吉利；在稱呼戰(zhàn)友時，他一直使用“二哥”這一在山東方言中的尊稱，但是在“我”為他講述了“同志”的意思后，他自覺說出了“干革命就怕心不齊”這一樸素的道理，轉而稱呼我為“同志”。他從民間話語向革命話語的轉變，意味著他對革命隊伍中“新規(guī)矩”的接納，也意味著他身上新的蛻變的開始；在一次摸鬼子的行動中，“差半車麥秸”主動要求當探子，但是因其愛占小便宜的天性，加上以前摸土匪時的惡習以及他家里還少跟牛繩，他就在已經空了的村子里拿了百姓家的一根牛繩。在“我”告訴他偷拿老百姓的東西會被槍斃后，他變得沉默、膽怯。在不安中也生出了“干革命就得不到一點好處么”的疑問。為此，“我”解釋道：“革命是要自己受點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吶。我們要能把鬼子打跑，幾千萬人都能過安生日子，咱們不也一樣能得到好處嗎？”[5]11-12從小說結尾的講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差半車麥秸”對這一革命道理的接受。他在破壞鐵道的戰(zhàn)斗中負傷后，還要求自己留下來掩護戰(zhàn)友撤退。在他身上體現(xiàn)出的自我犧牲精神，是其自身成長的結果，也是其精神、人格上蛻變的證明。
“差半車麥秸”愛土地、愛勞動，有著農民勤儉節(jié)約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有著強烈求生意識，他從有著愛占小便宜、干事圖好處的狹隘意識的普通農民，終于成長為一個勇于戰(zhàn)斗、具有犧牲精神的革命戰(zhàn)士。小說中，作者設置了“我”這一有文化、有知識的革命前輩承擔著他的引路人/啟蒙者的角色，不但糾正了他的小農習性，而且還教他認字、告訴他革命的道理。但是這些修正、引導都有著一個大的前提，那就是他主動投奔革命隊伍，否則后面的故事將無從談起?！安畎胲圎溄铡痹谟螕絷犖橹?，不僅從觀念上實現(xiàn)了由“農民”向“戰(zhàn)士”的轉變，而且在游擊隊的集體生活中具有了超脫于家庭生活的集體意識與民族意識。在他的身上，具備著孕育新的民族性格的萌芽。
創(chuàng)作于1938年的短篇小說《差半車麥秸》講述了農民成長為戰(zhàn)士的過程，創(chuàng)作于1940年代的《新兒女英雄傳》《呂梁英雄傳》等小說則講述了農民成為戰(zhàn)斗英雄的故事，“十七年”文學中《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等小說中農民出身的戰(zhàn)斗英雄身上則多了一份傳奇色彩。由于具有戰(zhàn)斗必定成功的預設，小說在情節(jié)跌宕起伏、場面緊張刺激的歷史故事的講述中，一直充盈著一股樂觀向上的精神風貌。蔡翔教授用“平凡的兒女，集體的英雄”[6]168對這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進行了概括。
三、集體的帶頭人
隨著戰(zhàn)爭的結束以及新中國的成立，農民實現(xiàn)了“翻身”“解放”。文學作品中的青年農民形象也由反抗的個人/革命戰(zhàn)士，變成了新中國的建設者，即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倡導者、國家工業(yè)化的參與者。這一時期，參加革命的農民進入城市，成為城市的接管者、建設者，其身份也因“進城”而發(fā)生了變化，由農民變成了干部/工人。另一部分回到農村的軍人，因其革命經歷成為農村基層干部。當然，絕大部分的退伍軍人在分得土地后，重新操弄起莊稼，成為農民。在這里，筆者著重分析的是青年農民形象，如《暴風驟雨》中的趙玉林、郭全海，《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梁生寶，《紅旗譜》中的江濤、運濤，《艷陽天》中的蕭長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等農民。
梁生寶等出生在舊社會、成長在新中國的新一代青年農民，無一例外地成為了響應國家號召開展合作化運動的帶頭人。在這類小說中，基本上都存在著“先進人物”對“落后人物”的“動員/改造”的結構。作家不約而同地賦予了梁生寶這樣的青年農民政治意識、思想覺悟上的“先進性”，而在梁三老漢這樣的老一代農民形象的塑造上，則突出了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他們與地主、富農等剝削階級一樣成為了需要被教育、改造的對象。
從《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梁生寶，到《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再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這三個階段小說中的青年農民形象也存在著變化與發(fā)展：從梁生寶到高大泉，人物趨于簡單化，成為圖解政策的符號；從高大泉到孫少安，人物形象則變的立體、豐滿，具有豐富的意蘊。
梁生寶作為梁三老漢的養(yǎng)子，在蛤蟆灘這片土地上積極地進行著農業(yè)合作化的組織、動員活動。為此他籌建互助組、定制生產計劃，組織村民上山割竹子、做掃帚，在農技員的幫助下搞水稻密植。正是因為梁生寶“從直接為自己間接為社會的人，變成直接為社會間接為自己的人”[7]199，他與繼父梁三老漢之間產生了沖突。在創(chuàng)集體的大家大業(yè)和個人的小家小業(yè)中，梁生寶以一個共產黨員的立場，堅定地選擇了前者。為了突出梁生寶的先進性，作家柳青不僅為梁生寶設置了來自家庭的阻力，還在小說中塑造了代表主任郭振山來襯托梁生寶的奉獻精神。郭振山作為“土改”時的積極分子，在分到土地后，一頭扎入小家庭的創(chuàng)業(yè)中，對梁生寶領導的互助組、合作化運動報以一種否定的態(tài)度。為此，他不僅不支持梁生寶，還動員徐改霞進工廠參加工業(yè)化運動。從某種層面上來講，郭振山是作為破壞合作化運動的負面形象出現(xiàn)的，在“集體”和“個人”的選擇中，他選擇了維護個人的利益，因此在小說中他必然會處于被批判的位置。共青團員改霞在面對“生活的岔道口”時最終也選擇了城市，作家柳青借梁生寶之口對徐改霞有一句精準的評價：“她和咱農民不是一條心了?！痹凇秳?chuàng)業(yè)史》中，梁生寶最終從互助組的組長成長為農業(yè)社的主任，由于“試辦社對周圍農村所負的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7]634，他無疑成為小說中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積極響應者和帶頭示范者。
《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是數(shù)以億計的處于社會底層的普通農民中的一員。他有著農民吃苦耐勞、踏實肯干的精神。盡管他很有學習上的天賦，但因為家庭的貧窮，他只能輟學回家當起了農民。但他并沒有因此而頹廢，墮落成為“二流子”。而是和苦了一輩子的父親孫玉厚一起操持起家務，支撐起到處都是窟窿的家。孫少安憑借著他在生產隊集體勞動中體現(xiàn)出的悍性，在18歲時便被選為生產隊長。成為生產隊長后，他并沒有靠著手中小小的權力，為自己貧苦的家庭謀取私利，而是全心全意為生產隊付出。從這一點上來看，孫少安與梁生寶是相似的。
小說中有一段孫少安去外地給生產隊的?？床〉拿鑼?，從敘事上看，這與《創(chuàng)業(yè)史》中梁生寶去外省為合作社買稻種的描述極為相似。孫少安與梁生寶一樣，為了省伙食費都自帶干糧、為了省住宿費都不愿住招待所。不僅如此，他們二人都想方設法改善全隊社員的生活。為此，梁生寶帶領互助組的成員進山砍竹子，做成掃帚賣給供銷社，孫少安私自擴大了豬飼料地，以便農民能增收一點糧食，并與隊員私自謀劃包產到戶的合同。但是，在小說的講述中，他們二人的行為受到了不同的對待。梁生寶是在上級領導支持下積極開展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他的行為在小說的敘述中得到了上級的表揚與支持。孫少安卻受到了上級的嚴厲批評，為此他的父親孫玉厚還曾擔心他想不開自殺。所以，孫少安與梁生寶又是不同的，他們的不同之處在于孫少安的變革意識并不符合特定歷史時期的政策要求?？梢哉f，孫少安與梁生寶都有改變農民長期在溫飽線上掙扎的現(xiàn)實的強烈愿望，并為此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從這一層面上來看，《平凡的世界》中關于孫少安的敘事，又是《創(chuàng)業(yè)史》中梁生寶故事的延續(xù)。即使到了農村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后，孫少安還是自覺地承擔了他在人民公社時期作為“隊長”帶領大家共同富裕的責任。他開辦磚廠，除了為自己的家庭謀出路外，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使解決了吃飯問題的雙水村村民有一個掙錢的地方，能夠掙到買化肥農藥、量油買鹽的錢。
孫少安可以視為新時期改革文學中，農村改革的先鋒以及新農村建設的帶頭人。孫少安在磚廠盈利后，雇傭村里的村民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yè)問題；在他的帶領下，雙水村修建了新的小學，雙水村的孩子們終于搬離了已經變成危房的教室?？梢哉f，作家路遙通過對孫少安這一典型農民形象的塑造呈現(xiàn)了其對改革開放后的農村以及農民未來出路的一種設想，那就是憑借著孫少安這種有頭腦、有膽識，又有集體意識或者說互幫互助意愿的農民積極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帶領農民走上富裕之路。孫少安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承擔著集體帶頭人的角色。
四、命運的反抗者
在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了一個新興的農民形象群落，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浮躁》中的金狗、《泥鰍》中的國瑞。他們與20世紀上半葉的青年農民最大的不同在于對現(xiàn)代知識的掌握，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翻身”/“解放”的農民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們望著晴朗的天空所看到的不是整體的偉大，而是自身的價值”[8]71。在這類小說中，人物的價值是以作為“個體”存在的個人人生目標的實現(xiàn)為標準的。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低，成為衡量人物成敗得失的重要標準。這類描寫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村知識青年坎坷奮斗之路的小說，往往賦予人物“不安分”的靈魂以及坎坷的命運。高加林、孫少平及其后繼者們在與命運抗爭、搏斗的過程中，顯示出的韌性以及不服輸?shù)膭蓬^，至今仍然鼓舞、激勵著一代代的農村青年沖破城鄉(xiāng)社會的樊籬，到城市中追逐理想的人生。
《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城鄉(xiāng)隔離的七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對命運的反抗、對自我價值的追求。這一追求，在小說中被路遙賦予了憧憬現(xiàn)代文明的意義。高加林為了擺脫在土地上刨食的命運，期盼著靠考入大學改變自己的人生。在高考落榜后，他只能回到高家村繼續(xù)做農民。小說通過農村出身的高加林與城市出身的黃亞萍、張克南等人在高考落榜后不同人生境遇的對比，為我們呈現(xiàn)了特殊歷史時期不平等的城鄉(xiāng)關系。如果高加林也有一個在縣城當干部的父親，那么也就不會有他落榜回村之后發(fā)生的故事。高加林回村后先是在民辦教師的崗位上期待著轉正成為國家教師，以謀求更好的發(fā)展。被頂替了民辦教師后，他又給在部隊當干部的叔父寫信，期待叔父能在新疆給他安排一個工作。在愿望落空，不得不當農民的時候，他先是要求與他戀愛的農村姑娘巧珍刷牙，后是聯(lián)合高家村的其他青年開展了所謂的“衛(wèi)生革命”。在“走后門”當上了縣通訊員后，高加林又在城市姑娘黃亞萍的追求下，背信棄義的拋棄了劉巧珍，繼而幻想著與黃亞萍一家同去大城市南京生活。在被檢舉、揭發(fā)后，高加林又決絕的斷絕了與黃亞萍的戀愛關系，回到了讓他又愛又恨的農村。高加林敢違背父輩的意志，正是由于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fā)現(xiàn)了“自我”?！白晕摇钡挠X醒，成為高加林“背叛”農村的重要精神支撐。而對自我能力的認知——“我有文化，有知識，我比這里的年輕人哪一點差？”則給高加林提供了出走的勇氣。
《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的奮斗故事，可以說是高加林失敗的進城故事的一次改寫。在縣城三年的求學經歷，使孫少平對周圍的人、事具備了一種批判的眼光，他渴望獨立地尋找自己的生活。在高中畢業(yè)后，他安心待在農村，也是因為有著民辦教師的工作——他不僅不必忍受體力勞動的煎熬，還有時間讀書看報。雖然身在雙水村，但他的精神世界是寬廣的。在結束民辦教師生涯后，他幾乎是立刻就感受到了鄉(xiāng)村生活的苦悶：
一整天在山里掙命，肉體的熬苦使精神時常處于麻痹狀態(tài)——有時干脆把思維完全‘關閉’了。晚上回到家里，惟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覺，連胡思亂想的工夫都沒有。一個有文化有知識而愛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無法言語的。
這些也倒罷了。最使他憋悶的仍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9]88
正是由于孫少平有著這種對生活的認識，他對走出農村有著強烈的渴望：“他不能甘心在雙水村靜悄悄地生活一輩子！他老是感覺遠方有一種東西在向他召喚。他不間斷地做著遠行的夢。”[9]89孫少平不顧家人的勸阻，執(zhí)意前往黃原城做攬工漢，又借機遷出了自己的戶口，并在田曉霞的幫助下成為大牙灣煤礦的工人。孫少平在與農民命運抗爭的道路上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當攬工漢的經歷，使他的身體變得傷痕累累；在目睹了包工頭在農村姑娘小翠身上犯下的罪惡后，孫少平的精神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對于農民處于社會底層、任人蹂躪的命運有了清醒的認識。
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遙對城鄉(xiāng)間的關系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度松分懈呒恿诌M入城市，在不觸犯城里人利益的前提下，他成為了縣城的“明星”，無論是在體育場打籃球，還是在會場背著相機照相，都出盡了風頭。只有在他觸碰了城里人的利益后，他才遭到了城市的“報復”?！镀椒驳氖澜纭分校l(xiāng)下姑娘小翠連在城里工地上當幫廚謀生的艱苦生活，也要付出額外的代價才能獲得。小翠被包工頭蹂躪而不敢反抗的情況，以及小翠在孫少平伸出援手施救后再次回到工地上的現(xiàn)實，都在不斷地強化著鄉(xiāng)村的弱勢地位。如果說小說《人生》中進城當通訊員的高加林與城里人黃亞萍、張克南在某些層面上（如知識層面、人格層面）還處于一種平等的關系的話，那么在小說《平凡的世界》中，無論是進城當攬工漢時期的孫少平，還是大牙灣煤礦當工人時期的孫少平，與大學生田曉霞、記者/知識分子田曉霞已經處于一種不對等的關系中，且是劣勢的一方。我們可以從小說《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小翠這兩個進城的農村青年身上，看到作者路遙在無意識中對80年代后期以來的城鄉(xiāng)關系的一種隱喻。
五、雇傭關系中的弱者
在路遙之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者，也將《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小翠的故事加以延續(xù)、深化，出現(xiàn)了《民工》（孫惠芬）《泥鰍》（尤鳳偉）《鄉(xiāng)關處處》（王安憶）等書寫農村青年進城后遭際的小說。路遙小說中1980年代自信、樂觀、昂揚的精神風貌中已經蘊涵著某些悲觀的因素，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則放大了這一悲劇性因素，以農村青年為主人公的小說幾乎都以悲劇性的結局收尾。這也表明了文學創(chuàng)作者對時代的獨特體悟中的某些共性，即在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加強調其對城市生活的迷茫與無所適從。
在小說《民工》中，孫惠芬分析了農民進城的幾種情況：“最有運氣的那些人”是“在城里有正式工作，有官位有公職”的人，他們“住著公家分給的房子，上每天八小時的班，得病可以休假，休假還有工資”；次一等的是“二道販子”“商人”，比如《歇馬山莊》中的去城里做包工頭的林治幫；但更多的還是“民工”，“他們住著工棚，每天要干十四到十六小時的活兒，他們不敢有病，有病也舍不得花錢治療”[10]239-240。從孫惠芬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計劃體制下造成的城鄉(xiāng)分割至今還難以完全消除。城市長期形成的國家和單位共同負責的就業(yè)和福利制度仍然保持著城市市民就業(yè)的廣泛壟斷性，限制和排斥著農民，城鄉(xiāng)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差異。城鄉(xiāng)之間的差異在由鄉(xiāng)入城的民工身上表現(xiàn)的最為明顯,小說《民工》中的鞠大廣父子就是其典型代表。
尤鳳偉的小說《泥鰍》書寫了國瑞、蔡毅江、寇蘭、陶鳳等進青年農民的城市生活，他們在城市飽嘗了底層生活的艱辛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國瑞進入城市后，花中介費經職業(yè)介紹所去化工廠、污水處理廠以及飯店打工但都被辭退，在身無分文后又去建筑工地、搬家公司做過活。他最終因貌似周潤發(fā)的長相被吳姐相中，做了高干家庭的玉姐的面首，并最終成了玉姐丈夫——三阿哥的替罪羊，死于城里人的圈套中。蔡毅江在搬家過程中受傷，因無錢醫(yī)治失掉了性功能。人性扭曲后的蔡毅江先是逼迫女友寇蘭賣淫養(yǎng)活自己，后是與老鄉(xiāng)一起尾隨強奸了不愿救治自己的女大夫。蔡毅江憑借自己的狠辣，最終成為城市黑幫老大。寇蘭作為蔡毅江的女友，在他住院時為籌集醫(yī)藥費被逼無奈去賣淫，后又出賣自己的肉體去營救被關在看守所的國瑞，最終下落不明。陶鳳到城里投奔未婚夫國瑞后，先是受到了表姨夫的騷擾，去飯店打工后同樣是處于被侮辱、被損害的境地，后來陶鳳在村霸陶家三兄弟的圍追堵截下逃到一家女子健身俱樂部打工，最終還是在城里人的刺激下瘋掉。
王安憶小說《鄉(xiāng)關處處》講述了進城務工的鄉(xiāng)村女性月娥的故事。在上海做保姆的月娥，憑借著自己的勤勞與善良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女性，但是這個“自我解放”的鄉(xiāng)村女性形象卻是經不起推敲的。月娥因“工作”而脫離了家庭生活，但她所從事的“家政服務”工作，又使她難以擺脫家務勞動。在《獨居，協(xié)議同居，家庭怎么了？》一文中，作者王行坤就“家務勞動”對家庭生活的影響發(fā)表了獨到的見解②?！多l(xiāng)關處處》中的月娥，在雇主家發(fā)揮的作用與家用電器在本質上并沒有太大的區(qū)別，除了更加“智能”“貼心”“人性化”以外。而被工具化了的月娥身上具備的“吃苦耐勞”“善良”的品質，反而使她比普通家政人員遭受到了更為徹底的“剝削”——“被雇傭者不光要出賣自己的勞動，還要出賣自己的情感”。此外，月娥的離鄉(xiāng)對鄉(xiāng)村生活造成了影響，雖然王安憶在描寫鄉(xiāng)村生活時用筆十分節(jié)制，但從其兒媳跟她告狀其丈夫沉迷于賭博這一細節(jié)不難猜想到“留守”在家的鄉(xiāng)村男性們的空虛與無聊。在月娥的家庭中，夫妻關系、母子關系乃至婆媳關系、祖孫關系都與鄉(xiāng)村社會中的傳統(tǒng)家庭倫理關系有了不同。
從對1920年代以來中國鄉(xiāng)土文學中的典型農民形象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農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具有不同的面貌，也被作家賦予了不同的價值與意義。“五四”新文學中的農民作為被啟蒙的對象，是愚昧、麻木的，即使是具有反抗意識的個人，也是革命無門；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描述了具有反抗意識的農民具體的反抗行動以及農民在“組織起來”后的強大力量；全面抗戰(zhàn)以及解放戰(zhàn)爭時期，參軍入伍的農民成為革命隊伍的主力軍，在戰(zhàn)爭的洗禮中實現(xiàn)了個體的成長，而且農民的成長也意味著新的民族性格的生成；新中國成立后，文學作品中的農民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排頭兵，在不同歷史時期都發(fā)揮著自己的作用。在他們身上，寄托著作家在不同歷史階段對我們的國家、民族、社會的獨特觀察與思考，不同歷史時期的農民形象是作家以文學的方式介入社會生活的結果，也是作家對未來歷史發(fā)展趨向的某種假設與預測。
注釋：
①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針對賽先艾、王魯彥、許欽文等人的小說創(chuàng)作，提出了“鄉(xiāng)土文學”這一概念，“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xiāng)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來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G. Brandes)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寫的文章，因此，只會隱現(xiàn)著鄉(xiāng)愁，很難有異域的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魯迅提出“鄉(xiāng)土文學”這一概念后未對“鄉(xiāng)土”空間予以確指，但就與“城市”空間相對而言，“鄉(xiāng)土”空間基本上可以界定為“鄉(xiāng)村”，只不過是文學的“鄉(xiāng)村”而已。劉紹棠在《鄉(xiāng)土文學四十年》一書中指出，“鄉(xiāng)土文學主要是寫農民，寫農村”。艾曉明在《從文本到彼岸》一書中指出，“‘鄉(xiāng)土文學’也就是‘鄉(xiāng)村文學’，因為民族的、地域的、故鄉(xiāng)的和鄉(xiāng)村的，全都統(tǒng)一在鄉(xiāng)村的范圍里”。段崇軒在《農村小說:概念與內涵的演進》一文中指出，“鄉(xiāng)村小說是一個更準確的、更文學的概念”。春榮在《新時期的鄉(xiāng)土文學》一書中指出，“鄉(xiāng)土文學”的“鄉(xiāng)”指“鄉(xiāng)村”，“更指作家的生根之地”。丁帆在《中國鄉(xiāng)土小說生存的特殊背景與價值的失范》一文中指出，“鄉(xiāng)土外延的邊界在擴張，鄉(xiāng)土文學的內涵也就相應地要擴展到‘都市里的村莊’中去，擴展到‘都市里的異鄉(xiāng)者’的生存現(xiàn)實與精神靈魂的每一個角落中去?！谂c城市文學的碰撞、沖突和交融中，出現(xiàn)了一種空前的‘雜交’現(xiàn)象，一種鄉(xiāng)土文學的新的變種”。此外，自魯迅提出“鄉(xiāng)土文學”概念以來，聚焦在小說之“鄉(xiāng)”敘事譜系上，相繼出現(xiàn)了“鄉(xiāng)土小說”“農村題材小說”“農業(yè)題材小說”“鄉(xiāng)村小說”“農民小說”“農村小說”“農民文化小說”“鄉(xiāng)情小說”“反思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新鄉(xiāng)土小說”“三農小說”“鄉(xiāng)族小說”“地域文學”等命名。
②《獨居，協(xié)議同居，家庭怎么了？》一文指出：“自工業(yè)革命起，家庭的生產職能越來越弱，而越來越成為一個再生產和消費的場所。在17世紀的英國，家務勞動可能包括釀酒、乳制品生產、養(yǎng)雞養(yǎng)豬、水果蔬菜種植、紡織、醫(yī)療護理等，我們在偏遠的農村依然可以看到家庭婦女從事諸多類似的活動。但在工業(yè)革命之后，這些生產活動轉變?yōu)楦鞣N各樣的社會職業(yè)，人們需要用錢來購買相應的產品或服務。家務勞動的內容越來越少，尤其是隨著當下家用電器的更新?lián)Q代，家務勞動變得越來越輕松。但這并不意味著家務勞動的徹底消失，其單調、無聊、耗費心力的本質也沒有根本改變?，F(xiàn)代家庭作為性別分工的場所并沒有民主化，依然是父權制在起主導作用，基本遵循的是男主外、女主內或者女性兼顧內外的模式。這致使女性不堪其累，從而（尤其是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女性）不再愿意走入婚姻家庭。”文章發(fā)表在“香港01”傳媒，轉引自“保馬”微信公眾號，微信號：PourMarx，2017-08-22。
參考文獻：
[1]于建嶸.岳村政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丁玲.水[M]//巴金.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小說一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4]趙樹理.福貴[M]//趙樹理.小二黑結婚：趙樹理中篇小說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5]姚雪垠.差半車麥秸[M]//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差半車麥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6]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7]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
[8]李劼.高加林論[J].當代作家評論，1985(1).
[9]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
[10]孫惠芬.民工[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1]劉雪萍.城鄉(xiāng)流動視野中的鄉(xiāng)土小說：以當代文學中的鄉(xiāng)土小說創(chuàng)作為例[J].上海文化（文化研究），2017(5).
[12]王光東，郭名華.城鄉(xiāng)關系視野中的新世紀鄉(xiāng)土小說[J].學術月刊，20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