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川》：“在世界行走，為北川停留”
初讀大先《去北川》的序言，他說：“長期以來，北川似乎像無數(shù)縣城一樣默默無聞，直到新世紀以來出現(xiàn)了幾個關鍵性的事件。2003年成立羌族自治縣，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受災，2018年7月31日退出貧困縣序列，2021年2月21日根據(jù)中央1號文件精神，全面進入到推進鄉(xiāng)村振興加快農業(yè)農村現(xiàn)代化的途中。正是在此期間，我從北京來到了北川，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边@樣的講述方式和他在北川的工作內容（比如他要打造一臺實景禹羌文化演出、加大《少年禹傳奇》城市超級IP應用和推廣力度、辦好《走北川》大型實體體驗劇等），讓讀者看到的不僅是事，更是文字背后站立的那個人——這個人就是古代士階層兼善天下情懷在當代知識分子的回響。
當然，我更感興趣的，是劉大先寫作《去北川》的方法。可以說，他是用了一種不那么徹底的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這畢竟不是一部文化人類學著作。但這個方法使《去北川》與我們常見的“新山鄉(xiāng)巨變”寫作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人類學由于學科性質的規(guī)定性，它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調查、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較、主位與客位研究、小傳統(tǒng)與大傳統(tǒng)研究等，應該說，這些方法在《去北川》中都有程度不同的應用。作品開篇就是羌族古歌《尼薩》，在這個古歌里，我們發(fā)現(xiàn)，古代羌族是一個有敬畏的民族，人的地位沒有那么高，人是由神管著，這一點非常重要。李澤厚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比較其他文化來說，在中國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人能夠參與天的運作。20世紀80年代一個反傳統(tǒng)的學者說，中國文化最大的缺點、最大的問題，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須把基督教引進來，人必須在上帝面前悔罪，認識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計得那么高。《圣經(jīng)》里沒說人能夠參與上帝的工作，上帝說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李澤厚未必同意這個觀點，但認為他抓住了一個要害。他又說，中國知識分子到現(xiàn)在為止，說他是信神呢，有時候又不信，說他不信神呢，有時候又信。還是孔老夫子講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時候就相信是有這個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時候也就不想了，所以墨子說儒家是“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對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對人的評價過高，是現(xiàn)代以來的事情。我們說“人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人定勝天，人是不可戰(zhàn)勝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chǎn)”等等，人的膨脹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特別是現(xiàn)代工業(yè)化的急劇發(fā)展，人的貪婪欲望幾乎難以遏制。人對自身過高的估計，使之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之心，終于自食了惡果。因此，當我們強調“文學是人學”的時候，首先要強調人的有限性，強調人失去敬畏之心是多么的可怕。
《去北川》的特別，我想大概有這樣幾點：首先是作者的親歷性。劉大先曾掛職北川副縣長，分管文旅工作。工作性質使大先對北川的情況有了細致的了解。他的工作就是他田野調查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對文化人類學知識有專業(yè)訓練的學者，他敏銳捕捉了羌族古歌《尼薩》、羌族英雄史詩《澤基格布》、羌族民間敘事詩《木姐珠與斗安珠》、羌族史詩《羌戈大戰(zhàn)》、羌族民間故事《大禹王》《北川民歌》、羌族開咂酒曲子以及當下的招牌語等等。每個章節(jié)帶有知識考古學的“題記”，顯然是作者有意為之。在這些或是典籍記載或是口口相傳的地方性知識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古老的羌族時間里的滄海桑田，同時也在作者的發(fā)掘中看到了被遮蔽的羌族文化的發(fā)展延續(xù)以及它在中國文明大傳統(tǒng)中的小傳統(tǒng)。我想，如果不是對文化人類學有訓練的學者，看北川、寫北川是很難從這個角度展開的。
就講述者的主體和它的對象來說，我們知道，任何事物一經(jīng)敘事，必然會帶著敘述主體的主觀色彩或主體性?！度ケ贝ā返闹v述者是劉大先，他講述的是他的親力親為和目光所及。這種主體性里隱含著他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比如《尼薩》講開天辟地的過程，“前兩代人都在地殼的翻覆中毀滅，到了第三代才穩(wěn)定下來?？陬^文學中還提到地殼穩(wěn)定之后，地下還有一頭牛，只要它動一動，就會發(fā)生地震。天神東巴協(xié)日用繩子將牛綁起來，但忘了捆耳朵，牛耳朵晃動的時候，還是會發(fā)生地震。”但是，生活依然在繼續(xù)，“無常的遭際被當做平常之事而坦然接受”。劉大先說，這是“人民堅韌的情感結構”。從一曲羌族古歌看到了一個少數(shù)民族的“情感結構”，這就是發(fā)現(xiàn)。汶川大地震沒有把北川截然劃分為震前、震后兩半，重建后北川的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可以看到舉國援建的巨大力量；北川人內部的文化結構、精神結構并沒有發(fā)生變化。這種隱形力量只有通過文化人類學的方式才能呈現(xiàn)出來。因此，劉大先用那么多羌族歷史文化材料并不是對一種奇觀的熱衷或獵奇，而是通過這種方式發(fā)現(xiàn)一個族群沒有變化的內在力量。這種力量可以稱為精神文化結構。
此外，《去北川》有著豐富的生活細節(jié)。文化人類學田野調查，最重要的就是發(fā)現(xiàn)細節(jié)，特別是對一個少數(shù)民族族群文化的理解，沒有細節(jié)幾乎是難以進入的。于是我們看到，春節(jié)前某日，作者去馬槽鄉(xiāng)慰問時，一個生活中進退維谷的老太太“看見干部來了，就想多說說話、談談天。至于縣里的干部能否教育好她的兒媳，倒在其次?！边@讓“這位干部”又羞愧又感動：“那一刻，我實實在在感受到她對‘政府’的依賴，就像那種留守兒童或空巢老人見到歸來的家人時候的感情……這個場景令我久久難忘?！彼€講了一位“母大爺”，這位“母大爺”的功勞是對石椅村的“文化恢復”。他熱愛傳統(tǒng)文化，長期致力于挖掘、收集，整理羌族民間文學，他口才極佳，羌文化修養(yǎng)深厚，對各種禮儀習俗了如指掌，2008年被認定為四川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羌年”的代表性傳承人——這是母大爺?shù)耐庠谏矸?，同時，劉大先寫出了這位耄耋老人的鮮活形象：“他身形高大，稱得上虎背熊腰，穿著羌袍氣場強大，更兼精力充沛，反應敏捷，出口成章，幽默風趣的話往往能讓人開懷大笑，完全不像八十多歲的樣子?！眲⒋笙炔]有過多寫那些宏大的場面，而是通過具體的人、場景和氛圍，將北川的當下生活寫得活色生香躍然紙上。這就是細節(jié)的力量。
最后一點就是小傳統(tǒng)與大傳統(tǒng)的關系。書中第五章《少年禹的傳說》，說的是羌族居住地石紐出了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生下三天會說話、三個月會走路，三歲就長成了一個壯實的漢子。這個傳說來自羌族民間故事《大禹王》。北川要打造大禹故事品牌，要將傳說作為文化資源為當下服務，這是許多地方都在實踐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有趣的是劉大先關于大禹故里和大禹存在方式的看法，他沒有和一些學者爭論，而是保持自己的觀點——有兩個大禹：一個在信仰與情感空間，一個在物理和歷史空間。對民眾而言，前者可能更為重要，劉大先認為，“過去”和“歷史”的差別關乎當下與過去是一種怎樣的關系，這和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是兩回事。無論真實與否，“過去”只有和大眾建立情感關系才有力量。類似這樣的真知灼見，沒有一定專業(yè)知識的人是難以做出判斷的。這章幾乎就是一篇論文。還有《羌食志》，劉大先從聚會的酒席說起，通過不同民族祝酒歌的比較，認為羌族敬酒歌要委婉樸素得多。通過敬酒歌發(fā)現(xiàn)羌族的民族性格，這是一個學者的眼光和方法，也讓我們從一個方面認識了羌族的溫和善良。文化人類學方法的運用，無疑增添了《去北川》的文化含量和作品的分量。
在“回北川”一節(jié)中，劉大先說：“我在北川的一年，既沒有春風得意，也沒有失魂落魄，像一個平常又平庸的人一樣工作與生活。這大約才是一切的根本，它會讓一個人心平氣和地欣賞、接受一切，既不會志得意滿、忘乎所以，也不會心懷怨懟、牢騷滿腹，這兩種情形都會破壞真實的心境。其實，這個世界上的‘成功’與‘失敗’都是少數(shù)，絕大部分人都是平常與平庸，他們構成了無比真誠又無比堅實的人生。他們就是我們自己?！边@是人生的體會，也是文學，也是人類學研究的主位立場。我想，《去北川》之所以讓人感動，重要的就在于真誠、誠懇，文如其人。當然，劉大先對北川歷史文化書寫的方法，也幫助他超越了那種主題寫作的浮泛和膚淺。他的“在世界行走，為北川停留”，也就不是一句時尚的口號和輕淺的抒情。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