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幻不定的“局外人”身份，是她觀察這個世界的最好棱鏡—— “文學女巫”的三種語調
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的每一部作品，差異性遠遠大于相似性。如果我們不看作者的名字，很可能會覺得，《狐貍》《多謝不閱》與《芭芭雅嘎下了個蛋》，并非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這不是暗示杜布拉夫卡無法形成自己的風格，而是想準確地指出，作為一位擅長分身的狡黠的文學“女巫”，她不但從不復制自身，還能夠在每一部作品中發(fā)出與上一部作品完全相異的聲音。她有她的風 格，只 是 她 的 風 格 屬 于“多”，而 非“一”——她是她自己風格的異名。
由杜布拉夫卡的作品構成的文學地圖，是復雜而多樣的，這與她破碎的地理身份有關：南斯拉夫出生，蘇聯(lián)留學，南斯拉夫解體后歸屬于克羅地亞，流亡時期于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林自由大學任教，后定居于荷蘭阿姆斯特丹。這一切，不但使她成了一位世界公民，還構成了她與眾不同的人生——地理上，她不屬于任何固定的地域。你說她是出生在南斯拉夫的東歐人，文化上她卻與俄羅斯文學有著更為親近的血緣；你說她是定居荷蘭的西歐人，傳統(tǒng)上她卻與斯拉夫民間風俗有著更為密切的關聯(lián)；你說她是美洲大陸的學者，她卻擁有由歐洲文明熏陶而出的世界公民的視野。她變幻不定的“局外人”身份，是她觀察這個世界的最好棱鏡。她可以前邊看、后邊看、左邊看、右邊看，更可以飛翔起來凌空觀看。在對抗文學地心引力的同時，她把流亡作家“局外人”的劣勢，逆寫為優(yōu)勢：比起大多數(shù)作家，她的視閾更為廣闊，她擁有第五視野——俯瞰。
對一位擅長思考的流亡作家而言，當她流離失所時，她常常要把物理意義上的空間面積兌換成更為廣博的精神面積——這個時候，魔術發(fā)生了，有限開始變成了無限，歷史上所有偉大文學構成的天體引力，吸引她飛升至高空，成為一個半人半妖的文學“女巫”。
女巫是什么？女巫是世界的“局外人”，是“異見者、流放者、失敗者、隱居者”。文學女巫是什么？是語言與文體的雜食性動物。她瘋狂地吞噬一切語言：波克塞語（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塞爾維亞語）、俄語、英語、德語；她也從一切文體里瘋狂地掠奪食物：民間故事、神話傳奇、新聞報道、雜志八卦、學院術語等等。那些在別的作家眼里平庸、過時，甚至并不典雅的素材，經(jīng)過她女巫之手的重新組合，在現(xiàn)代或后現(xiàn)代世界的文學領域，重新變得光輝奪目起來。
《芭芭雅嘎下了個蛋》，便是一部光芒四射的女巫之作。小說無論語言還是結構，遵循著民間神話的“三”原則：分了三個部分，有三個女主人公，有三種不同的敘事聲音。第一部分像一位記者所撰寫的非虛構，諸多栩栩如生的細節(jié)，逼真地還原了老齡化社會里老年女性的衰敗生活；第二部分則以東歐文學一貫的神話敘事的加速度瘋狂旋轉：有傳奇，有故事，有巧合，有男歡女愛與狗血的一夜暴富——這一部分，一如哈謝克的《好兵帥克》，充斥著巴赫金所言的大眾文化的狂歡；第三部分則是以一位民俗學學者的角度，對第一、第二部分內容進行評論與解讀。就像貓在追逐貓的尾巴，作者在第三部分里，自己闡釋了自己。只不過作者將這尾巴，狡猾地塑造成一位持有左派立場的女權主義的民俗學學者——她不但對第一、二部分的非虛構與大眾神話，進行了精彩的評論與闡釋，還號召“全世界芭芭雅嘎聯(lián)合起來”，為掩埋在中世紀故紙堆里的女巫們復仇。這連自身都要挖苦的睿智，這微妙的反諷，這懸浮在小說上空的笑聲，在整本書的結尾，余音繞梁，久久無法散盡。
更為精彩的是，杜布拉夫卡在這部小說里，采用了三種不同的語調：一種記者體，精確寫實；一種文學體，恣意戲謔；一種學者體，引證論述。長篇小說，考驗一個作家的不僅僅是她講故事的能力，還在于她構筑故事的聲音與方式。這部小說里，杜布拉夫卡不但將詩人才擁有的聲音寫作帶入了小說文本之中，還以建筑師才有的方式，給整部小說建造了精密的結構。我想，杜布拉夫卡在她的這部小說里，玩著真正的文學女巫才能玩得起的文字游戲：一不等于一，一等于三，她一個人，就等于那站在神話學深處的三女巫！
（作者為作家、文藝批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