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開營儀式合影

近年來，青年寫作是文學現場一個被討論頗多的話題。伴隨時代變遷、生活現實的改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變革的參與和塑造，新人輩出的詩壇不乏現象級的討論熱點。有人認為，詩歌寫作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擁有風景無限的發(fā)展空間；也有人認為，盡管新身份、新群體、新題材、新技術不斷涌現和融入，但關乎詩歌本質的創(chuàng)新仍未被充分企及。

繁華熱烈的表象背后，當我們討論青年詩歌寫作時，究竟在討論什么？熱度消長之余，青年詩歌寫作的沸點何在、面臨哪些困境，與前輩詩人相比，青年詩人又為詩歌提供了哪些獨具新質的經驗——這共同融匯為談論青年寫作與新詩寫作時不容回避的話題。

自2008年開始，《星星》詩刊雜志社舉辦“大學生詩歌夏令營”活動，迄今已是第17屆。十數年來，詩歌夏令營在嚴守詩歌品質的前提下，不斷創(chuàng)新活動形式，發(fā)掘并培育了一批優(yōu)秀的大學生詩人，已成為大學生詩人成長的搖籃，成為漢語詩壇上大學生詩人展示自我與互相交流的重要品牌之一，與此同時，也為觀察和探討青年詩人的寫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現場。7月23日至26日，第十七屆中國·星星大學生詩歌夏令營在成都舉行。此次夏令營匯聚了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愛荷華大學、倫敦大學等國內外各大高校的23名大學生詩人。活動期間，記者與青年詩人們交流了他們眼中當代青年詩歌精神的內涵與詩歌寫作中的諸多思考。

“流動”與“鏈接”同在

湯天然是眾多參與者中比較特殊的一位，上次作為營員參與的她，這次作為實習指導老師參與了詩歌的審讀工作。身份的轉換賦予了她截然不同的觀察視角?！白鳛闋I員更多時候只需要跟著編輯老師的安排走，而當居于幕后，切身感受到輕松活潑的活動內容背后實際上都需要非常周密的籌劃，編輯的選稿也讓我看到了對待詩歌的初心。盡管詩歌的評判多少都帶有主觀性，但夏令營的審稿與選稿經過了多輪評判，同時通過投票與集中討論，最大限度地保證了評判的審慎與公平?！?/p>

身份的轉換不僅讓湯天然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同輩詩人的整體創(chuàng)作情況，也一定程度上喚醒了她的“詩人自覺”。當再一次踏足夏令營這個場域，她感到自己已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地域范圍或被標注了校園身份的詩人，而已自覺成長為具備“全國視角”的青年詩人。因為結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詩人朋友，她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大家面對不同處境時面向各異的思考。這些“不期而遇”使得她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寫作，對詩歌本質的思考也形成了更深的見解。

湯天然注意到，與前輩詩人相比，青年詩人的寫作從書寫場域、主題、思想內蘊到技術，都發(fā)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與我國的經濟發(fā)展道路密切相關，前輩詩人更側重于對鄉(xiāng)土、家園的書寫，而青年一代的生活逐漸由農村轉向城市，他們書寫的對象則更多轉向對城市生活、以及互聯(lián)網時代等新事物的觀照。在心理上，80后、90后到00后，由于多出自獨生子女家庭，這使得他們的書寫由“集體的家園意識”轉向對“個人生活與心理”的聚焦。還應注意到，盡管這種聚焦無時無刻不顯現個人化、多元化的特質，但其并不僅僅局限于對個體命運的感懷，而更多折射了人類社會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的種種思考。正因為寫作內核上的轉變，使青年一代的寫作無論從內容到形式上都更具有先鋒性。所謂先鋒性，湯天然解釋道：“一方面存在內容上的流動，比如說有些同學寫作中所貫穿的主題，不僅非常多元，還嘗試并置多個主題，從中尋找一種共性。譬如這次入選的劉子睿同學，就嘗試把古代神話放到現代背景之下書寫；另一方面，先鋒性也體現在不固守一種主流或者傳統(tǒng)的書寫方式，而采用多體裁的流動，比如在詩歌和戲劇或者小說等文體間實現一種貫通，從而產生嶄新的寫作面貌。”

在各自“野蠻生長”的同時，受現代教育模式的影響，青年詩人們彼此之間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鏈接”。比如此次夏令營中，樸直與沾衣在校時均參加過名為“搖籃”的文學社團。在樸直看來，校園文學社團是一個能夠促進詩人間彼此協(xié)作的存在，它在無形間對不同代際的成員構成鏈接作用，而這類看似形式松散的“詩教”，其影響反而可能是深遠的，其效果則需要“交給歷史去評價”。

“青年”是一種狀態(tài)，擁有足夠的資本“試錯”

詩歌朗誦會是星星詩歌夏令營的保留項目。其間，沙顯彤朗誦了兩首新作的賦，豐饒的意象架接了廣闊的時空，新鮮的視角包含著對古典的辯駁，在眾多新詩朗誦中引人矚目。事實上，他一直以來所作的努力之一便是在用舊體詩進行語言訓練的同時，嘗試搭載當代人的思維熔煉出自身獨具的格調。在交流中，沙顯彤特別談到，不同于以往單純的心境表達，如今的詩歌寫作除了表現生活化的內容之外，更應自覺地追求寫作的難度，把詩歌寫作當成一門藝術處理，不斷探索語言的邊界。

近年來對“素人寫作”的探討如火如荼，詩歌領域也涌現了王計兵、余秀華等為人熟知的詩人。在沙顯彤看來，“素人寫作”的涌現一方面帶熱了詩歌話題，使其一定程度地從邊緣化境地重新回歸大眾視野，而另一方面其所代表的傾向也值得警惕，“他們的出現固然有一定意義，但其社會性意義往往已經超過了文學性意義。由于所從事的職業(yè)，他們身上往往被貼上了‘外賣詩人’等具有單一化傾向的標簽，這一指向如果將寫作導向缺乏提煉的、直白的生活片段，對于詩人來說無疑是危險的”，比起用標簽去局限性地描述一個人，沙顯彤認為“詩人更應該做的是讓自己廣闊起來，拒絕狹窄。我們這一代最重要的優(yōu)勢是敢寫，也擁有足夠的資本去試錯”。

張瑞洪對自身及同代人寫作的觀察也印證了當下青年詩歌寫作的勇氣與開放性。在他看來，“青年”更多地代表著一種狀態(tài)，一種適應性和可塑性都極強的狀態(tài)：“無論在學習形成風格也好，或是正在形成一套寫作體系也好，‘青年’都意味著一個初始的階段，這個階段或許很難被歸類和總結，卻應該是一個最豐富、可塑性最強、感知最敏銳的時期。”

當樸直作為代表在開營儀式上發(fā)言，她借用詩人露易絲·格麗克《秋》中的詩句表明心志——“我心思那么沉重/裝滿了往事/還有足夠空間/讓世界穿透嗎/它必須去一個地方/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星星在水面上閃耀/樹葉堆積，等著被點燃”。她認為，在“個體即孤島”的原子化時代中，“跳出自身的囚籠，保持期待未來的勇氣”，才是當代青年詩歌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

“用寫長篇小說的魄力完成一首詩”

認同青年詩歌寫作整體呈現良好發(fā)展態(tài)勢之余，罔生也表達了對一些現象的擔憂。在他看來，過往的新詩前輩們，生活在一個體驗更豐富的時代，他們中的不少人經歷過詩歌熱潮的推動，因此，其寫作更多呈現了質樸而舒展的氣質。與之相比，當下的青年寫作者，尤其是出生于千禧年后的一代，生活經驗相對趨同，這一客觀現實，使得當下將異質化、陌生化奉為圭臬的寫作，反而很難脫離窠臼，而呈現出同質化的趨勢。

為了避免僅注重詩歌藝術性，忽略其思想性而產生創(chuàng)作上的偏頗，罔生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付諸努力。其一，是從結構入手去建立發(fā)展新詩的自信。超越前人是期待在詩歌之中不僅閃現電光火石，更要促成一種“地殼運動”式的活動，以迎來一次爆發(fā)。這就要求抒情一定是有節(jié)制的，敘事一定是有內容的，而形式也一定是獨到的。寫詩之余，罔生也寫小說，編導戲劇，這些經驗無形中延伸了他的視野，“寫詩需要去構筑這樣一種精神，抱有寫作長篇小說的魄力去面對它，與抱著權且寫一篇小品文的心態(tài)是截然不同的”。其二，相比其他體裁，詩歌寫作更應警惕落入“自我意識過剩”的圈套，滿足于支離破碎的抱殘守缺。而“與先賢對話”是一種更好的自我學習與自我教育，“與先賢對話，要學習的不僅僅是他們美學技術上的經驗，而更要學習他們的氣勢與氣脈，沉下心來去感受他們所展示出的氣韻和氣象，為將漢語詩歌形式推到一個更高的高度做好文化上的儲備和思想上的準備”。

“到世界去”的本質是正視“我們的寫作”

與前輩詩人相比，無論在生活的還是創(chuàng)作的意義上，新一代詩歌寫作者大多是更加劇烈的現代化進程的親歷者。享有全球化資源的同時也意味著更為嚴峻的挑戰(zhàn)。寫作詩歌之外，沈至還從事藝術、詩歌譯介，這些使用中英雙語創(chuàng)作的經驗促使他更多接受了“新的語言”的介入，進而倒逼了對“什么是漢語性”以及如何表現漢語與其他語言的差異的思考，他認為，“具備對英語的把握能力之后，對漢語理解的更新將為詩歌創(chuàng)作帶來不一樣的感受”。

從事譯介過程中，沈至切身體會到我們的文學尤其是詩歌在北美等地遭遇的“冷遇”，“大部分對詩歌的譯介尚停留在漢學界開展，作為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參考，而非作為面向更廣大讀者的詩歌讀物。盡管有些殘酷，而這恰恰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現實。現實促使我們更加正視我們的詩歌寫作，它不應僅僅是為了取悅某一文化傾向的讀者，而更應著眼于如何去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同時也是我們必須在每天的創(chuàng)作當中都去主動面對的問題”。

梁沙在本屆營員中年齡較長，大學畢業(yè)后，經歷了工作、辭職、創(chuàng)業(yè)，成為母親，接受采訪時，她已經又重回校園，開啟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生命賦予的，她又“如數奉還”，在詩歌寫作中探討了新時代女性面臨的更加隱形的、不易察覺的禁錮。她認為，生活與寫作的過程就是不斷“打破舒適區(qū)”的過程，“打破人生的、寫作的舒適區(qū)，讓我更真實地體味到存在的意義”。

事實上，寫作的意義也能同理觀之。任何個人的貢獻或許都是微小的，但正是那么多微小卻從未停歇的努力，才促成了龐大的意義。

朗誦會合影

（攝影：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