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的閱讀人生
大江健三郎
《讀書人》于2007年由日本集英社出版，作者大江健三郎時年72歲。作家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也先后于2011年、2019年出版了許金龍翻譯的中譯本。大江在《讀書人》中，誠摯地講述了其“讀書人”生涯，說他書房中的書與他血脈相連，指出其讀書特點是一種持續(xù)性閱讀，而其最重要的生活特點就是“與書為伴”。他在《讀書人》中文版自序中說：“該書不僅僅是‘讀書講義’，它還最為真實和詳盡地講述了當下的我本人是如何生活過來的，所期盼者為何物。”
《讀書人》由大江系列講座整理而成，具有口述體自傳的性質。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生活·讀書”是該書的主干部分，第二部分“‘晚期風格’之思想——全面閱讀薩義德”專門講述作家的薩義德閱讀體驗，整部書展現了生活、讀書、創(chuàng)作三位一體的大江的人生歷程?？梢哉f，這是一個作家的生命歷程，也是一個同時代讀書人、知識分子的生命歷程。
早期閱讀與創(chuàng)作生涯的開始
少年大江就愛上了閱讀。對于生活在偏僻村落里的當時的孩子而言，書籍是一種奢侈品。從9歲至13歲這五年間，大江只能反復閱讀一本書——馬克·吐溫的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這本書令少年大江深深地感受到了故事的魅力和語言的力量，大江終其一生的閱讀興趣由此生發(fā)。此后，從高中至大學時代，大江又先后邂逅了其人生中的四本重要書籍。
第一本是時任東京大學法國文學教授渡邊一夫的《法國文藝復興斷章》。當時正值“二戰(zhàn)”后不久，對于剛剛升入高中的大江而言，書中“唯有人文主義，才能夠拯救人們”等話語觸動了他。他了解到渡邊一夫是東京大學法國文學教授，便決定考入東京的大學，以便有機會親炙渡邊一夫，大江直言這是決定其人生軌跡的一本書。
第二本是《愛倫·坡詩集》，尤其其中《安娜貝爾·李》的日文譯文令高中二年級時的大江贊嘆不已，文字的力量再次震撼了大江，他說：“我開始對文學語言充滿驚異，這種感覺因為這本《愛倫·坡詩集》而萌醒了。”大江還發(fā)現了將英文原詩與日文譯詩進行對照閱讀的樂趣，由此獲得了一種對文體的感受力?！栋材蓉悹枴だ睢烦蔀橐环N近乎恒久的詩意想象，大江將這種詩意想象融入了2007年出版的晚期代表作之一《優(yōu)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栗早逝去》中。
第三本是大江在大一時邂逅的題名為《艾略特》的詩集，譯者是日本英國文學研究者深瀨基寬?！栋蕴亍分械挠⑽脑娕c日文譯詩印在同一頁上，令喜歡對照閱讀的大江感到了一種持久的閱讀魅力，他對《J·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譯文更是贊嘆不已，再次折服于語言的魅力。于是，他用大約半年時間持續(xù)地閱讀這本詩集，這種慢讀方式是大江重要的文學修煉方式之一。
第四本是大江在大二時邂逅的《奧登詩集》，也是深瀨基寬翻譯版，這本詩集的編排形式是將英文原詩附在詩集末尾。大江在閱讀這本《奧登詩集》的過程中，感到他所憧憬的現代文體清晰地顯現出來了，“在奧登題為《一九二九年》的詩歌里發(fā)現了非常優(yōu)美的文體，這種文體能夠更為確切地表現出現代社會中的事物。”
通過上述作品，大江不斷地思考著文章的表述方式，同時也思考著“人”的狀態(tài)問題。經過這種持續(xù)的閱讀和思考，大約兩年后，大江在1957年5月22日的《東京大學新聞》上發(fā)表了《奇妙的工作》，受到著名評論家平野謙的關注，《文學界》《新潮》《近代文學》等日本著名文藝雜志開始接連邀請他發(fā)表作品，大江長達六十余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由此揚帆起航。這是閱讀的力量，同時也是思考的力量。
敏銳的文體意識
大江文體似乎是一個說不完、道不盡的話題，有人詬病其濃郁的翻譯味，有人贊賞他將新語導入了日語世界。大江于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萬延元年的Football》是其獲獎代表作之一，大江在作品開篇部分使用“咽下”“內臟”等硬質漢語詞匯，導入“鈍痛”“沉重肉體”等詩歌意象，將安保斗爭失敗后的至暗時刻形容為“黎明前的黑暗”，并將“黑暗”中的無根、徒勞感表達得淋漓盡致，提示了一種全新的日語表達方式，內含引發(fā)語言革命的沖擊力。音樂家武滿徹贊揚大江的語言具有無與倫比的質感，且這種質感源自作家凝視內面世界時的清澈目光。松原新一也認為開篇部分內含絕妙的詩性隱喻，象征著小說主題的詩意表述。可以說，大江文學的語言、文體、思想三者密切相連，形成三位一體的相生或相克關系。
大江入讀東京大學法國文學專業(yè)后，熱衷于將法語文本與日語譯文進行對照閱讀，這不僅有助于法語學習，也深化著他對小說語言的認知。大三那年，大江終于寫出了短篇小說《奇妙的工作》。平野謙評價“作為短篇形式的完成度很高，還發(fā)現其內容亦富于新意。”
大江具有敏銳的文體意識，自言并非天生擁有出色文體者，而是在閱讀中不斷思考、不斷創(chuàng)新。渡邊一夫高度贊賞大江的這種閱讀抑或創(chuàng)作人生，他在大江臨近畢業(yè)之際，指導大江每三年選擇一個新的閱讀對象，然后集中閱讀其作品。大江長期恪守渡邊一夫的教誨，每隔三年便開啟新的閱讀模式，與閱讀對象進行著穿越時空的神游，并不斷地思考、創(chuàng)造著新的大江文體。
經典文學的滋養(yǎng)與撫慰
卡爾維諾說：“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苯浀涞闹刈x價值在于其深厚的精神底蘊和持久的價值魅力，它可以穿越時空，滋養(yǎng)靈魂，使生命升華。大江在其文學起步階段，曾經長期癡迷于詩語之美，在小說占據文學中心舞臺的時代，這也是一種與經典對話的方式。事實上，大江一生與書為伴，當他感到痛苦時，也會通過讀書排憂解煩。從《讀書人》中列舉的書目看，大江無疑是一位經典閱讀者。
青年大江曾經風光無限，1958年以短篇小說《飼育》獲得日本純文學大獎芥川獎，由此成為炙手可熱的日本文壇新人，當時他還是一名大學在校生。然而，天有不測風云。1963年出生的長子大江光患有先天性腦癱，大江的人生遭遇了沉重的一擊，他最終選擇了與殘疾兒共生之路，《個人的體驗》等作品即以此人生體驗為素材創(chuàng)作而成。大江光長到十四、十五歲時，開始遭遇嚴重的青春期煩惱，大江知道兒子“遇上了此前不曾經歷的痛苦”，他從兒子的目光中讀出了與威廉·布萊克詩歌中“悲嘆”一詞相近的情感，因而“理解了孩子的悲傷，理解了與此相接相連的自己的悲傷?！?/p>
這時，大江的腦海中浮現出威廉·布萊克的《小男孩的迷失》《小男孩的尋獲》《別人的痛楚》等詩歌。威廉·布萊克在《別人的痛楚》中寫道：“我能看著別人哀愁/而不覺得心里也難受？”“父親能看著孩子哭泣/而不覺得滿心戚戚？”“母親能坐著傾聽/幼兒發(fā)出恐懼的呻吟？/不，不，永遠不會，/永遠，永遠不會。”這些詩句帶著濃郁的哀傷氣質，大江從中還發(fā)現了詩語之美，并以《別人的痛楚》為例，指出該詩在展現布萊克根本精神的同時，還是柔美詩歌的典范。這些柔美的詩句帶來強大的精神力量，大江說他在那段時期一直通過閱讀布萊克的作品而獲得支撐，他還將這時期的情感體驗寫成了《新人呀，覺醒吧！》，這是經典的力量。
大江在50歲前后似乎遭遇了中年危機，對其漫長的創(chuàng)作生涯產生了懷疑。當然，大江再次通過閱讀超越了危機，從48歲至50歲的三年間，大江專心致志地閱讀了但丁的《神曲》，還大量閱讀了相關研究著作。這次閱讀為大江帶來嶄新的體驗，認為但丁表現了這個世界的“至上之物”。他高度評價約翰·羅斯金的但丁觀，將但丁想象力的核心定義為對終極真理的追尋。這是大江對經典價值的發(fā)現，經典為其內心帶來了明晰的坐標。大江以這三年的閱讀經驗為基礎創(chuàng)作了《致令人眷念之年的書信》。就這樣，大江不斷地從經典中汲取著力量，他在《讀書人》中寫道：“所謂經典，就這樣以各種形式一次次地為我們喚起全新的、深層的感受。尤其是步入老年之后，經典將會賦予我們豐富的經驗?！?/p>
走進薩義德
《讀書人》第二部分“‘晚期風格’之思想——全面閱讀薩義德”主要以大江閱讀薩義德的最后著作《論晚期風格：格格不入的音樂與文學》體驗為中心展開。1990年，55歲的大江第一次與薩義德交談，那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校區(qū)舉辦的一次學會上，此后二人一直保持著通信關系。2003年，薩義德去世后，大江重新閱讀了薩義德的全部著作，還為薩義德的最后一本著作《論晚期風格：格格不入的音樂與文學》寫了推介文?！巴砥陲L格”是基于對生命之流、時間之流的感悟，是對“超越時間的時間”的深邃想象。大江說他一面品味著愉悅，一面長期持續(xù)地閱讀著這本書，因為他也在思考他的“晚期風格”，希望再寫一部“晚期作品”。通過這種持續(xù)的閱讀與思考，大江創(chuàng)作了《晚年樣式集》，2013年由日本講談社出版。
實際上，薩義德的著作一直激勵著大江。1995年，那是大江獲得世界性文學聲譽的翌年，他再次感到筆力滯澀，陷入了短暫的彷徨。這時，薩義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進入他的視野，他在《讀書人》中回憶：
當時，我之所以考慮不再寫小說，是因為自己的小說逐漸背離歷史和現實，可以說，是鉆進了自我風格的神秘主義之中，我覺得這樣未免有些懶散，以致漸漸難以忍受。為批判陷于那種狀態(tài)中的自我，我將《文化與帝國主義》作為恰當的批評平臺。此外，以停寫小說為契機，我打算與一切文學性讀物斷絕關系，只閱讀其他領域的書籍，對于這種狀態(tài)中的我來說，《文化與帝國主義》這本書完整表現出了作者豐富、開闊和高雅的世界文學作品之展望，止歇了從年輕時便浸淫于文學中的我那種無論如何也無法遏制的、對于文學書籍的饑渴。
薩義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與《東方學》一起，并列為后殖民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通過大量西方小說文本，揭示了西方文化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之間的共謀關系，提供了宏闊的多元文化視角。大江為《文化與帝國主義》的豐厚而感動，他由此發(fā)現了新的航標，并意識到他的國家“主動接受文化帝國主義的統(tǒng)治”的現實面向?？梢哉f，對薩義德的持續(xù)閱讀和思考，使大江及其文學邁向了新的高度。
就這樣，大江在《讀書人》中介紹了他作為讀書人的一面，讀書和創(chuàng)作是大江生活的一體二面。大江文學與諸多書籍之間由此展現出深刻的互文關系，這也是大江與這些書籍之間的生命共振現象。威廉·布萊克詩歌的閱讀體驗與《新人啊，覺醒吧！》，馬爾科姆·勞里作品的閱讀體驗與短篇小說集《傾聽“雨樹”的女人們》《神曲》閱讀體驗與《致令人眷念之年的書信》，葉芝詩歌的閱讀體驗與《燃燒的綠樹》，愛倫·坡的《安娜貝爾·李》與《優(yōu)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栗早逝去》《晚年樣式集》與薩義德的《論晚期風格：格格不入的音樂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等等，不勝枚舉。然而，大江在《讀書人》中提及的閱讀體驗只是其漫長讀書生涯中的冰山一角，他在訪華期間，曾經反復提及魯迅文學的影響力。對于文體、經典、歷史與現實等問題的深入思考使大江文學具有了豐富的內涵。在愈發(fā)遠離文字的當下時代，大江文學還具有傳承經典的一面。讀書人大江的文學基于經典、傳承經典，它本身也將成為經典譜系中的一分子，這也是大江文學的品質之一。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